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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外祖父叫王宜青，留学日本学医，后又到德国攻读细菌学。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并在国民党政府做过防疫工作，后自己挂牌行医。
在天津时期，王宜青的长子王国华在南开学堂上学，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长女王棣华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和邓颖超是同班同学。次女王同华（即我的母亲）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低于邓颖超、王棣华的班次，但互相很熟悉。1918-1919年时，我母亲王同华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故他们交往甚密。在邓颖超保存的影集中，有一张她和当时同学们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原版本来是我母亲保存的（1959年我和我母亲去拜访周、邓夫妇时，我母亲提到有这张照片，邓要求寄给她复印后再寄回原照片，我母亲寄给了她，但原照却始终未寄还给我们。“文革”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登载了这张照片，
后又在网上发现了这张照片，才赶紧下载下来）。后因周恩来留学法国，他们之间也逐渐断了信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大姨把我们接到大后方重庆。也就是从1938年开始，我大姨和我母亲与周、邓又有了来往，他们曾一起去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校长张伯苓，并在津南村前留影（此照片由南开中学校史馆收藏）。抗战胜利后，周、邓去了南京，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又中断了。1956年，我的妹妹陳保英在公安部工作，曾遵母命去看望过他们，但没见到周，只见到了邓。
二
1957年春节后，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各国，回国路过重庆，在重庆逗留几天。我当时在重庆市话剧团工作，2月9日，我和团里的一些同志参加为总理举办的跳舞晚会，周总理喜欢和大家聊家常，当他问到我家情况时，知道了我母亲就是王同华，顿时十分兴奋，把我拉到李富春、李先念、贺龙、李井泉、任白戈等领导同志面前，激动地说：“她妈妈是王同华，和我及邓大姐在天津一起参加‘五四’运动……”随即转身对我说：“明天我要到你家看你妈妈去……”其他领导们马上表示不赞同，我也吓着了，连说：“让我妈妈来看您吧，让我妈妈来……”我当时感觉很意外，但总理的确不像是客气，是真诚的，这一刻似乎忘了自己是一国总理，而是像普通人一样，一副着急要去看望一位老朋友的神态。但任白戈市长仍是反对，其他领导也还是不同意。我记得当时总理真的有点发火了。他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就不能去看一下老朋友了？……”他一直问我，为什么解放后不去找他，家里怎样，父母身体怎样，还说到我有个妹妹叫陈保英等等，完全是长辈对老友和他们的子女的态度……我这才逐渐放松了下来。后来任市长和其他领导商量后，把我叫到一旁说第二天派车接我，再一起去接周总理，然后去我家看我母亲，还特别嘱咐我要保密，对我母亲和任何人都不许说。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意外，我当时整个人都处于蒙的状态，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车到重庆市话剧团把我接到西南局招待所，这是周总理和其他领导的下榻之处，他们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早饭。我在一旁等他们吃完饭，然后和总理以及一位便衣警卫秘书一起坐上汽车向我家驶去。我家住在重庆市长江岸边的解放东路望龙门对面的字中和巷里的一个大杂院中，院里两幢二层楼房相对，住有几十户人家。我们进大门时，我母亲正在大门旁公用的大厨房里做饭。我对她说：“有客人来看你了。”我母亲说：“先带到屋里坐吧。”我领总理和警卫秘书到我家屋里落座。我们家也就两间小房间，总共30来平米。总理他们坐在前屋，后面一间是我半身不遂的父亲躺在床上。不一会儿，我母亲走进屋来，才见到是总理来了，这才高兴地扬手打招呼，叫道：“啊，是翔宇……”马上手又落下，不好意思地说：“哦，总理……请坐！”总理见状，头向后扬哈哈大笑起来。总理先是亲切地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他们就高兴地谈了起来。聊起他们的过去，两人都像有说不完的话。到快吃午饭时，总理说他请客，想到过去在重庆时常去的豆花饭庄吃回锅肉，并问我大姨王棣华在什么地方住，如果方便也请他们夫妇一起来吃饭。
我和我母亲随总理和他的警卫秘书一起坐车到了那个小饭馆，楼下有两张圆桌。我们上了楼，楼梯摇摇晃晃，楼上也只摆了两张圆桌就无空地了。一张圆桌已有三位客人在吃饭，我们占了另一张。总理背对吃饭的客人坐下，和我们说说笑笑，不久大姨夫妇也到了。总理一边点菜，一边又和大家聊起家常。过了一会，一位吃饭的客人走到总理身边，小心地问：“您是总理吗？”总理笑着说：“是啊，你们下去了不要乱说。”那三人高兴地和总理握了手就下楼去了。饭后，司机分别送我母亲和大姨夫妇回家， 我和总理及警卫秘书坐车回观音岩重庆市话剧团。
那天我们团正在演《日出》的日场，总理坚持要看演出。车停在观音岩到市话剧团的路口，要爬不少坡才能到剧团。总理翻起他的呢大衣领子，压低帽檐，和我们俩一起步行上坡。在路上，我向总理提起我们团长张莺过去是孩子剧团的。没想到，一提到张莺，总理居然连说，记得，记得。到了团里，演出还未开始，我领他们到办公室。那时的办公室非常简陋，两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几把木椅子。我搬了把椅子让总理坐下，转身马上去告诉张莺团长总理要见她。张莺进来后，扑在总理身前，跪在了地上，两手扶着总理的腿哭了起来。总理仍然那样昂头哈哈笑着与张莺握手。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了，只是张莺那孩子般的状态却让我久久难忘……总理提出想看看大家居住的状况，我们就陪他在团里到处走走。看到我们新盖起不久的红宿舍楼，他说比北京人艺的宿舍楼强多了。开演后不久，他从化妆间下到观众席，弯身静静地走到座位前坐下。那次他因事提前离开，只看了两幕。2月11日又来看了后两幕，看完后和全体演职员座谈、合影。
三
1958年，组织批准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上学。上学的事我没有告诉周总理。1959年，我母亲来北京看我，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想去拜访总理夫妇。我与母亲于1959年6月21日到中南海西花厅拜访了总理夫妇，他们留我们吃午饭，一直和母亲高兴地交谈，谈的都是过去的事，当问及我大舅王国华为什么不回国时，总理说，让他回来吧，会有工作的。我母亲说，已经联系不上了。后又分别问及我二舅王元华、三舅王祥华怎么样。邓颖超问及我母亲的健康情况，母亲说，检查出了卵巢有囊肿，要做手术。邓频频提到一定要做手术，临走前给我母亲200元做手术费，还给了一些衣料、手提包及一张两人签名的合影，但合影在“文革”中失落了。那次还见到周的侄儿周尔均夫妇，我们一起在西花厅外合影。在我的记忆里，这次见面感到周邓二人十分亲切。他们真是不忘旧交，从此他们在我心中就是我母亲的老朋友，叫他们周伯伯、邓阿姨，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 这以后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1963年大学毕业前，都曾去过西花厅，都是周伯伯办公室打电话找我去。见面后，一般都是问我父母情况，有什么困难；问我学校的情况；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等等。我因为觉得他们是长辈，所以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绝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他们从来也不斥责我。比如三年困难时期，周伯伯问我父母生活状况，我坦率地说，他们粮食不够，上面发一种树根磨的红粉吃得解不出大便。他问我社会治安状况怎样，我说，听我母亲说街上有人抢东西，我母亲刚买两个包子，有人就从她手上抢走了等等。我说，听人讲四川乡下有饿死人的事，他怪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我说我母亲不让我告诉你。周说，他们总是有些补助，可以分些给我父母。之后，听我母亲说，他们派人给我父母送了些豆面、白糖等东西。那时我们在学校吃野菜粥，我因为饥饿浮肿，他们看到我那个样子，非要我去看大夫，非要我把药方寄给他们。后来我看了中医，真把药方给他们寄去了。在一个星期日，他们真的派人把药送到我宿舍里，我心中真是十分感激。
1963年我大学毕业前，周伯伯办公室打电话到学校办公室找我，正好星期天我不在学校，结果没找到我。我回来后，系党委找到我说，让我星期一别上课了，周总理要我去他那里。星期一上午，我去了，他正在等我。他说，他要给63届全北京大学毕业生作报告，要听听我了解的大学毕业生的状况，给他提供些信息。我完全没有顾忌，尽我所能，就我当时看问题的水平说出我对各方面的看法并提出问题……他非常耐心仔细地听着，并在某些问题上给我纠正和指点，让我畅所欲言，我感到特别亲切。建国以后，他每年都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1963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的报告是他最后一次。
四
让我最难忘怀的是我和我妹妹陈保平1965年和周伯伯见面的情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我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大约是1965年初秋，我妹妹陈保平从重庆来北京出差，住在附中我的宿舍里。她说，母亲让我们去看看周伯伯夫妇。我打电话后，邓阿姨回电话说，西花厅在大装修，他们搬到香山暂住，去那里很不方便，这次就见不着了，并很是关心地问了我父母的情况。但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又打来电话找我，说总理想见我们姐妹俩，让马上去。正好我没课，到宿舍找到保平，就立即来到西花厅。见西花厅真的在装修，家具全搬空了，门口有三张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旁留给我和保平。他问了问我们家中的情况及我们工作单位的情况，那时正是批 《海瑞罢官》及《三家村》 的时候，学校里乱哄哄的，我们也如实地反映了情况，他突然问：“你们会打乒乓球吗？”我们说，会打一些。于是他要我们陪他打乒乓球，领我们到他正房旁的一间放着一张乒乓球台的房间，我们两人和他对打起来，也不知礼让，乱打乱抽，他却很高兴。正在兴头上，一位秘书夹着公文包进来说：“总理，该开会去了。”他很遗憾地放下拍子，我们一起走出来，到厅门口的台阶上，周伯伯站住突然說：“咱们唱个歌吧！你们会唱红梅赞吗？”我们说会，他就起了个调，一只手打拍子带头唱了起来，唱得很起劲。但我看到站在身后的秘书焦急地催着：“该开会了。汽车正在院中等着。”唱完一段，我说：“周伯伯，您该开会去了吧。”他无奈地停下说：“陪你们玩不成了，好，下次吧。”我们送他上了汽车，他向我们挥挥手。等车开走后，我们也走了出来。
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分别就成了我们和他们的永别了。周伯伯和邓阿姨留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什么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我母亲非常熟悉要好的老朋友，是我们的长辈，是亲切而平和的长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我母亲由重庆来北京，大约在夏季，她和韩权华（卫立煌夫人）等人一起去看望过邓颖超同志。1982年我母亲去世。这是她最后一次与邓颖超同志相聚。
（摘自3月12日《经济观察报》）
我的外祖父叫王宜青，留学日本学医，后又到德国攻读细菌学。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并在国民党政府做过防疫工作，后自己挂牌行医。
在天津时期，王宜青的长子王国华在南开学堂上学，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长女王棣华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和邓颖超是同班同学。次女王同华（即我的母亲）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低于邓颖超、王棣华的班次，但互相很熟悉。1918-1919年时，我母亲王同华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故他们交往甚密。在邓颖超保存的影集中，有一张她和当时同学们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原版本来是我母亲保存的（1959年我和我母亲去拜访周、邓夫妇时，我母亲提到有这张照片，邓要求寄给她复印后再寄回原照片，我母亲寄给了她，但原照却始终未寄还给我们。“文革”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登载了这张照片，
后又在网上发现了这张照片，才赶紧下载下来）。后因周恩来留学法国，他们之间也逐渐断了信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大姨把我们接到大后方重庆。也就是从1938年开始，我大姨和我母亲与周、邓又有了来往，他们曾一起去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校长张伯苓，并在津南村前留影（此照片由南开中学校史馆收藏）。抗战胜利后，周、邓去了南京，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又中断了。1956年，我的妹妹陳保英在公安部工作，曾遵母命去看望过他们，但没见到周，只见到了邓。
二
1957年春节后，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各国，回国路过重庆，在重庆逗留几天。我当时在重庆市话剧团工作，2月9日，我和团里的一些同志参加为总理举办的跳舞晚会，周总理喜欢和大家聊家常，当他问到我家情况时，知道了我母亲就是王同华，顿时十分兴奋，把我拉到李富春、李先念、贺龙、李井泉、任白戈等领导同志面前，激动地说：“她妈妈是王同华，和我及邓大姐在天津一起参加‘五四’运动……”随即转身对我说：“明天我要到你家看你妈妈去……”其他领导们马上表示不赞同，我也吓着了，连说：“让我妈妈来看您吧，让我妈妈来……”我当时感觉很意外，但总理的确不像是客气，是真诚的，这一刻似乎忘了自己是一国总理，而是像普通人一样，一副着急要去看望一位老朋友的神态。但任白戈市长仍是反对，其他领导也还是不同意。我记得当时总理真的有点发火了。他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就不能去看一下老朋友了？……”他一直问我，为什么解放后不去找他，家里怎样，父母身体怎样，还说到我有个妹妹叫陈保英等等，完全是长辈对老友和他们的子女的态度……我这才逐渐放松了下来。后来任市长和其他领导商量后，把我叫到一旁说第二天派车接我，再一起去接周总理，然后去我家看我母亲，还特别嘱咐我要保密，对我母亲和任何人都不许说。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意外，我当时整个人都处于蒙的状态，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车到重庆市话剧团把我接到西南局招待所，这是周总理和其他领导的下榻之处，他们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早饭。我在一旁等他们吃完饭，然后和总理以及一位便衣警卫秘书一起坐上汽车向我家驶去。我家住在重庆市长江岸边的解放东路望龙门对面的字中和巷里的一个大杂院中，院里两幢二层楼房相对，住有几十户人家。我们进大门时，我母亲正在大门旁公用的大厨房里做饭。我对她说：“有客人来看你了。”我母亲说：“先带到屋里坐吧。”我领总理和警卫秘书到我家屋里落座。我们家也就两间小房间，总共30来平米。总理他们坐在前屋，后面一间是我半身不遂的父亲躺在床上。不一会儿，我母亲走进屋来，才见到是总理来了，这才高兴地扬手打招呼，叫道：“啊，是翔宇……”马上手又落下，不好意思地说：“哦，总理……请坐！”总理见状，头向后扬哈哈大笑起来。总理先是亲切地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他们就高兴地谈了起来。聊起他们的过去，两人都像有说不完的话。到快吃午饭时，总理说他请客，想到过去在重庆时常去的豆花饭庄吃回锅肉，并问我大姨王棣华在什么地方住，如果方便也请他们夫妇一起来吃饭。
我和我母亲随总理和他的警卫秘书一起坐车到了那个小饭馆，楼下有两张圆桌。我们上了楼，楼梯摇摇晃晃，楼上也只摆了两张圆桌就无空地了。一张圆桌已有三位客人在吃饭，我们占了另一张。总理背对吃饭的客人坐下，和我们说说笑笑，不久大姨夫妇也到了。总理一边点菜，一边又和大家聊起家常。过了一会，一位吃饭的客人走到总理身边，小心地问：“您是总理吗？”总理笑着说：“是啊，你们下去了不要乱说。”那三人高兴地和总理握了手就下楼去了。饭后，司机分别送我母亲和大姨夫妇回家， 我和总理及警卫秘书坐车回观音岩重庆市话剧团。
那天我们团正在演《日出》的日场，总理坚持要看演出。车停在观音岩到市话剧团的路口，要爬不少坡才能到剧团。总理翻起他的呢大衣领子，压低帽檐，和我们俩一起步行上坡。在路上，我向总理提起我们团长张莺过去是孩子剧团的。没想到，一提到张莺，总理居然连说，记得，记得。到了团里，演出还未开始，我领他们到办公室。那时的办公室非常简陋，两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几把木椅子。我搬了把椅子让总理坐下，转身马上去告诉张莺团长总理要见她。张莺进来后，扑在总理身前，跪在了地上，两手扶着总理的腿哭了起来。总理仍然那样昂头哈哈笑着与张莺握手。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了，只是张莺那孩子般的状态却让我久久难忘……总理提出想看看大家居住的状况，我们就陪他在团里到处走走。看到我们新盖起不久的红宿舍楼，他说比北京人艺的宿舍楼强多了。开演后不久，他从化妆间下到观众席，弯身静静地走到座位前坐下。那次他因事提前离开，只看了两幕。2月11日又来看了后两幕，看完后和全体演职员座谈、合影。
三
1958年，组织批准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上学。上学的事我没有告诉周总理。1959年，我母亲来北京看我，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想去拜访总理夫妇。我与母亲于1959年6月21日到中南海西花厅拜访了总理夫妇，他们留我们吃午饭，一直和母亲高兴地交谈，谈的都是过去的事，当问及我大舅王国华为什么不回国时，总理说，让他回来吧，会有工作的。我母亲说，已经联系不上了。后又分别问及我二舅王元华、三舅王祥华怎么样。邓颖超问及我母亲的健康情况，母亲说，检查出了卵巢有囊肿，要做手术。邓频频提到一定要做手术，临走前给我母亲200元做手术费，还给了一些衣料、手提包及一张两人签名的合影，但合影在“文革”中失落了。那次还见到周的侄儿周尔均夫妇，我们一起在西花厅外合影。在我的记忆里，这次见面感到周邓二人十分亲切。他们真是不忘旧交，从此他们在我心中就是我母亲的老朋友，叫他们周伯伯、邓阿姨，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 这以后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1963年大学毕业前，都曾去过西花厅，都是周伯伯办公室打电话找我去。见面后，一般都是问我父母情况，有什么困难；问我学校的情况；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等等。我因为觉得他们是长辈，所以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绝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他们从来也不斥责我。比如三年困难时期，周伯伯问我父母生活状况，我坦率地说，他们粮食不够，上面发一种树根磨的红粉吃得解不出大便。他问我社会治安状况怎样，我说，听我母亲说街上有人抢东西，我母亲刚买两个包子，有人就从她手上抢走了等等。我说，听人讲四川乡下有饿死人的事，他怪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我说我母亲不让我告诉你。周说，他们总是有些补助，可以分些给我父母。之后，听我母亲说，他们派人给我父母送了些豆面、白糖等东西。那时我们在学校吃野菜粥，我因为饥饿浮肿，他们看到我那个样子，非要我去看大夫，非要我把药方寄给他们。后来我看了中医，真把药方给他们寄去了。在一个星期日，他们真的派人把药送到我宿舍里，我心中真是十分感激。
1963年我大学毕业前，周伯伯办公室打电话到学校办公室找我，正好星期天我不在学校，结果没找到我。我回来后，系党委找到我说，让我星期一别上课了，周总理要我去他那里。星期一上午，我去了，他正在等我。他说，他要给63届全北京大学毕业生作报告，要听听我了解的大学毕业生的状况，给他提供些信息。我完全没有顾忌，尽我所能，就我当时看问题的水平说出我对各方面的看法并提出问题……他非常耐心仔细地听着，并在某些问题上给我纠正和指点，让我畅所欲言，我感到特别亲切。建国以后，他每年都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1963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的报告是他最后一次。
四
让我最难忘怀的是我和我妹妹陈保平1965年和周伯伯见面的情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我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大约是1965年初秋，我妹妹陈保平从重庆来北京出差，住在附中我的宿舍里。她说，母亲让我们去看看周伯伯夫妇。我打电话后，邓阿姨回电话说，西花厅在大装修，他们搬到香山暂住，去那里很不方便，这次就见不着了，并很是关心地问了我父母的情况。但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又打来电话找我，说总理想见我们姐妹俩，让马上去。正好我没课，到宿舍找到保平，就立即来到西花厅。见西花厅真的在装修，家具全搬空了，门口有三张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旁留给我和保平。他问了问我们家中的情况及我们工作单位的情况，那时正是批 《海瑞罢官》及《三家村》 的时候，学校里乱哄哄的，我们也如实地反映了情况，他突然问：“你们会打乒乓球吗？”我们说，会打一些。于是他要我们陪他打乒乓球，领我们到他正房旁的一间放着一张乒乓球台的房间，我们两人和他对打起来，也不知礼让，乱打乱抽，他却很高兴。正在兴头上，一位秘书夹着公文包进来说：“总理，该开会去了。”他很遗憾地放下拍子，我们一起走出来，到厅门口的台阶上，周伯伯站住突然說：“咱们唱个歌吧！你们会唱红梅赞吗？”我们说会，他就起了个调，一只手打拍子带头唱了起来，唱得很起劲。但我看到站在身后的秘书焦急地催着：“该开会了。汽车正在院中等着。”唱完一段，我说：“周伯伯，您该开会去了吧。”他无奈地停下说：“陪你们玩不成了，好，下次吧。”我们送他上了汽车，他向我们挥挥手。等车开走后，我们也走了出来。
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分别就成了我们和他们的永别了。周伯伯和邓阿姨留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什么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我母亲非常熟悉要好的老朋友，是我们的长辈，是亲切而平和的长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我母亲由重庆来北京，大约在夏季，她和韩权华（卫立煌夫人）等人一起去看望过邓颖超同志。1982年我母亲去世。这是她最后一次与邓颖超同志相聚。
（摘自3月12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