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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一笔巨大的花梨木财富引发数县官府垂涎。贪婪需索之下，黎汉群众发动史上罕见的“罢农”，还占据霸王岭周边广阔山区，武装起义前后延绵十一年，伏而又起，两次击败全琼的常规机动官军，最终在高层清官介入下又都和平解决……
此事海南官府做得很不漂亮，而一些有文化的起义领袖却潇洒磊落，所以方志记载极少，亦难免闪烁其词。
通过史海披沙拣金，本文大致还原事件始末，锁定地理背景，再次感叹真实历史往往比文学创作更为鲜活！尤其惊喜的是，由此破解了昌江县王下乡“皇帝洞”洞口的人工石壁之谜——此次起义农民军大本营的防御工事实物。
这可能是唯一的黎峒古代军事遗迹，规模宏大保存完好，比毫无底蕴的捏造“皇帝洞”虚名有意义得多。
“吴十花梨”是现存记载中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俄贤峒花梨后来蜚声天下，与此事显然密切相关。
海南建省之后，昌江县王下乡南尧河中游的“皇帝洞”逐步被外界知晓，河谷秘景与神奇洞穴交相辉映，使旅游者印象深刻。
“皇帝洞”依山傍水，在二十多米高的山腰处，洞口向北俯瞰南尧河。从远处眺望，伟岸洞穴像一头张口的大水牛。按2017年县政府所立的说明牌，该洞宽约35米，深约50米，高25米，面积约570平方米，在此之前，一些说法尺寸要宽大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洞穴，附近还有若干個。与其他洞穴不同之处是：一堵足有两人高的石壁，近两米厚，整齐严实地拦住了宽阔的洞口。石壁用的是当地片石，以干摆式砌筑，外立面整齐，工艺坚固老到。
1937年地形图的南尧河流域，浅棕虚线为历史上的主要通道
虽然墙外还有石块构成的斜坡，登墙入洞并不难，但这堵墙依然给来访者留下鲜明印象。这显然不是天生，而是人工砌筑的。
1932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考察南尧河（当时他称为大歧河），就记述了这个洞和这堵墙：
我们考察了大岐河谷左岸，在荷乐西面附近的高耸岸壁的洞穴……洞穴的入口处有明显地是为了加固而用人工劈石砌成的石壁堵着。荷乐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砌成这些石壁的。
史图博很自然地提出问题：谁砌的？什么时候砌的？
我加个问：为什么砌的？
工程不小，劳动量很大，绝非朝夕可成，却又并非砌房子或院墙，既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生产。唯一可能的目的是军事防御，防御外敌进入洞内。
历史上汉文化圈从来就没有进入这片秘境。那么，到底是谁防御谁呢？
至今，无人能答。
历史之谜往往茫无头绪，有时却又露出若干线头，如果方法正确，也可能在一团乱麻中抽丝剥茧。
在细考三亚“海判南天”巨石记载时，我终于发现一个有效线头，就是时任知州宋锦所撰的乾隆《崖州志》，“平黎”项下两段记载。加上对其他一些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的记载，一步步分析下去，拼图最终浮现。
先看乾隆《崖州志》第一段：
（康熙）五十年辛卯，吴十进黎开花梨山。儋州祖牧、临高樊令欲取之。吴十纠黎抗拒。后详上宪，仍着两州县拿解。不获，遣兵征剿，伤千总一员。五十ー年，动五营兵讨之。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试试逐句分析——
“吴十”其人，是本题第一号关键人物，其身份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不是黎人，否则就不需要“进黎”开花梨山。他应该是汉区有一定财力势力的人物，策划了一次进黎峒采花梨木行动。
史料多载，汉人若要砍伐黎山花梨木材，只要送峒主若干钱物（最受欢迎的是盐、铁、铜鼓，后期是火枪和银元），峒主欢喜，便即划一个大致地域允其开采，称为“发黎山”。另花钱雇的劳动力，也多是本地黎人。林莽森森，生产力有限，收获难以预期。但收获再多黎峒不会干涉，再少汉人也不能反悔。
吴十这次开山收获之丰，超出想象，以致惊动州县，两个州县官“欲取之”。
宋锦这里是“春秋笔法”，说明吴十开山上符国家法度，下合黎峒规矩，无可挑剔。官府“欲取之”是无理强夺，这严重冒犯黎峒习惯法，侵害了汉黎民众的合法利益，于是吴十愤然“纠黎抗拒”。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儋州祖牧”即知儋州祖觐扆，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二年在任，任期长达17年（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两位知州的话）。
“临高樊令”即知临高县樊庶，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一年在任，任期11年，也是康熙《临高县志》的编纂者。据载这位樊庶却是清廉勤政，为民所拥戴，后因积劳成疾而去职，被列入“名宦”的。
激发民变，两地报到“上宪”，至少是道府一级。上头允许州县逮捕，（由于民黎暗中保护）官府抓不到。于是派兵“讨伐”，谁知打仗也不占便宜，损折了一名“千总”（约相当于连长）。
官方终于派出“五营兵”前往讨伐。这是清代海南常备陆军的全部，包括镇标左、右营和儋、万、崖营，大概四千余人。除了必要的留守兵力以外，倾巢而出，却依然一无所获！
三年以后，钦差大臣驾到，吴十才“出降”——这句记载应该有不准确处。据考，钦差“三大人”是奉旨测绘的，地方必须提前备妥一切，包括绥靖治安。所以，应该是海南官府主动宣布一切既往不咎，花梨亦不索取，事件遂迅速和平解决。限于篇幅，相关考证从略。
乾隆《崖州志》紧接着记载了第二段：
五十八年己亥，监生邢克善入黎，取吴十所遗花梨。知州董桓祚欲分取之，善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州着吴高等攻善。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知州会游击刘升，发兵追拿。善遂率州西民黎缴犁耙罢耕，凿散村乡。州报善叛逆，道宪卞（之纶）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伤琼兵百余人，儋、万兵十余人。由是地方扰动，黎人乘势出山掠财畜，伤妇人冯氏、林氏。越三载，壬寅，道宪沈（澄）至崖，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文内括号系据光绪《崖州志》增补） 先考据相关当事人——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
知崖州董桓祚，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任，其后一任是雍正五年到任的程哲。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位至多位知州的话，董桓祚的任期更长，24年！
刘升，高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任崖州营游击。
前后两位分巡道：
“（分巡雷琼道）卞之纶，奉天正白旗人，监生，五十五年任。”
“（分巡雷琼道）沈澄，浙江山阴人，岁贡，六十年任。”
“吴高、吴尚志等”，身份未明。
本题的第二号关键人物、“纠黎抗拒”官府的监生邢克善，乾隆、光绪两版《崖州志》均无介绍，在《选举志》卷内甚至看不到“监生”项目。
蒙乐东邢氏史料整理的资深人物邢越先生帮助，查得当代新编《邢氏族谱》，邢克善确是崖州监生，辈分为居琼邢氏第十八世。邢氏历代成名读书人不少，该族谱相对完整、世系分明，宋末万安知军邢梦璜属居琼五世，其第四子、“肇基黄流”的邢万胜则属居琼六世。族谱中，邢克善家支为“铭派宏属”，他是邢震玉次子，长兄为邢克仁，比他大十四岁，无功名。
吴十峒及周边地理形势图
据邢越介绍，邢氏族谱早年仅以手抄本相传，至乾隆才有木板印行。修谱时靠各宗支后代提供线索录入，如某人无后，旁支兄弟也无法提供，那么此人的记载线索就会中断。族谱载：
克善，字存之，监生。生康熙丁巳（1677），配孙氏，（生）康熙戊午（1678）。子元松、元桧。考卒雍正丁未（1726），葬小石门麻头壬山……
笔者涉足海南文史以来，邢克善身份是民间谱牒对考据作出有力旁证的第一个例子。
现在明白：为什么只有《崖州志》正面记载此事——因为第一次造反，涉及钦差到崖州下马岭立石；第二次造反，涉事官府和造反头领都是崖州的。
人物基本登场以后，下面将事件逐次还原。
这可以说是海南的千古奇闻——同一批花梨木财富，导致两次黎汉起义，主要情节还高度相似。都是官府恃势欲夺民财，激起黎汉一致反抗，抓不到领头人，官府出动“五营兵”征剿，又都失利；起义都各坚持了三年，最后碰到钦差或著名清官，造反首领主动出降，和平解决。那笔花梨的下落又始终没有交待……
吴十造反三年，最终一抚了之，但花梨财富仍未处理。由第二段记载可知，无论儋州还是临高的官府都没敢强取这笔大财。五年之后，轮到邢克善重新处置，“取吴十所遗花梨”。
按乾隆《崖州志》的“春秋笔法”，邢克善入取花梨，显然也是合理合法，受到黎峒认可的。然而官府再次垂涎。这回是崖州知州伸手了，已当了16年知崖州的董桓祚，“欲分取之”。
邢克善是本地人，有文化有功名，见官可以依法不跪。他看重自己的身份，并未如吳十般简单地“纠黎抗拒”，而是在皇朝体制框架内依法维权，“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动员群众上诉，揭发知州任内诸多劣迹，还涉及其他“污点人物”。
这些控告显然有力，邢克善知道要害，证据确凿，董桓祚不敢在体制框架内接招，只有出阴招指使关系人动武，“州着吴高等攻善”。记载至此，双方是非曲直已一目了然。
合法渠道被苛政野蛮堵塞，“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作为官方记载，当然不能说邢克善正义官府不义，用语是很小心的。但事实清楚，这件事激起了黎汉广大群众的愤慨，一边倒地支持邢克善。
康熙前期因为海禁和三藩之乱，地方赋税紧张，常有州县多年拖欠钱粮的，设法捞点额外“花梨财”补贴欠账，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儋州、临高方面还多少有点不为人知苦衷的话，那么崖州董桓祚作派的官逼民反性质，就特别明确了。
修乾隆《崖州志》的宋锦，知崖州五年，是位“慈惠清廉”的名宦，继董桓祚后知崖州不到三年的程哲，亦入“名宦”；而前后知崖州24年的董桓祚却不入“名宦”，其官声之不良已跃然纸上。宋锦在语言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公道地表述了此事。
此后官府压力一再升级，双方对抗更加表面化。先是崖州地方军“发兵追拿”，这是官兵第一次公然出动；邢克善则发动整个崖州西翼（约相当于当代乐东全县范围）汉黎百姓“缴犁耙罢耕”，出现史上罕有所闻的“罢农”，同时又“凿散村乡”。按村乡不能“凿散”，这意思是：官府对该地区的管治已完全瘫痪。
这是一件广泛社会事件，不过论到性质还是和平非暴力抗争，与吴十不同，依然体现了邢克善的“监生”身份和高度理性。
董桓祚却再次滥权，向上“报善叛逆”，加大迫害力度。“道宪卞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道宪”即雷琼分巡道，是省按察使的派出官；总镇，海南常备军最高指挥官。琼州军政当局偏听偏信，或者干脆与董桓祚同声同气了。
如前所述，琼军除留守兵以外倾巢而出讨伐义军，同样再打败仗，折损百余人，比讨伐吴十那次还狼狈。
此后广泛“地方扰动”。既经武力抗拒，邢克善再也不可能“非暴力”，而走上吴十道路，实行武装割据了。不过在与官府长期对峙中，记载仅伤两名民妇，这恰恰说明控制了几乎整个崖西的义军，行事相当克制，邢克善领导得力。
官府既无可奈何，农民军也没有主动进攻。就这样直到新任道宪沈澄上任，为此事亲到崖州，事件很快和平解决，“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
“沈澄，浙江山阴人，康熙间由岁贡历官雷琼道。清介自守，表率有方，多善政。凡所属有瑶黎者，必语其官司，示以诚信，由是皆率俾焉。”（《道光琼州府志》）
沈澄系以贡生新出任雷琼道，此前官声未显。他已知此事重大，很可能主动接触邢克善，“示以诚信”。后者是明白人，深信沈道之诚自行出见，一身担当所有“罪过”，愿停止对峙。 沈澄当然会给他足够申述机会。由于官逼民反的过程很清晰，于是尽可能息事宁人，参与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回家安居乐业，事件和平解决。沈澄亦因敢作敢为，爱护黎汉百姓而官声远播。
毕竟，造反首领邢克善号召力太大，不宜再留崖州，所以解送广州“安插”。省城不是“远恶”之地，这不算为难他，而且他的监生功名应该还是保留了的，他的子孙依然能参与科举。有敢作为的清官沈澄在，那批花梨木估计官府再不敢染指，而按照邢克善们的初衷处分了。
此案，官府文牍无疑是清晰的，宋锦尽简叙述。通过分析，官场的泾清渭浊、官民关系、黎汉关系，以及行政良劣对地方治乱的直接影响，令人信服地展现在眼前。在苛政压迫下，黎汉绅民会自发地团结抗拒，并一再击败官府大兵。
按族谱所载，邢克善去世于“安插”广州五年之后，归葬本地“小石门”，即乐东县千家镇西南方，石门水库大坝东北1公里处。
十一年两次起义，整个来龙去脉似都已清楚。但是，事件发生在哪里，凭《崖州志》两段惜墨如金的史料仍然毫无头绪。
招致儋、临、崖三个州县垂涎、如此顶级的花梨山，到底在哪里？农民军一再击败官军的古战场，又到底在哪里？如果不能在地理上落实，那么整个故事将依然处于某种悬浮状态。
解开谜团的钥匙，在追寻史图博足迹时不期而遇。事件核心地域居然与这三处都没有关系，而在第四个州县：感恩。
请看民国《感恩县志》（海南版50页）的两段：
砂锅岭，又名吴十峒，在城东北二百余里。《旧志》作一百里，误。岭上有石如门。相传入其内甚宽敞，栋柱梁桷悉备，非人工所能为。内有石棋一局，院中芭蕉数本，里人或误入者可取食，若挟之以出，则昏迷莫知所向，掷之则醒。好事者有心寻觅，亦不必遇，因名为小桃源。《旧志》
钟鼓岩，在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前面临水，上有石室一所，倒悬石球无数，望之文采灿然。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好事者秉炬而入，仅容一身。行里许昏黑，寒冽莫测，底止。中有二石，扣之，一如钟声，一如鼓韵，故名。《旧志》
该志注明系引用旧志记载，据考即康熙《感恩县志》的两个版本，限于财力一直不能出版，原书大部亡佚。但其后乾隆、道光两版《琼州府志》对这两条各有承接性记载传。其中，乾隆《琼州府志》有“钟鼓岩”一条，内容与民国《感恩县志》大致相同。道光《琼州府志》则“砂锅岭”“钟鼓岩”皆录，“钟鼓岩”条小字注按“萧志”即乾隆《琼州府志》；“砂锅岭”条小字注按“县志”，即康熙《感恩县志》，唯词条内未记“又名吴十峒”。
1937年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玉道”图幅包括尖峰岭以北的昌化江干流、俄贤岭西段地域，其东侧是“吾什峒”图幅，包括俄贤岭东段及整个南尧河流域。当时新设的白沙县、乐东县以俄贤岭分界，岭南属白沙，岭北属乐东（这个地图也可能标反了）；但此前，南尧河流域一直属感恩县。
今称“皇帝洞”位置，该图标注为“钟鼓衙”，钟鼓衙附近及其下游的南尧河两岸若干小聚落，标注为“吾什峒”。“吾什峒”与“吴十峒”谐音，峒名与事件挑头人“吴十”相同；“钟鼓衙”与县志“钟鼓岩”谐音。
县志“吴十峒”，除了洞穴还包括周边区域，传说色彩浓厚；地形图则作为南尧河某段中游的地名，相互大致吻合。县志“钟鼓岩”，地形图“钟鼓衙”均实指岩洞，汉字汉意，亦相互吻合。实地考察，方志记述的不少景物要素，如芭蕉、“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等都符合现场。
对相关时间及因果作个分析：康熙两版《感恩县志》都在吴十造反之前编撰，此后直到民国十八年才重修。因此，“又名吴十峒”之载显然是民间相传，民国志采访所加。至于里程出入，因为小路崎岖复杂，方志前后记述不尽一致是可以理解的。
地形图勘测，在民国《感恩县志》出版（民国二十年）后仅仅五六年，两者应有相关性。不过地形图地名按惯例仅取同音，地名与县志字面不相同，也可能是实地采访，两者独立互证。
有了地形图，“吴十峒”与“吴十”相关的可能性大增。如果再联系皇帝洞口如此大规模而又“来历不明”的规整防卫堆砌物、俄贤峒-霸王岭的花梨甲于海内、南尧河流域地形非同一般的险要封闭……种种“吴十”相关性，恐怕就不应再有怀疑了。
我们将事件拼图整理一下——
“吴十花梨”之所以引得三个州县官食指大动，乃至激起民变，就是因为“生黎”深处的俄贤峒-霸王岭花梨，此前尚未被人充分了解。吴十的规模开采，意外收获令人震动，此后，这里的高质量花梨就闻名遐迩了。
通常“开黎山”所获，未必马上外运，一来湿木太重难运，二来伐后虫蚁喜欢蛀蚀边材，而心材则咬噬不动，这就完成自然初加工。这笔巨大财富，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官府，也是吴十和邢克善起义军经费的底气所在。
当初儋、临两地方官伸手拿花梨，或因七差盆地乃至霸王岭山区曾属儋州“七坊峒”，而吴十本人或是临高的民人。这个推测是否正确，并非事件关键。重要的是，地理上能够与儋、临、崖三地都有“勾连”的花梨大产区，非俄贤峒-霸王岭莫属。
说到邢克善，崖州西翼山区与感恩东部山区的主要天然通道是昌化江河谷。在大广坝水库蓄水前，这条通道一直是畅通的，民间常有往来，当然某些路段也比较狭险。只要沿江下行到佳叨村附近，便既可進入俄贤峒，也可上溯南尧河。
位于昌化江河谷东岸的俄贤峒，有若干峡口，又是进入南尧河谷的门户。俄贤峒北行，可经燕窝岭再到七差盆地（这是史图博行走路线）；西北行，可经东方村再到县城，路都不算太艰险。
南尧河谷地理特别封闭，地势崎岖，像一个出口向西、向俄贤峒的长口袋，易守难攻。南尧河下游是两个大拐弯（现已被库水淹没），再上溯则更狭窄险阻，石灰岩陡壁几乎直上直下，在南尧河水电站大坝往下一看（现在已是事实上的无人区），就知道了。
南尧河谷外出的另一条小路是正北，经过今日王下乡，穿越霸王岭长长的险峡（1937年地形图称为峨沟峒）到七差盆地南缘。此路极难极险，一般人根本不敢走，只有当代千辛万苦才能修通公路。至于史图博离去时翻越南尧河源头、海拔七百余米的分水岭山坳进入昌化江中游河谷，同样不是官军能走的。
“皇帝洞”洞口及人工石壁，外缘平整，不利攀爬
全琼兵力先后两次“围剿”都大败而回，正因为非同一般的复杂地势。他们只能从俄贤峒仰攻南尧河谷。长途跋涉、不熟地形、与地方百姓为敌，在狭隘的通道里昏头转向，到处受弓箭伏击，不败才怪呢！
大广坝水库修筑前，库区河谷不少宜居平坝都有传统村落。官军未至，农民军在这一带可以休养生息，大兵压境便退入南尧河谷坚守，层层设伏，待机袭扰。南尧河谷“吴十峒”遂由此得名。
“皇帝洞”大溶洞，是俄贤岭-霸王岭石灰岩地貌的典型发育，洞中套洞，洞后又有洞，前后三个大洞，而某些内洞据说深不知底。这自然成为起义军大本营，洞口的石块堆砌物工事，显然是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官军极可能无法通过南尧河下游险峡，进不了吴十峒，所以“皇帝洞”工事也未经实战，随后就慢慢被遗忘了。《感恩县志》虽然补录了“吴十峒”，对这道石砌壁也没有记载。
昌江县政府1987年竖立的“皇帝洞自然保护区”水泥碑，地名显然是臆想，所谓民间传说也是应景编派的。1986年的《海南岛地图册》中，这个地名仍未标注。
“吴十花梨”是史有明载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吴十洞”规模宏大的石砌工事，是迄今所知唯一黎峒古代军事遗迹，农民起义事迹记载清晰。
赏海南美景，赞海南名产，说海南传奇，析海南民风，“吴十峒”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彩！
此事海南官府做得很不漂亮，而一些有文化的起义领袖却潇洒磊落，所以方志记载极少，亦难免闪烁其词。
通过史海披沙拣金，本文大致还原事件始末，锁定地理背景，再次感叹真实历史往往比文学创作更为鲜活！尤其惊喜的是，由此破解了昌江县王下乡“皇帝洞”洞口的人工石壁之谜——此次起义农民军大本营的防御工事实物。
这可能是唯一的黎峒古代军事遗迹，规模宏大保存完好，比毫无底蕴的捏造“皇帝洞”虚名有意义得多。
“吴十花梨”是现存记载中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俄贤峒花梨后来蜚声天下，与此事显然密切相关。
大型石砌，触目神秘
海南建省之后，昌江县王下乡南尧河中游的“皇帝洞”逐步被外界知晓，河谷秘景与神奇洞穴交相辉映，使旅游者印象深刻。
“皇帝洞”依山傍水，在二十多米高的山腰处，洞口向北俯瞰南尧河。从远处眺望，伟岸洞穴像一头张口的大水牛。按2017年县政府所立的说明牌，该洞宽约35米，深约50米，高25米，面积约570平方米，在此之前，一些说法尺寸要宽大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洞穴，附近还有若干個。与其他洞穴不同之处是：一堵足有两人高的石壁，近两米厚，整齐严实地拦住了宽阔的洞口。石壁用的是当地片石，以干摆式砌筑，外立面整齐，工艺坚固老到。
虽然墙外还有石块构成的斜坡，登墙入洞并不难，但这堵墙依然给来访者留下鲜明印象。这显然不是天生，而是人工砌筑的。
1932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考察南尧河（当时他称为大歧河），就记述了这个洞和这堵墙：
我们考察了大岐河谷左岸，在荷乐西面附近的高耸岸壁的洞穴……洞穴的入口处有明显地是为了加固而用人工劈石砌成的石壁堵着。荷乐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砌成这些石壁的。
史图博很自然地提出问题：谁砌的？什么时候砌的？
我加个问：为什么砌的？
工程不小，劳动量很大，绝非朝夕可成，却又并非砌房子或院墙，既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生产。唯一可能的目的是军事防御，防御外敌进入洞内。
历史上汉文化圈从来就没有进入这片秘境。那么，到底是谁防御谁呢？
至今，无人能答。
巨大财富，官逼民反
历史之谜往往茫无头绪，有时却又露出若干线头，如果方法正确，也可能在一团乱麻中抽丝剥茧。
在细考三亚“海判南天”巨石记载时，我终于发现一个有效线头，就是时任知州宋锦所撰的乾隆《崖州志》，“平黎”项下两段记载。加上对其他一些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的记载，一步步分析下去，拼图最终浮现。
先看乾隆《崖州志》第一段：
（康熙）五十年辛卯，吴十进黎开花梨山。儋州祖牧、临高樊令欲取之。吴十纠黎抗拒。后详上宪，仍着两州县拿解。不获，遣兵征剿，伤千总一员。五十ー年，动五营兵讨之。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试试逐句分析——
“吴十”其人，是本题第一号关键人物，其身份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不是黎人，否则就不需要“进黎”开花梨山。他应该是汉区有一定财力势力的人物，策划了一次进黎峒采花梨木行动。
史料多载，汉人若要砍伐黎山花梨木材，只要送峒主若干钱物（最受欢迎的是盐、铁、铜鼓，后期是火枪和银元），峒主欢喜，便即划一个大致地域允其开采，称为“发黎山”。另花钱雇的劳动力，也多是本地黎人。林莽森森，生产力有限，收获难以预期。但收获再多黎峒不会干涉，再少汉人也不能反悔。
吴十这次开山收获之丰，超出想象，以致惊动州县，两个州县官“欲取之”。
宋锦这里是“春秋笔法”，说明吴十开山上符国家法度，下合黎峒规矩，无可挑剔。官府“欲取之”是无理强夺，这严重冒犯黎峒习惯法，侵害了汉黎民众的合法利益，于是吴十愤然“纠黎抗拒”。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儋州祖牧”即知儋州祖觐扆，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二年在任，任期长达17年（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两位知州的话）。
“临高樊令”即知临高县樊庶，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一年在任，任期11年，也是康熙《临高县志》的编纂者。据载这位樊庶却是清廉勤政，为民所拥戴，后因积劳成疾而去职，被列入“名宦”的。
激发民变，两地报到“上宪”，至少是道府一级。上头允许州县逮捕，（由于民黎暗中保护）官府抓不到。于是派兵“讨伐”，谁知打仗也不占便宜，损折了一名“千总”（约相当于连长）。
官方终于派出“五营兵”前往讨伐。这是清代海南常备陆军的全部，包括镇标左、右营和儋、万、崖营，大概四千余人。除了必要的留守兵力以外，倾巢而出，却依然一无所获！
三年以后，钦差大臣驾到，吴十才“出降”——这句记载应该有不准确处。据考，钦差“三大人”是奉旨测绘的，地方必须提前备妥一切，包括绥靖治安。所以，应该是海南官府主动宣布一切既往不咎，花梨亦不索取，事件遂迅速和平解决。限于篇幅，相关考证从略。
再生事端，崖州染指
乾隆《崖州志》紧接着记载了第二段：
五十八年己亥，监生邢克善入黎，取吴十所遗花梨。知州董桓祚欲分取之，善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州着吴高等攻善。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知州会游击刘升，发兵追拿。善遂率州西民黎缴犁耙罢耕，凿散村乡。州报善叛逆，道宪卞（之纶）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伤琼兵百余人，儋、万兵十余人。由是地方扰动，黎人乘势出山掠财畜，伤妇人冯氏、林氏。越三载，壬寅，道宪沈（澄）至崖，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文内括号系据光绪《崖州志》增补） 先考据相关当事人——
查《道光琼州府志》职官志：
知崖州董桓祚，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任，其后一任是雍正五年到任的程哲。如果方志没有漏记后面一位至多位知州的话，董桓祚的任期更长，24年！
刘升，高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任崖州营游击。
前后两位分巡道：
“（分巡雷琼道）卞之纶，奉天正白旗人，监生，五十五年任。”
“（分巡雷琼道）沈澄，浙江山阴人，岁贡，六十年任。”
“吴高、吴尚志等”，身份未明。
本题的第二号关键人物、“纠黎抗拒”官府的监生邢克善，乾隆、光绪两版《崖州志》均无介绍，在《选举志》卷内甚至看不到“监生”项目。
蒙乐东邢氏史料整理的资深人物邢越先生帮助，查得当代新编《邢氏族谱》，邢克善确是崖州监生，辈分为居琼邢氏第十八世。邢氏历代成名读书人不少，该族谱相对完整、世系分明，宋末万安知军邢梦璜属居琼五世，其第四子、“肇基黄流”的邢万胜则属居琼六世。族谱中，邢克善家支为“铭派宏属”，他是邢震玉次子，长兄为邢克仁，比他大十四岁，无功名。
据邢越介绍，邢氏族谱早年仅以手抄本相传，至乾隆才有木板印行。修谱时靠各宗支后代提供线索录入，如某人无后，旁支兄弟也无法提供，那么此人的记载线索就会中断。族谱载：
克善，字存之，监生。生康熙丁巳（1677），配孙氏，（生）康熙戊午（1678）。子元松、元桧。考卒雍正丁未（1726），葬小石门麻头壬山……
笔者涉足海南文史以来，邢克善身份是民间谱牒对考据作出有力旁证的第一个例子。
现在明白：为什么只有《崖州志》正面记载此事——因为第一次造反，涉及钦差到崖州下马岭立石；第二次造反，涉事官府和造反头领都是崖州的。
保卫花梨，同仇敌忾
人物基本登场以后，下面将事件逐次还原。
这可以说是海南的千古奇闻——同一批花梨木财富，导致两次黎汉起义，主要情节还高度相似。都是官府恃势欲夺民财，激起黎汉一致反抗，抓不到领头人，官府出动“五营兵”征剿，又都失利；起义都各坚持了三年，最后碰到钦差或著名清官，造反首领主动出降，和平解决。那笔花梨的下落又始终没有交待……
吴十造反三年，最终一抚了之，但花梨财富仍未处理。由第二段记载可知，无论儋州还是临高的官府都没敢强取这笔大财。五年之后，轮到邢克善重新处置，“取吴十所遗花梨”。
按乾隆《崖州志》的“春秋笔法”，邢克善入取花梨，显然也是合理合法，受到黎峒认可的。然而官府再次垂涎。这回是崖州知州伸手了，已当了16年知崖州的董桓祚，“欲分取之”。
邢克善是本地人，有文化有功名，见官可以依法不跪。他看重自己的身份，并未如吳十般简单地“纠黎抗拒”，而是在皇朝体制框架内依法维权，“遂邀众开州款上控，波及吴高、吴尚志等”。动员群众上诉，揭发知州任内诸多劣迹，还涉及其他“污点人物”。
这些控告显然有力，邢克善知道要害，证据确凿，董桓祚不敢在体制框架内接招，只有出阴招指使关系人动武，“州着吴高等攻善”。记载至此，双方是非曲直已一目了然。
合法渠道被苛政野蛮堵塞，“善遂潜入黎方，纠黎抗拒”——作为官方记载，当然不能说邢克善正义官府不义，用语是很小心的。但事实清楚，这件事激起了黎汉广大群众的愤慨，一边倒地支持邢克善。
康熙前期因为海禁和三藩之乱，地方赋税紧张，常有州县多年拖欠钱粮的，设法捞点额外“花梨财”补贴欠账，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儋州、临高方面还多少有点不为人知苦衷的话，那么崖州董桓祚作派的官逼民反性质，就特别明确了。
修乾隆《崖州志》的宋锦，知崖州五年，是位“慈惠清廉”的名宦，继董桓祚后知崖州不到三年的程哲，亦入“名宦”；而前后知崖州24年的董桓祚却不入“名宦”，其官声之不良已跃然纸上。宋锦在语言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公道地表述了此事。
此后官府压力一再升级，双方对抗更加表面化。先是崖州地方军“发兵追拿”，这是官兵第一次公然出动；邢克善则发动整个崖州西翼（约相当于当代乐东全县范围）汉黎百姓“缴犁耙罢耕”，出现史上罕有所闻的“罢农”，同时又“凿散村乡”。按村乡不能“凿散”，这意思是：官府对该地区的管治已完全瘫痪。
这是一件广泛社会事件，不过论到性质还是和平非暴力抗争，与吴十不同，依然体现了邢克善的“监生”身份和高度理性。
董桓祚却再次滥权，向上“报善叛逆”，加大迫害力度。“道宪卞会总镇遣五营兵征剿，未获”。“道宪”即雷琼分巡道，是省按察使的派出官；总镇，海南常备军最高指挥官。琼州军政当局偏听偏信，或者干脆与董桓祚同声同气了。
如前所述，琼军除留守兵以外倾巢而出讨伐义军，同样再打败仗，折损百余人，比讨伐吴十那次还狼狈。
清官亲临，和平解决
此后广泛“地方扰动”。既经武力抗拒，邢克善再也不可能“非暴力”，而走上吴十道路，实行武装割据了。不过在与官府长期对峙中，记载仅伤两名民妇，这恰恰说明控制了几乎整个崖西的义军，行事相当克制，邢克善领导得力。
官府既无可奈何，农民军也没有主动进攻。就这样直到新任道宪沈澄上任，为此事亲到崖州，事件很快和平解决，“善自出请罪，解省安插”。
“沈澄，浙江山阴人，康熙间由岁贡历官雷琼道。清介自守，表率有方，多善政。凡所属有瑶黎者，必语其官司，示以诚信，由是皆率俾焉。”（《道光琼州府志》）
沈澄系以贡生新出任雷琼道，此前官声未显。他已知此事重大，很可能主动接触邢克善，“示以诚信”。后者是明白人，深信沈道之诚自行出见，一身担当所有“罪过”，愿停止对峙。 沈澄当然会给他足够申述机会。由于官逼民反的过程很清晰，于是尽可能息事宁人，参与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回家安居乐业，事件和平解决。沈澄亦因敢作敢为，爱护黎汉百姓而官声远播。
毕竟，造反首领邢克善号召力太大，不宜再留崖州，所以解送广州“安插”。省城不是“远恶”之地，这不算为难他，而且他的监生功名应该还是保留了的，他的子孙依然能参与科举。有敢作为的清官沈澄在，那批花梨木估计官府再不敢染指，而按照邢克善们的初衷处分了。
此案，官府文牍无疑是清晰的，宋锦尽简叙述。通过分析，官场的泾清渭浊、官民关系、黎汉关系，以及行政良劣对地方治乱的直接影响，令人信服地展现在眼前。在苛政压迫下，黎汉绅民会自发地团结抗拒，并一再击败官府大兵。
按族谱所载，邢克善去世于“安插”广州五年之后，归葬本地“小石门”，即乐东县千家镇西南方，石门水库大坝东北1公里处。
落实历史，还靠地理
十一年两次起义，整个来龙去脉似都已清楚。但是，事件发生在哪里，凭《崖州志》两段惜墨如金的史料仍然毫无头绪。
招致儋、临、崖三个州县垂涎、如此顶级的花梨山，到底在哪里？农民军一再击败官军的古战场，又到底在哪里？如果不能在地理上落实，那么整个故事将依然处于某种悬浮状态。
解开谜团的钥匙，在追寻史图博足迹时不期而遇。事件核心地域居然与这三处都没有关系，而在第四个州县：感恩。
请看民国《感恩县志》（海南版50页）的两段：
砂锅岭，又名吴十峒，在城东北二百余里。《旧志》作一百里，误。岭上有石如门。相传入其内甚宽敞，栋柱梁桷悉备，非人工所能为。内有石棋一局，院中芭蕉数本，里人或误入者可取食，若挟之以出，则昏迷莫知所向，掷之则醒。好事者有心寻觅，亦不必遇，因名为小桃源。《旧志》
钟鼓岩，在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前面临水，上有石室一所，倒悬石球无数，望之文采灿然。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好事者秉炬而入，仅容一身。行里许昏黑，寒冽莫测，底止。中有二石，扣之，一如钟声，一如鼓韵，故名。《旧志》
该志注明系引用旧志记载，据考即康熙《感恩县志》的两个版本，限于财力一直不能出版，原书大部亡佚。但其后乾隆、道光两版《琼州府志》对这两条各有承接性记载传。其中，乾隆《琼州府志》有“钟鼓岩”一条，内容与民国《感恩县志》大致相同。道光《琼州府志》则“砂锅岭”“钟鼓岩”皆录，“钟鼓岩”条小字注按“萧志”即乾隆《琼州府志》；“砂锅岭”条小字注按“县志”，即康熙《感恩县志》，唯词条内未记“又名吴十峒”。
1937年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玉道”图幅包括尖峰岭以北的昌化江干流、俄贤岭西段地域，其东侧是“吾什峒”图幅，包括俄贤岭东段及整个南尧河流域。当时新设的白沙县、乐东县以俄贤岭分界，岭南属白沙，岭北属乐东（这个地图也可能标反了）；但此前，南尧河流域一直属感恩县。
今称“皇帝洞”位置，该图标注为“钟鼓衙”，钟鼓衙附近及其下游的南尧河两岸若干小聚落，标注为“吾什峒”。“吾什峒”与“吴十峒”谐音，峒名与事件挑头人“吴十”相同；“钟鼓衙”与县志“钟鼓岩”谐音。
县志“吴十峒”，除了洞穴还包括周边区域，传说色彩浓厚；地形图则作为南尧河某段中游的地名，相互大致吻合。县志“钟鼓岩”，地形图“钟鼓衙”均实指岩洞，汉字汉意，亦相互吻合。实地考察，方志记述的不少景物要素，如芭蕉、“有水从上滴下，历年久而地不贮水。左右有穴，望之阴翳”等都符合现场。
对相关时间及因果作个分析：康熙两版《感恩县志》都在吴十造反之前编撰，此后直到民国十八年才重修。因此，“又名吴十峒”之载显然是民间相传，民国志采访所加。至于里程出入，因为小路崎岖复杂，方志前后记述不尽一致是可以理解的。
地形图勘测，在民国《感恩县志》出版（民国二十年）后仅仅五六年，两者应有相关性。不过地形图地名按惯例仅取同音，地名与县志字面不相同，也可能是实地采访，两者独立互证。
花梨蜚声天下，工事全岛唯一
有了地形图，“吴十峒”与“吴十”相关的可能性大增。如果再联系皇帝洞口如此大规模而又“来历不明”的规整防卫堆砌物、俄贤峒-霸王岭的花梨甲于海内、南尧河流域地形非同一般的险要封闭……种种“吴十”相关性，恐怕就不应再有怀疑了。
我们将事件拼图整理一下——
“吴十花梨”之所以引得三个州县官食指大动，乃至激起民变，就是因为“生黎”深处的俄贤峒-霸王岭花梨，此前尚未被人充分了解。吴十的规模开采，意外收获令人震动，此后，这里的高质量花梨就闻名遐迩了。
通常“开黎山”所获，未必马上外运，一来湿木太重难运，二来伐后虫蚁喜欢蛀蚀边材，而心材则咬噬不动，这就完成自然初加工。这笔巨大财富，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官府，也是吴十和邢克善起义军经费的底气所在。
当初儋、临两地方官伸手拿花梨，或因七差盆地乃至霸王岭山区曾属儋州“七坊峒”，而吴十本人或是临高的民人。这个推测是否正确，并非事件关键。重要的是，地理上能够与儋、临、崖三地都有“勾连”的花梨大产区，非俄贤峒-霸王岭莫属。
说到邢克善，崖州西翼山区与感恩东部山区的主要天然通道是昌化江河谷。在大广坝水库蓄水前，这条通道一直是畅通的，民间常有往来，当然某些路段也比较狭险。只要沿江下行到佳叨村附近，便既可進入俄贤峒，也可上溯南尧河。
位于昌化江河谷东岸的俄贤峒，有若干峡口，又是进入南尧河谷的门户。俄贤峒北行，可经燕窝岭再到七差盆地（这是史图博行走路线）；西北行，可经东方村再到县城，路都不算太艰险。
南尧河谷地理特别封闭，地势崎岖，像一个出口向西、向俄贤峒的长口袋，易守难攻。南尧河下游是两个大拐弯（现已被库水淹没），再上溯则更狭窄险阻，石灰岩陡壁几乎直上直下，在南尧河水电站大坝往下一看（现在已是事实上的无人区），就知道了。
南尧河谷外出的另一条小路是正北，经过今日王下乡，穿越霸王岭长长的险峡（1937年地形图称为峨沟峒）到七差盆地南缘。此路极难极险，一般人根本不敢走，只有当代千辛万苦才能修通公路。至于史图博离去时翻越南尧河源头、海拔七百余米的分水岭山坳进入昌化江中游河谷，同样不是官军能走的。
全琼兵力先后两次“围剿”都大败而回，正因为非同一般的复杂地势。他们只能从俄贤峒仰攻南尧河谷。长途跋涉、不熟地形、与地方百姓为敌，在狭隘的通道里昏头转向，到处受弓箭伏击，不败才怪呢！
大广坝水库修筑前，库区河谷不少宜居平坝都有传统村落。官军未至，农民军在这一带可以休养生息，大兵压境便退入南尧河谷坚守，层层设伏，待机袭扰。南尧河谷“吴十峒”遂由此得名。
“皇帝洞”大溶洞，是俄贤岭-霸王岭石灰岩地貌的典型发育，洞中套洞，洞后又有洞，前后三个大洞，而某些内洞据说深不知底。这自然成为起义军大本营，洞口的石块堆砌物工事，显然是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官军极可能无法通过南尧河下游险峡，进不了吴十峒，所以“皇帝洞”工事也未经实战，随后就慢慢被遗忘了。《感恩县志》虽然补录了“吴十峒”，对这道石砌壁也没有记载。
昌江县政府1987年竖立的“皇帝洞自然保护区”水泥碑，地名显然是臆想，所谓民间传说也是应景编派的。1986年的《海南岛地图册》中，这个地名仍未标注。
“吴十花梨”是史有明载最大一笔花梨木财富，“吴十洞”规模宏大的石砌工事，是迄今所知唯一黎峒古代军事遗迹，农民起义事迹记载清晰。
赏海南美景，赞海南名产，说海南传奇，析海南民风，“吴十峒”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