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轻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便懂得:“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于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游遍四海、友遍天下、品世间美食、阅美女无数、饮酒品茶、写作养性。
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却依然将“吃吃喝喝,快乐有趣”视为生命中之要事。除却电影制片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外,作家、旅行家、美食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所有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身份,都是他追求快乐的方式,是从前奋力打拼得来的成果。每每有外人提及,他便笑着回一句:“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商业?艺术?四十年一觉电影梦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40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40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39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40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递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
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30年出书逾200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
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地回家。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
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
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樹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一次去北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
平稳?苦闷?我决定活得有趣
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过上好的生活、美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一直追求的幸福之意旨。然而,现代文明却将效率、制度、财富、地位横亘在现实生活与对幸福的追求之间,并以此为价值准绳,将我们对于美和善的想象力框进牢笼。久而久之,人们快要忘记了,自己费力生存、拼命工作、探讨秩序、言说规则的本意,是快乐并自在地生活。
在谜一样的快乐面前,在日新月异的斑斓世界与孤独焦灼的内心之间,活得有趣、轻松、简单,并非上进与深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通达,是一种需要日日勤学慎思方能习得的能力,是“欲而不能、舍而不得”的人生之彼岸。
“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蔡澜最爱宋朝人蔡持正的那句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
当蔡澜提着菜篮,步履清闲地游逛在街角的菜市场,看着新鲜的瓜果梨桃朝自己微笑,心满意足地提上一整篮回家。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
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却依然将“吃吃喝喝,快乐有趣”视为生命中之要事。除却电影制片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外,作家、旅行家、美食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所有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身份,都是他追求快乐的方式,是从前奋力打拼得来的成果。每每有外人提及,他便笑着回一句:“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商业?艺术?四十年一觉电影梦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40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40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39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40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递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
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30年出书逾200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
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地回家。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
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
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樹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一次去北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
平稳?苦闷?我决定活得有趣
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过上好的生活、美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一直追求的幸福之意旨。然而,现代文明却将效率、制度、财富、地位横亘在现实生活与对幸福的追求之间,并以此为价值准绳,将我们对于美和善的想象力框进牢笼。久而久之,人们快要忘记了,自己费力生存、拼命工作、探讨秩序、言说规则的本意,是快乐并自在地生活。
在谜一样的快乐面前,在日新月异的斑斓世界与孤独焦灼的内心之间,活得有趣、轻松、简单,并非上进与深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通达,是一种需要日日勤学慎思方能习得的能力,是“欲而不能、舍而不得”的人生之彼岸。
“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蔡澜最爱宋朝人蔡持正的那句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
当蔡澜提着菜篮,步履清闲地游逛在街角的菜市场,看着新鲜的瓜果梨桃朝自己微笑,心满意足地提上一整篮回家。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