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重访沈阳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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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5月21日,十位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美国老兵重新回到六十余年前的被关押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睹物思人,不禁泪沾衣襟。
  
  有生之年重返战俘营
  
  5月21日上午9点30分左右,10名二战美国老兵及随行近40人来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集中营旧址是一座红砖盖的单层筒子房,里面陈列着关于集中营情况的图片和实物。走在弥漫着潮气的陈列室,看着满墙的历史照片,老兵们的百感交集……
  80多岁的奥利威尔和他的妻子三年前来过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现在他的脚有病,不能长时间走路。他说,这里是他曾经努力遗忘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看这个地方。
  胸前戴满勋章的约翰白发苍苍,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仔细寻找着战俘营纪念馆内墙上的战俘名单,当他发现编号“五七八”的战俘名单时,他心情复杂地对记者说,自己此次来访的标牌上也标示着这个号码,“这个编号伴随我三年的屈辱生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莎丽女士一直手捧着两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军人的照片,那是她的丈夫威廉和丈夫的弟弟,当年他们在战俘营的编号是300和1051。她一边看展览一边流泪,"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才20多岁,是那么年轻。想起他们我们就非常难过,到这里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还是带着女儿罗丝玛丽来了,希望女儿知道爸爸和叔叔牺牲的地方。
  参观完集中营旧址,参访团又来到了旧址旁边的一座二层小楼,这里原是盟军战俘的宿舍楼。二楼是按照当初战俘生活的原样设置的。编号578号的老兵约翰异常兴奋,他找到了自己曾经睡过的那张床。约翰不住地拍打着木床,好象在问候一个熟悉的老战友。
  
  战俘营的由来
  
  近年来,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历史。
  据王建学教授介绍,1942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为避免“无谓的牺牲”,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指挥官爱德华·金将军率余部7.5万人投降。之后,美军菲律宾战场指挥官温莱特中将宣布投降。
  日本人在对盟军战俘进行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之后,又无视国际公约,将各地区的盟军战俘用货船转押到其“后方”,用来充当劳工和生化武器实验活体。当年10月6日,日军将数千名战俘从马尼拉押往当时的朝鲜釜山,11月8日抵达釜山港,随即搭乘火车从丹东入中国境内,于11月11日到达冰天雪地的沈阳。这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盟军战俘。
  战俘来到沈阳不久后,就被关押在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里。这是日军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集中营,在吉林省西安县(今辽源市)和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还设立了两个直接隶属于“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第一、第二俘虏收容分所,分别关押着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从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18日,“奉天俘虏收容所”曾先后关押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新加坡等国战俘,最多时达2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战俘。在近3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对关押的战俘进行残酷迫害,致使大批战俘死亡。有关资料对比表明,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在“奉天俘虏收容所”,战俘死亡率竟高达16%,共有244名战俘死在这里。
  王建学说,美英战俘回国后,大多对这段历史只字不提,他们将其视为人生的耻辱,尘封在渐行渐远的记忆里。
  
  战俘营里的苦难印记
  
  一位二战研究者说,幸存的美国战俘回国后,多数人仍时常被噩梦惊醒,身体和心理的伤痛时常折磨着他们。其中有些人借酒度日,有些人封闭自己,甚至有些人自杀了。直到有个叫约瑟夫·皮塔克的当年战俘写了本《别把噩梦带走》的书,于是,老兵们开始了诉说,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有老兵到沈阳参观战俘营旧址。
  此次重访沈阳的老兵鲍勃今年82岁,他17岁被俘后关到这里。提起当年发生的事情,鲍勃很激动,“我们那时身体都很糟糕,因为根本就吃不饱饭,个个瘦得皮包骨,浑身没有力气还得干很重的活,经常挨日本兵的打骂,有的战友被活活折磨死了。近3年时间总共有几百个战俘牺牲。我1.90米的身高,被俘前体重200多磅,出去时体重不到100磅。”
  当年战俘编号为610的罗伊·卫夫说, 那时战俘营里有个日本兵是个十足的“恶棍”,战友们都叫他“公牛”,他一见我们就打,没有一天不打人!在战俘营里我们受尽饥饿和挨冻、毒打的折磨,我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风湿、关节痛常常令我疼痛难耐,我现在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到医院接受治疗。
  战俘们每天在工厂做工12小时,还要做种菜种粮等农活,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完不成工作量的都要挨打挨罚,最恐惧的惩罚是单间禁闭,关在阴冷潮湿的黑屋子里,没有饭没有水,不死也剩下半条命。还有一种供日本人取乐的惩罚方式:战俘跪在木箱上,头顶一个装满水的盘子,水不许洒出一滴,否则重来,直到日本人满意为止。再不满意就是一顿枪托痛打。
  
  难忘战俘营里的真情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虐待,盟军战俘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一些曾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盟军战俘因而长眠在这块黑土地上。这期间,中国工友给予战俘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援,他们之间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鲍勃布朗现年82岁,他是盟军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相隔65年再次回到这里时,他说,在我的记忆中,沈阳的人民很友好。
  在沈阳老人李立水家里,珍藏着一份特殊的“奖状”——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表扬证书。证书中写道:“为表彰他在二战期间对关押在中国沈阳奉天战俘营的美国战俘的协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将铭记李立水的人道和勇气。”
  2005年,与李立水一起获得这项奖励的还有两位已过世的老人:高德纯与葛庆余。
  据当时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学徒的李立水回忆,战俘们“会捡日本兵丢在地上的花生米充饥”。一次,李立水与另一名工友搞到几根黄瓜,266号战俘恰巧在附近。“一看眼神就知道他饿得不行,我给他扔了一根过去。”此后,李立水时常寻机给那个从未说过话的战俘一份吃的。
  60多年后,那个“不知名”的美国人加格利阿诺发来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李先生的慷慨赠送令人永生难忘。”
  葛庆余当时在厂里是战俘塔沃里的管理员,个头不高的他被战俘们称作“骄傲的小孔雀”。正是这只“小孔雀”,教战俘们学汉语,还给他们传递消息,甚至和战俘一道偷出工厂的轮胎、轴承换取食物。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塔沃里称赞葛庆余:“他不但聪明,而且有着超出实际年龄的干练。”2005年,塔沃里通过美国驻沈阳总领馆向正在读大学的葛庆余的孙女赠送了助学金。
  82岁的尼尔加格说,刚被关押进沈阳战俘营的三四个月里,挨饿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中国工友在食物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事实上,在沈阳战俘营1300多名幸存战俘中,几乎很难找到没有受到过中国人恩惠的人了。
  他们以自身性命为担保挽救我们的生命,但我们却连他们很多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语言不相通,中国工友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络方式。我们回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找到这些中国朋友,但却无法联络上。
  
  战俘营的现状和规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有关二战期间日军残酷对待盟军战俘的历史渐行渐远。为留下历史的见证,2005年6月,沈阳市政府决定,由沈阳市文物局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共同组建筹备小组,筹备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纪念馆事宜。
  现在,当年的日军办公室已变成了陈列室,陈列着战俘营的图片及实物。楼道内的墙上挂着一块块牌子,牌子上是所有幸存战俘的名录。另外,还有一间死者名录室,每位死者有一块名牌,中间围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并全面征集相关文物、史料、图片。
  此番前来的10位美国老兵还向旧址捐赠了军装、照片、烟嘴、火柴、日记等几十件文物史料。
  作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史实陈列展览提纲的编写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布展专家高建认为,这个展览表现的是国际题材的史实,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通过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揭露,让世界人民知道战争的苦难。她介绍说,这个展览围绕日军对盟军战俘的残酷迫害、盟军战俘的特殊斗争和盟军战俘与中国工友之间的友谊展开。希望这个展览能让我们带来一些教益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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