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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办学奇迹，如今再度追忆起西南联大，每一位亲历者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都已无法复制。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如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
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阕《满江红》。
三校南行
西南联大的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三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三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三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叶公超（右二）
起初，三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一直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才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那些牛人们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也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赵忠尧的肥皂，闻一多的印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形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十一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而潘际銮则感慨道：“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复制了。”
日军飞机下的课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三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四个多小时。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姓名，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都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潘际銮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说，“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洪唐荐自《看天下》）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如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
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阕《满江红》。
三校南行
西南联大的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三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三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三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三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一直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才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那些牛人们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也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赵忠尧的肥皂，闻一多的印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形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十一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而潘际銮则感慨道：“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复制了。”
日军飞机下的课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三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四个多小时。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姓名，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都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潘际銮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说，“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洪唐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