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举国欢庆之日,我们不禁会问:谁是共和国的母亲?人都有母亲,国家怎能没有,要不怎说诞生60周年?
　　依照国际政治惯例,国家的组成应履行宪法规定的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可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于1954年,宪法也由这次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早了5年。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庆祝建国的相关编剧创作后,我才知道,共和国的母亲是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它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能。
　　那么,这次会议又是怎么召开的呢?
　　
　　【大决战在即,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
　　1948年初,第三次国内战争进入转折阶段。4月30日,南京大会闭幕,蒋介石宣布“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共产党正在战场上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不足为奇。但是,其中的第5条十分新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怎么想起发布这个口号?此事缘起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五一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当然要请示中央。
　　西柏坡的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把廖承志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罗青长暗观周恩来神色,因为他知道廖承志这封电报的语言——
　　“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屁”?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对中央,竟敢使用这种不恭的语言?周恩来看看电报,只是一笑:“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
　　那时的领导真够民主的!连“屁”都敢放,还有什么意见不能提?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5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这一条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民党在南京有个国民大会选举的“政府”,共产党这边也要开会选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即将开打,国共两党为何同时忙于政治运作?这实际上是一场宪政竞争。
　　一个国家政权的创立,必须取得国民公认的合法性。抗战时期,不具备选举条件,重庆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是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中国不可避免进入了宪政进程。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提出不照搬美国的议会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1946年1月10日,为了制止3個月的局部内战,重庆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周恩来说,“协商”这个词很好。这个世界罕有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非哪家独创,而是诞生于党派合作。政协达成5项决议,方向是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这成为公认的“民主契约”。
　　可国民党很快就后悔,不久便撕破脸皮开打。战火正浓,又于1947年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与主要中间派政党民主同盟都不肯参加这种假民主大会。蒋介石认为自己半年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再也不需要中间派充门面,于是悍然取缔民盟。
　　南京国大通过了宪法,却不能得到全民的公认。陕北的一个农民说,南京大会贿赂选举,像是卖猪仔,于是新闻界称其为“猪仔大会”。
　　民主是旗帜,谁真心搞民主,谁的旗下才有人追随。搞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实质。南京的大会成为笑柄,西柏坡的旗帜是否有人追随呢?
　　
　　【中共:军事南下,政治北上】
　　毛泽东此时的战略是军事南下,政治北上:派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实现大转折;派粟裕大军南渡长江,抄国民党首都的后路;派林彪南下锦州,关门打狗,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形成自己的战略机动部队;同时,迎接民主人士北上,到哈尔滨(后改在北平)开会。周恩来身兼二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城市工作部部长,一手抓军事南下,一手抓政治北上。
　　可是,粟裕和林彪都不同意南下,“五一口号”发出去也缺少民主党派的回应。毛泽东在军政两方面遭遇难题。
　　英国管辖的香港,向来是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场所。不肯投向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纷纷聚居此地。中共华南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等正忙着组织论战,通过中共控制的《华商报》、民革创办的《文汇报》批评中间道路。各方人士的态度尚未明朗。
　　蒋介石当然也是“高手”,采取多种手段破坏中共的“五一口号”。
　　香港——中国外交特派员知会港英当局,要求阻止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同时,军统在警察中潜伏特务。港英查抄《华商报》,堵住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唯一,查抄电台。
　　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国民党特务正想方设法谋杀毛泽东。
　　毛泽东连夜转移驻地,先到花山村,又到西柏坡。在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毛泽东通过无线电指挥全国大决战。但蜗居小村,召开大会谈何容易。毛亲笔写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礼敬有加。周恩来布置潘汉年,在香港要尊重民主人士,不要召集,要登门拜访,会议的全部内容全部议程都要协商。
　　8月1日,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决心北上。周恩来立即布置香港方面,设法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到东北解放区聚会。
　　可是,从香港到东北,要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南方,穿越国共大战的中原,如何实现?
　　
　　【海上秘密运输线,冯玉祥魂断归程】
　　周恩来早有打算。从香港到哈尔滨,他设计了海陆空三种途径。
　　陆路危险,不可能。空路,乘飞机到伦敦,经过苏联到哈尔滨。周恩来指示潘汉年联系港英。怎奈港英推托,不可行。只剩下海路了,但也有三关:一是出港要通过港英检查;二是北上要经过台湾海峡,那里国民党军舰正等待拦截;三是登岸问题,东北没有共产党的港口。周恩来决定花钱租用外国轮船,绕开监视进行偷渡。
　　然而,第一个踏上海路的并非在港人士。
　　1948年7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从美国出发,计划经大西洋到黑海的苏联港口敖德萨,再通过西伯利亚到哈尔滨。
　　冯玉祥在中共草拟的新政协邀请名单中名列第二。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度仅次于蒋介石。为了拉拢冯,蒋主动交换金兰契,拜冯玉祥为大哥。但冯玉祥并不因此为独裁者抬轿子,反而运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抗战,反对内战。蒋介石对付党内反对派的惯用手法是“出国考察”,于是冯玉祥便成为赴美“水利考察专使”。离国后,这位“上将”又被办理了退伍手续。
　　军人出身的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变成了宣传家,走到哪里就演讲到哪里,用他那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唤美国人民不要支持独裁腐败的蒋介石。1947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这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冯玉祥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
　　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冯玉祥全家被安排在顶层的一等舱,与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为邻。踏上归国旅程,他的心情极好,做诗《小燕》告别美国,还给李济深写信畅谈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比,并设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的新政协……
　　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个月的航行,“胜利号”即将到达苏联的敖德萨时,船上突然大火熊熊。革命多年,眼见曙光在前,冯玉祥却烈火焚身。这奇特的灾难,不能不令人怀疑。
　　新政协正在风起云涌之时,突然痛失大将。这是否会给其他民主人士的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周恩来十分痛心,重新设计航线,并要求每船都由共产党员护送,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第一批最危险,谁先走?原计划民革、民盟、民进各出一人:沈钧儒、蔡廷锴、马叙伦。可民革和民盟都有积极者,于是各去两人,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革的蔡廷锴和谭平山。四人化装从香港出海,经台湾海峡北上,8天后到达朝鲜罗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他们到哈尔滨。
　　上海也是民主人士聚居之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定居这里。蒋介石不敢下手,但下令严密监视。对于民盟中委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等人的行动,蒋介石百般阻挠,甚至派警察和特务软禁张澜和罗隆基……
　　历经千辛万苦,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终于陆续到达北平,开会的条件具备了。但北平却出现了两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柳亚子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对革命胜利应该高兴,为何却满腹牢骚?
　　
　　【毛泽东: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
　　新政协担负建国重任,各路人马争当议员,响应“五一口号”的党派才能参加。
　　政协筹备组,民革入选六人。柳亚子落选,郁闷不已。他忽然觉得六国饭店里整天遇见“讨厌”人物——这些人,昨天还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仅反共,还欺压民主党派;今天却见风使舵、投机革命,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薰莸异器”,香草怎能与毒草同器?柳亚子不仅发牢骚,还发了脾气,乃至引来了毛泽东的名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此时的中共领袖确实与国民党高官来往甚多。战场大局已定,为加速胜利、减少牺牲,工作重点已变成“争取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这种事情,柳亚子有劲使不上。
　　南京谈判代表团的刘斐、黄绍竑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亲信,特地到香山拜访。同毛泽东谈到打麻将时,刘斐借机试探:“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是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立即明白,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刘斐消除顾虑,和谈破裂后下定决心留在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但另一边,共产党的队伍里,也有了小小的情绪波折。
　　还是初春时,一次沈钧儒先生拜访毛泽东。告辞之际,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披大衣,警卫员个子高大,举得高,沈钧儒老人个子矮,两只胳膊找不到袖筒。周恩来赶紧接过大衣,细心地服侍老人穿好。
　　沈钧儒走后,周恩来问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时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人家不熟悉情况,正在判断此车是否来接自己,司机好不耐烦,一下子就把车开走了。
　　送客上车,卫士照例要为客人关车门。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卫士就狠狠一下把车门甩在人家屁股上,把客人撞进车去!
　　有情绪的岂止战士。刚刚解放,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从战士到总司令统一标准:每人每月猪肉一斤、肥皂2/3块、牙粉2/3包……可民主人士什么待遇?“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
　　发给政协代表的文件,信封上一律写着“×××先生”,有的共产党员不干了:革命成功,“同志”倒变成“先生”了?
　　牢骚出自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
　　中共政协党组专门召开会议,召集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讨论统战问题。这些党员有的来自基层,不熟悉统战政策。毛泽东耐心解释:人民政协大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谈到牢骚,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周恩来:民主党派不能解散,不应消极】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的组织能力。
　　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
　　1949年春天,毛泽东到北平不久,专程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代校长汤操真、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等人。故知相遇,交谈甚欢。席间,许德珩说: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却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后来,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般来说能够被各党派接受。但是社会主义就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许多民主人士以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民主党派的寿命不会长。
　　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珩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
　　这时,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周恩来此时也警觉到一些民主党派自行解散的意图,与统战部及时劝阻。周恩来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不应消极。后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政协会后自行宣布结束。毛泽东访苏回来得知,很不赞成。
　　毛泽东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毛还有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
　　周恩来说明: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构——这个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