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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独自行进的，我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一道不易猜中的谜题。
2015年，非虚构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胜出，同样出人意外。她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祖国是白俄罗斯，曾经的祖国是苏联，所以说她是白俄罗斯作家，归属感实在有些模糊。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她现有的六本作品，体裁都类似于非虚构写作，其中四本中译本均由北京磨铁图书出版，译名分别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
早在奖项揭晓前，磨铁图书编辑陈亮接受搜狐读书采访，感慨“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给我的感觉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她的作品里有那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带来的强烈震撼”。
有人曾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面对此问，她以本文标题所引的话作答。陈亮认为，这句话其实可以用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然后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贺拉斯·恩道尔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和平主义者，她激昂地提醒她的同胞，别让那些陈年乌托邦给催眠了。
显然，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价值所在。
许多人对于“非虚构”的深刻印象来自于2014年盛夏的一场文坛风波。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曾以《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阿来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零票落选，惹得这位四川作协主席勇敢站起来称“我抗议！”抗议是“希望我自己和其他写作者再来参加这个奖项时，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的对待”。
阿来质疑，“如果有人要说，‘非虚构’不是‘报告文学’，如果有人要说，具有强烈现实焦虑与指向的历史事实不是现实，那么，为何当初又允许《瞻对》一文进入报告文学组的评选，而不当时就拿掉？而要等一轮轮投票下来，又以终投的零票收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程序？”
截然不同的是，此作先已斩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大奖。评委会认为，在这部厚重的作品里，作家带着对现实的沉思去打捞历史记忆，将近些年来兴起的非虚构文体由现实延伸到历史。有评论家指出，对于文学史而言，这是非虚构写作史上不容忽视的力作，作者花大力气去书写民族诗史让人心生敬意。
如果非要说“非虚构”在中国有多么陌生，也并非事实。很多年以前有一本译作《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时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写下推荐文字：“谋生与亲情不可兼得，历经艰险亲情得圆，这是人类的故事母题之一。震撼的是，本书所述是真人真事，一切元素都存在于当代，却又残酷得陌生。从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罪恶前的无助、亲情下的无畏，当然也升华出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敬意！”1
与此书不太被读者关注相比，同为美国人的彼得·海斯勒几乎可以用上广受追捧来形容。他的“纪实中国三部曲”中的两部《江城》与《寻路中国》好评如潮，以至带动着他离开中国后所写“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奇石》也颇为畅销，而他最早的那本《甲骨文》因不可理解的原因，至今未在内地出简体字版，我所读到的繁体字台湾版是友人由香港购入、海关检查人员以为考古学术专著友情放行。
《江城》最为引人入胜。有些粗糙，却新鲜欲滴——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2
彼得·海斯勒有个中文名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外教”来到偏远的江边小城涪陵，待了两年。“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笔下的面目是这样的。2000年，他完成了《江城》。看彼得·海斯勒的书，很容易发现其特点：质朴的文字描述，丰富的细节呈现，精彩的故事推动。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分歧仅限于，当地政府听说了《江城》，在看过何伟曾经的同事、涪陵师专英语系教授李雪顺翻译的大概后，并不高兴，“这是在说涪陵坏话！”
何伟则在书中坦言，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在专注地考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钢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在中国，像彼得·海斯勒一般训练有素而以作品产生很大影响的记者，并不多见。（请新闻同行原谅我的武断。我这里评判的标准为非虚构专著，而不是散见于报刊的特稿乃至记者的特稿合集。） 倒是学者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赢得更多赞誉。“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倾听农民在新时代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感受农民在新时期的悲欢离合！”当你看到这样带感叹号的三个句子，你就一定会猜到作品蕴含的份量了。
即使饱含真情，梁鸿也没有抱着愤世嫉俗的姿态。“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和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3梁鸿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当然，她也说过写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内心不是“释然”，而是更加“沉重”和“忧虑”。“说实话，当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及内在的矛盾伤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所有这些问题，她坦言给不出任何答案。
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正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乡村女儿。作者以深入的调查和真实的体验为依托，通过对故事、场景和历史的叙述，由一种对“存在”的发现和厘清，实现了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探索和求证的过程。我以为，有价值的文字，总是取决于文本对历史与现实介入的深度。
毫无疑问，所谓的“现代性”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困境。中国的社会现实繁复多变，当中的匪夷所思如戏剧张力，远甚于好莱坞的编剧高手；只不过多数时候，表象以新闻报道或坊间消息的形态，被快速消解掉。媒体的抓狂日新月异，精神的空乏仍难弥补。我相信，今天和今后都会有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持保留意见。争论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无论在中国新闻界还是文学界，你阅读过这么好质量的非虚构作品吗？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有时候读书，读得心情很压抑的。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表现，就是乌云低沉地贴近有风吹动大地上的荒草，即使声音不算刺耳，心情只有沉重而不可能轻松。
这些天在冬日的阳光下，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4本书，就是这样的心境。
标题的所引用的这句话，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的颁奖词。评委会的用词相当准确，“苦难”确实是她作品的基调。而有评论认为，此言既可以代表作家获奖的理由，其实也是对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现年67岁的获奖者人生的诠释。那我就想，作家所背负的压力一定曾带给她不轻的痛苦；同时那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去面对，一个时代当中种种的不幸。
记者。作家。诺奖。出于职业的好奇，我还感兴趣，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翻译家高莽在《锌皮娃娃兵》的译后中提起，作家1989年初冬到中国访问时，讲述了她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了记者，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但文中没有更详尽的介绍。
倒是在这本书最早的中译本，附有对作家的访谈录《我惟一的生命》，采访者也有如我一样的好奇：你是从记者起步的，却是怎样从新闻采访转向小说创作的呢？
——我是语言系培养起来的典型姑娘。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彼萨列夫。他吸引我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异于他人”。1972年我大学毕业。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因为我行我素——受到惩治，我被派往区办的报社去工作。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后来共和国报把我调去，接着我又进了《涅曼》杂志。我写过特写、评论，觉得蛮有兴趣，不过在那个天地里又多少感到狭窄些。
——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是怎么准备跳出的，但到底怎么跳出的——却记不得了。
我认为起点是那本《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作者阿·阿达莫维奇、亚·勃雷利、维·利列斯尼克）。主题思想属于阿·阿达莫维奇，他的思想是：文献文学。这种思想把我个人对语言可能性的理解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物质化了。
我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们是第三代农村教师。他们住在农村里，过的是知识分子生活。比方说，他们没有奶牛。母亲患病时，我长期住在乌克兰农村姥姥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通过人们的讲话听见了世界。农村里大家都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在一起。不过，我很长时间只是个有书本知识的人，现实——让我害怕又令我向往。由于对生活无知，又产生了无畏。
现在我常想：如果我是个更现实一点的人，难道我能跳进这样的深渊中去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一种上路的感觉啊！4
终于上路了！感觉似乎轻松，那时她肯定没有想到过会面对的困境。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听见世界。文献文学。如果说提问是记者的职责，那么聆听是记者的道德。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她的几本书，通篇记录的都是各个人的讲述，有单个人的诉说为一篇的，也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的讲述，被打乱了重新组构成一个故事的。故事不光鲜，偏要去废墟上拣拾肮脏的碎片似的，又缺乏优雅的文学词语刻意去升华所谓深刻意义，“文献”性质的记述，却直接指向战争的残酷与死亡的惨烈，政治的强权与命运的多舛。我们看见，她的“文献”并非通常的历史文献，而是从个人经历、机密档案以及从被忘却、被遮蔽，甚至被否定的资料中挖掘，远远超出了一般文献的意义。
我没有细心去数过“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讲述了多少故事；也不忍扒开匆匆被掩埋的锌皮做成的棺柩里，冰冷躺着的娃娃兵的弱小身躯。我只是感受到字里行间战争的硝烟弥漫和核辐射隐隐传导，至背脊的一阵阵发凉。疼痛、恐惧，伤感、愤怒，坚韧、勇气，还有一丝带给人温暖的怜悯、关爱，种种情绪在作品中交互错杂，令人无法忘怀。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其实是根本无法体会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之后留给幸运活下来的人心灵的阴影与精神创伤。我们可以从许多战争大片中，被银幕上逼真的腥风血雨和震耳欲聋的音效惊骇，我们永远不可能真切地体会，弹药给血肉之躯造成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意志力层面生不如死的无情打击。 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写战争，更是写人。她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人身上，探索人的心灵，关注人的命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死亡的问题……并且再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思考。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直面罪与罚、生与死的终极命题，成功表现了一代人的迷惘，无可归依和飘零自落，苍凉直指内心深处。
我的创作之路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勾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5
但这也成为了她所背负的诅咒。审判、窃听、流亡，还有噩梦都是在自上世纪80年代作品出版后由她一人付出的代价。但她还是选择说出她所看到的真相，只有说出才能让人知道，在谎言之地，说出真相何其艰难。
所幸，俄罗斯文学有这样的血统，她在书中也引用过。尼·别尔嘉耶夫写过：“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所以作家会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有趣的是，“复调写作”的文学理论概念，也来自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当然，巴赫金当初是借用音乐的复调，指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完美结合在一起，却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性特征，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核心本质时创立的。他分析认为，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不同声音组成真正复调”，说通俗一点，小说叙事突破独白型的单一线索，有意去呈现出开放性，构成小说的一种新形式。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这样的技法在她的作品中，我理解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复调”的方式恰好能够实现多声部的轮唱，多条线索（多个人的讲述）同时展开。人物同时讲述一件事，将一个事件（尽管是由单个的故事）整体推动发展（当然故事之间又是彼此交织相连的）。
如此创作技法，其实许多作家都用得得心应手。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用三种时态表现事件：过去时，描写歌德、贝多芬、贝蒂娜之间的纠葛；现在时，叙述小说家昆德拉与阿弗纳琉斯之间的几次会议与现实交织并行；将来时，昆德拉设计自己灵感中小说人物及故事。中国作家莫言、余华也曾尝试过复调叙事手法，也给读者留下新鲜感。
表面上看，阿列克谢耶维奇是退隐在作品背后，空出前台正好交由众多的讲述者，一一道来。“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形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6
采访、对记录的整理，发现与选择是基本功，其实也是考量作家认知与判断的试金石。它既是讲述者与倾听者相互建立在充分信任基础上的情感与思维交流，更是倾听者筛选的结果与表达。作家想要实现的是，通过作品，尽可能地逼近事件的真实与历史的真相。所以她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7
话虽然这么说，她写作时却是小心翼翼的，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把那些过来的人的承受，转告更多的读者；让读者睁大眼睛，看见人类遭遇的苦难。她诘问，也是喃喃自语：“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8
面对波诡云谲，做记录者还是旁观者？
这天是农历“大雪”，又一次雾霾被告将袭首都。在京城短训的小弟微信开玩笑，说帮助吸几口脏气为首都人民作贡献。前几天的最黑雾霾阴影未散，网上一遍哀叹伦敦的旧景光临当下之声。
我想起整个夏天，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经济数据疲软，构成了中国经济头条的一切，各种负面和悲观的言论在市场蔓延。然而，美国《时代》周刊放眼，8月底的一期刊发文章，报喜属于“中国的十年”已经开始。
正是中国，已是全球活跃的兴奋点。20世纪以降，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尤其是高速变革的当下，“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说这话的人叫欧逸文，《纽约客》杂志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他的前任彼得·海斯勒，就是写出《江城》和《寻路中国》畅销书的何伟。
我一个在大学带传播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指定这两本为必读书，要求学生为此写出万字书评。他由衷赞叹《江城》，“算得上是非虚构写作范本”。
该书在美国获得过呦口的奖项，“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而《纽约客》负责所有非虚构作品的执行编辑多罗西·威克登则夸奖彼得，“不像其他报纸的记者那样，浮在空中夸夸其谈”，云云。
《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2001年，中文版的译出已在11年之后。巧合的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在梁庄》就首发在其中。这本老牌纯文学刊物别出心裁，没有将梁庄置于“报告文学”名下，极大程度上捧红了作家梁鸿。据说青年评论家张莉曾问梁鸿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那个作品如果发的时候不叫“非虚构”，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
作为国内“非虚构”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评论家李敬泽界定，非虚构写作包括四类：非虚构文学、特稿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和传记。这个界定参照的是，雪莉·艾利斯在《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引进这本被视为非虚构文学写作领域的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写作有了许多动静。 “非虚构”显然对应“虚构”而言。简单地说，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虚构就是文学创作。
其实，对于非虚构作品，我们并不十分陌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在中国被称为杰出的报告文学，颇受欢迎。我们看见，一个与国内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中“金光闪闪”不同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9
斯诺1936年中，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搜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中译本征得本人同意改名《西行漫记》。斯诺成为第一位采访到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10
在斯诺笔下，毛泽东不是符号，是活生生的人。斯诺曾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他的观察一望便知其知识背景。同为美国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后来认为：“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1
本质上，“非虚构”是有意要去区别“虚构”，就是避“虚”就“实”。所以，非虚构作品强调“真实”，不但是对写作的基本要求，更是作家基本的伦理标尺。它要求作家改变以往依靠“二手材料”进行随意想象的写作习惯，以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积极地观察社会人生，尽力揭示真实的荒诞性。李敬泽说得好，一部非虚构作品，首先就和读者达成了一种“真实”的契约。他以《中国在梁庄》举例，作为读者总是近乎本能地知道什么是真实或不更真实，什么是不真实。这种“知道”既涉及世界是怎样的，也涉及我们对这个“是怎样”的认识和判断，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成为了“世界观”，就是非虚构中的“现实感”或“真实感”。
那么，梁鸿笔下的梁庄是怎样的呢？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推动生命力与活力。12
几近空镜头般的景象，如果你的脚步也曾踏上生产与生活条件窘迫的农村，立马会感到似曾相识。于我而言，身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凉山州面积六万余平方公里，有四万多平方公里成片贫困区——困境比梁庄尤甚，还伴随着毒品与艾滋病蔓延与扼制的艰难较量。
我在《冬春的日子》写过凉山农村：季节周而复始地在各地呈现不同的侧面，搅乱了时节本身。桃花红、梨花白、油菜花黄，还有声声慢的布谷鸟，这些能够判断季节的造物在城市里都是稀罕。惟有不稀罕的是，上涨的物价，“瘦肉精”催大的猪，呕吐污秽尾气拥堵于大街的铁马。城市的傲慢，咄咄逼人，远没有乡野来得淳朴。只是匆忙的脚步，为生计，为糊口，为实证自我存在。找机会我仍然会鼓励依洛拉达乡校园读书的孩子，长大后要去城里闯荡，即使碰壁，抑或卖苦力，也要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本来，如今的一些村落，年轻的壮劳力都奔赴都市打工而去，村庄已远，季节亦淡。
2015年夏天，一篇凉山女孩写的作文《泪》被贯以“最悲伤作文”，在网络惹得沸沸扬扬。年底，随台湾学者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简体中文版在国内推出，凉山再一次为媒体关注。有美国人类学者高度评价，说这是继林耀华在1940年代之后、中间隔了数十年第一本深入凉山蹲点的民族志。尽管这本书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非虚构写作，可我还是愿意推荐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凉山。
田野调查当中会用到许多口述实录，新闻的特稿写作也须以详实的采访支撑，确保内容的真实；更不用怀疑，非虚构作品惟有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理解和详尽把握，才能拥有深度的还原能力。
彼特·海斯勒在《纽约客》的处女作，篇名《野味》，写的是他在广东一个小村萝岗吃鼠肉的经历。他写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但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13
通常，《纽约客》要求记者，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别说一个专题写作了，同样做媒体，似乎别人没有我们的飘浮与急躁，他们专注某件事的态度与敬业，远远地把我们抛在不断赶路的他方，而他们只肯留在地上，像一棵大树伸根下去，经受阳光的照射和雷雨的荡涤。重要的是，由此获得生长的勇气。
注释：
1[美]索尼娅·纳扎里奥，周鹰、王海译，《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恩里克的惊险寻母故事》，海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封底文字。
2[美]彼得·海斯勒，李雪顺译，《江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273页。
3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09页。
4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乌兰汗、田大畏译，《锌皮娃娃兵》，（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438-439页。
5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吕宁思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12页。
6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高莽译，《锌皮娃娃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2015年10月2刷，第311页。
7同上，第307页。
8同5，第14页。
9 [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61页。
10同上，第69页。
11 [美]史景迁，阮叔梅译，《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252页。
12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2015年4月7刷，第23页。
13 [美]彼得·海斯勒，李雪顺译，《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2页。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一道不易猜中的谜题。
2015年，非虚构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胜出，同样出人意外。她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祖国是白俄罗斯，曾经的祖国是苏联，所以说她是白俄罗斯作家，归属感实在有些模糊。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她现有的六本作品，体裁都类似于非虚构写作，其中四本中译本均由北京磨铁图书出版，译名分别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
早在奖项揭晓前，磨铁图书编辑陈亮接受搜狐读书采访，感慨“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给我的感觉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她的作品里有那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带来的强烈震撼”。
有人曾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面对此问，她以本文标题所引的话作答。陈亮认为，这句话其实可以用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然后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贺拉斯·恩道尔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和平主义者，她激昂地提醒她的同胞，别让那些陈年乌托邦给催眠了。
显然，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价值所在。
许多人对于“非虚构”的深刻印象来自于2014年盛夏的一场文坛风波。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曾以《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阿来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零票落选，惹得这位四川作协主席勇敢站起来称“我抗议！”抗议是“希望我自己和其他写作者再来参加这个奖项时，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的对待”。
阿来质疑，“如果有人要说，‘非虚构’不是‘报告文学’，如果有人要说，具有强烈现实焦虑与指向的历史事实不是现实，那么，为何当初又允许《瞻对》一文进入报告文学组的评选，而不当时就拿掉？而要等一轮轮投票下来，又以终投的零票收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程序？”
截然不同的是，此作先已斩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大奖。评委会认为，在这部厚重的作品里，作家带着对现实的沉思去打捞历史记忆，将近些年来兴起的非虚构文体由现实延伸到历史。有评论家指出，对于文学史而言，这是非虚构写作史上不容忽视的力作，作者花大力气去书写民族诗史让人心生敬意。
如果非要说“非虚构”在中国有多么陌生，也并非事实。很多年以前有一本译作《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时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写下推荐文字：“谋生与亲情不可兼得，历经艰险亲情得圆，这是人类的故事母题之一。震撼的是，本书所述是真人真事，一切元素都存在于当代，却又残酷得陌生。从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罪恶前的无助、亲情下的无畏，当然也升华出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敬意！”1
与此书不太被读者关注相比，同为美国人的彼得·海斯勒几乎可以用上广受追捧来形容。他的“纪实中国三部曲”中的两部《江城》与《寻路中国》好评如潮，以至带动着他离开中国后所写“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奇石》也颇为畅销，而他最早的那本《甲骨文》因不可理解的原因，至今未在内地出简体字版，我所读到的繁体字台湾版是友人由香港购入、海关检查人员以为考古学术专著友情放行。
《江城》最为引人入胜。有些粗糙，却新鲜欲滴——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2
彼得·海斯勒有个中文名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外教”来到偏远的江边小城涪陵，待了两年。“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笔下的面目是这样的。2000年，他完成了《江城》。看彼得·海斯勒的书，很容易发现其特点：质朴的文字描述，丰富的细节呈现，精彩的故事推动。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分歧仅限于，当地政府听说了《江城》，在看过何伟曾经的同事、涪陵师专英语系教授李雪顺翻译的大概后，并不高兴，“这是在说涪陵坏话！”
何伟则在书中坦言，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在专注地考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钢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在中国，像彼得·海斯勒一般训练有素而以作品产生很大影响的记者，并不多见。（请新闻同行原谅我的武断。我这里评判的标准为非虚构专著，而不是散见于报刊的特稿乃至记者的特稿合集。） 倒是学者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赢得更多赞誉。“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倾听农民在新时代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感受农民在新时期的悲欢离合！”当你看到这样带感叹号的三个句子，你就一定会猜到作品蕴含的份量了。
即使饱含真情，梁鸿也没有抱着愤世嫉俗的姿态。“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和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3梁鸿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当然，她也说过写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内心不是“释然”，而是更加“沉重”和“忧虑”。“说实话，当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及内在的矛盾伤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所有这些问题，她坦言给不出任何答案。
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正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乡村女儿。作者以深入的调查和真实的体验为依托，通过对故事、场景和历史的叙述，由一种对“存在”的发现和厘清，实现了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探索和求证的过程。我以为，有价值的文字，总是取决于文本对历史与现实介入的深度。
毫无疑问，所谓的“现代性”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困境。中国的社会现实繁复多变，当中的匪夷所思如戏剧张力，远甚于好莱坞的编剧高手；只不过多数时候，表象以新闻报道或坊间消息的形态，被快速消解掉。媒体的抓狂日新月异，精神的空乏仍难弥补。我相信，今天和今后都会有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持保留意见。争论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无论在中国新闻界还是文学界，你阅读过这么好质量的非虚构作品吗？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有时候读书，读得心情很压抑的。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表现，就是乌云低沉地贴近有风吹动大地上的荒草，即使声音不算刺耳，心情只有沉重而不可能轻松。
这些天在冬日的阳光下，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4本书，就是这样的心境。
标题的所引用的这句话，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的颁奖词。评委会的用词相当准确，“苦难”确实是她作品的基调。而有评论认为，此言既可以代表作家获奖的理由，其实也是对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现年67岁的获奖者人生的诠释。那我就想，作家所背负的压力一定曾带给她不轻的痛苦；同时那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去面对，一个时代当中种种的不幸。
记者。作家。诺奖。出于职业的好奇，我还感兴趣，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翻译家高莽在《锌皮娃娃兵》的译后中提起，作家1989年初冬到中国访问时，讲述了她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了记者，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但文中没有更详尽的介绍。
倒是在这本书最早的中译本，附有对作家的访谈录《我惟一的生命》，采访者也有如我一样的好奇：你是从记者起步的，却是怎样从新闻采访转向小说创作的呢？
——我是语言系培养起来的典型姑娘。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彼萨列夫。他吸引我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异于他人”。1972年我大学毕业。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因为我行我素——受到惩治，我被派往区办的报社去工作。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后来共和国报把我调去，接着我又进了《涅曼》杂志。我写过特写、评论，觉得蛮有兴趣，不过在那个天地里又多少感到狭窄些。
——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是怎么准备跳出的，但到底怎么跳出的——却记不得了。
我认为起点是那本《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作者阿·阿达莫维奇、亚·勃雷利、维·利列斯尼克）。主题思想属于阿·阿达莫维奇，他的思想是：文献文学。这种思想把我个人对语言可能性的理解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物质化了。
我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们是第三代农村教师。他们住在农村里，过的是知识分子生活。比方说，他们没有奶牛。母亲患病时，我长期住在乌克兰农村姥姥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通过人们的讲话听见了世界。农村里大家都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在一起。不过，我很长时间只是个有书本知识的人，现实——让我害怕又令我向往。由于对生活无知，又产生了无畏。
现在我常想：如果我是个更现实一点的人，难道我能跳进这样的深渊中去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一种上路的感觉啊！4
终于上路了！感觉似乎轻松，那时她肯定没有想到过会面对的困境。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听见世界。文献文学。如果说提问是记者的职责，那么聆听是记者的道德。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她的几本书，通篇记录的都是各个人的讲述，有单个人的诉说为一篇的，也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的讲述，被打乱了重新组构成一个故事的。故事不光鲜，偏要去废墟上拣拾肮脏的碎片似的，又缺乏优雅的文学词语刻意去升华所谓深刻意义，“文献”性质的记述，却直接指向战争的残酷与死亡的惨烈，政治的强权与命运的多舛。我们看见，她的“文献”并非通常的历史文献，而是从个人经历、机密档案以及从被忘却、被遮蔽，甚至被否定的资料中挖掘，远远超出了一般文献的意义。
我没有细心去数过“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讲述了多少故事；也不忍扒开匆匆被掩埋的锌皮做成的棺柩里，冰冷躺着的娃娃兵的弱小身躯。我只是感受到字里行间战争的硝烟弥漫和核辐射隐隐传导，至背脊的一阵阵发凉。疼痛、恐惧，伤感、愤怒，坚韧、勇气，还有一丝带给人温暖的怜悯、关爱，种种情绪在作品中交互错杂，令人无法忘怀。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其实是根本无法体会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之后留给幸运活下来的人心灵的阴影与精神创伤。我们可以从许多战争大片中，被银幕上逼真的腥风血雨和震耳欲聋的音效惊骇，我们永远不可能真切地体会，弹药给血肉之躯造成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意志力层面生不如死的无情打击。 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写战争，更是写人。她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人身上，探索人的心灵，关注人的命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死亡的问题……并且再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思考。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直面罪与罚、生与死的终极命题，成功表现了一代人的迷惘，无可归依和飘零自落，苍凉直指内心深处。
我的创作之路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勾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5
但这也成为了她所背负的诅咒。审判、窃听、流亡，还有噩梦都是在自上世纪80年代作品出版后由她一人付出的代价。但她还是选择说出她所看到的真相，只有说出才能让人知道，在谎言之地，说出真相何其艰难。
所幸，俄罗斯文学有这样的血统，她在书中也引用过。尼·别尔嘉耶夫写过：“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所以作家会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有趣的是，“复调写作”的文学理论概念，也来自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当然，巴赫金当初是借用音乐的复调，指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完美结合在一起，却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性特征，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核心本质时创立的。他分析认为，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不同声音组成真正复调”，说通俗一点，小说叙事突破独白型的单一线索，有意去呈现出开放性，构成小说的一种新形式。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这样的技法在她的作品中，我理解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复调”的方式恰好能够实现多声部的轮唱，多条线索（多个人的讲述）同时展开。人物同时讲述一件事，将一个事件（尽管是由单个的故事）整体推动发展（当然故事之间又是彼此交织相连的）。
如此创作技法，其实许多作家都用得得心应手。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用三种时态表现事件：过去时，描写歌德、贝多芬、贝蒂娜之间的纠葛；现在时，叙述小说家昆德拉与阿弗纳琉斯之间的几次会议与现实交织并行；将来时，昆德拉设计自己灵感中小说人物及故事。中国作家莫言、余华也曾尝试过复调叙事手法，也给读者留下新鲜感。
表面上看，阿列克谢耶维奇是退隐在作品背后，空出前台正好交由众多的讲述者，一一道来。“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形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6
采访、对记录的整理，发现与选择是基本功，其实也是考量作家认知与判断的试金石。它既是讲述者与倾听者相互建立在充分信任基础上的情感与思维交流，更是倾听者筛选的结果与表达。作家想要实现的是，通过作品，尽可能地逼近事件的真实与历史的真相。所以她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7
话虽然这么说，她写作时却是小心翼翼的，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把那些过来的人的承受，转告更多的读者；让读者睁大眼睛，看见人类遭遇的苦难。她诘问，也是喃喃自语：“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8
面对波诡云谲，做记录者还是旁观者？
这天是农历“大雪”，又一次雾霾被告将袭首都。在京城短训的小弟微信开玩笑，说帮助吸几口脏气为首都人民作贡献。前几天的最黑雾霾阴影未散，网上一遍哀叹伦敦的旧景光临当下之声。
我想起整个夏天，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经济数据疲软，构成了中国经济头条的一切，各种负面和悲观的言论在市场蔓延。然而，美国《时代》周刊放眼，8月底的一期刊发文章，报喜属于“中国的十年”已经开始。
正是中国，已是全球活跃的兴奋点。20世纪以降，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尤其是高速变革的当下，“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说这话的人叫欧逸文，《纽约客》杂志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他的前任彼得·海斯勒，就是写出《江城》和《寻路中国》畅销书的何伟。
我一个在大学带传播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指定这两本为必读书，要求学生为此写出万字书评。他由衷赞叹《江城》，“算得上是非虚构写作范本”。
该书在美国获得过呦口的奖项，“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而《纽约客》负责所有非虚构作品的执行编辑多罗西·威克登则夸奖彼得，“不像其他报纸的记者那样，浮在空中夸夸其谈”，云云。
《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2001年，中文版的译出已在11年之后。巧合的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在梁庄》就首发在其中。这本老牌纯文学刊物别出心裁，没有将梁庄置于“报告文学”名下，极大程度上捧红了作家梁鸿。据说青年评论家张莉曾问梁鸿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那个作品如果发的时候不叫“非虚构”，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
作为国内“非虚构”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评论家李敬泽界定，非虚构写作包括四类：非虚构文学、特稿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和传记。这个界定参照的是，雪莉·艾利斯在《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引进这本被视为非虚构文学写作领域的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写作有了许多动静。 “非虚构”显然对应“虚构”而言。简单地说，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虚构就是文学创作。
其实，对于非虚构作品，我们并不十分陌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在中国被称为杰出的报告文学，颇受欢迎。我们看见，一个与国内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中“金光闪闪”不同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9
斯诺1936年中，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搜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中译本征得本人同意改名《西行漫记》。斯诺成为第一位采访到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10
在斯诺笔下，毛泽东不是符号，是活生生的人。斯诺曾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他的观察一望便知其知识背景。同为美国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后来认为：“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1
本质上，“非虚构”是有意要去区别“虚构”，就是避“虚”就“实”。所以，非虚构作品强调“真实”，不但是对写作的基本要求，更是作家基本的伦理标尺。它要求作家改变以往依靠“二手材料”进行随意想象的写作习惯，以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积极地观察社会人生，尽力揭示真实的荒诞性。李敬泽说得好，一部非虚构作品，首先就和读者达成了一种“真实”的契约。他以《中国在梁庄》举例，作为读者总是近乎本能地知道什么是真实或不更真实，什么是不真实。这种“知道”既涉及世界是怎样的，也涉及我们对这个“是怎样”的认识和判断，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成为了“世界观”，就是非虚构中的“现实感”或“真实感”。
那么，梁鸿笔下的梁庄是怎样的呢？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推动生命力与活力。12
几近空镜头般的景象，如果你的脚步也曾踏上生产与生活条件窘迫的农村，立马会感到似曾相识。于我而言，身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凉山州面积六万余平方公里，有四万多平方公里成片贫困区——困境比梁庄尤甚，还伴随着毒品与艾滋病蔓延与扼制的艰难较量。
我在《冬春的日子》写过凉山农村：季节周而复始地在各地呈现不同的侧面，搅乱了时节本身。桃花红、梨花白、油菜花黄，还有声声慢的布谷鸟，这些能够判断季节的造物在城市里都是稀罕。惟有不稀罕的是，上涨的物价，“瘦肉精”催大的猪，呕吐污秽尾气拥堵于大街的铁马。城市的傲慢，咄咄逼人，远没有乡野来得淳朴。只是匆忙的脚步，为生计，为糊口，为实证自我存在。找机会我仍然会鼓励依洛拉达乡校园读书的孩子，长大后要去城里闯荡，即使碰壁，抑或卖苦力，也要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本来，如今的一些村落，年轻的壮劳力都奔赴都市打工而去，村庄已远，季节亦淡。
2015年夏天，一篇凉山女孩写的作文《泪》被贯以“最悲伤作文”，在网络惹得沸沸扬扬。年底，随台湾学者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简体中文版在国内推出，凉山再一次为媒体关注。有美国人类学者高度评价，说这是继林耀华在1940年代之后、中间隔了数十年第一本深入凉山蹲点的民族志。尽管这本书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非虚构写作，可我还是愿意推荐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凉山。
田野调查当中会用到许多口述实录，新闻的特稿写作也须以详实的采访支撑，确保内容的真实；更不用怀疑，非虚构作品惟有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理解和详尽把握，才能拥有深度的还原能力。
彼特·海斯勒在《纽约客》的处女作，篇名《野味》，写的是他在广东一个小村萝岗吃鼠肉的经历。他写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但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13
通常，《纽约客》要求记者，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别说一个专题写作了，同样做媒体，似乎别人没有我们的飘浮与急躁，他们专注某件事的态度与敬业，远远地把我们抛在不断赶路的他方，而他们只肯留在地上，像一棵大树伸根下去，经受阳光的照射和雷雨的荡涤。重要的是，由此获得生长的勇气。
注释：
1[美]索尼娅·纳扎里奥，周鹰、王海译，《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恩里克的惊险寻母故事》，海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封底文字。
2[美]彼得·海斯勒，李雪顺译，《江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273页。
3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09页。
4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乌兰汗、田大畏译，《锌皮娃娃兵》，（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438-439页。
5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吕宁思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12页。
6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高莽译，《锌皮娃娃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2015年10月2刷，第311页。
7同上，第307页。
8同5，第14页。
9 [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61页。
10同上，第69页。
11 [美]史景迁，阮叔梅译，《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252页。
12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2015年4月7刷，第23页。
13 [美]彼得·海斯勒，李雪顺译，《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