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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找起蜀绣的历史，西汉文人扬雄在《蜀都赋》中的描述令人浮想联翩——『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时过境迂，古文中锦缎遮天蔽日、工匠飞针刺绣的盛景已淡化在城市的街巷里，但涓涓千年的蜀绣技艺，却在一间间现代绣坊中得以幸存、承袭，静候复苏。相比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姐妹』蜀锦，蜀绣的成绣工序很慢。所以，我们或许也要先放缓脚步，才好拜访绣花匠，寻绣市井间。
走进康宁位于渝中区枇杷山公园旁的工作室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次寻找蜀绣的旅程竟然会从重庆开始。虽然“发源于古蜀地”是蜀绣的一个标志，多数资料也都在强调：“蜀绣”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狭义的地域分界，我还是同许多人一样，先人为主地将蜀绣与“在四川完成的刺绣”混为一谈。康宁的先生汤登勇在浏览采访提纲时猜到了我的疑惑，“在康宁正式开始自己做之前，很多人是不知道重庆还有蜀绣的。”汤先生说。康宁声名鹊起是在1998年，一副名为《幽女神思》的作品在参展时为沉寂已久的重庆蜀绣掀起了最初的波澜，“渝康宁”这一品牌也在那时正式起步。现在，这间开办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渝康宁蜀绣院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分里、外两间。除了固定在这里教学、刺绣的康宁夫妇，我造访那天恰好还遇到七名学生在外间练习绣花。汤先生告诉我：“康宁一共有十几个学生，在重庆有这种像样工作室的蜀绣艺人不多，大多数都是家庭作坊。”而汤先生口中所说的“大多数”也不过是一百余人而已。因为康宁的听力不好，原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汤登勇为了做她的嘴巴和耳朵，也成了半个蜀绣专家。虽然因为我的到来，康宁戴上了助听器，但是在采访进行的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更喜欢一边低头绣花，一边听着丈夫回答问题。只有在明确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她才会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看我。康宁与蜀绣结缘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由汤先生娓娓道来的。
和几乎所有的绣娘一样，康宁对于刺绣的兴趣也来源于家庭。一个善于烙画的舅舅，几段和舅舅一起度过的假期，促成了她对绘画的肩蒙。因为听力不佳，免于上山下乡的康宁被分配到前重庆市挑花刺绣厂。确定自己喜欢绣花，又认过师父，蜀绣自然而然成了康宁从22岁做到60岁的一件事情。“我耳朵不好，这个适合我，我坐得住。”问起为什么这么喜欢绣花，不大会讲普通话的康宁这样对我说。汤先生接下来开始和我聊他眼中“四大绣”（蜀绣、苏绣、湘绣、粤绣）的区别与特色，康宁则再次低下头，专注地飞针走线。如康宁所说，拥有毫无杂音干扰的世界，或许也是她能够随时“入定”的原因。她手下淡绿色的纱绢上，一只眼珠湛蓝的白虎正合嘴凝视前方。康宁翻过纱绢，另一面的黄黑条纹老虎则皱鼻咆哮，轮廓与白虎完全吻合。与成名作《幽女神思》一样，这就是蜀绣分类中难度最大的“双面异形异色绣”。这幅名为《眈哮》的作品已经制作了七八个月，虽然双虎都已经神形兼备，但离最终完工还有些时日。在绣制过程中，康宁一直处在很随意的状态，绷子上没有彩色稿，没有图片对照，看得出很多动作都出于自发和自觉，但是当这看似随性的一针一针彼此作用，汇集成线、面、片，我甚至要凑很近，才能分辨出线与线的界线。如果用手电光从绣片的底部向上照，“每一个针孔都清晰可见，双面刺绣的丝线没有一根阻塞住不属于自己的针眼儿，透亮但是又不漏光。”汤先生自豪地向我讲解，“康宁用两颗针同时绣，双面图案绣在一张纱绢上，你知道缝纫机打衣服吗？也是上线和底线两根同时工作，永远上下分明，不会搅在一起。”听先生这样说，康宁停下手里的工作，用黑、白两根丝线在老虎图案的旁边演示了起来，一针在上，一针在下，翻飞了几个回合，果真黑面和白面毫不混淆。我还没来得及为一线之隔的老虎图案担心，康宁已经飞快将线头毫无痕迹地拆掉了。“蜀绣是可以拆、可以改的，我做商品很快，做作品就挑剔得很，每一针都在思考。在绷子上面边画边绣，边绣边改。针法啊、配色啊，都在试。”说到这里，康宁突然抚了抚绣片，又说：“要把这里的毛毛儿再调整一下。”而那只威猛的老虎此时在康宁口中，倒真像是一只温顺的宠物。汤先生告诉我，这样精妙的双针刺绣法其实诞生在一段令人有些沮丧的时期。1995年，无法应付竞争的挑花刺绣厂解体，绣工们下岗后都各奔东西，纷纷远离了这个行业。她那时总是哭，很失落，我说‘你喜欢就继续研究嘛’。没想到她决心做之后，不仅没退步，手艺反而精进了”。
虽然接受采访时，康宁夫妇从未强调天资，但是在工作室参观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几位小绣娘的绷子旁摆着颜色鲜艳的画稿，她们或一手在上、一手在下，飞快地走线，或用白色记号笔在刺绣的纱绢上临摹画稿的线条图案，丝线柔.顺地静置在绷子边，不打卷，不拧团。这样的井然有序、从容得体，绝不是一个生 性混乱或手笨的人可以做到的。“有耐心，读过大专，25岁以下，有美术功底就更好喽”，汤先生随即阐述了康宁这位重庆唯一的蜀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收徒标准，“以前我们收学生没有门槛，持续了两三年，却发现带不出一个真正的弟子。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和很多美术学院都有合作，也有不少年轻人专程来学”。坐在外间的刁娟腼腆、不多话，正是康宁学生中的佼佼者。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刁娟白己找上门来拜师。虽然只有两年时间，扎实的美术功底却令她在配色、运用针法上面触类旁通。先前康宁为我示范双针刺绣时，刁娟也被汤先生喊进里间观看。这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不少的女孩子静静看完，低声却白信地说道：“这个我会。”提起刁娟，康宁赞不绝口，除了娴熟的技艺，康宁更加自豪如刁娟这样日渐成熟起来的弟子，已经可以帮她完成许多教学工作。我顺势问康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绣花娘、大学讲师、工作室负责人，在这些头衔中，你喜欢哪一个？”她指了指绿纱上完成大半的虎绣，用纯正的重庆话答道：“我喜欢这个哦。”为了运转工作室，康宁和学生们也绣些商品销售，除了工作室现有的部分作品可售，客人拿着图样上门定制的情况也有。“要等几个月，许多来定制的人等不及，就放弃了。”汤先生说。看来，想要完成一幅蜀绣名作，耐心不仅仅是对匠人的要求，也是对求绣者的第一道考验。
除了康宁的蜀绣研究院，我还期待能在重庆的街头巷尾找到更多蜀绣的踪迹。于是在向康老师讨要了几处可能的地址后，我再度出发了。在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我走进了市级蜀绣“非遗”传承人黄敏的店铺——爱尚蜀绣。与康宁的故事类似，今年46岁的黄敏出身于原成都蜀绣厂。经历了工厂解体的变故，走过了将绣片放在别家店里寄售的阶段，最终，她在政府支持下开办了爱尚蜀绣，至今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在店面外的绷子上，黄敏的学生正在绣制一幅素淡的街景。因为完全自主经营，爱尚蜀绣的绣品大多很“接地气”。黄敏告诉我，除了受到游客喜爱的鲤鱼、熊猫等传统图案，作为蜀绣的支流，她的工作室还在主打三峡、吊脚楼等巴渝风情的题材。康宁的师妹，同为市级传承人的李淑兰，则是从刺绣工厂走出的大多数普通重庆绣女的代表。离开工厂，自知“技艺赶不上康宁”的李淑兰顺应潮流去打工，成了一名服装柜台的售货员。然而，各种行当做来做去，她终于还是回到了刺绣绷子前。说起重拾绣花针的原因，李淑兰说：“喜欢，从l8岁做到56岁，是真心喜欢的。”与黄敏、康宁不同，李淑兰的工作室就在自己家中，最繁盛时有二十几个学生。现在，处于半休假状态的李淑兰白天看护孙子，晚上抽空刺绣，把自己的刺绣图像上传到网络空间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告诉我，等孙子上了幼儿园，自己的工作室就重新开张。 傍晚，在重庆的热门景点磁器口，在麻花和花生糖的摊铺之间，我见到了汤先生口中“一般游客”可以看到的，勉强与“绣”字沾边儿的手工艺品店。不得不说，店内的绣品针脚粗粝，贴着虚高的价签。我想起在采访中，康宁夫妇提及当地人对蜀绣的关注度不高时流露出的遗憾，更觉得在这座山城寻访精品蜀绣是一场属于有心人的探险。
来到成都，几乎每间蜀绣铺子都会将蜀绣代表作《芙蓉鲤鱼图》摆在最明显的位置，郝淑萍位于送仙桥的工作室也不例外。在四排大小不一的作品后，一丛巨大的芙蓉花和几尾鲤鱼将店面隔成两个空间。在成都提起蜀绣，没有人不知道郝淑萍的名字。比起大多数绣工进入工厂后才开始学艺，现年70岁的郝淑萍戏称自己是“少年班出身”。“我13岁就进成都工艺美术学校蜀绣班了。”郝淑萍说。漫长的从业时间让郝淑萍有机会亲历了蜀绣技艺和针法的改良过程。“以前我们都是照着画样绣，所以画稿是什么样，芙蓉花就是什么样。”郝淑萍说着，翻开了工作室墙边的画框，一幅绣制于1989年的《芙蓉鸳鸯图》正静静靠在那里。绣片上，粉红的芙蓉花轮廓鲜明，每片花瓣的边界很明显，比起我先前看到的蜀绣作品，这朵芙蓉花的脉络的确清晰得有些豪放。“现在就不是这种风格了，”郝淑萍指了指那那幅巨大的芙蓉鲤鱼屏风，“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开始对着照片绣花，还有鲤鱼，水面上没有留一个水花，但是它们都要像真的在游一样。”对着照片刺绣，意味着绣出来的花更加写实，意味着花朵的颜色需要过渡得更柔和、自然，对绣工的配线功底要求也更高。在重庆康宁的工作室中，我曾见到过储放丝线的大木柜。当柜门打开，浓重的樟脑味飘散而出，光亮的丝线按颜色整齐排布的景象本身就称得上好看了。郝淑萍告诉我，原产白四川南充的白丝，送到苏杭一代染色成为刺绣用的丝线后，才会回到蜀绣艺人的手中。通常同种色彩的丝线，从深到浅配出十多个色阶，才能大概满足高档蜀绣工艺品用色的要求。
郝淑萍当然已经记不清，在和蜀绣打交道的将近六十年岁月中，自己绣制过多少幅《芙蓉鲤鱼图》了。但它们当中有一幅被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是郝淑萍这一辈蜀绣艺人绝不会忘记的事情。共享着这份记忆的，还有当时刚刚正式接触蜀绣不久的孟德芝。和许多传统工艺靠民间口耳相传不同，国营工厂似乎是现代蜀绣技艺传承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出身于“蜀绣界的黄埔军校”——原成都蜀绣厂的孟德芝身上，我见到了几乎所有先前采访过的绣娘的生活缩影。因为性格开朗、有天分，孟德芝进入蜀绣厂后不久就被老师傅带进了包括郝淑萍在内的为四川厅定制《芙蓉鲤鱼图》的绣工团队。现在，蜀绣厂已经不在，孟德芝绣花的地方也变成了文殊坊”“非遗”一条街上一座以“梦苑蜀绣”为名的两层仿古川西民居。虽然讲学和社会活动很多，孟德芝每天还是有些时间可以坐在绣花绷前，用牛皮纸折嵌条、下料，再用缎带将底料紧紧上绷。在我看来，单是这几道开始绣花前的准备工作，就足以吓退不少四体不勤的求学者。用食指和拇指熟练地将一根丝线从中分开后，孟德芝告诉我，将一根丝线分成十丝（即十份），甚至16丝，再依照作品选择用几丝粗细的线来绣制，根据针号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打结，是一个蜀绣工艺师的基本功。在工作室二层的精品展厅中，孟德芝向我展示了蜀绣独有的针法——锦纹针。在一幅名为《九子熊猫图》的双面异形绣作品中，童子们身上的衣饰花纹虽然来自一针一线的刺绣，却呈现出机织锦缎一样规整、平铺的效果。在从前的蜀绣厂中，锦纹针法大多是由师父口头传授给徒弟的。由于图案没有特殊规范，所以自由度很大，到现在都还不断有新的花样被创造出来。在走进梦苑蜀绣之前，我恰好在斜对面展卖蜀锦的店铺看了看，比起蜀绣坊内已经很少见到背面儿和围巾等日用品，这家店里倒是摆满了蜀锦质地的电脑内胆、钱包和各种日常周边。在与蜀绣相生相伴千年后，完全实现了机织的蜀锦开始对仰赖手工、造价高、完工慢的蜀绣形成挤压，但准又能说蜀绣中精准且仍在千变万化的锦纹针，不是在以温和的方式，回应着电动织机对手工技艺的挑战呢？
蜀绣在大本营成都得到的培育土壤，或许要令康宁夫妇有些羡慕了。孟德芝告诉我，2006年文殊坊“非遗”一条街的开街仪式就是由梦苑蜀绣领衔的。在一间玻璃房子中，孟德芝和她的16位绣娘一起工作了七个月，完成了一幅老成都蜀绣地图。这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推介方式，为孟德芝的梦苑蜀绣吸引到更多对这项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在采访过程中，一个女孩走进工作室，一边给孟德芝和其他工作人员分零食，一边讲述她之前的旅行见闻。“她是我的学生，也是个护士。”孟德芝笑着对我说。闲谈时，女孩始终喊孟德芝“师父”，这样古朴而亲近的称呼令从未有过类似社会关系的我非常羡慕。或许是因为绣花针此起彼落、循环往复带来的平和，我所见到的蜀绣工匠们都没有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任何傲慢和白以为是的做派。这种态度，或许也令蜀绣能够更加开放地博采其余绣种之长。在孟德芝的精品展室中，一幅名为《秋色高原》的单面绣喷绘复制品占据了最佳位置。这幅作品的原绣也被收藏在人民大会堂，是孟德芝的心爱之作。她告诉我，因为原稿是一幅摄影作品，所以在绣的时候，用蜀绣常用的沙针、晕针来表现安静的云和蓝天，近处躁动的灌木丛则大胆使用了现代苏绣技法中的乱针，“按照色彩跨度，有时一个针孔穿几个颜色的丝线，这种凌乱的油画效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因为地域的阻隔不再，中国四大绣种之间的技艺正在彼此融会靠拢，以孟德芝、郝淑萍为代表的蜀绣艺人似乎并不抵触这个趋势。“除了我们四大绣，中国还有京绣、汉绣、羌绣、苗绣……如果四大绣都不团结，怎么给别的绣种做榜样？”说起这个，郝淑萍身上闪现出几分江湖气。国营绣厂的消失将蜀绣彻底推向民间，培养新绣师的工作完全落在了手艺人们身上。我分别问几位绣娘是如何操作这件事的，得到的细节各不相同，有一句话却被多次提及——“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断在我手里”。或许，对于蜀绣艺人们而言，“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多么宏大的事，身边有人，哪怕只是一两个，就足以纾解这句话带来的不安了。
在成都新会展的绣兰道蜀绣展示店，我见到了以张大千的名作《爱痕湖》为绣稿的同名作品。即便是凑近看，这种泼墨效果是如何借由针和线完成的，仍然很难参透在。这件作品的旁边，一套再清淡不过的《佛手》刚好错落地铺满一面白墙。离开文殊坊时，孟德芝告诉我，为绣品附加更大的设计价值，是她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而几乎与梦苑同时成军的绣兰道，似乎已经走出了尝试的第一步。店员告诉我，对《爱痕湖》的临摹再创作事先获得了张大干先生家人的正式授权，而《佛手》系列中或拈莲花、或持念珠的手势，都是由寺庙中善画的喇嘛绘制的。在另一幅画框中，一只深蓝色的麒麟是底料上唯一的主题，与传统的蜀绣作品相比，它更像是一处放大精修过的局部。
工时长，产量少，是蜀绣不曾改变过的性格。所以，为了买到一只在展示店售罄的《佛手》车挂，我站在了位于宽巷子的钓鱼台生活馆中。工作人员不知我为绣而来，娓娓向我介绍着店内陈设和选择引入绣兰道的原因。在谈 话的间隙，我看到一位客人在木胎漆器和蜀绣陈列台间犹豫很久，最后指了指可以摆在桌面上的蜀绣小屏风。尽管传统的蜀绣日用品几乎已经退出市场，在距离钓鱼台生活馆不远的“一针一线”锦华馆，蜀绣和近邻羌绣的纹样却以另一种价值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里丝质围巾上的蝴蝶、靠垫上的石榴花、手袋上的工笔小鸟，大都出自重建后的汶川和都江堰等地震灾区的妇女之手。公益性质的刺绣培训和订单，让利用农闲绣花的妇女可以留在田间地头，却将他们手中的绣片带到了我们眼前。
走进康宁位于渝中区枇杷山公园旁的工作室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次寻找蜀绣的旅程竟然会从重庆开始。虽然“发源于古蜀地”是蜀绣的一个标志，多数资料也都在强调：“蜀绣”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狭义的地域分界，我还是同许多人一样，先人为主地将蜀绣与“在四川完成的刺绣”混为一谈。康宁的先生汤登勇在浏览采访提纲时猜到了我的疑惑，“在康宁正式开始自己做之前，很多人是不知道重庆还有蜀绣的。”汤先生说。康宁声名鹊起是在1998年，一副名为《幽女神思》的作品在参展时为沉寂已久的重庆蜀绣掀起了最初的波澜，“渝康宁”这一品牌也在那时正式起步。现在，这间开办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渝康宁蜀绣院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分里、外两间。除了固定在这里教学、刺绣的康宁夫妇，我造访那天恰好还遇到七名学生在外间练习绣花。汤先生告诉我：“康宁一共有十几个学生，在重庆有这种像样工作室的蜀绣艺人不多，大多数都是家庭作坊。”而汤先生口中所说的“大多数”也不过是一百余人而已。因为康宁的听力不好，原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汤登勇为了做她的嘴巴和耳朵，也成了半个蜀绣专家。虽然因为我的到来，康宁戴上了助听器，但是在采访进行的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更喜欢一边低头绣花，一边听着丈夫回答问题。只有在明确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她才会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看我。康宁与蜀绣结缘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由汤先生娓娓道来的。
和几乎所有的绣娘一样，康宁对于刺绣的兴趣也来源于家庭。一个善于烙画的舅舅，几段和舅舅一起度过的假期，促成了她对绘画的肩蒙。因为听力不佳，免于上山下乡的康宁被分配到前重庆市挑花刺绣厂。确定自己喜欢绣花，又认过师父，蜀绣自然而然成了康宁从22岁做到60岁的一件事情。“我耳朵不好，这个适合我，我坐得住。”问起为什么这么喜欢绣花，不大会讲普通话的康宁这样对我说。汤先生接下来开始和我聊他眼中“四大绣”（蜀绣、苏绣、湘绣、粤绣）的区别与特色，康宁则再次低下头，专注地飞针走线。如康宁所说，拥有毫无杂音干扰的世界，或许也是她能够随时“入定”的原因。她手下淡绿色的纱绢上，一只眼珠湛蓝的白虎正合嘴凝视前方。康宁翻过纱绢，另一面的黄黑条纹老虎则皱鼻咆哮，轮廓与白虎完全吻合。与成名作《幽女神思》一样，这就是蜀绣分类中难度最大的“双面异形异色绣”。这幅名为《眈哮》的作品已经制作了七八个月，虽然双虎都已经神形兼备，但离最终完工还有些时日。在绣制过程中，康宁一直处在很随意的状态，绷子上没有彩色稿，没有图片对照，看得出很多动作都出于自发和自觉，但是当这看似随性的一针一针彼此作用，汇集成线、面、片，我甚至要凑很近，才能分辨出线与线的界线。如果用手电光从绣片的底部向上照，“每一个针孔都清晰可见，双面刺绣的丝线没有一根阻塞住不属于自己的针眼儿，透亮但是又不漏光。”汤先生自豪地向我讲解，“康宁用两颗针同时绣，双面图案绣在一张纱绢上，你知道缝纫机打衣服吗？也是上线和底线两根同时工作，永远上下分明，不会搅在一起。”听先生这样说，康宁停下手里的工作，用黑、白两根丝线在老虎图案的旁边演示了起来，一针在上，一针在下，翻飞了几个回合，果真黑面和白面毫不混淆。我还没来得及为一线之隔的老虎图案担心，康宁已经飞快将线头毫无痕迹地拆掉了。“蜀绣是可以拆、可以改的，我做商品很快，做作品就挑剔得很，每一针都在思考。在绷子上面边画边绣，边绣边改。针法啊、配色啊，都在试。”说到这里，康宁突然抚了抚绣片，又说：“要把这里的毛毛儿再调整一下。”而那只威猛的老虎此时在康宁口中，倒真像是一只温顺的宠物。汤先生告诉我，这样精妙的双针刺绣法其实诞生在一段令人有些沮丧的时期。1995年，无法应付竞争的挑花刺绣厂解体，绣工们下岗后都各奔东西，纷纷远离了这个行业。她那时总是哭，很失落，我说‘你喜欢就继续研究嘛’。没想到她决心做之后，不仅没退步，手艺反而精进了”。
虽然接受采访时，康宁夫妇从未强调天资，但是在工作室参观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几位小绣娘的绷子旁摆着颜色鲜艳的画稿，她们或一手在上、一手在下，飞快地走线，或用白色记号笔在刺绣的纱绢上临摹画稿的线条图案，丝线柔.顺地静置在绷子边，不打卷，不拧团。这样的井然有序、从容得体，绝不是一个生 性混乱或手笨的人可以做到的。“有耐心，读过大专，25岁以下，有美术功底就更好喽”，汤先生随即阐述了康宁这位重庆唯一的蜀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收徒标准，“以前我们收学生没有门槛，持续了两三年，却发现带不出一个真正的弟子。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和很多美术学院都有合作，也有不少年轻人专程来学”。坐在外间的刁娟腼腆、不多话，正是康宁学生中的佼佼者。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刁娟白己找上门来拜师。虽然只有两年时间，扎实的美术功底却令她在配色、运用针法上面触类旁通。先前康宁为我示范双针刺绣时，刁娟也被汤先生喊进里间观看。这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不少的女孩子静静看完，低声却白信地说道：“这个我会。”提起刁娟，康宁赞不绝口，除了娴熟的技艺，康宁更加自豪如刁娟这样日渐成熟起来的弟子，已经可以帮她完成许多教学工作。我顺势问康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绣花娘、大学讲师、工作室负责人，在这些头衔中，你喜欢哪一个？”她指了指绿纱上完成大半的虎绣，用纯正的重庆话答道：“我喜欢这个哦。”为了运转工作室，康宁和学生们也绣些商品销售，除了工作室现有的部分作品可售，客人拿着图样上门定制的情况也有。“要等几个月，许多来定制的人等不及，就放弃了。”汤先生说。看来，想要完成一幅蜀绣名作，耐心不仅仅是对匠人的要求，也是对求绣者的第一道考验。
除了康宁的蜀绣研究院，我还期待能在重庆的街头巷尾找到更多蜀绣的踪迹。于是在向康老师讨要了几处可能的地址后，我再度出发了。在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我走进了市级蜀绣“非遗”传承人黄敏的店铺——爱尚蜀绣。与康宁的故事类似，今年46岁的黄敏出身于原成都蜀绣厂。经历了工厂解体的变故，走过了将绣片放在别家店里寄售的阶段，最终，她在政府支持下开办了爱尚蜀绣，至今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在店面外的绷子上，黄敏的学生正在绣制一幅素淡的街景。因为完全自主经营，爱尚蜀绣的绣品大多很“接地气”。黄敏告诉我，除了受到游客喜爱的鲤鱼、熊猫等传统图案，作为蜀绣的支流，她的工作室还在主打三峡、吊脚楼等巴渝风情的题材。康宁的师妹，同为市级传承人的李淑兰，则是从刺绣工厂走出的大多数普通重庆绣女的代表。离开工厂，自知“技艺赶不上康宁”的李淑兰顺应潮流去打工，成了一名服装柜台的售货员。然而，各种行当做来做去，她终于还是回到了刺绣绷子前。说起重拾绣花针的原因，李淑兰说：“喜欢，从l8岁做到56岁，是真心喜欢的。”与黄敏、康宁不同，李淑兰的工作室就在自己家中，最繁盛时有二十几个学生。现在，处于半休假状态的李淑兰白天看护孙子，晚上抽空刺绣，把自己的刺绣图像上传到网络空间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告诉我，等孙子上了幼儿园，自己的工作室就重新开张。 傍晚，在重庆的热门景点磁器口，在麻花和花生糖的摊铺之间，我见到了汤先生口中“一般游客”可以看到的，勉强与“绣”字沾边儿的手工艺品店。不得不说，店内的绣品针脚粗粝，贴着虚高的价签。我想起在采访中，康宁夫妇提及当地人对蜀绣的关注度不高时流露出的遗憾，更觉得在这座山城寻访精品蜀绣是一场属于有心人的探险。
来到成都，几乎每间蜀绣铺子都会将蜀绣代表作《芙蓉鲤鱼图》摆在最明显的位置，郝淑萍位于送仙桥的工作室也不例外。在四排大小不一的作品后，一丛巨大的芙蓉花和几尾鲤鱼将店面隔成两个空间。在成都提起蜀绣，没有人不知道郝淑萍的名字。比起大多数绣工进入工厂后才开始学艺，现年70岁的郝淑萍戏称自己是“少年班出身”。“我13岁就进成都工艺美术学校蜀绣班了。”郝淑萍说。漫长的从业时间让郝淑萍有机会亲历了蜀绣技艺和针法的改良过程。“以前我们都是照着画样绣，所以画稿是什么样，芙蓉花就是什么样。”郝淑萍说着，翻开了工作室墙边的画框，一幅绣制于1989年的《芙蓉鸳鸯图》正静静靠在那里。绣片上，粉红的芙蓉花轮廓鲜明，每片花瓣的边界很明显，比起我先前看到的蜀绣作品，这朵芙蓉花的脉络的确清晰得有些豪放。“现在就不是这种风格了，”郝淑萍指了指那那幅巨大的芙蓉鲤鱼屏风，“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开始对着照片绣花，还有鲤鱼，水面上没有留一个水花，但是它们都要像真的在游一样。”对着照片刺绣，意味着绣出来的花更加写实，意味着花朵的颜色需要过渡得更柔和、自然，对绣工的配线功底要求也更高。在重庆康宁的工作室中，我曾见到过储放丝线的大木柜。当柜门打开，浓重的樟脑味飘散而出，光亮的丝线按颜色整齐排布的景象本身就称得上好看了。郝淑萍告诉我，原产白四川南充的白丝，送到苏杭一代染色成为刺绣用的丝线后，才会回到蜀绣艺人的手中。通常同种色彩的丝线，从深到浅配出十多个色阶，才能大概满足高档蜀绣工艺品用色的要求。
郝淑萍当然已经记不清，在和蜀绣打交道的将近六十年岁月中，自己绣制过多少幅《芙蓉鲤鱼图》了。但它们当中有一幅被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是郝淑萍这一辈蜀绣艺人绝不会忘记的事情。共享着这份记忆的，还有当时刚刚正式接触蜀绣不久的孟德芝。和许多传统工艺靠民间口耳相传不同，国营工厂似乎是现代蜀绣技艺传承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出身于“蜀绣界的黄埔军校”——原成都蜀绣厂的孟德芝身上，我见到了几乎所有先前采访过的绣娘的生活缩影。因为性格开朗、有天分，孟德芝进入蜀绣厂后不久就被老师傅带进了包括郝淑萍在内的为四川厅定制《芙蓉鲤鱼图》的绣工团队。现在，蜀绣厂已经不在，孟德芝绣花的地方也变成了文殊坊”“非遗”一条街上一座以“梦苑蜀绣”为名的两层仿古川西民居。虽然讲学和社会活动很多，孟德芝每天还是有些时间可以坐在绣花绷前，用牛皮纸折嵌条、下料，再用缎带将底料紧紧上绷。在我看来，单是这几道开始绣花前的准备工作，就足以吓退不少四体不勤的求学者。用食指和拇指熟练地将一根丝线从中分开后，孟德芝告诉我，将一根丝线分成十丝（即十份），甚至16丝，再依照作品选择用几丝粗细的线来绣制，根据针号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打结，是一个蜀绣工艺师的基本功。在工作室二层的精品展厅中，孟德芝向我展示了蜀绣独有的针法——锦纹针。在一幅名为《九子熊猫图》的双面异形绣作品中，童子们身上的衣饰花纹虽然来自一针一线的刺绣，却呈现出机织锦缎一样规整、平铺的效果。在从前的蜀绣厂中，锦纹针法大多是由师父口头传授给徒弟的。由于图案没有特殊规范，所以自由度很大，到现在都还不断有新的花样被创造出来。在走进梦苑蜀绣之前，我恰好在斜对面展卖蜀锦的店铺看了看，比起蜀绣坊内已经很少见到背面儿和围巾等日用品，这家店里倒是摆满了蜀锦质地的电脑内胆、钱包和各种日常周边。在与蜀绣相生相伴千年后，完全实现了机织的蜀锦开始对仰赖手工、造价高、完工慢的蜀绣形成挤压，但准又能说蜀绣中精准且仍在千变万化的锦纹针，不是在以温和的方式，回应着电动织机对手工技艺的挑战呢？
蜀绣在大本营成都得到的培育土壤，或许要令康宁夫妇有些羡慕了。孟德芝告诉我，2006年文殊坊“非遗”一条街的开街仪式就是由梦苑蜀绣领衔的。在一间玻璃房子中，孟德芝和她的16位绣娘一起工作了七个月，完成了一幅老成都蜀绣地图。这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推介方式，为孟德芝的梦苑蜀绣吸引到更多对这项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在采访过程中，一个女孩走进工作室，一边给孟德芝和其他工作人员分零食，一边讲述她之前的旅行见闻。“她是我的学生，也是个护士。”孟德芝笑着对我说。闲谈时，女孩始终喊孟德芝“师父”，这样古朴而亲近的称呼令从未有过类似社会关系的我非常羡慕。或许是因为绣花针此起彼落、循环往复带来的平和，我所见到的蜀绣工匠们都没有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任何傲慢和白以为是的做派。这种态度，或许也令蜀绣能够更加开放地博采其余绣种之长。在孟德芝的精品展室中，一幅名为《秋色高原》的单面绣喷绘复制品占据了最佳位置。这幅作品的原绣也被收藏在人民大会堂，是孟德芝的心爱之作。她告诉我，因为原稿是一幅摄影作品，所以在绣的时候，用蜀绣常用的沙针、晕针来表现安静的云和蓝天，近处躁动的灌木丛则大胆使用了现代苏绣技法中的乱针，“按照色彩跨度，有时一个针孔穿几个颜色的丝线，这种凌乱的油画效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因为地域的阻隔不再，中国四大绣种之间的技艺正在彼此融会靠拢，以孟德芝、郝淑萍为代表的蜀绣艺人似乎并不抵触这个趋势。“除了我们四大绣，中国还有京绣、汉绣、羌绣、苗绣……如果四大绣都不团结，怎么给别的绣种做榜样？”说起这个，郝淑萍身上闪现出几分江湖气。国营绣厂的消失将蜀绣彻底推向民间，培养新绣师的工作完全落在了手艺人们身上。我分别问几位绣娘是如何操作这件事的，得到的细节各不相同，有一句话却被多次提及——“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断在我手里”。或许，对于蜀绣艺人们而言，“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多么宏大的事，身边有人，哪怕只是一两个，就足以纾解这句话带来的不安了。
在成都新会展的绣兰道蜀绣展示店，我见到了以张大千的名作《爱痕湖》为绣稿的同名作品。即便是凑近看，这种泼墨效果是如何借由针和线完成的，仍然很难参透在。这件作品的旁边，一套再清淡不过的《佛手》刚好错落地铺满一面白墙。离开文殊坊时，孟德芝告诉我，为绣品附加更大的设计价值，是她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而几乎与梦苑同时成军的绣兰道，似乎已经走出了尝试的第一步。店员告诉我，对《爱痕湖》的临摹再创作事先获得了张大干先生家人的正式授权，而《佛手》系列中或拈莲花、或持念珠的手势，都是由寺庙中善画的喇嘛绘制的。在另一幅画框中，一只深蓝色的麒麟是底料上唯一的主题，与传统的蜀绣作品相比，它更像是一处放大精修过的局部。
工时长，产量少，是蜀绣不曾改变过的性格。所以，为了买到一只在展示店售罄的《佛手》车挂，我站在了位于宽巷子的钓鱼台生活馆中。工作人员不知我为绣而来，娓娓向我介绍着店内陈设和选择引入绣兰道的原因。在谈 话的间隙，我看到一位客人在木胎漆器和蜀绣陈列台间犹豫很久，最后指了指可以摆在桌面上的蜀绣小屏风。尽管传统的蜀绣日用品几乎已经退出市场，在距离钓鱼台生活馆不远的“一针一线”锦华馆，蜀绣和近邻羌绣的纹样却以另一种价值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里丝质围巾上的蝴蝶、靠垫上的石榴花、手袋上的工笔小鸟，大都出自重建后的汶川和都江堰等地震灾区的妇女之手。公益性质的刺绣培训和订单，让利用农闲绣花的妇女可以留在田间地头，却将他们手中的绣片带到了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