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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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57年的记述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撰写他的日记。那年,他28岁。57年后的1972年8月,当时已85岁高龄的蒋介石,停止了日记的撰写,那是他在1975年过世前三年的事。这部跨越57年、持续写作而成的日记,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日记。
  在蒋介石撰写日记的这半个多世纪间,他一步步踏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而且几乎不曾离开过这个圈子的核心,可以说他是极其罕见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着孙文、蒋介石和毛泽东三人而形成的历史。正因如此,这部浓缩了蒋介石一生的日记,以日记的价值而言,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这57年的日记当中,有四年的日记目前处于佚失状态。1915年、1916年、1917年三年的日記,在蒋介石于1918年在福建作战遭到奇袭仅以身免、仓皇逃命之际丧失殆尽,最后只有1915年共计13天的日记残存下来。至于1917年的记述,虽然后来蒋介石以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撰写留存,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为“日记”。
  总而言之,蒋介石现存于世的日记共计53个年份,册数共达63册。
  蒋介石成为“日记魔”的理由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成为这种执着于撰写日记的“日记魔”呢?关于这方面的理由,可以从众多方面加以解析。
  蒋介石在1913年国民党为了打倒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逃亡到东京,和孙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投身于革命事业。在那段逃亡日本的时间中,蒋介石曾经拼命阅读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对于青年蒋介石的价值观,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在日记中,也会记下每天的天气、温度和当天是星期几。他记载星期几的方式,是日本式的“火曜日”“水曜日”,然而一般中国人并不会使用“曜日”,而是以“星期一”(月曜日)、“星期三”(水曜日)的方式进行记录。因此也有人推测,蒋介石撰写日记的习惯源自他在日本就读军校时所受到的影响。
  从小接受严格儒教训练的蒋介石,在修身养性方面有着相当强烈的自我要求。对他而言,日记是一种备忘录的替代品,可以让自己在日后阅读时深刻自省,并且激励自身更加奋发向上。同时,日记也有对子孙进行家教的作用,蒋介石就经常要求儿子蒋经国阅读自己的日记。
  蔣介石个人的性格倾向也和日记这一表达形式有着若干程度的吻合。若是以德国心理学家克雷奇默的分类来看,蒋介石大概就是属于“黏着质型”与“偏执质型”的组合吧!
  黏着质型的人异常顽固,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容他人阻挠。至于所谓的“偏执质型”,则是以坚定的信念和自信为基础,相当自我中心的一种性格。
  对这样的蒋介石而言,日记正是表露自我、省视自我的一种习惯性体现。日复一日、不曾停歇地撰写日记的蒋介石,将这样的事情当成了自己每天应尽的义务。
  极高的真实性
  蒋介石日记乃是有关亚洲近代史珍贵的一级史料,这点是为全世界所共同认可的。
  追本溯源,日记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以让他人看见为前提而撰写的日记,例如蒋介石政敌阎锡山的日记。这部日记通篇都是格言与古籍内容的引用,这样的日记不具备任何史料价值。
  另一种日记,则是只为了自己而写的日记。在这样的日记中,作者投入了感情、记载了自己的交友情况,同时也留下了自己身边所发生种种事情的记录。蒋介石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经常包含了像是“今后几日的预定事项”“应当注意的事情”“本日发生的事件”“前周的反省”“本周的工作预定表”“本月的反省录”“本月的重要事项”之类的分类。日记在这里扮演的是一种类似于随身笔记本的角色。当然,在蒋介石日记中也会有未曾记录的事项,如对政敌的放逐与监视、军队或警察的残酷行动等,在日记中从未被提及。尽管如此,蒋介石日记所具备的真实性,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围绕日记的骨肉之争
  这部日记在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是由他本人保管;而在他死后,则是由长子蒋经国以“总统”身份,承继了它的保管任务。当蒋经国在1988年亡故之后,这部日记被托付到他的三子蒋孝勇手中;而当蒋孝勇在1996年病故之后,日记便由其遗孀蒋方智怡来保管。蒋介石的日记乃是蒋家秘中之秘,基本上一次也不曾暴露在外界面前。
  然而,台湾政局的变化,改变了这部日记的命运。
  2000年,击败国民党上台的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开始推动“去蒋介石”“去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日记的保管者蒋方智怡女士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由于担心日记落入民进党之手,蒋方智怡以50年为期,将蒋介石日记交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管。当时,原本保管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日记,被统一移交给了胡佛研究所负责该日记保管暨公开的郭岱君研究员手中。
  2006年3月,1918年至1931年的蒋介石日记首先获得公开,接着在2007年4月,又公开了截至1945年的部分,2008年夏天,截至1955年的日记也已陆续公开发表,而时至今日,截至1972年的所有日记,业已完全公开。
  然而,在蒋家成员当中,对于通过胡佛研究所公开日记一事感到不快者,仍然大有人在。
  2010年底,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梅女士发表声明,对于日记的出版明确表示反对。此举在台湾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蒋友梅的主张是,自己是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在将日记委托给胡佛研究所乃至于出版时,理应得到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签约同意才行。蒋方智怡女士对于此——长时间的托管与让渡契约,并没有做出善意的响应,因此她下定决心,发表公开声明。
  据我所知,当蒋方智怡决定将蒋介石日记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50年的时候,只有极少数蒋家人得知了她的这个决定。因此,“为什么要刻意把家族重要的日记特地交给远在美国的研究机关保管?”她的这一举动在蒋家人之间点燃了不满的火种。
  蒋孝严也曾特地针对日记公开发表一事,向我表示了以下的看法:“我并不赞成将日记送往美国,而我事前对此也一无所知,其他的蒋家人对此也同样并不知情。日记应当是归于国家和国民党的所有物,虽然她(蒋方智怡)说,自己当时是出于对民进党可能毁坏日记一事感到忧惧,但事实上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她是否对于台湾的政治太过信心不足了呢?”
  若是把蒋家的这种内斗看成政治花絮的话,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这或许也是蒋介石日记直至现在依然不断散发出的磁石般魅力所引发的“事件”吧!
  (摘自《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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