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说世界就是个大舞台，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则在此基础上说“最有趣的部分通常都发生在舞台背后”。财富管理行业总的来说就是舞台背后不为人知的那点儿事。
　　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行业本身并不熟知，但大家不陌生的是各国政府对超级富豪们的那点小心思——除了在他们身上征收可观的税赋以外，还寻求对他们增加法律上的监管。这就使得这些高净值人士开始想方设法地躲开权力机构的“魔爪”。
　　目前，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0.3万名超高净值人士，即拥有3000万美元或更多的可投资资产。普通大众难以接触到这些超高净值人士背后的财富管理行业，一方面是因为从业人员真的很少（全球大约不到两万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保密条例不仅要求严守客户的秘密，还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低调。
　　比如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就被媒体爆料称已经将个人约2.5亿美元的财产转移到了离岸信托和银行账户里。这一做法可以合法地将其收入税率降低至约15%。在这背后，财富管理公司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公益机构乐施会则预计到2016年，全球约1%的人口将会掌握全人类超过50%的财富总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的形成并非什么市场经济的自发结果，它甚至不应归结到那些“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身上——他们只顾每天用钞票消遣即可，避税、诉讼以及逃离监管什么的，有的是专业人士来操心。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我决定来一次视角独特的专业调查——以一个财富管理人的身份去观察这个行业本身。
　　在我“假扮”成财富管家之前，有关的基础训练必不可少。为此，我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多个地方闭关数周学习了公司法、金融投资以及会计管理。最终，一个由行业相关机构颁给我的“信托及房产管理员资格证”终于让我不至于在各位行业大牛和超级富豪面前露出马脚。
　　此外，我并没有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无论是参加专业课程还是业内社交活动，我一直都佩戴着写有我真实姓名的牌子。这些与会人员们可以轻易地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找出我的工作单位——他们都一致认为我是参与学术调研的学者。
　　最终，我设法前往18个国家采访，并进行了65次相关访问，从传统的财富管理中心瑞士和英国到散落在印度洋中心的塞舌尔群岛。尽管这次调研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场公费的度假旅行，但有时候也暗藏着令人多次从噩梦中惊醒的那类无法预知的危险。
　　比如在库克群岛，我就被当地劫匪抢去了身上所有的财物。当地的一位土著毛利人渔民告诉我说，自从金融服务行业在库克群岛落地以来，这里的犯罪率开始飙升。“现在我们的绰号叫‘诈骗群岛’”，这位渔民说。
　　然而财富管理行业对世界的影响不止于此。我所学习到的最深刻一课就是，这个行业不仅仅加剧了正在快速增长中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还让超级富豪们得到了一种远远不止于逃避税务和监管的权力错觉——财富几乎可以让他们轻松摆平所有的障碍。
　　遭遇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这简直就不是问题。一位有经验的财富管理专家会帮你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离岸的信托账户里。这意味着这些资产从法律上来说已经不再属于你的名下，因此你那恼人的配偶也别想分到一杯羹。俄罗斯超级富豪迪米特里·雷波洛列夫就因此受益匪浅——按照一家瑞士法庭的初审判决，他本来需要向他的前妻爱莲娜支付高达90亿美元的“分手费”，但上诉法庭最终驳回了这个判决，原因就是雷波洛列夫的财产全都被放在了信托账户里。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来自政府的起诉。比如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把他们的财产放在了库克群岛——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起公诉人能设法成功动用库克群岛的那些数不清的神秘信托账户，其中包括美国政府。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避税大法。对想要逃避巨额税务的超级富豪们而言，他们的财富管家们一般会建议他们转换国籍。记得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申领了新加坡护照的埃德华多·萨瓦林吗？这位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不是唯一一位选择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目前走这条路子来避税的案例正在逐年增加。
　　接受我采访的一些财富管家认为这个行业被媒体妖魔化了。他们宣称自己的工作帮助了那些年老的客户免受贪婪的继承人的骚扰。“有很多有钱的父母担心自己的财富被无所事事的孩子败光，因此选择了建立信托账户。”一位从业人员说。
　　一些财富管家说他们和客户之间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和他们一起去度假，参加这些客户家里的红白喜事;另一些却相当诡异，在这些客户身上赚钱之余不忘占据道德高地，谴责富豪们过于贪婪。
　　我采访过的一位美国籍财富管家就对他的客户颇有成见。他用“注定要毁灭地球的暴君”来形容他们。他透露说这些人已经花钱花到无法满足欲望的地步，因此只好通过和彼此老婆上床的方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我跟我的同事说过，要是有朝一日我变成了类似的人，你们就直接一枪毙掉我好了。”他说。
　　另外一位拥有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的从业人员则告诉我说，他每天都饱受来自内心良知的道德拷问。他认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世界贫困，并多次通过建议客户捐钱给慈善机构的方式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赎罪”。
　　一位此前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的年轻女士在她男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了瑞士的财富管理机构任职——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其未来公公。在这家公司的客户名单上，一些超级富豪的富裕程度甚至可以轻松超过一些国家的全国财富。“这些人是凌驾于任何一国的国籍和法律之上的。”她说。
　　“有一次我需要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和一位大公司的CEO见面。当时我因为换了手提包而把护照落在了家里。当我在苏黎世机场要求回家取护照时，客户一方来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却表示一切都没有问题。”她回忆到，当她在机场过海关的时候，果真没有工作人员要求她出示任何身份证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些人享有的特权是多么地一手遮天。”
　　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了纪实作家琼·狄迪恩的那句名言：财富和权力之间的秘密关系并不在于金钱可以购买权力，而在于金钱换来的之于个人的完全的自由——无论是迁徙自由还是隐私自由。在这层自由背后，财富管家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操盘手。他们通过建立财富信托基金和离岸公司的方式为超级富豪们躲债、避税，制定完美的财富继承计划以确保巨额财富始终固定在家族的核心圈子里。
　　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财富管理专家让客户的隐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让媒体和监管机构尽可能少地掌握到客户的资产清单。为此，他们本人也要尽可能地低调处世，越少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职业身份越有利于他们客户的资产安全。
　　就我所见，大部分的财富管理公司都将外部形象保持在干净和整洁的程度，这和那些装潢华丽的投资银行相去甚远。在离岸小岛的办事处里，一些财富管家的办公室简陋得让你想起萨默赛特·毛姆的短篇小说，那些堆满了文件和尘埃的办公桌很难让人联想到巨额财富和绝对权力。而在欧洲或北美的在岸总部里，财富管家们清一色地都用藏在大衣里的怀表而非外露的腕表——外行人绝对会忽视掉这些细节，但真正的超级富豪却不会看走眼。
　　以此造成的假象就是，这些手中“分分钟百万上下”的财富管家从外表上来看完全就是个普通的白领职员。而这又恰好是超级富豪们最想要的：当大众舆论乐此不疲地继续讨论着“阶层固化”和“仇富心理”时，很少会有人将注意力从富豪本人身上转移到为他们打理财富的管理专家身上来——这恰恰好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