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再生兄，脑海里忽然冒出这样五个字： “风正一帆悬”。这是唐代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诗中的一句。为什么想起这句诗7首先，恐怕是这个”正”字。再生兄不但正直、正派，行为端正，而且文如其人，文风谨严周正。更何况，他还相貌堂堂，身形伟岸，与齐国的那位邹忌一样”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应该是“城北徐公”的现代版。年轻时，以他的能文善乐，人高马大，文质彬彬，应该是女性仰慕追求的对象;老了，依然鹤发童颜，背不驼，腰不弯，神采奕奕，风度迷人。但无论何时，他也没有一点绯闻，与夫人举案齐眉，其做人与作文一样，得一个”正”字。至于“一帆悬”的意境，也与他的生存状态与学术环境有几分神似。他长期在济南生活、在地方院校工作，在新媒体发达之前，无论从心理上、地理上都与他一生向往的北京和中国音乐研究所有着难以消弭的距离。因此，他是有孤独感的。他曾经在朋友间以一种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吹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孤独感和无奈，他曾说过：“我在学校默默无名;在省里有点小名;在全国有大名。”
　　再生兄的“大名”，和他那本《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出版有关。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迎来空前发展的初期， “艺考”之潮汹涌澎湃，但没有一本合适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材，虽然有一些同类著作出版，但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太专业，过于艰深;拙作《中国古代音乐史话》又太普及，过于浅显，于是，再生兄的著作便以内容详实、繁简得当、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而风行天下。當然， ”艺考”的”刚需”是外因，其内因，还是因为再生兄长期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其独到、深入的理解和心得，而长期的教师生涯，也让这本著作天生便适合学生的需要，再加上他长期关注该领域的新发展、新发现，在书中补充了一些新材料，既总结概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新意。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再生兄的长处，除却他甘于寂寞，能在远离京畿和学术中心的地方长期孜孜不倦的研究与努力之外，他考古学的学术背景和民族音乐的演奏实践（他曾经做过二胡专业演奏员），恐怕也是使他的著作既有学术性、理论性，又有感性认识和艺术感觉的原因之一。再生兄还有一个当今学术界普遍缺乏的可贵之处，就是他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更不阿谀逢迎的学术品格。在中国音乐史界，他深度参与了一些学术争论，我们今天不去断言这些问题的孰是孰非，但就是通过这些学术之争，人们才看到在这个温文尔雅的“北国南生”的胸膛里，有一颗真心、一腔热血、一股豪情。
　　当然，只说今天的济南不是所谓的“学术中心”，也不公平。毕竟，孔孟之乡的传统在这里积蕴甚深。假如我们把“齐鲁青未了”的“青”字用来形容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深厚与勃勃生机的话，那么，齐鲁大地的文化传统绝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难以比肩的。起码， “泉城”的汩汩泉水里至今还流淌着李清照清丽隽永的低唱和辛稼轩气吞山河的浩歌。再生兄原籍江苏，但久居济南，其行状为人，颇有“山东大汉”的风采。我和他初识于1 980年5月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工作座谈会”，当时我们都年轻，又都是热情多、城府少的北方性格，再加上又都喜交友、好喝酒，于是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在当年那张珍贵的留影中，我和他并肩站在最后一排最靠边的地方。站在最后一排是天经地义，前面是前辈尊长，我俩是小辈，当然站在最后，但并肩而立，恐怕还是因为意气相投、 “自由结合”的结果。常常有人说“文人相轻”、 ”同行是冤家”，但我们哥俩却从没有过“相轻”，而是彼此相亲、相重，几十年如一日。当然，相亲、相重的前提是真诚，我俩在许多方面的看法常常是一致的，所谓”三观”相同，如果有不同的见解，也一定会讲，甚至辩论，但辩论与争执却没有一丝一毫“输赢”的追求，而是“为友交心”，所以，真的是真心不伤友谊。1991年夏天，我病后出院，思想大海，于是携妻挈子先赴济南，约上再生兄，同游青岛、烟台，登山观海，饮酒戏水，不亦乐乎。其时酷暑，虽时时汗流浃背，但这个既有天伦之乐又有兄弟之情，既临沧海之壮阔，又享古寺之幽静的夏天，却永远鲜活地留存在我的生命里。从我当时那首记游诗中的最后两句”春风不必春三月，水自清兮天自蓝”，可以想见我那时的心情。多年后，再生兄在东北长白山购置了一套商品房，虽无富家别墅之豪华，却也有远离都市喧嚣、亲近自然之效，遂每年夏天去那里避暑，他多次请我去消夏，我也很想去和他再同享一个美好的夏日之旅，但老来多事，总是机缘不巧，一年推一年，至今还是个念想。
　　写到这里，该提到那瓶酒了。2000年，我去台湾做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带回来一瓶上好的陈年“金门高梁”送给他，并约好等我去济南他府上看他时再喝，这么多年了，我们又在北京或外地喝过多次酒，对这个约定也念兹在兹，但至今这瓶酒还在济南他家里痴痴地等着我俩。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此时，我忽然醒悟，酒是越陈越香，友谊亦如此，但我们都老了，别再等了，莫辜负了那瓶忠贞不二的陈年老酒。
　　再生兄：备好酒菜，吾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