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 月7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疗救援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这是两大医院时隔83年“山川相逢、再续前缘”。
83年前的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办医学教育、办联合医院，史称“三大学联合办医”。吴宓教授曾为此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鐵扣珠门”。
2月7日这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也抵达武汉进行救援。
“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是中国医学教育的优秀代表。一时间，网友纷纷评论，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王炸来了！
传奇从成立就开始了
“南湘雅”成立，还得从一次看病说起。
1912年，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了来势凶猛、持续高烧的疾病，曾请城内各大名老中医诊治，但高烧总是不退。直到高热后期，其家人受朋友指点，请当时主持雅礼院务的颜福庆医师上门诊治。
颜医师问清病史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施药，对症治疗，高烧即退。从此谭延闿对现代医学产生了兴趣，委派专人与雅礼协会开始了创办现代医学教育的合作。
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出面，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创办医学教育的“十年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湖南、雅礼会分别贡献了“湘”“雅”两个汉字，成立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北协和”的成立则与“油王府”分不开。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在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高标准高水平的，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医学院，培养杰出的医学人才，而不是平庸的“医匠”。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豫王府，两年后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因为洛克菲勒靠石油发家，豫王府当时被人打趣是“油王府”。
美国媒体曾经记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超过了4800万美元。”这也是该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东齐鲁、西华西”同样历史悠久。
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更名为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成为齐鲁大学医科。彼时的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齐名，而齐鲁大学医科作为齐鲁大学的王牌专业，也是全国医学领域的佼佼者。
“西华西”的主要创建人毕启终其一生都在为他所创办的这所大学竭尽全力。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了400万美金及大量办学物资。
毕启除了向国外募集资金，还广泛游说中国政府的高级政要注入资金办学。他先后结交过四川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廷杰、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以及袁世凯。胡、陈二人分别捐出银两3000元，袁世凯捐出4000元，并为毕启题词，说他“愿力宏大，至可钦佩”。
“天团”有多难练？
先普及一个“天团”里的专属名词：“协和脸”——协和人常年挂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
当年协和采取八年制医学教育，这样长的学制在今天并不鲜见，但在当时确是创格。欲上协和者，须得先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念三年，在中文、英文、生物、化学等学科都必须修满规定学时。
预科结束后，还要再经过考试，决定是否能进入协和本部。就算进入协和，在结束前两年学习后，还会再淘汰一批。严格的要求、残酷的淘汰制，让协和人常年板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被当时人戏称为“协和脸”。
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时招收的是9人，毕业时只剩下3人。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协和医学院总共只毕业了311人，平均每届15.5人，数量少得“可怜”。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100年里，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博士毕业生不超过3000人。
“西华西”也是如此。由于考核太过严格，1916年到1918年，这所大学都只有一个毕业生。
“东齐鲁”则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教学水平接近了同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当时，对医科生的考核并不以60分及格为标准，而是分为了甲乙丙丁几个档次，甚至还将“医生风度”作为一项评分标准，考察实习期间为病人服务的能力，如此的高标准教学让很多学生中途即被淘汰，能顺利毕业者称得上是精英。
中国防疫队伍建设则得益于“南湘雅”。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其中一位就是汤飞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本来已经被研究机构安排前往英国的汤飞凡辞去职务，携家眷返乡。
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战乱年代，青霉素的量产不知救活了多少前线将士。中央防疫处自此一举名扬天下。
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发生鼠疫，国内没有疫苗，只能从苏联进口，但供不应求，汤飞凡花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从此疫苗充足，救活性命无数。
医患往事
四大“天团”早已成名，治疗过不少名人。
走进湘雅医院门诊大厅，你会看到迎面墙上镶有一幅书信，那是1952年毛泽东主席介绍亲友来湘雅医院治病的亲笔信。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的堂弟毛泽连，因母亲六阿婆患病，将母亲送至湘雅医院治疗，并在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告知母亲的病情。不久毛泽连接到毛主席寄来的200元钱，作治病之用。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堂兄、塾师毛宇居写信，信中提到毛泽连送母亲治病一事，说：“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信中对湘雅医院的医疗水平评价甚高，字里行间充满肯定与信赖。 “北协和”的病案室是一宝，里面有很多病案，其中就有冯玉祥的。
它与协和医院的际遇正源于1923年他在这里做的一个小手术。当年3月5日，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因腹股沟疝气入协和医院，准备第二天9点做疝气修补手术。这是一个小手术，即使未毕业的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也能完成。唯需局部麻醉。冯玉祥自恃军人，坚决不用麻药，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不打麻药的病人。
勇气可嘉，但疼痛难挨。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三点，不能成寐，医者施以吗啡针，始安睡。”次日，术后发烧，有看护拭体、擦面、擦手降温，中午因切口疼痛，难以入睡，又打吗啡止痛。
术后第八天，他躺在病床上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不顾医生劝阻，立刻从医院用担架抬回南苑检阅署，把宋哲元打了40军棍，通令全军。冯玉祥就此出院。
而据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护士回忆，因其身材高大，住院时特为他做了加长的病床。冯玉祥出院后，病床仍保留在一个楼内的仓库里。
在公众医学上，四大“天团”也迈出了很大一步，试图让平民尽可能多地得到医疗服务。兰安生1921年来协和创立的公共卫生学，带领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创立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关心普通社区居民、底层北京人的卫生健康问题。1932年，先后从协和和哈佛毕业的陈志潜更是到河北定县农村，参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起了“赤脚医生”，摸索出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
重放光芒
時代大潮中，“天团”曲折前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四所医学院校都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机构调整，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作为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也在其中。
1966年后，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四所院校的发展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僵局才被打破。
如今，这四所医学院分别对应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也代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顶尖水平。
“北协和”是我国卫健委唯一的直属高校，曾经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为名，不过后来又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湘雅”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2000年左右，其与中南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为中南大学，很快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工科大学。“东齐鲁”并入山东大学，让这个以文史见长的高校综合实力迅速提升。“西华西”并入了四川大学，后者不久前成功进入双一流A类高校的建设。
在2019年中国最佳医学院校综合实力排行榜中，综合考虑科学研究、教育资源、医学临床、人才培养、毕业生满意度等因素，协和、湘雅、齐鲁、华西四所医学院校在全国150余所参评院校中均位居前列。
时光荏苒，“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虽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在散发耀眼的光芒。
83年前的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办医学教育、办联合医院，史称“三大学联合办医”。吴宓教授曾为此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鐵扣珠门”。
2月7日这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也抵达武汉进行救援。
“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是中国医学教育的优秀代表。一时间，网友纷纷评论，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王炸来了！
传奇从成立就开始了
“南湘雅”成立，还得从一次看病说起。
1912年，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了来势凶猛、持续高烧的疾病，曾请城内各大名老中医诊治，但高烧总是不退。直到高热后期，其家人受朋友指点，请当时主持雅礼院务的颜福庆医师上门诊治。
颜医师问清病史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施药，对症治疗，高烧即退。从此谭延闿对现代医学产生了兴趣，委派专人与雅礼协会开始了创办现代医学教育的合作。
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出面，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创办医学教育的“十年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湖南、雅礼会分别贡献了“湘”“雅”两个汉字，成立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北协和”的成立则与“油王府”分不开。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在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高标准高水平的，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医学院，培养杰出的医学人才，而不是平庸的“医匠”。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豫王府，两年后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因为洛克菲勒靠石油发家，豫王府当时被人打趣是“油王府”。
美国媒体曾经记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超过了4800万美元。”这也是该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东齐鲁、西华西”同样历史悠久。
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更名为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成为齐鲁大学医科。彼时的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齐名，而齐鲁大学医科作为齐鲁大学的王牌专业，也是全国医学领域的佼佼者。
“西华西”的主要创建人毕启终其一生都在为他所创办的这所大学竭尽全力。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了400万美金及大量办学物资。
毕启除了向国外募集资金，还广泛游说中国政府的高级政要注入资金办学。他先后结交过四川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廷杰、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以及袁世凯。胡、陈二人分别捐出银两3000元，袁世凯捐出4000元，并为毕启题词，说他“愿力宏大，至可钦佩”。
“天团”有多难练？
先普及一个“天团”里的专属名词：“协和脸”——协和人常年挂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
当年协和采取八年制医学教育，这样长的学制在今天并不鲜见，但在当时确是创格。欲上协和者，须得先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念三年，在中文、英文、生物、化学等学科都必须修满规定学时。
预科结束后，还要再经过考试，决定是否能进入协和本部。就算进入协和，在结束前两年学习后，还会再淘汰一批。严格的要求、残酷的淘汰制，让协和人常年板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被当时人戏称为“协和脸”。
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时招收的是9人，毕业时只剩下3人。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协和医学院总共只毕业了311人，平均每届15.5人，数量少得“可怜”。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100年里，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博士毕业生不超过3000人。
“西华西”也是如此。由于考核太过严格，1916年到1918年，这所大学都只有一个毕业生。
“东齐鲁”则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教学水平接近了同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当时，对医科生的考核并不以60分及格为标准，而是分为了甲乙丙丁几个档次，甚至还将“医生风度”作为一项评分标准，考察实习期间为病人服务的能力，如此的高标准教学让很多学生中途即被淘汰，能顺利毕业者称得上是精英。
中国防疫队伍建设则得益于“南湘雅”。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其中一位就是汤飞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本来已经被研究机构安排前往英国的汤飞凡辞去职务，携家眷返乡。
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战乱年代，青霉素的量产不知救活了多少前线将士。中央防疫处自此一举名扬天下。
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发生鼠疫，国内没有疫苗，只能从苏联进口，但供不应求，汤飞凡花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从此疫苗充足，救活性命无数。
医患往事
四大“天团”早已成名，治疗过不少名人。
走进湘雅医院门诊大厅，你会看到迎面墙上镶有一幅书信，那是1952年毛泽东主席介绍亲友来湘雅医院治病的亲笔信。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的堂弟毛泽连，因母亲六阿婆患病，将母亲送至湘雅医院治疗，并在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告知母亲的病情。不久毛泽连接到毛主席寄来的200元钱，作治病之用。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堂兄、塾师毛宇居写信，信中提到毛泽连送母亲治病一事，说：“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信中对湘雅医院的医疗水平评价甚高，字里行间充满肯定与信赖。 “北协和”的病案室是一宝，里面有很多病案，其中就有冯玉祥的。
它与协和医院的际遇正源于1923年他在这里做的一个小手术。当年3月5日，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因腹股沟疝气入协和医院，准备第二天9点做疝气修补手术。这是一个小手术，即使未毕业的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也能完成。唯需局部麻醉。冯玉祥自恃军人，坚决不用麻药，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不打麻药的病人。
勇气可嘉，但疼痛难挨。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三点，不能成寐，医者施以吗啡针，始安睡。”次日，术后发烧，有看护拭体、擦面、擦手降温，中午因切口疼痛，难以入睡，又打吗啡止痛。
术后第八天，他躺在病床上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不顾医生劝阻，立刻从医院用担架抬回南苑检阅署，把宋哲元打了40军棍，通令全军。冯玉祥就此出院。
而据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护士回忆，因其身材高大，住院时特为他做了加长的病床。冯玉祥出院后，病床仍保留在一个楼内的仓库里。
在公众医学上，四大“天团”也迈出了很大一步，试图让平民尽可能多地得到医疗服务。兰安生1921年来协和创立的公共卫生学，带领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创立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关心普通社区居民、底层北京人的卫生健康问题。1932年，先后从协和和哈佛毕业的陈志潜更是到河北定县农村，参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起了“赤脚医生”，摸索出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
重放光芒
時代大潮中，“天团”曲折前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四所医学院校都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机构调整，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作为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也在其中。
1966年后，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四所院校的发展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僵局才被打破。
如今，这四所医学院分别对应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也代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顶尖水平。
“北协和”是我国卫健委唯一的直属高校，曾经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为名，不过后来又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湘雅”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2000年左右，其与中南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为中南大学，很快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工科大学。“东齐鲁”并入山东大学，让这个以文史见长的高校综合实力迅速提升。“西华西”并入了四川大学，后者不久前成功进入双一流A类高校的建设。
在2019年中国最佳医学院校综合实力排行榜中，综合考虑科学研究、教育资源、医学临床、人才培养、毕业生满意度等因素，协和、湘雅、齐鲁、华西四所医学院校在全国150余所参评院校中均位居前列。
时光荏苒，“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虽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在散发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