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有凤来仪”这个典故，因为它代表着贵气、辉煌、美好、幸运等含意。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本来给竹绿丛生之处取名为“有凤来仪”，有歌功颂圣之意，却被元春贵妃改为了“潇湘馆”。这一改动间，富贵之眼与寻常之眼看到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便各各有了分别。
　　杨怡芬的小说《有凤来仪》将《红楼梦》这一情节纳入其中，应当是作者着意于以“富贵身”与“平常心”之间的反衬，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无尽慨叹：“也许，人富贵久了，一眼就能看到平实，也不会以平实为耻；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初尝‘物质’滋味，都是跟宝玉一样，动不动就要端出凤仪来的，怎么敢就老老实实题个‘潇湘馆’呢？”这番感慨，不动声色地镶嵌在字里行间，却是作者面向现实人生至真至诚的有感而发。
　　《有凤来仪》讲述的是看起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司空见惯的故事。在小说中，一个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才做到副科级的中年女人“我”，借着市总工会演讲比赛的契机，一前一后、猝不及防地看到了世间所谓“风光”之下的千疮百孔。“我”年轻的时候，在比赛中结识了比自己年长十余岁的闺蜜胡姐。胡姐因丈夫调动工作一事，打算将“我”介绍给他们单位的李局。“我”却无意中得知胡姐与李局之间有暧昧关系，如果介绍成功，有可能成为“娥皇女英”的千古笑话。此事之后，“我”和胡姐再无往来。
　　在“我”人到中年之后，不再参加比赛了，却乐于为大赛做服务工作。由于“我”替一个年轻的女选手董小如挡了尴尬，两人因而结识，甚为投缘。“我”的汪姓同学正好是董小如的顶头上司，后调到“我”的单位当局长，为此同学们聚会庆贺，叫上了董小如。在为散酒人准备的包房里，“我”又无意中发现了汪局和董小如之间的暧昧关系。此事之后，“我”和董小如断了往来。而奇诡的是，两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升职”、“扶正”。
　　女色与权钱，这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甚而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交换关系。杨怡芬关注这一题材，显然并非为现实“翻版”，而另有深意。在小说中，由“我”而连结起来的两段“故事”或者说是“事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两个闺蜜都因为与男上司有着不正当关系而获得了某种利益。“我”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最后也被“扶正”的好运所青睐。看似正常的升迁，但个中的沟壑曲回，却引人回味。在杨怡芬笔下，胡姐和董小如都是温婉和顺的女人，她们在工作与生活中跌跌撞撞，在家庭、友情与婚外情之间徘徊往复。同样身为女性，作者对她们的言行未必不含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文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淡淡的伤怀与感喟。
　　这份喟叹实在称得上古老。它的古老不仅来自于女人千百年来堕入世间不得挪移、无法更改的悲剧性命运，从而“天然”地预设了、印证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人生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来自于杨怡芬在叙事上的精心营构。小说的表面文本是“我”和两个闺蜜之间的因缘际会，而实际上，“我”对《红楼梦》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才是真正的叙事本意，它婉转迂回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思，完成了对现实的呼应和反讽。无论是“我”对尤三姐用鸳鸯剑自杀的暗地思量，还是对元春将“有凤来仪”改为“潇湘馆”的现实感叹，抑或是小说结尾“我”在《红楼梦》“戏中的戏，虚中的虚”中的沉迷，都在反复暗示与诉说着古往今来的女性故事：胡姐、董小如，包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我”，都与《红楼梦》里那些天真洁白的女儿们一样，怀揣着被现实呕坏了的心，难以在残酷世间修得尘缘、得以善终。
　　杨怡芬在小说美学上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她往往会被“弯弯绕绕”、“牵牵绊绊”的小说所吸引，喜欢它们“有效的庞杂”，认为在这些无法明喻的书写里，传达出了人性真正的本色。她在《有凤来仪》中就运用了“庞杂”的方法：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现实，失败者与胜利者，当事者与旁观者……，双重结构一明一暗地共同构筑起了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怜爱、叹惋、痛惜细细密密地表露了出来。她或许是在慨叹作为女人的美好趣致、那干净周到的心思，都在尘世间沾染了污渍，在现实生活中跌碎了圆满，再也找不到归路。推而观之，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场历尽苦辛、悲凉创痛的人生大梦呢？凤来矣，却无处可栖。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