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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爸爸和妈妈摄于1950年代初驻瑞士使馆期间。
这简直像一个荒诞电影脚本：
和我老爸一样，我叔叔出身富家，从小公子哥儿吃喝玩乐，学过拳脚（据说是京城有名的大刀王五的再传弟子）、背过外语词，却从未跨出过奶奶家的安乐窝，就那么晃晃悠悠地长大，直到1949年参加工作。
这个年轻人，理想谈不到，热情还不缺，1957年党号召提意见，头脑一热，就忘了自己先天不足的坏出身，谁知道在单位说了什么，总之最后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解送塘沽盐场劳动改造。
盐场那苦活儿，不是人干的。盐田里，赤脚趟着海水，头上太阳暴晒，得不停扒盐，等到海水被一点点蒸发，析出白花花的盐粒。一天，一月，一年，和海水一起被熬干的，还有叔叔的生命。
一转眼九年过去，1966年“文革”开始，叔叔兴奋地听到，当年打他右派的家伙，一个个都是走资派。原来如此哇！他一激动，上书党中央，申诉当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个错误。哇呵，阶级斗争新动向：右派想翻案！叔叔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加刑！
这一加，就加到了1980年，叔叔五十五年的生命，被装进了塘沽盐场的盐口袋。这期间，我爸爸是“老革命”，必须和右派亲戚划清界线，只有我爸的姐姐，我大姑，心疼这个幼稚的小弟弟，时不时带上省下的口粮去探望他，直到1980年叔叔终于回到了北京。
故事到此为止，只能算悲剧，还够不上荒诞。真正的荒诞剧情，得等到右派开始被平反，叔叔也回到原单位，要求平反和补发工资，可单位里的人一查：“右派名单上没有你，你不是右派呀。”“什么？我当然是右派！在盐场苦熬二十多年，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但右派名单上确实没有你，也许当年搞错了。”
没人知道，当年什么搞错了，也许叔叔的名字交晚了，单位里右派名额已满，却没人费心通知下边这回事？
一个小小的“错”字，令叔叔不仅遭罪半辈子，而且连遭罪的名义都没有，到头来，还得努力申请，去争取获得那罪名。
什么叫“白”遭罪？这就是。
但罪白遭了，后果却实实在在。政治灾难的结果有两类，一类烈火真金，确实锻炼出几条英雄好汉。但反面的一类，数量大得多，境遇之恶，印证了人性之恶，且彻底释放了它：自私、贪婪、猥琐、残忍。世界既然亏待了我，我就以眼还眼，加倍去报复所有人，包括曾经善待自己的人。
可惜，叔叔属于后一类。
“文革”后，北京开始退赔“文革”抄没的房产。我奶奶家原住的西堂子胡同15号，地处王府井八面槽，正是商业黄金地段。那所宅子，南门在西堂子胡同，北墙临甘雨胡同，一路三四进院子，里面假山、回廊、老树、大屋。原为我曾祖父从前清宫廷画家溥雪斋后人手中购得，再往前，还查出是晚清名臣左宗棠的北京故居。虽经“文革”，但房子保存基本完好，也正因此，令各种人眼红。
叔叔专程来我大姑、我父亲居住的天津，要求他们签署授权书，由他全权代理奶奶房产事宜。我爸和大姑，哪有异想，亲弟弟嘛，当然签字。授权书拿到，叔叔满意而归。
之后不久，北京某个有来头的单位，与叔叔接洽，欲以王府井附近七套单元房，换取我奶奶这座宅院。老爸们听说，都表示赞成，而且特别表示，虽然作为我奶奶四个后辈，有权平分遗产，但叔叔一生坎坷，理应多加照顾，所以大姑、我爸每家只要一套单元房即可，其余都分给叔叔和在北京的四姑。
叔叔隐没许久，某天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房产交易完成。然后，在电话中轻描淡寫地加上一句：“人家的房子，只给有北京户口的，你们没份儿。”
我爸还没醒过味儿来，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北京户口”等等说辞，纯然是谎话。不仅换房产的单位，压根不知此事，法律上也绝对站不住脚，叔叔骗老爸他们签署授权书时，已经打定了独吞房产的主意。老爸他们被亲情蒙住眼睛，把白花花的银子送到了这位堪称“宰熟先行者”的手中。
七套房产，就这样都成了我叔叔、我四姑的囊中物。别人打抱不平，而我老爸对此付之一笑：“这让我看清一个人，有什么不好？”不屑于争利，但不等于不明义。老爸从此拒绝回复叔叔任何来信。沉默的滋味，够你嚼的。
这故事的结局，颇为悲惨：四姑坐拥三套房产，却早早癌症逝世。四姑父拚命健身，却在爬楼梯时心肌梗塞发作猝死。
叔叔房产更多，可心不安理不得，据说他最后的日子，满屋见鬼，时时高喊：“快出去！你们都快出去！”他临终叫着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被他骗了的哥哥——我老爸。为什么？他还想要什么？原谅吗？早知如此……唉，叔叔的心，毕竟不曾黑透。
叔叔的扭曲，反衬出我父亲心地的纯正，2017年，老爸九十五岁，身体健康，思绪清晰，他豁达愉悦的一生，可以概括成一个字：美。
老爸年轻时，堪称美男子。他得自母亲的一半蒙古血统，既带来白皙的皮肤，更带来地平线般开阔坦荡的心境。“老高兴”，这是老爸的一句口头禅。
我得承认，小时候，父亲之于我，除了一家之主的印象，并未意味更多。我和他开始像朋友一样交流“思想”，要等到“文革”后，我们各自从农村回城之后。
一些片断的镜头，串联起小时候爸爸的形象：
一束水仙花：在西苑机关，每个冬天，家里开满水仙。那抹独特的甜香，柔柔浸入我的乡情，几乎成了“家”的标志，再后来，又潜入我漂泊的乡愁。至今，如果赶上水仙季节回国看望老爸，睡在他家里，被弥漫的花香包围着，就像被童年的记忆抱着，我总能睡得格外深沉。
一把铁尺：从西苑机关去国关的路边，1960年代是一带稻田，其中一块，水下埋着一柄“中华牌”铁尺。我记得清楚，铁尺凸起的一面上，有个华表商标。这把“凶器”，是老爸看我实在太淘气时，拿来打手心惩罚的。说惩罚，无非作势而已，除了啪啪声响，手心的疼，足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对铁尺恨之入骨。所以，1964年，当我们搬家去国关，老爸让我带些小东西过去，我一见铁尺赫然在内，不禁心头暗喜，走到稻田旁，把它拈将出来，在手里掂一掂，喝声：“去你的！”“嗖”一道黑影，稻田中央水花飞溅，铁尺自此杳然无迹。这算我的反叛吗？但不是还有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如何，铁尺消失了，它也许至今还在那儿，等着未来的考古发掘呢。搬家后某天，老爸忽然记起，问我：“咦，那把铁尺哪去啦？”我当然答：“不知道。”哈，现在想起，老爸真厚道，明知是我做了手脚，却没揭穿这小把戏。 一个老爸骑跨上自行车的形象：从西苑机关到国关，大约三四里路，1955年我父母从瑞士回国后，不知是否受到叔叔、舅舅双双沦为右派的教训，反正他们坚持从外交“前线”退下来，变成了国关第一批外语教授。这种撤退，阻断了官场的向上爬，但对老爸，绝对合适。因为他睡觉的习惯，简直就是黑白颠倒，别人沉入梦乡时，他整夜醒着，别人起床，他刚睡下。可麻烦是，国关学生整整齐齐在教室坐等杨老师呢！经常，学生们最终不得不打来电话问，“杨老师起床了吗？”我爸才匆匆跳起，抹把脸跨上自行车就走，那两条长腿，双侧着地，不像骑车倒像在跑，我们看着他的背影，不感到丢脸，只觉得好玩。
一条从颐和园到香山的路：我们家喜欢野餐，甚至“文革”也没打断这传统，而我最喜欢的，是让妈妈带着姐姐弟弟挤汽车，我跟着老爸，走那十几里路。后来才知道，我爸从大学起就爱远足，北郊十三陵，西郊八大处，日本人占领的山西大同，投奔共产党后的北岳恒山，都有他的足迹。而我记得的是，过青龙桥，经厢红旗，左手玉泉山，右边娘娘庙，到香山和卧佛寺十字路口向右拐，野餐就摆在植物园草坪上，背后是飯后必去的樱桃沟喝泉水……我的相册里，好像还留着一张“文革”初期野餐时我端着小红书的留影，那傻气，真是扑面而来！
一盏台灯，和灯光照亮的半张脸：“文革”前，不知多少个半夜，我起来撒尿，蒙眬摸回床时，总透过门缝看见这景象。我爸喜欢熬夜，谁也不知道，他在那漫漫长夜里干什么，只听窸窸窣窣的纸笔声，没有停下的时候。如果问他，回答总是一个字：“玩。”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时他玩的是唐诗、宋词。他不写诗却极爱诗，自己决定整理宋词词牌发展的源流，用无数笔记本，分门别类，详细抄录每一词牌下的佳作，那手钢笔字，精细到一个蝇头小楷能劈成四份用，真正是蝌蚪文啊，“红卫兵”绝对会认定是密码！就因为爱诗，老爸“文革”前就被戴上“革命意志衰退”的帽子，“文革”开始，还差点为此挨批。“中国人爱唐诗，竟然是坏事！”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而我倒对他这诗歌嗜好，和我自己写诗的隐秘联系感兴趣，连带也觊觎着他那堆神秘的小本子，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那密码破译一番，没准顺带理出一个我自己的“传统”。但，到现在为止，不得不说，我写诗这么多年，还远远没修炼到老爸那个一语破的的境界：“玩”！
老爸这一玩，玩出了我最早的诗歌经验——一个彻底负面、讨厌、可怕的经验！七八岁时，每天晚饭后，最怕老爸说：“怎么样，背点诗？”我就知道噩梦又来了。什么“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哦！谁爷娘妻子走相送，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破咸阳桥，在什么鬼地方？诗这把铁尺，也是一种惩罚。但比铁尺更糟，它不能忍忍就过去，却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会回来，像个恶魔咬住我不放！好烦人啊！可我没想到的是，那些我觉得浑若天书的句子，却把汉字音乐性的种子，秘密播种进了我的下意识。它潜藏在我的血液里，只有当我开始写自己的诗，才悄悄醒来，严厉地裁判我的手，不准我随便丢出松懈的、缺少音乐能量的句子。
“车辚辚，马萧萧”，我至今不认为那是老杜的好诗，可却是我学习中文音乐性的启蒙课本。这也连带启发了我对古典汉语教学的认识：小孩子被强迫“摇头晃脑、死记硬背”，不是为了读懂内容，而是要感受汉字的音乐能量，正是汉字的音乐性，秘密建构起汉语文学的形式，操控着文本空间的结构。
听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仔细想想，这句子中哪有西方式的语法结构？每一句中三个并列意象，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空间，让我们读它，就仿佛置身风景中，仰观、俯瞰、耳听、心想，自然无比、自由无比。可问题来了，如若不是所谓“语法”，那这些互不关连的意象，靠什么黏合在一起？再思之，除了用汉字的平仄系统作曲般谱写下的音乐结构，还能是什么？在汉字视觉性可见的表面下，正是汉字看不见的音乐性在操控一切。因此，音乐性正是汉语诗歌更深刻的能量——我直接称之为“秘密的能量”！
更细致一点，还举《登高》为例，最著名的对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无边枯叶之声，而一个“下”字，字面含义是落下，而第四声的下降音调，更令“落下”之势直入耳中！同理，一个“滚滚来”，连用波涛状的第三声之“滚”，加一个上升状的第二声“来”，把“不尽长江”浩浩荡荡由远而近、由渺茫而清晰，直漫观者头顶而过的气势，描述得不可能更真切了，说它是用音响之绘画，绝不为过！
汉语古诗的形式美学系统，发展了三千年，秘密原来全藏在这里！因为这极端的音乐性，我才敢对当代中文诗人喋喋争论的“纯诗”问题发表己见：“完全的纯诗是没有的，但必须把每首诗当作纯诗来写。”没有音乐能量的诗，很简单，就不配被叫做“诗”！
甚至不止诗，汉语思维和观念，也有音乐性蕴含其中。那些古怪的外来说法，凭借着前辈翻译大师的音乐能力，让人们弄懂含义之前，先“美学地”接受了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音乐引领语义，节奏陪伴思想，一路踏歌而来。
哈，我后来诗作的音乐之树，原来都扎根在老爸这把（诗歌）软铁尺的折磨中！后来对老爸感慨这一点，他笑得好甜啊。
“文革”记忆，浩如烟海，回顾中，几件事浮出，颇值得一提。
一件来自我姐姐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极可见出我爸爸的为人。
“文革”开始，所有保姆都必须回家，因为她们算佣人，而革命不能容忍剥削。我家老保姆“二姨”，当年经她的姨、曾把我爸带大的上一辈老老保姆介绍而来，那时已经在我家十六年，不仅成了我家当然成员，更因为她随我父母在瑞士工作期间，自己儿子病逝，早已把我们姐弟三人视同己出。但突然，从小睡在一屋的人，变成了两个“阶级”，她不得不孤零零离开。可谁胆敢抗拒那红色大潮呢？成千上万保姆不在那一刻都被赶出家门了吗？但我家有所不同：二姨离开前一晚，老爸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开会”，既感谢这么多年二姨的帮助，更向她保证：虽然她现在暂时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部分，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简直像一个荒诞电影脚本：
和我老爸一样，我叔叔出身富家，从小公子哥儿吃喝玩乐，学过拳脚（据说是京城有名的大刀王五的再传弟子）、背过外语词，却从未跨出过奶奶家的安乐窝，就那么晃晃悠悠地长大，直到1949年参加工作。
这个年轻人，理想谈不到，热情还不缺，1957年党号召提意见，头脑一热，就忘了自己先天不足的坏出身，谁知道在单位说了什么，总之最后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解送塘沽盐场劳动改造。
盐场那苦活儿，不是人干的。盐田里，赤脚趟着海水，头上太阳暴晒，得不停扒盐，等到海水被一点点蒸发，析出白花花的盐粒。一天，一月，一年，和海水一起被熬干的，还有叔叔的生命。
一转眼九年过去，1966年“文革”开始，叔叔兴奋地听到，当年打他右派的家伙，一个个都是走资派。原来如此哇！他一激动，上书党中央，申诉当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个错误。哇呵，阶级斗争新动向：右派想翻案！叔叔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加刑！
这一加，就加到了1980年，叔叔五十五年的生命，被装进了塘沽盐场的盐口袋。这期间，我爸爸是“老革命”，必须和右派亲戚划清界线，只有我爸的姐姐，我大姑，心疼这个幼稚的小弟弟，时不时带上省下的口粮去探望他，直到1980年叔叔终于回到了北京。
故事到此为止，只能算悲剧，还够不上荒诞。真正的荒诞剧情，得等到右派开始被平反，叔叔也回到原单位，要求平反和补发工资，可单位里的人一查：“右派名单上没有你，你不是右派呀。”“什么？我当然是右派！在盐场苦熬二十多年，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但右派名单上确实没有你，也许当年搞错了。”
没人知道，当年什么搞错了，也许叔叔的名字交晚了，单位里右派名额已满，却没人费心通知下边这回事？
一个小小的“错”字，令叔叔不仅遭罪半辈子，而且连遭罪的名义都没有，到头来，还得努力申请，去争取获得那罪名。
什么叫“白”遭罪？这就是。
但罪白遭了，后果却实实在在。政治灾难的结果有两类，一类烈火真金，确实锻炼出几条英雄好汉。但反面的一类，数量大得多，境遇之恶，印证了人性之恶，且彻底释放了它：自私、贪婪、猥琐、残忍。世界既然亏待了我，我就以眼还眼，加倍去报复所有人，包括曾经善待自己的人。
可惜，叔叔属于后一类。
“文革”后，北京开始退赔“文革”抄没的房产。我奶奶家原住的西堂子胡同15号，地处王府井八面槽，正是商业黄金地段。那所宅子，南门在西堂子胡同，北墙临甘雨胡同，一路三四进院子，里面假山、回廊、老树、大屋。原为我曾祖父从前清宫廷画家溥雪斋后人手中购得，再往前，还查出是晚清名臣左宗棠的北京故居。虽经“文革”，但房子保存基本完好，也正因此，令各种人眼红。
叔叔专程来我大姑、我父亲居住的天津，要求他们签署授权书，由他全权代理奶奶房产事宜。我爸和大姑，哪有异想，亲弟弟嘛，当然签字。授权书拿到，叔叔满意而归。
之后不久，北京某个有来头的单位，与叔叔接洽，欲以王府井附近七套单元房，换取我奶奶这座宅院。老爸们听说，都表示赞成，而且特别表示，虽然作为我奶奶四个后辈，有权平分遗产，但叔叔一生坎坷，理应多加照顾，所以大姑、我爸每家只要一套单元房即可，其余都分给叔叔和在北京的四姑。
叔叔隐没许久，某天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房产交易完成。然后，在电话中轻描淡寫地加上一句：“人家的房子，只给有北京户口的，你们没份儿。”
我爸还没醒过味儿来，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北京户口”等等说辞，纯然是谎话。不仅换房产的单位，压根不知此事，法律上也绝对站不住脚，叔叔骗老爸他们签署授权书时，已经打定了独吞房产的主意。老爸他们被亲情蒙住眼睛，把白花花的银子送到了这位堪称“宰熟先行者”的手中。
七套房产，就这样都成了我叔叔、我四姑的囊中物。别人打抱不平，而我老爸对此付之一笑：“这让我看清一个人，有什么不好？”不屑于争利，但不等于不明义。老爸从此拒绝回复叔叔任何来信。沉默的滋味，够你嚼的。
这故事的结局，颇为悲惨：四姑坐拥三套房产，却早早癌症逝世。四姑父拚命健身，却在爬楼梯时心肌梗塞发作猝死。
叔叔房产更多，可心不安理不得，据说他最后的日子，满屋见鬼，时时高喊：“快出去！你们都快出去！”他临终叫着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被他骗了的哥哥——我老爸。为什么？他还想要什么？原谅吗？早知如此……唉，叔叔的心，毕竟不曾黑透。
叔叔的扭曲，反衬出我父亲心地的纯正，2017年，老爸九十五岁，身体健康，思绪清晰，他豁达愉悦的一生，可以概括成一个字：美。
老爸年轻时，堪称美男子。他得自母亲的一半蒙古血统，既带来白皙的皮肤，更带来地平线般开阔坦荡的心境。“老高兴”，这是老爸的一句口头禅。
我得承认，小时候，父亲之于我，除了一家之主的印象，并未意味更多。我和他开始像朋友一样交流“思想”，要等到“文革”后，我们各自从农村回城之后。
一些片断的镜头，串联起小时候爸爸的形象：
一束水仙花：在西苑机关，每个冬天，家里开满水仙。那抹独特的甜香，柔柔浸入我的乡情，几乎成了“家”的标志，再后来，又潜入我漂泊的乡愁。至今，如果赶上水仙季节回国看望老爸，睡在他家里，被弥漫的花香包围着，就像被童年的记忆抱着，我总能睡得格外深沉。
一把铁尺：从西苑机关去国关的路边，1960年代是一带稻田，其中一块，水下埋着一柄“中华牌”铁尺。我记得清楚，铁尺凸起的一面上，有个华表商标。这把“凶器”，是老爸看我实在太淘气时，拿来打手心惩罚的。说惩罚，无非作势而已，除了啪啪声响，手心的疼，足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对铁尺恨之入骨。所以，1964年，当我们搬家去国关，老爸让我带些小东西过去，我一见铁尺赫然在内，不禁心头暗喜，走到稻田旁，把它拈将出来，在手里掂一掂，喝声：“去你的！”“嗖”一道黑影，稻田中央水花飞溅，铁尺自此杳然无迹。这算我的反叛吗？但不是还有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如何，铁尺消失了，它也许至今还在那儿，等着未来的考古发掘呢。搬家后某天，老爸忽然记起，问我：“咦，那把铁尺哪去啦？”我当然答：“不知道。”哈，现在想起，老爸真厚道，明知是我做了手脚，却没揭穿这小把戏。 一个老爸骑跨上自行车的形象：从西苑机关到国关，大约三四里路，1955年我父母从瑞士回国后，不知是否受到叔叔、舅舅双双沦为右派的教训，反正他们坚持从外交“前线”退下来，变成了国关第一批外语教授。这种撤退，阻断了官场的向上爬，但对老爸，绝对合适。因为他睡觉的习惯，简直就是黑白颠倒，别人沉入梦乡时，他整夜醒着，别人起床，他刚睡下。可麻烦是，国关学生整整齐齐在教室坐等杨老师呢！经常，学生们最终不得不打来电话问，“杨老师起床了吗？”我爸才匆匆跳起，抹把脸跨上自行车就走，那两条长腿，双侧着地，不像骑车倒像在跑，我们看着他的背影，不感到丢脸，只觉得好玩。
一条从颐和园到香山的路：我们家喜欢野餐，甚至“文革”也没打断这传统，而我最喜欢的，是让妈妈带着姐姐弟弟挤汽车，我跟着老爸，走那十几里路。后来才知道，我爸从大学起就爱远足，北郊十三陵，西郊八大处，日本人占领的山西大同，投奔共产党后的北岳恒山，都有他的足迹。而我记得的是，过青龙桥，经厢红旗，左手玉泉山，右边娘娘庙，到香山和卧佛寺十字路口向右拐，野餐就摆在植物园草坪上，背后是飯后必去的樱桃沟喝泉水……我的相册里，好像还留着一张“文革”初期野餐时我端着小红书的留影，那傻气，真是扑面而来！
一盏台灯，和灯光照亮的半张脸：“文革”前，不知多少个半夜，我起来撒尿，蒙眬摸回床时，总透过门缝看见这景象。我爸喜欢熬夜，谁也不知道，他在那漫漫长夜里干什么，只听窸窸窣窣的纸笔声，没有停下的时候。如果问他，回答总是一个字：“玩。”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时他玩的是唐诗、宋词。他不写诗却极爱诗，自己决定整理宋词词牌发展的源流，用无数笔记本，分门别类，详细抄录每一词牌下的佳作，那手钢笔字，精细到一个蝇头小楷能劈成四份用，真正是蝌蚪文啊，“红卫兵”绝对会认定是密码！就因为爱诗，老爸“文革”前就被戴上“革命意志衰退”的帽子，“文革”开始，还差点为此挨批。“中国人爱唐诗，竟然是坏事！”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而我倒对他这诗歌嗜好，和我自己写诗的隐秘联系感兴趣，连带也觊觎着他那堆神秘的小本子，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那密码破译一番，没准顺带理出一个我自己的“传统”。但，到现在为止，不得不说，我写诗这么多年，还远远没修炼到老爸那个一语破的的境界：“玩”！
老爸这一玩，玩出了我最早的诗歌经验——一个彻底负面、讨厌、可怕的经验！七八岁时，每天晚饭后，最怕老爸说：“怎么样，背点诗？”我就知道噩梦又来了。什么“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哦！谁爷娘妻子走相送，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破咸阳桥，在什么鬼地方？诗这把铁尺，也是一种惩罚。但比铁尺更糟，它不能忍忍就过去，却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会回来，像个恶魔咬住我不放！好烦人啊！可我没想到的是，那些我觉得浑若天书的句子，却把汉字音乐性的种子，秘密播种进了我的下意识。它潜藏在我的血液里，只有当我开始写自己的诗，才悄悄醒来，严厉地裁判我的手，不准我随便丢出松懈的、缺少音乐能量的句子。
“车辚辚，马萧萧”，我至今不认为那是老杜的好诗，可却是我学习中文音乐性的启蒙课本。这也连带启发了我对古典汉语教学的认识：小孩子被强迫“摇头晃脑、死记硬背”，不是为了读懂内容，而是要感受汉字的音乐能量，正是汉字的音乐性，秘密建构起汉语文学的形式，操控着文本空间的结构。
听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仔细想想，这句子中哪有西方式的语法结构？每一句中三个并列意象，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空间，让我们读它，就仿佛置身风景中，仰观、俯瞰、耳听、心想，自然无比、自由无比。可问题来了，如若不是所谓“语法”，那这些互不关连的意象，靠什么黏合在一起？再思之，除了用汉字的平仄系统作曲般谱写下的音乐结构，还能是什么？在汉字视觉性可见的表面下，正是汉字看不见的音乐性在操控一切。因此，音乐性正是汉语诗歌更深刻的能量——我直接称之为“秘密的能量”！
更细致一点，还举《登高》为例，最著名的对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无边枯叶之声，而一个“下”字，字面含义是落下，而第四声的下降音调，更令“落下”之势直入耳中！同理，一个“滚滚来”，连用波涛状的第三声之“滚”，加一个上升状的第二声“来”，把“不尽长江”浩浩荡荡由远而近、由渺茫而清晰，直漫观者头顶而过的气势，描述得不可能更真切了，说它是用音响之绘画，绝不为过！
汉语古诗的形式美学系统，发展了三千年，秘密原来全藏在这里！因为这极端的音乐性，我才敢对当代中文诗人喋喋争论的“纯诗”问题发表己见：“完全的纯诗是没有的，但必须把每首诗当作纯诗来写。”没有音乐能量的诗，很简单，就不配被叫做“诗”！
甚至不止诗，汉语思维和观念，也有音乐性蕴含其中。那些古怪的外来说法，凭借着前辈翻译大师的音乐能力，让人们弄懂含义之前，先“美学地”接受了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音乐引领语义，节奏陪伴思想，一路踏歌而来。
哈，我后来诗作的音乐之树，原来都扎根在老爸这把（诗歌）软铁尺的折磨中！后来对老爸感慨这一点，他笑得好甜啊。
“文革”记忆，浩如烟海，回顾中，几件事浮出，颇值得一提。
一件来自我姐姐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极可见出我爸爸的为人。
“文革”开始，所有保姆都必须回家，因为她们算佣人，而革命不能容忍剥削。我家老保姆“二姨”，当年经她的姨、曾把我爸带大的上一辈老老保姆介绍而来，那时已经在我家十六年，不仅成了我家当然成员，更因为她随我父母在瑞士工作期间，自己儿子病逝，早已把我们姐弟三人视同己出。但突然，从小睡在一屋的人，变成了两个“阶级”，她不得不孤零零离开。可谁胆敢抗拒那红色大潮呢？成千上万保姆不在那一刻都被赶出家门了吗？但我家有所不同：二姨离开前一晚，老爸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开会”，既感谢这么多年二姨的帮助，更向她保证：虽然她现在暂时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部分，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