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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简·爱》这部作品中,作者安排了主人公简·爱的三次出走,在这三次出走的过程中,探索了处于无权状态的英国妇女如何从各方面完善自己,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不断抗争、争取自我实现。但是由于社会长久以来的父权思想的影响,各种清规戒律对女性的压制,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及认识的局限,作者只能安排意外的遗产,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生存、发展问题。看似美好的结局,更多体现的是作者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存问题的困惑与迷茫。
关键词: 《简·爱》 女性主义 蜕变 探索 迷茫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简·爱这一独特形象:一个出生卑微,其貌不扬,却又敢于抗争,大胆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描写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寻求平等方面的抗争,简爱这一形象历来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文学的典型,而《简·爱》这部作品也被历来的女性主义者、评论家看作是女性文学的范本,被称为炽烈的女权主义宣言。的确,我们在这部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发展的诸多探索,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种探索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于女性主义发展的困惑与迷茫。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树立的人物形象是独树一帜的:一个出生卑微,其貌不扬,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天使性形象,却又敢于抗争,大胆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这又有别于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这样一个独立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怎么生存?从整部作品来看,作者似乎一直在探索,而且一直在为她寻找着出路,正是这些探索反映着作者对当时女性的发展的思考的心路历程,也正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安排的看似完美的结局暴露了作者对于女性发展探索的困惑与迷茫。
纵观整部小说,“出走”事件贯穿了整部小说,从第一次从舅妈家出来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接着由劳渥德慈善学校出来到曼菲尔德庄园,再由曼菲尔德庄园出走到沼屋生存。不管这些“出走”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作者安排的每一次“出走”,都让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一次蜕变,不论从学识上,还是在思想上,主人公都获得了成长,人物的形象在读者面前不断丰满,使简·爱越发成为了作者心目中的女性主义的代言人。
从里德舅妈家(盖茨海德府)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是简·爱的第一次出走,虽然这次的出走不是出于简·爱自己的意愿,舅妈的这种安排实际上也就是赶她出门,但是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父母双亡,寄居在舅妈家,孤苦伶仃的身世并没有得到同情与关怀,她寄人篱下,被视作一个额外的负担,表哥约翰骄横残暴,像个杀人犯,却没人责骂他;乔奇·安娜凶狠毒辣,大家却纵容她;伊丽莎白任性自私,却受人尊敬;简·爱循规蹈矩,却动辄挨打。她开始伤心落泪,终日思考觉悟,最终选择了斗争。她在这样的逆境中养成了反抗的性格,她反抗所有强加于她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她除了形成了倔强、敢于抗争的个性外,一无所有。作者塑造的这样的女性自然无法生存于那个社会,因为她这样的抗争只是被动的,抗争的力量是微弱的,以微弱的身躯反抗世间所有的不公平只会遭到更多的镇压,在里德舅妈家的盖茨海德府的境遇就说明了只凭一时之勇进行抗争的女性的命运,等待她的只可能是垂死挣扎,舅妈把她关进了红房子,对她的伤情、病痛漠不关心。这样的人物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对于女性而言,只有抗争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抗争,需要有抗争的工具。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作者安排她出走了,将她安排进了劳渥德慈善学校。作者要让简·爱在这个学校中进行完善,让这个人物形象得到发展、升华、完善。
劳渥德慈善学校是作者帮主人公简爱安排的第一次出走的归宿。在劳渥德学校,简·爱进行了各方面的学习,八年的时间,她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完善,她从劳渥德这片小天地中获得了她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走上社会求生的工具。有了这样一份求生的手段,她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薪水,继而生存。
但是,她所学的一切毕竟是局限在劳渥德这片有限的空间中,这一切要到真正的社会上去尝试,去实践。作者为了让主人公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的立于社会的人,安排了简·爱的第二次出走:从劳渥德慈善学校到曼菲尔德庄园。如果说劳渥德慈善学校是主人公学习获得求生工具的场所,那么她的第二次出走的归属地曼菲尔德庄园就是简·爱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的练兵场所。
的确,从劳渥德慈善学校出来以后她获得了一份可以维生的工作,她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了暂时的独立,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份薪水。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她不能没有爱情,于是,在曼菲尔德庄园,她爱上了罗切斯特,而且经过种种的波折,两人即将尝试到婚姻的甜蜜,但此时命运又向她开了个玩笑,伯莎的存在让她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她不能接受一份欺骗的婚姻,她如果留下,无非就是肯定了罗切斯特对她的欺骗。她需要的是一份平等的爱情、真诚的爱情,虽然她爱罗切斯特,但她不会放弃自己一向所坚守得平等观,于是她又离开了。
可以说第二次的出走有不得已、忍痛割爱的成分在其中,但更多的是简·爱对于自己爱情的坚守。她从曼菲尔德庄园一路来到了沼屋。在沼屋简·爱用所学知识帮助周围的穷人,发挥她自己的价值。而圣·约翰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需求,从客观角度观察简·爱,觉得她适合做一名传教士的妻子,于是他向简·爱求婚,但是却遭到拒绝。因为在简·爱的眼中,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而爱情必须是真实的,所以她拒绝了圣·约翰没有爱情的婚姻。经过简爱对于这次求婚的拒绝,不难看出,简爱对于自己的爱情观有了更加客观、更加坚定地思考,她十分肯定了自己的爱情追求。
在这几次的出走、变迁之中,简·爱获得是性格、知识、思想上的蜕变与完善,作者终于通过一次次的情节变换把简·爱发展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义斗士形象:她拥有反抗、不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追求平等的爱情观、婚姻观。这样的女性怎么样生存?能生存好吗?作者显然没有确实的把握,因为我们从简·爱的第三次出走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她几乎在出走的过程中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她反抗了,虽然她有知识、有思想,追求独立的人格、平等的爱情,但是在现实的土壤中她还是无法生存,或者说无法很好地生存。因为女性的出走、独立是要以经济为后盾的。鲁迅先生就曾经对《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提出过质疑,他指出尚未取得经济权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二是堕落。此时的简·爱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当时的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缺少钱,没有家庭的后盾,仅仅靠做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让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从曼菲尔德庄园中“一些名门闺秀”对简·爱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身为家庭教师的女性不仅受到来自异性的压迫,而且受到来自同性的排斥,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经过一系列的蜕变,简·爱已经成为了作家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但现实又似乎不能让这样的女性是生存,而作者又不忍心把自己一手创作出来的人物毁之一旦,小说的主人公需要钱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一大笔遗产从天而降,而这笔钱仍然是来自男性社会的资助。忽如其来的远方叔叔的遗产使简·爱的地位、身价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高。而这时候的简·爱带着成功者的优势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看似圆满的结局后面体现着作者的美好愿望,但更多体现的却是作者在那个时候无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无奈与困惑,她无法为当时的女性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作者无力回天的困惑与迷茫既是社会道德理念对她的束缚与压迫的产物,又有着作者自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性。作者生活在19世纪前半叶。19世纪中期的英国是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后来被称为维多利亚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复兴的清教主义思想,严格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以及极度压抑妇女的各种清规戒律和传统的父权思想。各种清规教律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独立与发展: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妇女的经济来源,妇女只能在初等学校接受教育,目的是培养高雅的太太、“家里的天使”。嫁个身价不错的好丈夫似乎是女性存在的唯一目标,女性只能通过婚姻才能实现自我生活的保障。不愿在婚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中产阶级女性能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教师或作家。就是在这样有限的工作选择中,女性也是备受歧视。她们不仅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压迫:微薄的工资、不平等的待遇,而且受到来自女性社会的排挤。《简·爱》中家庭女教师的受剥削、受歧视的地位也被描写得淋漓尽致。
社会一方面给了作家创作上的束缚,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历来被看作为作家的自传小说,作家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性也使作者无法跨越时代的鸿沟,站在时代的前锋为广大女性指明道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专横冷漠,是一个顽固的维多利亚式父权制家长。由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的两个姐姐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四个孩子中最大、最有责任感的一个,她必须为自己和她的妹妹寻求一条生路,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她15岁时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后来她曾作家庭教师,她和妹妹都经历了作为家庭教师的屈辱,但比起无所事事,靠别人养活,她仍坚信“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最终她还是因不能忍受贵妇人、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刻薄,放弃了家庭教师的谋生之路。她曾打算自办学校,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与艾米莉一起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然而由于没有人来就读,学校没能办成。开办学校计划失败后,她和两个妹妹开始写小说,从此英国文坛上便有了勃朗特三姐妹的名字。正是这样一位有主见、有抗争精神的女性,夏洛蒂·勃朗特曾因著名湖畔派诗人骚塞的复信中所言“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女性的终身职业而一度放弃自己的作家理想。她在那个社会进行着抗争,自己获得了成功,但她却不能为自己的广大同胞指明道路,毕竟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可以成为作家的,要成为独立的女性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抗争。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探索了处于无权状况的英国妇女如何从各方面完善自己,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不断抗争、争取自我实现。但是由于社会长久以来的父权思想的影响,各种清规戒律对女性的压制,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与认识的局限,作者只能安排意外的遗产,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生存、发展问题。看似美好的结局更多地体现的是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存这一问题的困惑与迷茫。
参考文献:
[1]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文小说家.外国文学评论,1997,(2).
[2]郭英剑.男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外国文学,1997.
[3]莫里安娜·亚当斯.简·爱,妇女的遗产,经验的权威:女性主义批判论文集.新英格兰镇: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1979.
[4]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
[5]西惠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87,(5).
[7]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关键词: 《简·爱》 女性主义 蜕变 探索 迷茫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简·爱这一独特形象:一个出生卑微,其貌不扬,却又敢于抗争,大胆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描写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寻求平等方面的抗争,简爱这一形象历来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文学的典型,而《简·爱》这部作品也被历来的女性主义者、评论家看作是女性文学的范本,被称为炽烈的女权主义宣言。的确,我们在这部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发展的诸多探索,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种探索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于女性主义发展的困惑与迷茫。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树立的人物形象是独树一帜的:一个出生卑微,其貌不扬,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天使性形象,却又敢于抗争,大胆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这又有别于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这样一个独立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怎么生存?从整部作品来看,作者似乎一直在探索,而且一直在为她寻找着出路,正是这些探索反映着作者对当时女性的发展的思考的心路历程,也正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安排的看似完美的结局暴露了作者对于女性发展探索的困惑与迷茫。
纵观整部小说,“出走”事件贯穿了整部小说,从第一次从舅妈家出来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接着由劳渥德慈善学校出来到曼菲尔德庄园,再由曼菲尔德庄园出走到沼屋生存。不管这些“出走”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作者安排的每一次“出走”,都让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一次蜕变,不论从学识上,还是在思想上,主人公都获得了成长,人物的形象在读者面前不断丰满,使简·爱越发成为了作者心目中的女性主义的代言人。
从里德舅妈家(盖茨海德府)到劳渥德慈善学校是简·爱的第一次出走,虽然这次的出走不是出于简·爱自己的意愿,舅妈的这种安排实际上也就是赶她出门,但是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父母双亡,寄居在舅妈家,孤苦伶仃的身世并没有得到同情与关怀,她寄人篱下,被视作一个额外的负担,表哥约翰骄横残暴,像个杀人犯,却没人责骂他;乔奇·安娜凶狠毒辣,大家却纵容她;伊丽莎白任性自私,却受人尊敬;简·爱循规蹈矩,却动辄挨打。她开始伤心落泪,终日思考觉悟,最终选择了斗争。她在这样的逆境中养成了反抗的性格,她反抗所有强加于她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她除了形成了倔强、敢于抗争的个性外,一无所有。作者塑造的这样的女性自然无法生存于那个社会,因为她这样的抗争只是被动的,抗争的力量是微弱的,以微弱的身躯反抗世间所有的不公平只会遭到更多的镇压,在里德舅妈家的盖茨海德府的境遇就说明了只凭一时之勇进行抗争的女性的命运,等待她的只可能是垂死挣扎,舅妈把她关进了红房子,对她的伤情、病痛漠不关心。这样的人物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对于女性而言,只有抗争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抗争,需要有抗争的工具。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作者安排她出走了,将她安排进了劳渥德慈善学校。作者要让简·爱在这个学校中进行完善,让这个人物形象得到发展、升华、完善。
劳渥德慈善学校是作者帮主人公简爱安排的第一次出走的归宿。在劳渥德学校,简·爱进行了各方面的学习,八年的时间,她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完善,她从劳渥德这片小天地中获得了她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走上社会求生的工具。有了这样一份求生的手段,她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薪水,继而生存。
但是,她所学的一切毕竟是局限在劳渥德这片有限的空间中,这一切要到真正的社会上去尝试,去实践。作者为了让主人公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的立于社会的人,安排了简·爱的第二次出走:从劳渥德慈善学校到曼菲尔德庄园。如果说劳渥德慈善学校是主人公学习获得求生工具的场所,那么她的第二次出走的归属地曼菲尔德庄园就是简·爱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的练兵场所。
的确,从劳渥德慈善学校出来以后她获得了一份可以维生的工作,她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了暂时的独立,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份薪水。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她不能没有爱情,于是,在曼菲尔德庄园,她爱上了罗切斯特,而且经过种种的波折,两人即将尝试到婚姻的甜蜜,但此时命运又向她开了个玩笑,伯莎的存在让她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她不能接受一份欺骗的婚姻,她如果留下,无非就是肯定了罗切斯特对她的欺骗。她需要的是一份平等的爱情、真诚的爱情,虽然她爱罗切斯特,但她不会放弃自己一向所坚守得平等观,于是她又离开了。
可以说第二次的出走有不得已、忍痛割爱的成分在其中,但更多的是简·爱对于自己爱情的坚守。她从曼菲尔德庄园一路来到了沼屋。在沼屋简·爱用所学知识帮助周围的穷人,发挥她自己的价值。而圣·约翰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需求,从客观角度观察简·爱,觉得她适合做一名传教士的妻子,于是他向简·爱求婚,但是却遭到拒绝。因为在简·爱的眼中,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而爱情必须是真实的,所以她拒绝了圣·约翰没有爱情的婚姻。经过简爱对于这次求婚的拒绝,不难看出,简爱对于自己的爱情观有了更加客观、更加坚定地思考,她十分肯定了自己的爱情追求。
在这几次的出走、变迁之中,简·爱获得是性格、知识、思想上的蜕变与完善,作者终于通过一次次的情节变换把简·爱发展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义斗士形象:她拥有反抗、不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追求平等的爱情观、婚姻观。这样的女性怎么样生存?能生存好吗?作者显然没有确实的把握,因为我们从简·爱的第三次出走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她几乎在出走的过程中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她反抗了,虽然她有知识、有思想,追求独立的人格、平等的爱情,但是在现实的土壤中她还是无法生存,或者说无法很好地生存。因为女性的出走、独立是要以经济为后盾的。鲁迅先生就曾经对《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提出过质疑,他指出尚未取得经济权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二是堕落。此时的简·爱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当时的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缺少钱,没有家庭的后盾,仅仅靠做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让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从曼菲尔德庄园中“一些名门闺秀”对简·爱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身为家庭教师的女性不仅受到来自异性的压迫,而且受到来自同性的排斥,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经过一系列的蜕变,简·爱已经成为了作家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但现实又似乎不能让这样的女性是生存,而作者又不忍心把自己一手创作出来的人物毁之一旦,小说的主人公需要钱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一大笔遗产从天而降,而这笔钱仍然是来自男性社会的资助。忽如其来的远方叔叔的遗产使简·爱的地位、身价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高。而这时候的简·爱带着成功者的优势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看似圆满的结局后面体现着作者的美好愿望,但更多体现的却是作者在那个时候无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无奈与困惑,她无法为当时的女性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作者无力回天的困惑与迷茫既是社会道德理念对她的束缚与压迫的产物,又有着作者自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性。作者生活在19世纪前半叶。19世纪中期的英国是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后来被称为维多利亚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复兴的清教主义思想,严格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以及极度压抑妇女的各种清规戒律和传统的父权思想。各种清规教律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独立与发展: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妇女的经济来源,妇女只能在初等学校接受教育,目的是培养高雅的太太、“家里的天使”。嫁个身价不错的好丈夫似乎是女性存在的唯一目标,女性只能通过婚姻才能实现自我生活的保障。不愿在婚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中产阶级女性能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教师或作家。就是在这样有限的工作选择中,女性也是备受歧视。她们不仅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压迫:微薄的工资、不平等的待遇,而且受到来自女性社会的排挤。《简·爱》中家庭女教师的受剥削、受歧视的地位也被描写得淋漓尽致。
社会一方面给了作家创作上的束缚,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历来被看作为作家的自传小说,作家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性也使作者无法跨越时代的鸿沟,站在时代的前锋为广大女性指明道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专横冷漠,是一个顽固的维多利亚式父权制家长。由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的两个姐姐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四个孩子中最大、最有责任感的一个,她必须为自己和她的妹妹寻求一条生路,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她15岁时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后来她曾作家庭教师,她和妹妹都经历了作为家庭教师的屈辱,但比起无所事事,靠别人养活,她仍坚信“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最终她还是因不能忍受贵妇人、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刻薄,放弃了家庭教师的谋生之路。她曾打算自办学校,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与艾米莉一起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然而由于没有人来就读,学校没能办成。开办学校计划失败后,她和两个妹妹开始写小说,从此英国文坛上便有了勃朗特三姐妹的名字。正是这样一位有主见、有抗争精神的女性,夏洛蒂·勃朗特曾因著名湖畔派诗人骚塞的复信中所言“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女性的终身职业而一度放弃自己的作家理想。她在那个社会进行着抗争,自己获得了成功,但她却不能为自己的广大同胞指明道路,毕竟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可以成为作家的,要成为独立的女性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抗争。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探索了处于无权状况的英国妇女如何从各方面完善自己,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不断抗争、争取自我实现。但是由于社会长久以来的父权思想的影响,各种清规戒律对女性的压制,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与认识的局限,作者只能安排意外的遗产,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生存、发展问题。看似美好的结局更多地体现的是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存这一问题的困惑与迷茫。
参考文献:
[1]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文小说家.外国文学评论,1997,(2).
[2]郭英剑.男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外国文学,1997.
[3]莫里安娜·亚当斯.简·爱,妇女的遗产,经验的权威:女性主义批判论文集.新英格兰镇: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1979.
[4]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
[5]西惠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87,(5).
[7]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