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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发展速度飞快，尤其体现在小说和诗歌方面，同时，英国期刊散文在当时也红极一时。随着西方工业的发展，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写作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谋生的特殊职业，很多英国文学作家转变了思想成熟、文字高雅的写作形式，开始迎合普通读者的兴趣进行写作。同时，英国期刊散文作家也逐渐出现了分化，作为“精英”作家代表的阵营向其他期刊散文作家进行人身攻击和现实批判，由此形成了“伦敦佬”的文化争端。
关键词：英国文学 《伊利亚随笔》 期刊文学
一 19世纪英国期刊文学的发展
1750年至1850年之间，英国处于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对于其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者，英国全国生产状况发生了改变，机械进入了各行各业，并在市场中获得了好的推广。在当时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竞争获得了空前解放，各行业也都通过分析自身的剩余价值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自身在市场竞争的优势。在此背景下，英国文化观念也随之做出了变化。
期刊一直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发展到19世纪却受到了不同传统观念的冲击。期刊文学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与消费主义有密切联系，这就导致文学市场化严重，作者写作的目的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分享文学价值转变为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导致了文学价值的丢失，一些优秀的作家写作思维迷茫和混乱。同时，部分作家反对市场对文学的冲击，提出了反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还有部分作家向低俗期刊发出了挑战，公开批评其自身的无知，缺乏文学基本素养，讽刺他们过于自我，这就是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伦敦佬”的争端。
兰姆作为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其风格完全不同于英国湖畔派诗歌，他的随笔《伊利亚》，通过人物来反映自身对城市的观念，借助一位既是杂志撰稿人又是贸易公司的职员，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借助语言表达了其自身写作风格，与传统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讽刺了传统作家对期刊文学发展的焦虑情绪，也以个人的口吻呈现了其对于“伦敦佬”的回应，由此融合了城市文学和消费主义文学，化解了两者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隔阂。本文主要结合当时英国历史语境，将兰姆以“期刊作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了兰姆的伊利亚式所呈现的反焦虑和反争端，也就提出了当时创作《伊利亚随笔》与19世纪英国期刊文学的发展关系。
二 《伊利亚随笔》对英国期刊散文焦虑的消解
兰姆作为英国当时著名作家中一员，同样也怀有当时作家所共有的焦虑感情，对于过于发展的期刊文学保持谨慎态度。
兰姆为了消除自身对期刊文学的焦虑，结合当时背景写作了《伊利亚随笔》，通过故事主人公展现了其个人思潮。《牛津度假记》中的伊利亚具备两个身份，他既是文学创作者，又是公司小职员，该段经历描写主要从人物的身份入手，从描写中解脱出人物属性，释放更多的自由。
《牛津度假记》进行阐述之前，在《南海公司回忆》中，伊利亚就对所使用的人物表达方式进行了说明，并且指出人物的虚构性。此后，在《牛津度假记》的写作过程中继续采用这种记叙方式，保持原有的写作风格。再进入正题之前，便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其记叙方式，伊利亚指出在进行鉴定画家作品时要进行确认其作者，才能判定。同时，在进行评阅其书写的文章时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并提出了“署名上的伊利亚究竟是谁”。从当时所处的文学环境来看，19世纪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比较关心的是作家的个人生活细节问题，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涵义却漠不关心，因此，研究作者的生活内情则成了关注的焦点。比如《南海公司回忆》这本书，人们只是将重点放在了伊利亚的身份上，同时《牛津度假记》一文中，将这类幻想延伸下去，伊利亚所回应的方式则是嘲讽“伊利亚本身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一支鹅毛笔来转的，和患病的病人一样同样需要打点滴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伊利亚虽然肯定了很多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但是说过这些话以后，伊利亚想通过别的方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正是，和你们想的一样，我不能否定：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重心，每天工作都需要重复的工作，当你们这些骚人墨客在全身放松的时候，而我却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各种布匹上，它也许是蓝靛，也可能是生丝，这就是我每天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通过这些话，作品不仅将人物的消费主义观和具有完美想象力的人物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也表达出了人生的无奈和黯淡。与此同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它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演绎到了极致，伊利亚并没用太多的笔墨刻画一个没有工作重心的小职员的内心，而是通过语言表达符合给读者以充分遐想的空间。在这里，伊利亚所采用的方式是生动的比喻，他将自己在工作所受到的压力比作为一只无法前进的骏马，但是一旦得到自由就会脱缰而去。作者以这样的比喻方式完成了对一个小小的公司职员的身份嘲讽。而对于鉴赏家们，伊利亚则以娱乐性的手法给予了答复，以肯定的方式表达出了城市中存在的两种职业，一个是碌碌无为的职员，一个则是忙忙碌碌的作家，在表达这两种职业方式的同时还表达出了他的商品消费观。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下，伊利亚既是职员又是作家的身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过，伊利亚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全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伊利亚的职员与作家的身份被固定了，但是，真正活着的伊利亚的身份却是模糊的，令人猜摸不透的。
在下一个层面则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乔治·代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学者属于充满爱心却又思想涣散的人物。在书中，伊利亚多次强调读者们看人要看本质而不是看长相如何。这位有爱心的人物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认真工作的态度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与伊利亚自身情况相同，他们都属于剑桥大学的外来人物，在讨论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成立时间的时候，代尔的态度非常执着，“在其它领域得到的与剑桥大学建校有关的资料时，他就会以这为凭据进一步确定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具体成立时间”。不过这些问题对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校长及执行人物来讲没有多大关系，“这两个学院的首脑只是想通过学校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带来更多的生源，对于学校的建校时间仿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书中又进一步描写了代尔的精神世界，在读者看来，他属于那种头脑不清醒的人，但是，在代尔的内心世界，他却充满了幻想：“此时此刻，他不是在这座山就是身处帕纳萨斯山翱翔，正在和柏拉图或者哈灵顿神游……”而在文章的结尾，伊利尔所呈现出来的代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以一名讲解员的身份带领读者穿插于学校的厅堂楼榭，走遍学校的各个角落，使读者对代尔无形中增加了崇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与代尔一起神游到充满幻想的自由，而伊利亚也达到了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脱离出来的目的，实现了自己对自由世界的向往。 三 兰姆对英国期刊散文中“伦敦佬”的消解
在对“伦敦佬”的讨论过程中，书中《布莱克伍德杂志》把亨特等人的身份界定在“伦敦佬”，主要原因是当时批评家的观点是，亨特身上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非常突出的小人物形象，而对于这些权威感非常强的批评家们来讲，对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屑一顾的，所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亨特进行批判，手段相当激烈和尖锐。文中通过批判的形式将批评家们与亨特的身份界线区分开来，两者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通过兰姆表达出来的人物，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伦敦佬们提供精神上的援助，同时也是在一系列的事件上发泄出内心的焦虑。我们不难看出，兰姆在1921年8月出版的《情之偏颇》和1922年6月出版的《闲话读书》两本散文中，对于批评学家的挑战已经显现出来：前面的情况是兰姆通过恰到好处的设计达到了自我批评的目的，而在后面则主要通过嘲讽性的方式完成了批判。
伊利亚在《情之偏颇》中，对于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开场白有着不同的看法，布朗爵士说道：“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对人非常慷慨，对世界万物都非常有博爱之心，从来不存在讨厌或反感，并且对于世界万物保持的态度对是一样”。布朗爵士这样的思想表达完全忽略了伊利亚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在不同的概念中会有不同的个性表现的看法，所以伊利亚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下面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伊利亚通过不同的体验反射出来布朗爵士的观点是错误的：布朗爵士的观点是在整体大气层，但伊利亚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却是真实的。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伊利亚将自己的性格与爱好展示给世人：“我不能否定，我不管是对自己的同胞还是整个民族，我自己始终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人和事物的……表达得更详细些，就是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喜欢和厌恶，带有同情或者绝情的因素。”在文章中，伊利亚不断为自己的观点找理由。伊利亚谈到，他的同情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们无法躲避的宇宙世界之中，所谓的同情也是个人理性的看法，他说的一切也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提出来的。伊利亚非常侧重于人生和非理性的说法，他认为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人类表现出来的不可能都是完美，假如出现不完美的声音的话，也是世人认可的结果。事实上，这正是人们本身特性的一个诠释。同时，伊利亚在他所编著的《流行的谬论》系列中谈到写作的不同特点时，引用了泰普尔的一些观点，同时也验证他自己提出的观点，不管人们进化到什么程度，都会具有儿时的童真。伊利亚谈到，对于感情的理解可以通过批评的渠道来完成。
四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在19世纪的英国期刊杂志所表现出来的作用是其它媒介所无法替代的，而兰姆这个19世纪期刊作家的领军人物，他通过《伊利亚随笔》的形式，既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英国文学环境，同时又表现出来了英国的文化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英国政治和经济权利合法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惠：《从〈伊利亚随笔〉中见证坎坷人生途中达观的兰姆》，《疯狂英语》（教师版），2012年第4期。
[2] 王春景：《误读与影响——五四散文和英国散文的关系》，《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 颜红菲：《科学精神与十七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形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 刘云、靳明全：《论张放的散文特色——兼与英国随笔精神比较》，《当代文坛》，2011年第3期。
[5] 颜红菲：《社会文化因素对十七世纪英国散文的影响》，《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6] 颜红菲：《英国现代散文的兴起与成型》，《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7] 张艳丰：《译者主体性与散文翻译——〈英国乡村〉两种译本的个案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 张建国：《英国生态散文的璀璨明珠——赫德逊散文的生态意蕴管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9] 吴佩芬：《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意识形态制控——以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重构为例》，《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10] 张金凤：《19世纪英国文学中女性疯癫现象探源——以〈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为例》，《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年第8期。
（杨宪平，西安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英国文学 《伊利亚随笔》 期刊文学
一 19世纪英国期刊文学的发展
1750年至1850年之间，英国处于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对于其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者，英国全国生产状况发生了改变，机械进入了各行各业，并在市场中获得了好的推广。在当时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竞争获得了空前解放，各行业也都通过分析自身的剩余价值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自身在市场竞争的优势。在此背景下，英国文化观念也随之做出了变化。
期刊一直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发展到19世纪却受到了不同传统观念的冲击。期刊文学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与消费主义有密切联系，这就导致文学市场化严重，作者写作的目的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分享文学价值转变为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导致了文学价值的丢失，一些优秀的作家写作思维迷茫和混乱。同时，部分作家反对市场对文学的冲击，提出了反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还有部分作家向低俗期刊发出了挑战，公开批评其自身的无知，缺乏文学基本素养，讽刺他们过于自我，这就是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伦敦佬”的争端。
兰姆作为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其风格完全不同于英国湖畔派诗歌，他的随笔《伊利亚》，通过人物来反映自身对城市的观念，借助一位既是杂志撰稿人又是贸易公司的职员，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借助语言表达了其自身写作风格，与传统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讽刺了传统作家对期刊文学发展的焦虑情绪，也以个人的口吻呈现了其对于“伦敦佬”的回应，由此融合了城市文学和消费主义文学，化解了两者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隔阂。本文主要结合当时英国历史语境，将兰姆以“期刊作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了兰姆的伊利亚式所呈现的反焦虑和反争端，也就提出了当时创作《伊利亚随笔》与19世纪英国期刊文学的发展关系。
二 《伊利亚随笔》对英国期刊散文焦虑的消解
兰姆作为英国当时著名作家中一员，同样也怀有当时作家所共有的焦虑感情，对于过于发展的期刊文学保持谨慎态度。
兰姆为了消除自身对期刊文学的焦虑，结合当时背景写作了《伊利亚随笔》，通过故事主人公展现了其个人思潮。《牛津度假记》中的伊利亚具备两个身份，他既是文学创作者，又是公司小职员，该段经历描写主要从人物的身份入手，从描写中解脱出人物属性，释放更多的自由。
《牛津度假记》进行阐述之前，在《南海公司回忆》中，伊利亚就对所使用的人物表达方式进行了说明，并且指出人物的虚构性。此后，在《牛津度假记》的写作过程中继续采用这种记叙方式，保持原有的写作风格。再进入正题之前，便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其记叙方式，伊利亚指出在进行鉴定画家作品时要进行确认其作者，才能判定。同时，在进行评阅其书写的文章时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并提出了“署名上的伊利亚究竟是谁”。从当时所处的文学环境来看，19世纪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比较关心的是作家的个人生活细节问题，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涵义却漠不关心，因此，研究作者的生活内情则成了关注的焦点。比如《南海公司回忆》这本书，人们只是将重点放在了伊利亚的身份上，同时《牛津度假记》一文中，将这类幻想延伸下去，伊利亚所回应的方式则是嘲讽“伊利亚本身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一支鹅毛笔来转的，和患病的病人一样同样需要打点滴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伊利亚虽然肯定了很多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但是说过这些话以后，伊利亚想通过别的方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正是，和你们想的一样，我不能否定：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重心，每天工作都需要重复的工作，当你们这些骚人墨客在全身放松的时候，而我却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各种布匹上，它也许是蓝靛，也可能是生丝，这就是我每天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通过这些话，作品不仅将人物的消费主义观和具有完美想象力的人物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也表达出了人生的无奈和黯淡。与此同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它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演绎到了极致，伊利亚并没用太多的笔墨刻画一个没有工作重心的小职员的内心，而是通过语言表达符合给读者以充分遐想的空间。在这里，伊利亚所采用的方式是生动的比喻，他将自己在工作所受到的压力比作为一只无法前进的骏马，但是一旦得到自由就会脱缰而去。作者以这样的比喻方式完成了对一个小小的公司职员的身份嘲讽。而对于鉴赏家们，伊利亚则以娱乐性的手法给予了答复，以肯定的方式表达出了城市中存在的两种职业，一个是碌碌无为的职员，一个则是忙忙碌碌的作家，在表达这两种职业方式的同时还表达出了他的商品消费观。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下，伊利亚既是职员又是作家的身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过，伊利亚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全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伊利亚的职员与作家的身份被固定了，但是，真正活着的伊利亚的身份却是模糊的，令人猜摸不透的。
在下一个层面则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乔治·代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学者属于充满爱心却又思想涣散的人物。在书中，伊利亚多次强调读者们看人要看本质而不是看长相如何。这位有爱心的人物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认真工作的态度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与伊利亚自身情况相同，他们都属于剑桥大学的外来人物，在讨论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成立时间的时候，代尔的态度非常执着，“在其它领域得到的与剑桥大学建校有关的资料时，他就会以这为凭据进一步确定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具体成立时间”。不过这些问题对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校长及执行人物来讲没有多大关系，“这两个学院的首脑只是想通过学校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带来更多的生源，对于学校的建校时间仿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书中又进一步描写了代尔的精神世界，在读者看来，他属于那种头脑不清醒的人，但是，在代尔的内心世界，他却充满了幻想：“此时此刻，他不是在这座山就是身处帕纳萨斯山翱翔，正在和柏拉图或者哈灵顿神游……”而在文章的结尾，伊利尔所呈现出来的代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以一名讲解员的身份带领读者穿插于学校的厅堂楼榭，走遍学校的各个角落，使读者对代尔无形中增加了崇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与代尔一起神游到充满幻想的自由，而伊利亚也达到了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脱离出来的目的，实现了自己对自由世界的向往。 三 兰姆对英国期刊散文中“伦敦佬”的消解
在对“伦敦佬”的讨论过程中，书中《布莱克伍德杂志》把亨特等人的身份界定在“伦敦佬”，主要原因是当时批评家的观点是，亨特身上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非常突出的小人物形象，而对于这些权威感非常强的批评家们来讲，对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屑一顾的，所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亨特进行批判，手段相当激烈和尖锐。文中通过批判的形式将批评家们与亨特的身份界线区分开来，两者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通过兰姆表达出来的人物，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伦敦佬们提供精神上的援助，同时也是在一系列的事件上发泄出内心的焦虑。我们不难看出，兰姆在1921年8月出版的《情之偏颇》和1922年6月出版的《闲话读书》两本散文中，对于批评学家的挑战已经显现出来：前面的情况是兰姆通过恰到好处的设计达到了自我批评的目的，而在后面则主要通过嘲讽性的方式完成了批判。
伊利亚在《情之偏颇》中，对于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开场白有着不同的看法，布朗爵士说道：“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对人非常慷慨，对世界万物都非常有博爱之心，从来不存在讨厌或反感，并且对于世界万物保持的态度对是一样”。布朗爵士这样的思想表达完全忽略了伊利亚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在不同的概念中会有不同的个性表现的看法，所以伊利亚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下面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伊利亚通过不同的体验反射出来布朗爵士的观点是错误的：布朗爵士的观点是在整体大气层，但伊利亚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却是真实的。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伊利亚将自己的性格与爱好展示给世人：“我不能否定，我不管是对自己的同胞还是整个民族，我自己始终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人和事物的……表达得更详细些，就是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喜欢和厌恶，带有同情或者绝情的因素。”在文章中，伊利亚不断为自己的观点找理由。伊利亚谈到，他的同情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们无法躲避的宇宙世界之中，所谓的同情也是个人理性的看法，他说的一切也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提出来的。伊利亚非常侧重于人生和非理性的说法，他认为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人类表现出来的不可能都是完美，假如出现不完美的声音的话，也是世人认可的结果。事实上，这正是人们本身特性的一个诠释。同时，伊利亚在他所编著的《流行的谬论》系列中谈到写作的不同特点时，引用了泰普尔的一些观点，同时也验证他自己提出的观点，不管人们进化到什么程度，都会具有儿时的童真。伊利亚谈到，对于感情的理解可以通过批评的渠道来完成。
四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在19世纪的英国期刊杂志所表现出来的作用是其它媒介所无法替代的，而兰姆这个19世纪期刊作家的领军人物，他通过《伊利亚随笔》的形式，既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英国文学环境，同时又表现出来了英国的文化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英国政治和经济权利合法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惠：《从〈伊利亚随笔〉中见证坎坷人生途中达观的兰姆》，《疯狂英语》（教师版），2012年第4期。
[2] 王春景：《误读与影响——五四散文和英国散文的关系》，《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 颜红菲：《科学精神与十七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形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 刘云、靳明全：《论张放的散文特色——兼与英国随笔精神比较》，《当代文坛》，2011年第3期。
[5] 颜红菲：《社会文化因素对十七世纪英国散文的影响》，《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6] 颜红菲：《英国现代散文的兴起与成型》，《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7] 张艳丰：《译者主体性与散文翻译——〈英国乡村〉两种译本的个案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 张建国：《英国生态散文的璀璨明珠——赫德逊散文的生态意蕴管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9] 吴佩芬：《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意识形态制控——以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重构为例》，《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10] 张金凤：《19世纪英国文学中女性疯癫现象探源——以〈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为例》，《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年第8期。
（杨宪平，西安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