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轻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便懂得：“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于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游遍四海、友遍天下、品世间美食、阅美女无数、饮酒品茶、写作养性。
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却依然将“吃吃喝喝，快乐有趣”视为生命中之要事。除却电影制片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外，作家、旅行家、美食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所有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身份，都是他追求快乐的方式，是从前奋力打拼得来的成果。每每有外人提及，他便笑着回一句：“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商业？艺术？四十年一觉电影梦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40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40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39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40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递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
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30年出书逾200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
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地回家。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
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
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樹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一次去北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
平稳？苦闷？我决定活得有趣
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过上好的生活、美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一直追求的幸福之意旨。然而，现代文明却将效率、制度、财富、地位横亘在现实生活与对幸福的追求之间，并以此为价值准绳，将我们对于美和善的想象力框进牢笼。久而久之，人们快要忘记了，自己费力生存、拼命工作、探讨秩序、言说规则的本意，是快乐并自在地生活。
在谜一样的快乐面前，在日新月异的斑斓世界与孤独焦灼的内心之间，活得有趣、轻松、简单，并非上进与深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通达，是一种需要日日勤学慎思方能习得的能力，是“欲而不能、舍而不得”的人生之彼岸。
“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蔡澜最爱宋朝人蔡持正的那句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
当蔡澜提着菜篮，步履清闲地游逛在街角的菜市场，看着新鲜的瓜果梨桃朝自己微笑，心满意足地提上一整篮回家。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
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却依然将“吃吃喝喝，快乐有趣”视为生命中之要事。除却电影制片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外，作家、旅行家、美食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所有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身份，都是他追求快乐的方式，是从前奋力打拼得来的成果。每每有外人提及，他便笑着回一句：“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商业？艺术？四十年一觉电影梦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40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40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39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40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递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
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30年出书逾200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
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地回家。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
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
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樹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一次去北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
平稳？苦闷？我决定活得有趣
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过上好的生活、美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一直追求的幸福之意旨。然而，现代文明却将效率、制度、财富、地位横亘在现实生活与对幸福的追求之间，并以此为价值准绳，将我们对于美和善的想象力框进牢笼。久而久之，人们快要忘记了，自己费力生存、拼命工作、探讨秩序、言说规则的本意，是快乐并自在地生活。
在谜一样的快乐面前，在日新月异的斑斓世界与孤独焦灼的内心之间，活得有趣、轻松、简单，并非上进与深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通达，是一种需要日日勤学慎思方能习得的能力，是“欲而不能、舍而不得”的人生之彼岸。
“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蔡澜最爱宋朝人蔡持正的那句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
当蔡澜提着菜篮，步履清闲地游逛在街角的菜市场，看着新鲜的瓜果梨桃朝自己微笑，心满意足地提上一整篮回家。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