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是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代方国（部落联盟），中原史籍断续记载了其从战国到西汉成帝和平年间被灭亡约300年的历史。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之“大”，首先是指疆域“大”。据专家考证，该国地理位置大致在现今的贵州省大部分和周边地区。但版图没有定论，无法确指，包括其中心城邑的位置也存在争议。
　　 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旅游产业相继打出夜郎文化品牌。湖南新晃一带在唐代贞观年间设置过夜郎县，该县2003年曾向民政部门申请恢复夜郎县名，2010年斥资50亿重建“夜郎古国”。这些动作让贵州及其周边省份的一些地方政府感到紧张，引发古夜郎国属地之争。
　　 如今西南地区与中东部特别是沿海省市相比显得闭塞落后，但当年的夜郎国却是一个交通要道、富庶之地和军事强国。
　　 笔者年轻时读屈原，弄不懂他第二次遭流放时怎么能够独自走到溆浦那么偏远的地方。后来自驾游从长沙到溆浦，再溯沅水到洪江古商城，到黔阳古城（这里古称龙标，李白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一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成为沅陵县等地争抢“夜郎”品牌的一个理由），透过古城遗迹想见当年“七省通衢”的繁华，体会到了水道对于古代交通的重要性。
　　 沅江上游是发源于贵州的清江和渠江。贵州拥有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上游的八大水系，曾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茶马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从这里经过。
　　 汉朝中央政府“发现”夜郎国，正是由经夜郎转运的一种叫“枸酱”的商品所引起。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县令唐蒙受指派出使南粤国（都城在现在广州番禺），南粤人用高档食品“枸酱”招待他。唐蒙感到稀奇，经打听，这种食品产于蜀地，蜀地与南粤之间隔着一个夜郎国，夜郎国有一条牂牁江连接蜀粤，枸酱正是蜀人走私到夜郎，夜郎人再通过牂牁江转卖给粤人。
　　 唐蒙还了解到，夜郎国拥有常备精兵十万。如果从夜郎国借兵再沿牂牁江东下可以一举制服南粤。他把这些情况和想法向汉武帝作了汇报，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过怀柔政策在夜郎置郡。
　　 一个方国常备精兵能够达到十万，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而其经济来源恐怕与贸易的发达直接相关。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产于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原来，很多商品从蜀地通过夜郎国、滇国转运到印度、东南亚、西亚、中东等地，再转往地中海沿岸各国。
　　 了解到夜郎、滇可以通西域，被西北匈奴所困扰的汉朝中央政府先后派出十多批使者前往西南地区探路，希望能够从这里经印度到达西域，联合当地王国共同打击匈奴，但探索了四年还是没有走通。这些使者在与滇王、夜郎王交往的过程中，可能是交往久了双方比较熟络随意，滇王和夜郎王分别问了汉使者一个相同的问题：汉朝与本国究竟哪一个大？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了该事后，马上补充一句：“以道不通，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也就是说，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所以对汉朝不了解。
　　 国际交往，每一方都希望对对方有深入的了解，而了解对方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将对方情况与自己熟知的情况进行对比。在缺少具体的丈量数据和相同参照的情况下，滇王和夜郎王想要了解汉王朝疆域的大小，最直接可感的方式就是拿汉王朝与各自的王国比较。正因如此，他们两人的询问才不约而同、异口同声。
　　 可以说，他们的问话与“自大”心理没有半点關系。
　　 事实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汉语中没有因此出现“夜郎自大”的说法。直到清代前期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绛妃》一文中写有“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一句，其中属于用典修辞的“夜郎自大”才逐渐成为成语被广为使用。
　　 《绛妃》是一篇游戏逞才的“梦幻小说”，非学术类文章。
　　 我们知道，传统艺术主“表现”，重视“立意”的高妙，不在意细节的真实。这种理念体现于诗文中的用典，则可以只取其大意，甚至只借用其文辞，敷衍成文，以增强行文的气韵和雅趣，却无须拘泥于出处原意。而一些作品因其境界高超、文采飞扬而广为传诵，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中的一些不合事实的说法也以讹传讹，最后约定俗成。
　　 “夜郎自大”之说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