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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变革途程中的重大关节点。80多年来，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始终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直隶地处畿辅重地，浓重的危机感牵动学、工、商、农、军等各界都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运动中来。在这其中，作为一省代议机构的顺直省议会也有相当的表现，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迄今为止，仅有王续添的《论五四运动中的省议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对此有所涉及，但不无简略之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一视角管窥顺直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方位，剖析其特殊表现与作用。
一、恢复后的顺直省议会
1914年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在此之前，顺直省议会整体上尚能力求代表“民意”，关心兴利除弊，有一定的朝气和活力；与行政官厅虽有妥协，大体上议政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对直隶地方政治乃至中央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6年10月，一度被中断的地方议会制试验虽得以恢复，但时代和机遇都再沒有给直隶省议会以进一步壮大的条件和机会。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先后失败，“共和复活”后，曹锟、曹锐兄弟立足直隶，经营直隶，实力逐渐壮大，成为直系势力的中坚，而北洋政府的实际大权掌握在段祺瑞之手。这样，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在权力分配、内外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加深。为进一步壮大直系实力，曹锟兄弟强化对直隶社会的控制，也不允许地方代议制度发挥实效。与此相适应，省议员刷新地方政治的进取心大不如前，与军阀政权相媾和，强调自身对于军政当局的辅助性质。自然，直隶的军阀专制统治局面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共和政治外在形式的地方代议机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省议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部分代表民意的职能。
1918年10月3日，第二届顺直省议会第一年常会开幕。在此前后，国内要求南北议和的呼声日渐高涨。直系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也发动“电报战”，力主停战议和，以对外为宗旨。值此情势，顺直省议会也于10月28日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教育会发起全国和平联合会，并通电各省团体，请一致进行。31日，省议会发出《致大总统、国务院、军政府请速谋南北和平电》。此后，省议会多次开会讨论该议题。在南北当局下令停战后，议员刘守荣还提议联合各省议会共同调停南北之争。对于上海和平期成会提出的国民公举代表参与和议的主张，省议会表示赞成，并致电南北当局力争之；又致电北京政府，请速定议和地点。
显然，省议会既由选举产生，省议员总是以民意代表自居。这种政治位置和角色感要求省议会适应内争和平、外争主权的社会舆论，努力把握有利的客观条件，凸现其民意代表功能。五四运动再次为其展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顺直省议会也很快做出反应。5月5日下午，顺直省议会开会伊始，议员潘自溶即动议对此事件应有所表示；6日下午，在潘自濬的建议下，顺直省议会即推定其与朱升华加紧拟定电稿，致电中央。电稿力主政府“援理严重交涉，誓不达还我青岛目的不止”，并提出“请即释放被捕学生”。8日，省议会再次就青岛问题开会讨论。10日，省议会又分别致电南北和谈双方代表和驻巴黎和会专使，指出“山东一失，定罹瓜分。吾国存亡，在此一举。群情愤激，誓死力争。恳电令巴黎陆专使等据理交涉，以直接还我青岛为目的，宁至退出和会，决不签字承认”，表示愿作外交后盾。另一方面又发出讨伐曹汝霖等人的电报，指斥其效秦桧、张邦昌实行卖国策略，要求政府褫职法办以惩祸首，而表示外交之决心。5月12日，天津各界代表210余人在省议会开会。议长边守靖被推为临时主席，并代表省议会提出三项议案：研究青岛问题，力争解决办法；电请中央罢免卖国贼；以大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代表，嘱令勿在和约上签字。省议会还发起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联络各省共同声援。14日，各界公民联合会在省议会开会，决定：挽留因抗议政府镇压学生而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抗议日本政府捕押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保定各校校长压制学生活动。
为阻止学生运动，直隶各学校被要求于6月提前放暑假。学生们前往内地各城乡村镇到处演说，鼓吹并联络各处设立各界联合会。一些议员也“赴内地联络、鼓吹，与学生一致进行”。
6月4日，顺直省议会致电北京参议院，为曹汝霖示意扣发爱国电文请求参议院提出弹劾，要求法办。9日，顺直省议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天津各界民众2万余人召开大会，吁请商界罢市。副议长王秉喆在报告此次大会宗旨时指出：“今日开公民大会，本为救国，然须大家有一决断心，方为有济，否则救国适足以误国。”6月18日下午，在天津学生联合会、顺直省议会、天津商会等团体的积极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议员刘守荣当选副会长，议长边守靖当选交际科科长，彭桂馨、王秉喆、张叔鹤等为重要成员，在组织举行罢市、游行示威等活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10月1日，各省学生代表孙宪也等男女30余人在京请愿被拘。顺直省议会闻讯后即发出通电，称：此次各省学团等来请愿，元首乃不许谒见，且拘禁男女代表三十余人，虽云未尝苛虐，究属有伤民意，务恳早行释归，以慰民望，要求保释。后内务部追于舆论压力，将代表分别释放。12月20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与顺直省议会等团体的推动下，天津国民大会成立。王秉喆、彭桂馨等代表省议会参加了国民大会的主要工作。
但相对于学生和部分市民的激愤，省议会强调“和平抵制”。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先是有人主张罢市之举：省议会竭力劝阻，使此议作罢；后又有少数学生在会址焚烧日货。彭桂馨和商会代表卞月庭闻讯后赶忙质问制止。
而当被政府人士问及何故加入时，省议会声称：“际兹民气激昂，不可阻止，深恐各界人民联合开会，良莠不齐，难免不发生意外行动，后患何堪设想，因受各界人民之要求，故亦加入。一方面，固所以应国民思想潮流之趋向：一方面，正所以借以为操纵消弭隐患于无形。”显然，素来跟学(教育)界有很深渊源的省议会，不可能对前者发起的运动没有反应。但此时已经沦为行政官厅附庸，要希冀行政官厅恩赐，分享行政资源的议员们，又不可能，也不敢因此而得罪行政官厅。同时，学生运动中的“激进”行为，对秩序也是一种威胁。作为日益趋向保守的省议会，日益成为获利工具的省议会，当然也不乐见秩序的失控。
三、简要评析
顺直省议会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不甘落后，有相当的表现。表面上看，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省议会倾向于直系，而直系由于跟皖系的矛盾，若干将领是支持学生爱国之举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代表了全国的爱国心声，很多地方议会都表示声援，顺直省议会自然也不甘落后。
从更深层次上看，顺直省议会的进步表现是多方面因素促动的结果。各省议会恢复后，民国政治并未因袁世凯、张勋复辟破产，共和复活而进入坦途，反而呈现出比以往更加混乱动荡的局面。武力逐渐成为决定地方政治的主要因素，省议会在地方政治架构中沦为附属机构。为维护自己的实权，武人变成了军阀，进而成为决定地方政治的绝对政治主体。省议会由此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陷入两难境地，议员处境也倍感尴尬：一方面，在军阀政权的挤压下，省议会的立法、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多数议员开始献媚军阀以图自身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经选举产生的省议会不能把自身与地方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舍弃民意机构这块招牌。因此，议员要对民意有所顺应和体现，力求在条件允许时利用自己的法定地位，发挥独特的作用。立基于此，虽然对军政当局方面，省议会以辅助取代监督，削弱了自身的立法决策功能。但为体现自身作为民意机构、民意代表的存在价值，议员们也会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站在民众一边。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央权威的衰落、国会的分裂与无力、直系与皖系的矛盾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省议会在特定场景下发挥较大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顺直省议会就是在这种特定情境下走向历史舞台，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的。在民众的推动下，在省军政当局默认以至支持的态度中，有强烈危机感的多数议员把支持、参与这一民族救亡运动视为己任。尽管这一参与主体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不乏保守、妥协性，但作为一种体制内抗议，起到了独特的制衡作用。
一、恢复后的顺直省议会
1914年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在此之前，顺直省议会整体上尚能力求代表“民意”，关心兴利除弊，有一定的朝气和活力；与行政官厅虽有妥协，大体上议政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对直隶地方政治乃至中央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6年10月，一度被中断的地方议会制试验虽得以恢复，但时代和机遇都再沒有给直隶省议会以进一步壮大的条件和机会。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先后失败，“共和复活”后，曹锟、曹锐兄弟立足直隶，经营直隶，实力逐渐壮大，成为直系势力的中坚，而北洋政府的实际大权掌握在段祺瑞之手。这样，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在权力分配、内外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加深。为进一步壮大直系实力，曹锟兄弟强化对直隶社会的控制，也不允许地方代议制度发挥实效。与此相适应，省议员刷新地方政治的进取心大不如前，与军阀政权相媾和，强调自身对于军政当局的辅助性质。自然，直隶的军阀专制统治局面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共和政治外在形式的地方代议机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省议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部分代表民意的职能。
1918年10月3日，第二届顺直省议会第一年常会开幕。在此前后，国内要求南北议和的呼声日渐高涨。直系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也发动“电报战”，力主停战议和，以对外为宗旨。值此情势，顺直省议会也于10月28日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教育会发起全国和平联合会，并通电各省团体，请一致进行。31日，省议会发出《致大总统、国务院、军政府请速谋南北和平电》。此后，省议会多次开会讨论该议题。在南北当局下令停战后，议员刘守荣还提议联合各省议会共同调停南北之争。对于上海和平期成会提出的国民公举代表参与和议的主张，省议会表示赞成，并致电南北当局力争之；又致电北京政府，请速定议和地点。
显然，省议会既由选举产生，省议员总是以民意代表自居。这种政治位置和角色感要求省议会适应内争和平、外争主权的社会舆论，努力把握有利的客观条件，凸现其民意代表功能。五四运动再次为其展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顺直省议会也很快做出反应。5月5日下午，顺直省议会开会伊始，议员潘自溶即动议对此事件应有所表示；6日下午，在潘自濬的建议下，顺直省议会即推定其与朱升华加紧拟定电稿，致电中央。电稿力主政府“援理严重交涉，誓不达还我青岛目的不止”，并提出“请即释放被捕学生”。8日，省议会再次就青岛问题开会讨论。10日，省议会又分别致电南北和谈双方代表和驻巴黎和会专使，指出“山东一失，定罹瓜分。吾国存亡，在此一举。群情愤激，誓死力争。恳电令巴黎陆专使等据理交涉，以直接还我青岛为目的，宁至退出和会，决不签字承认”，表示愿作外交后盾。另一方面又发出讨伐曹汝霖等人的电报，指斥其效秦桧、张邦昌实行卖国策略，要求政府褫职法办以惩祸首，而表示外交之决心。5月12日，天津各界代表210余人在省议会开会。议长边守靖被推为临时主席，并代表省议会提出三项议案：研究青岛问题，力争解决办法；电请中央罢免卖国贼；以大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代表，嘱令勿在和约上签字。省议会还发起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联络各省共同声援。14日，各界公民联合会在省议会开会，决定：挽留因抗议政府镇压学生而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抗议日本政府捕押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保定各校校长压制学生活动。
为阻止学生运动，直隶各学校被要求于6月提前放暑假。学生们前往内地各城乡村镇到处演说，鼓吹并联络各处设立各界联合会。一些议员也“赴内地联络、鼓吹，与学生一致进行”。
6月4日，顺直省议会致电北京参议院，为曹汝霖示意扣发爱国电文请求参议院提出弹劾，要求法办。9日，顺直省议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天津各界民众2万余人召开大会，吁请商界罢市。副议长王秉喆在报告此次大会宗旨时指出：“今日开公民大会，本为救国，然须大家有一决断心，方为有济，否则救国适足以误国。”6月18日下午，在天津学生联合会、顺直省议会、天津商会等团体的积极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议员刘守荣当选副会长，议长边守靖当选交际科科长，彭桂馨、王秉喆、张叔鹤等为重要成员，在组织举行罢市、游行示威等活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10月1日，各省学生代表孙宪也等男女30余人在京请愿被拘。顺直省议会闻讯后即发出通电，称：此次各省学团等来请愿，元首乃不许谒见，且拘禁男女代表三十余人，虽云未尝苛虐，究属有伤民意，务恳早行释归，以慰民望，要求保释。后内务部追于舆论压力，将代表分别释放。12月20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与顺直省议会等团体的推动下，天津国民大会成立。王秉喆、彭桂馨等代表省议会参加了国民大会的主要工作。
但相对于学生和部分市民的激愤，省议会强调“和平抵制”。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先是有人主张罢市之举：省议会竭力劝阻，使此议作罢；后又有少数学生在会址焚烧日货。彭桂馨和商会代表卞月庭闻讯后赶忙质问制止。
而当被政府人士问及何故加入时，省议会声称：“际兹民气激昂，不可阻止，深恐各界人民联合开会，良莠不齐，难免不发生意外行动，后患何堪设想，因受各界人民之要求，故亦加入。一方面，固所以应国民思想潮流之趋向：一方面，正所以借以为操纵消弭隐患于无形。”显然，素来跟学(教育)界有很深渊源的省议会，不可能对前者发起的运动没有反应。但此时已经沦为行政官厅附庸，要希冀行政官厅恩赐，分享行政资源的议员们，又不可能，也不敢因此而得罪行政官厅。同时，学生运动中的“激进”行为，对秩序也是一种威胁。作为日益趋向保守的省议会，日益成为获利工具的省议会，当然也不乐见秩序的失控。
三、简要评析
顺直省议会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不甘落后，有相当的表现。表面上看，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省议会倾向于直系，而直系由于跟皖系的矛盾，若干将领是支持学生爱国之举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代表了全国的爱国心声，很多地方议会都表示声援，顺直省议会自然也不甘落后。
从更深层次上看，顺直省议会的进步表现是多方面因素促动的结果。各省议会恢复后，民国政治并未因袁世凯、张勋复辟破产，共和复活而进入坦途，反而呈现出比以往更加混乱动荡的局面。武力逐渐成为决定地方政治的主要因素，省议会在地方政治架构中沦为附属机构。为维护自己的实权，武人变成了军阀，进而成为决定地方政治的绝对政治主体。省议会由此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陷入两难境地，议员处境也倍感尴尬：一方面，在军阀政权的挤压下，省议会的立法、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多数议员开始献媚军阀以图自身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经选举产生的省议会不能把自身与地方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舍弃民意机构这块招牌。因此，议员要对民意有所顺应和体现，力求在条件允许时利用自己的法定地位，发挥独特的作用。立基于此，虽然对军政当局方面，省议会以辅助取代监督，削弱了自身的立法决策功能。但为体现自身作为民意机构、民意代表的存在价值，议员们也会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站在民众一边。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央权威的衰落、国会的分裂与无力、直系与皖系的矛盾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省议会在特定场景下发挥较大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顺直省议会就是在这种特定情境下走向历史舞台，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的。在民众的推动下，在省军政当局默认以至支持的态度中，有强烈危机感的多数议员把支持、参与这一民族救亡运动视为己任。尽管这一参与主体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不乏保守、妥协性，但作为一种体制内抗议，起到了独特的制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