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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范培康——中国贸易报社总编辑):参加这次对话的嘉宾有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松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南区首席代表钟永喜。本节对话的主题是“发挥泛珠三角内地9省及2地(港、澳)金融市场的优势,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竞争力”,我们的对话首先由各位嘉宾介绍自己的观点和主持人互动,最后台下的来宾也可以提问题。
祁斌:现代经济基本的特征就是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如果金融服务业搞好,对其他的行业有重大的拉动作用,金融服务业确实非常重要。比如美国的华尔街,股市总值占GDP比重的160%,被1.7平方公里承载着,这是美国经济为什么相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提一下对泛珠三角的建议,无论中小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我们鼓励在A股市场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加快你们发展的步伐,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中国要构建自主创新的体系,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政府的推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交易平台,我们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省,希望这些省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要尽快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我们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可以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的提升,中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王松奇:服务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15个大类120多个部门,服务业包罗的范围非常广、非常宽,今天的主题着重讲金融,落脚点在泛珠三角9省2地,研究这些问题我非常有兴趣,研究中国区域性金融服务竞争力提升的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战略目标。
区域金融服务竞争力要有一个中心点,金融服务功能必须有比较强大的辐射能力,9省区及其他的地区需要资金、信息等各类服务,作为中心点必须有能力提供相当大的金融辐射能力,服务半径越长,服务能力越强。一个区域要提高金融服务能力,金融服务系统,包括区域性的市场体系一定能够自发进行产业结构的资源配置的调整,如果金融资本往短期赢利行业流,往高污染行业流,区域金融服务业就不成功。我们现在强调市场,靠市场就是靠培育中小企业,培育导向型的中小企业,一定要对本地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最大限度的满足,对于创新型、成长导向型的企业,金融服务可以得到优先支持,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金融服务体系应该是成功的。
一个国家的金融服务业应该服务实体经济部门中的需求,实体部门中蕴含的矛盾就是金融服务业要解决的主要服务课题,服务业改革的主要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一定要有发达的风险投资基金,要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服务才能提高。我觉得提出区域金融服务业竞争力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多,但是理清这个思路前我们要建立标准,目标达到了区域服务竞争力就提上去了,如果达不到就提不上去,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在目标下解决具体的任务。
钟永喜:香港的区域服务和泛珠三角的合作非常多,我们部门香港的金融服务很早就把后台服务搬到深圳和国内的其他地方,香港贸发局数据中心12年前就搬到广州。但每个地区划界对发展金融服务业不一定有利,我们鼓励香港企业上市,除了香港上市以外,一个企业去哪里上市要看他的需求,不管去香港、上海还是美国。香港金融业的服务都很配套,比如说很多会计师、保荐人和投资银行都在香港,有时候企业去美国上市也是香港的朋友帮他们做。区域性服务业的问题,每个地方都想以自己为中心,虽然每个中心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不同的层次谈这个中心,所以我们要回归市场,要以市场为出发点。
杨重光:从区域的发展来讲,金融和土地的开发利用应该很好的结合起来,从“9+2”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高端服务业要了解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结合市场的需求。9个省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在中国9个省的土地资源是最有价值的,9个省中有的是粮食大省,有的是加工制造业强省,同时又必须有金融的支持,所以泛珠三角的金融服务就取决于明确服务对象和内容,了解服务对象对金融的需求,如果你不了解或了解不深,金融发展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发展不理想。深圳的金融发展趋于比较高的水平,2006年年底,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北京,达到70%;其次就是广东达到60%;上海只有50%左右;从中国经济发达的几个省来看,浙江也只有50%左右,江苏的比重也只有36.7%,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认为江苏太湖蓝藻事件也不是偶然,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广东有比较好的基础,有比较好的服务能力,因此一定要很好的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
主持人:“9+2”区域跨越不同的金融区域,不同的金融体制,从服务业或金融业服务角度来说信息的沟通、合作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祁主任,针对“9+2”合作,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的深度和广度,“9+2”资本市场如何更流通?
祁斌:我觉得资本市场本身不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它是一个公开的交流平台,要在全国性的市场流动,到国际上的流通,但是也立足于区域性的经济,同时依托交易所。提到9省合作,深港的合作应该是一个亮点,A股的资本市场和香港的资本市场应该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原则。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本土资本市场,我坚持这个观点,中国的发展要利用好国内和国际资本,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主次的问题,还是应该以本土为主,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可以解决中国一揽子的问题:可以降低中国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率,还可以提高自主创新和养老体系。境外上市也能够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但是不能达到对中国资本市场优化和中国投资者分享企业成长利益,我们要利用好两个市场。
主持人:王所长也经常做一些决策参考,祁斌讲的意见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王松奇:区域性主要是场外交易市场,场外交易中心能获得好的政策,比如说中关村的市场,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关键是领导的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我们在一定的程度可以放多大,阶段性和时间性是一个问题,作为地方来说,地方政府在行政立法权内也可以做一些事。1998年以前中国出现了中央对控制权大幅度上升,从国有商业银行投资2700亿开始,金融控制权大幅度上升,十年以后到了放利的阶段,中央能放多少是中央决策层的问题,地方必须往前走,做往前走的准备,做方方面面配套的准备,这是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
主持人:有很多中国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王所长也讲了不是区域性的问题,钟先生站在香港的角度怎么看?
钟永喜:这点我没有补充,他们说得非常好。我觉得金融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泛珠三角的发展需要资金,企业、地方政府发展也需要资金,但是很多内地企业融资非常困难,上市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通过银行贷款的融资渠道,国内需要抵押才可以贷款,但是一些企业不一定具备条件,所以中小企业融资应该是可以探讨的。如果要有好企业、好产品,创投、私募愿意做前期性的投入,所以探讨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更要看市场这方面。
主持人:我们嘉宾做了一些沟通,下面进行互动的时间,给台下来宾一段时间提一些问题。
来宾:中国城市金融竞争力排名比较靠后,包括金融市场创新能力不足,信息流通不畅,产品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请四位嘉宾谈谈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金融竞争能力,有什么建议?钟先生可以特别提一下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以及对内地金融城市提高竞争力的建议。
王松奇:第一,存款量必须充足,当地的收入水平高、存款一定要多,这是一个先天优势;第二,当地产业吸引力能不能形成资本的洼地,看经济的竞争史,哪个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因就是资金流入多;第三,金融组织体系要相对完善,一个地方如何提金融服务,一定要有服务的主体,角色必须齐全,可以提供丰富的产品。一个地方要想提升金融服务竞争力必须有相对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各类角色齐全不要有缺门,要以股权投资、投资银行、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这样的投资机构为重点。商业银行也重要,但国内现在商业银行差不多像吸尘器,钱用不完,交到总部,总部交到同级市场。对一个地方来说,发展地方城市的金融服务竞争力,一定要有地方政府可以影响的金融机构,例如城商行、信托,一定要有支配资金,还要有创投单位,在构造金融组织体系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可控性非常重要。
祁斌:我们的金融中心距国际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具体到地区金融中心发展和建设,我补充几点意见。一个国家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从几个方面努力,一个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的繁荣发展,我提四点:第一,依托实体经济,去提供良好的服务,所以纽约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第二,要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现代社会人才最重要,人才都不喜欢的生活环境就没有希望了;第三,技术的进步我举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它站住脚,所以一定要加强技术上的进步;第四,创造良好的金融文化,早期费城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后来纽约把它超过了,费城鼓励投机,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投机的金融文化,一次金融危机导致费城所有的金融机构垮掉,纽约后来居上超过的费城,美国华尔街说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华尔街,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金融文化。
钟永喜:以我个人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法制、人才、市场。香港的金融法制建设用了很长的时间,中间也交了很多的学费,面临金融危机后才把我们的法制完善起来,所以法制体系一定要稳定走下去,给国内投资者信心。第二,坦白说国内的人才非常多,我觉得中国本土的金融人才素质很高,但是要满足巨大的金融市场缺口也很大,现在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意,这是具体存在的情况。第三,我觉得市场需要培育,因为很多种中小型企业成长要有漫长的路,他们的产品和技术非常好,但是缺乏一些管理、物流和品牌建设,所以香港贸易发展局为一些比较好的企业提供服务,培育他们几年,其他的金融机构,银行、私募基金还会帮他们做大做强。我们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企业,资金自然会流到香港,如果想要做大做强的时候,国际基金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管理做好来吸引好的企业。
来宾:最近,成都和重庆被国务院批准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样一来,在泛珠三角区域中形成了层次全的特区体系,比如说港澳是特别行政区,请问如何在相对丰富的特区体系中,“新特区”和“老特区”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合作?
杨重光:重庆和成都成为新的特区,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目标和任务也不一样。深圳、汕头、珠海等城市对吸引外资有很多特殊的政策,这些城市得到很快的发展,当时解决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内资金不足,充分吸收外资促进我们国家城市发展。现在深化改革遇到很多新问题,通过一些实验,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促使城市在新的时期,在新的目标下得到新的发展。这种在制度、体系和机制方面进行的改革,肯定会涉及金融,采取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上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国外通行市政债券的方式,通过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在这些地方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政策进行试点。在土地问题上,天津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有很好的结合,所以改革的推进和试验区的不断发展会有一些新的政策,肯定也会包含一些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要创新,要有新的思路和观念,我相信 “新特区”和“老特区”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合作对接一定可以实现。
主持人:就本场主题,我想请四位嘉宾留下最精彩的一句话。
王松奇:进一步解放思想。
杨重光:金融业是服务业的核心,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
钟永喜:通过泛珠三角的互补性共同发展。
祁斌:发展资本市场,建设创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