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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远古时代人类就有关于寻找合适的生存家园与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意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更加亲密，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以美学实践连结人与自然是一条于“危机”中寻求“生机”的道路，生态美学的建立以生态与环境为导向，强调生态美学和其他诸学科理论的互动，注重将生态美学运用到城市建设等具体实践方面上来。而生态文明美学强调在文明的发展中寻找人类的家园感，倡导“乐居”的思想理念。因此，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内涵虽然有所差异，但在后疫情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推动下，二者又显示出一定的价值合流。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文明美学;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是有关生态与美学的学科认识与人与自然互生的觉醒与突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美学这一国际前沿话题，其中徐恒醇所著的《生态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著作，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对“生态美”这一核心理论范畴的建立。21世纪初，曾繁仁发表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他指出生态美学是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美学形态，是美学的现代转向。这一美学观“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1]。随后，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出版，该书是站在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美”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自然全美”的命题。而后，陈望衡的《环境美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其试图建立一个严谨完整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环境美学使美学走向了实践与生活。“环境美学”将环境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它与“生态美学”的区别，是它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以期找到“家园感”与“归属感”。进而，陈望衡提出了“生态文明美学”，试图重新解构生态美学理论，以文明积淀为立场，建立生态之于文明相融合的美学。生态美学的建立将“生态”与“美学”链接起来，而生态文明美学与生态美学有着核心内涵与价值取向的相同，需要我们厘清脉路，认真思考二者的差异，更好地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美学新思路。
一、生机与危机交织下的生态与美学意识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欲望，且从未放弃过对自然生态的攫取与利用。从以刀耕火种为标志的上古时期到以铁犁牛耕与精耕细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农业文明的成熟时期，在农业生产方式中人类一直处于主体性的地位，在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双重统摄之下，将自然高度人化。人类在赋予自然情感的同时，其生存与生态意识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就已产生并内化。《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孟子·滕文公上》也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显示了先民以自然环境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基底，将自然当作人类的工具，进行合理地“为我所用”。在这个时期，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赋予了自然无限的生机，也使自然内部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但每当国家处于动荡或征战时期，则随处可见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损伤，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大肆掠夺与侵袭，都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墨子·非攻下》亦有言：“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焚溃其祖庙”。《墨子·备城门》言：“除城场外，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小大俱坏伐，除去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与环境危机时刻充斥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但是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萌发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墨子以“兼爱”“非攻”为主张的思想中蕴含“无差别的爱”，不仅要爱一切人，也要爱世间万物，将人与其生活的环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爱己之生命去爱自然中有机或者无机的生命，不以自私贪婪之心去剥夺自然界的生命，从实际生活中做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而“节制”“节葬”的思想又蕴含着“节约生存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超前生态意识，反对大肆挥霍与铺张浪费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重视。墨子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生态与生存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墨子的生态思想更也包含着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永恒追求。除此之外，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都折射出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心。
从以上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思想的梳理中不难发现，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进行。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当国家处于战争动荡时期，人类深陷战争苦痛之中，房屋被烧，农田被毁，家园消逝，一方面人类对生存家园进行追忆，同时也伴随着对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当国家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缔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大兴土木，修筑宫殿，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状态，未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规律，亦缺乏基本的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但当下一次自然灾害或是战争之灾降临时，人们又陷入了一种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之中。因此，人对自然的意识始终是处于未觉醒的往复循环的过程中。
陈望衡在其《生态美学初论》中提出美不在生态，而在文明。这样的提法似乎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简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充满紧张气氛的同时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就是以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虽时常经历着战乱的侵扰，但是文学家和诗人们以超脱与出世的情怀寄情山水，从自然山水中发现自我。再比如钟嵘的“感物起兴”说，就是表明人在自然中，由于看到了一草一物的四时变化而激涌起内心的冲动，人对自然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在生态与文明的自觉时代就更进一步产生了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相处的意识。在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对于自然的主动权。在基于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的诉求之下所发展出的工业文明，是一种远离自然的城市建设模式。而工业与产业上的变革引发的问题，是时代、人与自然处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工业革命相伴的是人类的生态自觉意识，例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他出于对自然人性的期望与关注，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希望构建一种纯美的人性与自然之间的规范连结。再比如利普斯的“移情说”，就是将人的感情移情到自然物身上，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的融合。因此，不论是人对于自然的利用抑或是审美与欣赏，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密切联系。 二、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
美学之比较及其价值合流
所谓“生态美学”，从字面上讲，就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的现代性学科，生态与美学的连接是历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体。生态美学最早是由西方提出的，而“生态文明美学”实际上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具有中国化特色的一种理论形态，二者存在共通之处的同时也有差异。人与自然之间势必存在一种生态连结，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意识领域，表现为人对生态的美学诉求。那么，美学是如何规范地介入自然生态领域的呢？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先驱利奥波德提出“大地美学”观，这是现代最早将生态与美学相关联的理论观念。“二战”期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这部书凝聚了他对自然、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深刻思考。利奥波德提倡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指出人与大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人们应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并且要能够树立起一种对土地的责任感。1972年，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发表了论文《走向生态美学》，这是西方学术界较早地以“生态美学”为题的文章，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生态美学理论。米克的生态美学理论总体上是以生态学为整体范式，大量汲取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哲学理念。综上，不难看出，生态与美学的相遇，离不开人类社会实践经验滋生出的审美诉求，并呈现出科学化与伦理化的趋势。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是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与具体的生态实践为表征的。现代生态美学的构建是以生态哲学为来源，以科学的生态学知识为基础，与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相联系，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科技、环境问题为导向，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比如把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理论与理念，运用到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当中去，就体现了理论学科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长期以来，受传统语言习惯的限制，我们对世界的界定都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体现了严重的非生态倾向。但随着自然与人的双向互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理性与情感性特性从生态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去看生态美学，目的是为了突出自然与人类的双重本体地位。思维对语言具有依赖性，而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就是构成了我们整个生命和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就是“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和基本状态”[2]。因此“生态”与“美学”的连结显示了生态美学的内涵与外延的实践性与情感性特征。
生态文明美学则从文明的角度生发，更加注重从文明发展历程中找寻出审美以及美在其发展中的意义，也就是说生态文明美学更加注重生态在文明尺度上的美学突围。陈望衡在其论文《环境审美的时代性发展——再论“生态文明美学”》中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前期和后期、工业文明等时期分析了人类在各个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方式。他认为，在狩猎采集时代，环境审美意识并没有建立。而在被称为史前时代的农业文明前期与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农业文明后期，在对待环境审美上存在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在深度上主要是以儒道互补思想为主导，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环境的关系逐步变成了依赖与对立;而从广度上讲，主要体现在环境审美的家园感的拓展，由家园到乡愁到国家与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均是农业文明的审美产物[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与自然环境上升到一种情感归属的维度上。而工业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不谈自然审美的，因为在工业文明时期主要是人利用机器来改造自然，强烈突出人的主体地位。陈望衡指出，真正的“生态文明美学”是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以来的人与生态互补互生的理论。但是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的。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不论是狩猎采集还是到了农业与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且人和自然从来就不是分离的，自然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活动场所，人从来就不能抛弃自然，所以不論一种文明是否已经完全发展成熟，都可以从中找到人对自然以审美为纽带和诉求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首先，若要从学科背景的角度来说，二者都以现代性生态学科的科学知识为理论基础，从自然学科中汲取了理论营养，从而转移到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的建设上来。其次，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美学都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命运与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是人类自身反思的结果和以治理全球问题提出的新方案。比如生态文明美学提倡的“乐居”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惬意适合的审美心态来建立宜居的生存家园。再者，二者都符合学科及其所延伸的实践精神形成的共识与历时发展，其建立都是遵循着美学在生态向度上的生发，不论从社会的思潮，还是从蕴含的价值本质上，二者都是相通的。
此外，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在新时代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合流。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在生态美学领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则，即“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4]，此学术原则的提出对于研究全球生态美学话语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有着积极作用。当前世界处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期，由于大力发展经济而造成的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凸显，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当前基于建设“美丽中国”与“加强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下，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合流。为了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目标，二者体现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适应于全球所有国家和社会的生态与美学法则。
首先，从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的话语体系的诞生来看，二者实则都深受西方存在论哲学、生态审美观等的影响，所以二者具有类似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指导原则。此外，从社会价值来看，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西方的生态美学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生态环境所爆发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将生态智慧与经济运作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城市规划、城市景观等建设都会将生态放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中国生态美学以人的存在立场为基点，由此建立起兼有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诉求，其生态意识与美学思想相融合的理念亦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宏观要求。而生态文明美学所提倡的朴素的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观念也是包含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立场。其次，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都体现了本体价值的转换与融合。此前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建立与发展都是以二元对立模式为表征的，过度强调某一方势必会造成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而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美学，其理论建设的基础都在于“生态”，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平衡性，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保持一种相对平衡才可以维持整个系统。两种美学的整体系统观都强调站在人与自然双重立场上看待人与自然的存在。再次，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都是基于全球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在亟待全世界携手并进共同解决这一关乎全体人类生存命运的时代大背景，正因如此，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不论从理论范式还是从问题导向都显示出了一定的价值合流，而生态文明美学对生态美学的解构尚需更为科学细致的分析，不可操之过急。 三、生态文明美学：后疫情时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学方案
如果从生态美学的历史来看，它已经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但是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深入。随着2020年的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的出现，自然以其威力与震慑力给人类以最严重的警告，身处自然环境中的每个个体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畏惧与惶恐，人类与自然连结的稳定状态遭到重大挑战。所以，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构建起来的生态美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有效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我们解决全球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但是理论方案的构想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一种从观念到实践都具有可操作性与指导性的理论范式。而生态文明美学的提出是对生态美学的优化，生态文明美学更加关注文明的积淀与审美心胸的开拓，是从人类命运深处去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生态文明美学对当下的关照和对现实世界中的人对自然的情感关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安、焦躁的心理需求，其对于生存命运的思考有了更高层次的突破。换句话说，生态文明美学的理论思想可以更进一步真正纳入到日常行为规范与实践当中去。接下来，我们应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在后疫情时代构建新型的生态文明美学及其研究范式，以期实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前发展。
李泽厚先生曾批评生态美学是一种“无人美学”[5]，曾繁仁先生也撰文予以回应[6]，李先生在这里是指生态美学缺少一种从人的本体意义上所生发出的情感意义，或者说生态美学没有从人的情感与意识的角度去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是把生态美学当作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是极其工具理性式的运用，并未从内心与情感深处建立价值认同。而生态文明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就是“家园感”的情感生成与归属，強调我们应唤醒心中对于自然生态深沉的感情，从意识深处与内心情感上达到一种对自然的认同感。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已意识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是给生命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是这种思想本质上需要摆脱把生态自然当作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的功利主义思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生态美学应该向内去探寻人的情感与意识对于生态自然的投射，而非对自然环境仅仅做简单而纯粹的审美观照。只有人与生态真正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守护和守望的态度去对待自然，才可能以爱己之心去爱自然。可喜的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生态自然的情感值得推广借鉴，比如生活在我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的“三少民族”，人们保持着千百年来对于自然最深沉的情感，不仅将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周围环境视为一个相守相依的整体，更将自身的灵魂与生态自然安放在一起，以虔诚之心去依靠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再如以大草原作为生存基地的蒙古族同胞，他们总怀有一种敬天畏地的生命情感，像孩子一样去赞美与依恋他们的自然母亲，不是单纯地将自然当作安身立命的工具，而是把大自然置于崇高的地位，不论是在心灵深处还是在日常活动与节日祭祀中，都流淌着对于自然极赤诚的感情与极纯朴的追求，所以，在他们把生态自然当作内心的主体情感的归属之时，人及其情感与自然已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生态文明美学以连接自然生态与人类情感这两个维度，将人类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生命之中去，这不单单是某个国家的事情，是在后疫情时代关系到全体人类命运与情感的问题。生态文明美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与“乐居”的生活理念，是在提醒人们，应该与自然和解，以朴素和文明为美，呼吁人们要敬畏并尊重赖以生存的家园，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美与文明美，始终保持对人类家园的责任意识。在当今全球共同治理的新时代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双重背景之下，生态文明美学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J].文学评论，2005（4）：48-55.
[2]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9.
[3]陈望衡，陈露阳.环境审美的时代性发展——再论“生态文明美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0）：5-9.
[4]程相占.生态美学构建与学术自信之建立[J].文艺理论研究，2015（1）：50-55.
[5]李泽厚.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276.
[6]曾繁仁.我国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兼答李泽厚有关生态美学是“无人美学”的批评[J].文学评论，2020（3）：26-33.
作者简介：王雪柔，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文明美学;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是有关生态与美学的学科认识与人与自然互生的觉醒与突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美学这一国际前沿话题，其中徐恒醇所著的《生态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著作，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对“生态美”这一核心理论范畴的建立。21世纪初，曾繁仁发表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他指出生态美学是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美学形态，是美学的现代转向。这一美学观“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1]。随后，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出版，该书是站在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美”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自然全美”的命题。而后，陈望衡的《环境美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其试图建立一个严谨完整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环境美学使美学走向了实践与生活。“环境美学”将环境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它与“生态美学”的区别，是它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以期找到“家园感”与“归属感”。进而，陈望衡提出了“生态文明美学”，试图重新解构生态美学理论，以文明积淀为立场，建立生态之于文明相融合的美学。生态美学的建立将“生态”与“美学”链接起来，而生态文明美学与生态美学有着核心内涵与价值取向的相同，需要我们厘清脉路，认真思考二者的差异，更好地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美学新思路。
一、生机与危机交织下的生态与美学意识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欲望，且从未放弃过对自然生态的攫取与利用。从以刀耕火种为标志的上古时期到以铁犁牛耕与精耕细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农业文明的成熟时期，在农业生产方式中人类一直处于主体性的地位，在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双重统摄之下，将自然高度人化。人类在赋予自然情感的同时，其生存与生态意识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就已产生并内化。《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孟子·滕文公上》也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显示了先民以自然环境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基底，将自然当作人类的工具，进行合理地“为我所用”。在这个时期，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赋予了自然无限的生机，也使自然内部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但每当国家处于动荡或征战时期，则随处可见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损伤，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大肆掠夺与侵袭，都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墨子·非攻下》亦有言：“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焚溃其祖庙”。《墨子·备城门》言：“除城场外，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小大俱坏伐，除去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与环境危机时刻充斥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但是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萌发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墨子以“兼爱”“非攻”为主张的思想中蕴含“无差别的爱”，不仅要爱一切人，也要爱世间万物，将人与其生活的环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爱己之生命去爱自然中有机或者无机的生命，不以自私贪婪之心去剥夺自然界的生命，从实际生活中做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而“节制”“节葬”的思想又蕴含着“节约生存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超前生态意识，反对大肆挥霍与铺张浪费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重视。墨子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生态与生存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墨子的生态思想更也包含着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永恒追求。除此之外，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都折射出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心。
从以上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思想的梳理中不难发现，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进行。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当国家处于战争动荡时期，人类深陷战争苦痛之中，房屋被烧，农田被毁，家园消逝，一方面人类对生存家园进行追忆，同时也伴随着对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的思考。当国家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缔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大兴土木，修筑宫殿，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状态，未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规律，亦缺乏基本的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但当下一次自然灾害或是战争之灾降临时，人们又陷入了一种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之中。因此，人对自然的意识始终是处于未觉醒的往复循环的过程中。
陈望衡在其《生态美学初论》中提出美不在生态，而在文明。这样的提法似乎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简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充满紧张气氛的同时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就是以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虽时常经历着战乱的侵扰，但是文学家和诗人们以超脱与出世的情怀寄情山水，从自然山水中发现自我。再比如钟嵘的“感物起兴”说，就是表明人在自然中，由于看到了一草一物的四时变化而激涌起内心的冲动，人对自然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在生态与文明的自觉时代就更进一步产生了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相处的意识。在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对于自然的主动权。在基于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的诉求之下所发展出的工业文明，是一种远离自然的城市建设模式。而工业与产业上的变革引发的问题，是时代、人与自然处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工业革命相伴的是人类的生态自觉意识，例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他出于对自然人性的期望与关注，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希望构建一种纯美的人性与自然之间的规范连结。再比如利普斯的“移情说”，就是将人的感情移情到自然物身上，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的融合。因此，不论是人对于自然的利用抑或是审美与欣赏，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密切联系。 二、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
美学之比较及其价值合流
所谓“生态美学”，从字面上讲，就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的现代性学科，生态与美学的连接是历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体。生态美学最早是由西方提出的，而“生态文明美学”实际上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具有中国化特色的一种理论形态，二者存在共通之处的同时也有差异。人与自然之间势必存在一种生态连结，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意识领域，表现为人对生态的美学诉求。那么，美学是如何规范地介入自然生态领域的呢？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先驱利奥波德提出“大地美学”观，这是现代最早将生态与美学相关联的理论观念。“二战”期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这部书凝聚了他对自然、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深刻思考。利奥波德提倡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指出人与大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人们应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并且要能够树立起一种对土地的责任感。1972年，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发表了论文《走向生态美学》，这是西方学术界较早地以“生态美学”为题的文章，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生态美学理论。米克的生态美学理论总体上是以生态学为整体范式，大量汲取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哲学理念。综上，不难看出，生态与美学的相遇，离不开人类社会实践经验滋生出的审美诉求，并呈现出科学化与伦理化的趋势。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是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与具体的生态实践为表征的。现代生态美学的构建是以生态哲学为来源，以科学的生态学知识为基础，与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相联系，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科技、环境问题为导向，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比如把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理论与理念，运用到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当中去，就体现了理论学科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长期以来，受传统语言习惯的限制，我们对世界的界定都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体现了严重的非生态倾向。但随着自然与人的双向互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理性与情感性特性从生态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去看生态美学，目的是为了突出自然与人类的双重本体地位。思维对语言具有依赖性，而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就是构成了我们整个生命和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就是“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和基本状态”[2]。因此“生态”与“美学”的连结显示了生态美学的内涵与外延的实践性与情感性特征。
生态文明美学则从文明的角度生发，更加注重从文明发展历程中找寻出审美以及美在其发展中的意义，也就是说生态文明美学更加注重生态在文明尺度上的美学突围。陈望衡在其论文《环境审美的时代性发展——再论“生态文明美学”》中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前期和后期、工业文明等时期分析了人类在各个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方式。他认为，在狩猎采集时代，环境审美意识并没有建立。而在被称为史前时代的农业文明前期与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农业文明后期，在对待环境审美上存在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在深度上主要是以儒道互补思想为主导，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环境的关系逐步变成了依赖与对立;而从广度上讲，主要体现在环境审美的家园感的拓展，由家园到乡愁到国家与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均是农业文明的审美产物[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与自然环境上升到一种情感归属的维度上。而工业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不谈自然审美的，因为在工业文明时期主要是人利用机器来改造自然，强烈突出人的主体地位。陈望衡指出，真正的“生态文明美学”是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以来的人与生态互补互生的理论。但是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的。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不论是狩猎采集还是到了农业与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且人和自然从来就不是分离的，自然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活动场所，人从来就不能抛弃自然，所以不論一种文明是否已经完全发展成熟，都可以从中找到人对自然以审美为纽带和诉求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首先，若要从学科背景的角度来说，二者都以现代性生态学科的科学知识为理论基础，从自然学科中汲取了理论营养，从而转移到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的建设上来。其次，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美学都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命运与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是人类自身反思的结果和以治理全球问题提出的新方案。比如生态文明美学提倡的“乐居”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惬意适合的审美心态来建立宜居的生存家园。再者，二者都符合学科及其所延伸的实践精神形成的共识与历时发展，其建立都是遵循着美学在生态向度上的生发，不论从社会的思潮，还是从蕴含的价值本质上，二者都是相通的。
此外，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在新时代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合流。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在生态美学领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则，即“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4]，此学术原则的提出对于研究全球生态美学话语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有着积极作用。当前世界处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期，由于大力发展经济而造成的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凸显，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当前基于建设“美丽中国”与“加强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下，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合流。为了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目标，二者体现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适应于全球所有国家和社会的生态与美学法则。
首先，从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的话语体系的诞生来看，二者实则都深受西方存在论哲学、生态审美观等的影响，所以二者具有类似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指导原则。此外，从社会价值来看，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西方的生态美学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生态环境所爆发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将生态智慧与经济运作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城市规划、城市景观等建设都会将生态放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中国生态美学以人的存在立场为基点，由此建立起兼有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诉求，其生态意识与美学思想相融合的理念亦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宏观要求。而生态文明美学所提倡的朴素的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观念也是包含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立场。其次，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都体现了本体价值的转换与融合。此前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建立与发展都是以二元对立模式为表征的，过度强调某一方势必会造成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而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美学，其理论建设的基础都在于“生态”，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平衡性，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保持一种相对平衡才可以维持整个系统。两种美学的整体系统观都强调站在人与自然双重立场上看待人与自然的存在。再次，不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明都是基于全球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在亟待全世界携手并进共同解决这一关乎全体人类生存命运的时代大背景，正因如此，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美学不论从理论范式还是从问题导向都显示出了一定的价值合流，而生态文明美学对生态美学的解构尚需更为科学细致的分析，不可操之过急。 三、生态文明美学：后疫情时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学方案
如果从生态美学的历史来看，它已经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但是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深入。随着2020年的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的出现，自然以其威力与震慑力给人类以最严重的警告，身处自然环境中的每个个体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畏惧与惶恐，人类与自然连结的稳定状态遭到重大挑战。所以，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构建起来的生态美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有效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我们解决全球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但是理论方案的构想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一种从观念到实践都具有可操作性与指导性的理论范式。而生态文明美学的提出是对生态美学的优化，生态文明美学更加关注文明的积淀与审美心胸的开拓，是从人类命运深处去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生态文明美学对当下的关照和对现实世界中的人对自然的情感关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安、焦躁的心理需求，其对于生存命运的思考有了更高层次的突破。换句话说，生态文明美学的理论思想可以更进一步真正纳入到日常行为规范与实践当中去。接下来，我们应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在后疫情时代构建新型的生态文明美学及其研究范式，以期实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前发展。
李泽厚先生曾批评生态美学是一种“无人美学”[5]，曾繁仁先生也撰文予以回应[6]，李先生在这里是指生态美学缺少一种从人的本体意义上所生发出的情感意义，或者说生态美学没有从人的情感与意识的角度去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是把生态美学当作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是极其工具理性式的运用，并未从内心与情感深处建立价值认同。而生态文明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就是“家园感”的情感生成与归属，強调我们应唤醒心中对于自然生态深沉的感情，从意识深处与内心情感上达到一种对自然的认同感。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已意识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是给生命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是这种思想本质上需要摆脱把生态自然当作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的功利主义思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生态美学应该向内去探寻人的情感与意识对于生态自然的投射，而非对自然环境仅仅做简单而纯粹的审美观照。只有人与生态真正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守护和守望的态度去对待自然，才可能以爱己之心去爱自然。可喜的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生态自然的情感值得推广借鉴，比如生活在我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的“三少民族”，人们保持着千百年来对于自然最深沉的情感，不仅将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周围环境视为一个相守相依的整体，更将自身的灵魂与生态自然安放在一起，以虔诚之心去依靠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再如以大草原作为生存基地的蒙古族同胞，他们总怀有一种敬天畏地的生命情感，像孩子一样去赞美与依恋他们的自然母亲，不是单纯地将自然当作安身立命的工具，而是把大自然置于崇高的地位，不论是在心灵深处还是在日常活动与节日祭祀中，都流淌着对于自然极赤诚的感情与极纯朴的追求，所以，在他们把生态自然当作内心的主体情感的归属之时，人及其情感与自然已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生态文明美学以连接自然生态与人类情感这两个维度，将人类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生命之中去，这不单单是某个国家的事情，是在后疫情时代关系到全体人类命运与情感的问题。生态文明美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与“乐居”的生活理念，是在提醒人们，应该与自然和解，以朴素和文明为美，呼吁人们要敬畏并尊重赖以生存的家园，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美与文明美，始终保持对人类家园的责任意识。在当今全球共同治理的新时代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双重背景之下，生态文明美学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J].文学评论，2005（4）：48-55.
[2]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9.
[3]陈望衡，陈露阳.环境审美的时代性发展——再论“生态文明美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0）：5-9.
[4]程相占.生态美学构建与学术自信之建立[J].文艺理论研究，2015（1）：50-55.
[5]李泽厚.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276.
[6]曾繁仁.我国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兼答李泽厚有关生态美学是“无人美学”的批评[J].文学评论，2020（3）：26-33.
作者简介：王雪柔，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