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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父亲兴冲冲地给妹妹打了电话，结局有些意外——妹妹没有说一句话，把电话挂了。或许，沉默是最有力的拒绝。那位父亲知难而退，再也没有打过电话——他知道，那个多年前他们放弃的女儿，是不会跟自己回家了——她已经有了家。
最近，我因急事从北京回了趟老家。
由于父母去了广东大哥家里，妹妹邱璐便回娘家来陪我。妹妹知道我喜欢吃老家的灶火饭，便坚持要用灶火做饭。在灶火的烘烤下，豆大的汗珠从妹妹额头上流下来，温热的眼泪也从我的心里流出来。想起妹妹的命运多舛，想起一家人这几年的不易，我感慨不已，心中生出一个念头：有妹妹真好。
关于妹妹的记忆，如放电影般浮现我的眼前。
天上掉下个亲妹妹：捡还是不捡
我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农民。
1991年农历二月的一天，天还未亮，父母听见门外有婴儿啼哭的声音。
父亲起床开门后发现门口多了一个背篓，背篓里面有个漂亮的奶娃娃。不用说，这奶娃娃肯定是个女孩。那时候，山区的人重男轻女，常常有家庭为了生一个男娃就把女孩送给亲戚家养，甚至趁天黑直接送到远处陌生人家门口。
可父亲对女儿情有独钟，这缘于他的特殊经历。
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之后没多久，就得怪病去世了。后来，女儿也因为体弱多病营养不良而早夭。
或许是因为失去过才更想拥有，又或许是因为“两个男娃一个女娃”是农村家庭最理想的模式，父亲是很想要一个女儿的。但想归想，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父亲是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像这样夫妻一方是国家职工一方是农民的家庭被称为“单职工家庭”，按当时的政策只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我们家的指标已经被我和哥哥用完，再来一个就属于超生。当时，对公家人超生的处罚很严厉——开除公职。
虽然害怕丢掉铁饭碗，但孩子已经在门口，又不知是谁放的，怎么还回去？如果丢在路边没人捡，冷死了饿死了岂不是害了一条人命？权衡再三，父母把孩子送到了乡政府。乡政府的干部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最终决定特事特办：孩子让父亲领回家养，不算超生。
就这样，我们家就多了一个女儿。父母给她取名为“邱璐”。“璐”有美玉之意，父母的想法是，就算是路边捡的孩子，我们一家也会把她像宝玉一样对待。
在农村，将一个捡来的小孩养育成人并不容易，既费钱又费神。一般的农村家庭是买不起奶粉的，就算勉强买得起，也不一定舍得。但我们一家没有犹豫，就给妹妹买了当时在镇上能买到的最好的奶粉。妹妹来到家里的前几年，家里的庄稼与别人家相比要逊色不少。母亲管这个叫“拖儿荒”——主要精力用在了养娃上面，庄稼自然就荒废了。
妹妹在我们一家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可全家人都有一个心结：担心乡政府干部的口头承诺不算数，会不会有一天把妹妹“收走”？直到妹妹顺利上完户口，全家才终于松口气。
身患重病陷困境：治还是不治
在我们全家人的宠爱和照料下，妹妹逐渐长大成人，然后出嫁。妹夫家也在农村，家境虽不算殷实，但一家人对妹妹都很好。
此时，我和哥哥，一个在北京工作，一个在广东工作，都已成家立业。父母身体也都还不错，一大家子顺顺利利，本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
可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春天，妹妹在老家镇上的医院生完孩子以后，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于是就到县医院检查。经过全面检查后，县医院确认妹妹患的是极其凶险的红斑狼疮。而这种病，在县医院的诊治经验中，是“没得治”的病。
尽管医生有定论，但我们一家人不相信，年轻的生命怎会如此不堪一击？我本想让妹妹来北京治疗，但老家离北京路途遥远，就算是坐飞机也差不多得折腾一整天。按照医生的嘱咐，此时的妹妹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万一她在来北京的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权衡再三，我们决定先让妹妹到省城武汉的医院看看。
武汉的医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得出了一个令我们更揪心的结果：不但确定是红斑狼疮，而且还是比较重的类型——系统性红斑狼疮，已经出现脑炎等并发症。
在武汉的医院里，妹妹曾数次晕厥。母亲说，妹妹意识模糊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只喊着“妈妈、妈妈”。
山里孩子一般是孩提时代才会喊“妈妈”，等长大成人，就再也不好意思喊“妈妈”了，而是喊“妈”。二十几岁的妹妹这回又喊起了“妈妈”，可见有多么脆弱——人在最脆弱的時候就会像个小孩。
听母亲讲起这些细节，我揪心不已。因为担心妹妹的病情，我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鉴于在武汉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便劝说妹妹来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
起初，妹妹不肯来北京看病，我差点急哭。妹妹最后能来北京看病，一半是被我骂来的，一半是被我求来的。
此时，我心中有一个执念：“妹命由我不由天”，一定要让妹妹接受最好的治疗——这可是命运多舛的妹妹，天上掉下来的亲妹妹，让我们一家人宠上天的妹妹，她才24岁！
我知道妹妹妹夫心里害怕最后会人财两空：在省城武汉治疗不到一个月，已经花掉十几万元，加上之前在镇、县两级医院的花费，已经有数十万元之巨。这对于没什么固定收入的农村小夫妻来说，的确是压力巨大。虽然我们都尽力接济，但治病是无底洞，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万一把几家人的钱财花光，病情也没有好转该怎么办？
巨大的压力使得妹妹妹夫不肯动身，我在电话里催促了好几次，仍不见妹妹妹夫动身，急得在电话里骂人。可骂也没用，他们还是不来。最后，我几乎变成了哀求：“妹妹，你来嘛，有什么难处我来想办法。”
我和妻都商量好了，如果将来还要花很多钱，大不了就把刚在北京买的房子卖掉给妹妹治病。房子没了，可以挣钱再买，可要是妹妹没了，可就真的没了！ 或许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哥哥的心愿，好说歹说，妹妹妹夫终于答应来北京看病。
亲生父母来寻亲：认还是不认
我永远忘不了2014年4月20日。
那一天，妹妹来北京看病。尽管母亲在电话里给我已经打过预防针，说妹妹因为吃激素药，身体变形得厉害，但我在北京西站见到妹妹时还是震惊不已——这哪还是自己的妹妹啊！妹妹成了加大版的了，身体比原来扩张了一倍，原本清秀的脸明显地被虚肿的肉撑开了。更令人伤感的是，妹妹的秀发原本乌黑浓密，此时却稀疏得可以看见头皮。
原本想着要淡定点，不要给妹妹增加心理负担，但我终究没能忍住，当即一把抱住妹妹：“妹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妹妹病了很久，心里憋着很多痛楚呢，这会儿见到哥哥这般模样，自然是控制不住了，叫了一声“二哥”，泪水便倾泻而下。
在拥抱妹妹的时候，我感觉到妹妹肿胀的身体透着虚弱。那一刻，我特别担心失去妹妹。
在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3个月后，妹妹的病情终于开始明显好转。一年后，妹妹的身体已基本恢复如常人，虽然她的病暂时还不能彻底根治，但是只要依医嘱吃药，按时到医院复查，便无大碍。
妹妹病愈回家后，家里终于又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持续多久就被一个电话打破了。
父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2018年的一天，父亲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妹妹的亲生父母——曾经放弃她的人，想要来认亲。那一家人，离我家其实不过5里地，而且还有亲戚就在我们村。通过亲戚，那位父亲没费多少精力就找到了我父亲的电话。
当那位父亲打通我父亲电话时，我父亲并没有他们自己预想的那样“粗暴”。
曾经，那个抛弃了妹妹的家庭来认亲，是我们一家最担忧、最反感、最抵触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一直在准备如何应对上门来讨要妹妹的“仇人”。我甚至能想到，真有那一天，吵架厉害的母亲会把妹妹的亲生父母骂个狗血淋头，而暴躁的父亲可能会把他们踢出门去。
但就连我的父母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当接到女儿的亲生父亲想来认亲的电话时，他们竟然异常平静。
我的父母不但没有像事先准备的那样把他骂回去，还应他的请求，把妹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们大方地把选择权留给了妹妹。
或许，经历了妹妹这场大病，我的父母都想开了——想认就认吧，只要女儿开心幸福就好。
那位父亲兴冲冲地给妹妹打了电话，结局有些意外——妹妹没有说一句话，把电话挂了。或许，沉默是最有力的拒绝。那位父亲知难而退，再也没有打过电话——他知道，那个多年前他们放弃的女儿，是不会跟自己回家了——她已经有了家。在那个家里，她比亲生的还要亲。
其实，我们不知道，妹妹早已知道自己的身世。尽管母亲很早以前就跟邻里四周打好招呼，让他们保守秘密，但在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村子里，没有什么大事可言，秘密也就更难守得住。
不管怎么样，妹妹这样选择，家里人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是很高兴。
有妹妹真好！全家人都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覺。
有妹妹真好！这样的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
陈明升摘自《家庭》
最近，我因急事从北京回了趟老家。
由于父母去了广东大哥家里，妹妹邱璐便回娘家来陪我。妹妹知道我喜欢吃老家的灶火饭，便坚持要用灶火做饭。在灶火的烘烤下，豆大的汗珠从妹妹额头上流下来，温热的眼泪也从我的心里流出来。想起妹妹的命运多舛，想起一家人这几年的不易，我感慨不已，心中生出一个念头：有妹妹真好。
关于妹妹的记忆，如放电影般浮现我的眼前。
天上掉下个亲妹妹：捡还是不捡
我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农民。
1991年农历二月的一天，天还未亮，父母听见门外有婴儿啼哭的声音。
父亲起床开门后发现门口多了一个背篓，背篓里面有个漂亮的奶娃娃。不用说，这奶娃娃肯定是个女孩。那时候，山区的人重男轻女，常常有家庭为了生一个男娃就把女孩送给亲戚家养，甚至趁天黑直接送到远处陌生人家门口。
可父亲对女儿情有独钟，这缘于他的特殊经历。
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之后没多久，就得怪病去世了。后来，女儿也因为体弱多病营养不良而早夭。
或许是因为失去过才更想拥有，又或许是因为“两个男娃一个女娃”是农村家庭最理想的模式，父亲是很想要一个女儿的。但想归想，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父亲是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像这样夫妻一方是国家职工一方是农民的家庭被称为“单职工家庭”，按当时的政策只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我们家的指标已经被我和哥哥用完，再来一个就属于超生。当时，对公家人超生的处罚很严厉——开除公职。
虽然害怕丢掉铁饭碗，但孩子已经在门口，又不知是谁放的，怎么还回去？如果丢在路边没人捡，冷死了饿死了岂不是害了一条人命？权衡再三，父母把孩子送到了乡政府。乡政府的干部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最终决定特事特办：孩子让父亲领回家养，不算超生。
就这样，我们家就多了一个女儿。父母给她取名为“邱璐”。“璐”有美玉之意，父母的想法是，就算是路边捡的孩子，我们一家也会把她像宝玉一样对待。
在农村，将一个捡来的小孩养育成人并不容易，既费钱又费神。一般的农村家庭是买不起奶粉的，就算勉强买得起，也不一定舍得。但我们一家没有犹豫，就给妹妹买了当时在镇上能买到的最好的奶粉。妹妹来到家里的前几年，家里的庄稼与别人家相比要逊色不少。母亲管这个叫“拖儿荒”——主要精力用在了养娃上面，庄稼自然就荒废了。
妹妹在我们一家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可全家人都有一个心结：担心乡政府干部的口头承诺不算数，会不会有一天把妹妹“收走”？直到妹妹顺利上完户口，全家才终于松口气。
身患重病陷困境：治还是不治
在我们全家人的宠爱和照料下，妹妹逐渐长大成人，然后出嫁。妹夫家也在农村，家境虽不算殷实，但一家人对妹妹都很好。
此时，我和哥哥，一个在北京工作，一个在广东工作，都已成家立业。父母身体也都还不错，一大家子顺顺利利，本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
可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春天，妹妹在老家镇上的医院生完孩子以后，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于是就到县医院检查。经过全面检查后，县医院确认妹妹患的是极其凶险的红斑狼疮。而这种病，在县医院的诊治经验中，是“没得治”的病。
尽管医生有定论，但我们一家人不相信，年轻的生命怎会如此不堪一击？我本想让妹妹来北京治疗，但老家离北京路途遥远，就算是坐飞机也差不多得折腾一整天。按照医生的嘱咐，此时的妹妹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万一她在来北京的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权衡再三，我们决定先让妹妹到省城武汉的医院看看。
武汉的医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得出了一个令我们更揪心的结果：不但确定是红斑狼疮，而且还是比较重的类型——系统性红斑狼疮，已经出现脑炎等并发症。
在武汉的医院里，妹妹曾数次晕厥。母亲说，妹妹意识模糊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只喊着“妈妈、妈妈”。
山里孩子一般是孩提时代才会喊“妈妈”，等长大成人，就再也不好意思喊“妈妈”了，而是喊“妈”。二十几岁的妹妹这回又喊起了“妈妈”，可见有多么脆弱——人在最脆弱的時候就会像个小孩。
听母亲讲起这些细节，我揪心不已。因为担心妹妹的病情，我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鉴于在武汉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便劝说妹妹来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
起初，妹妹不肯来北京看病，我差点急哭。妹妹最后能来北京看病，一半是被我骂来的，一半是被我求来的。
此时，我心中有一个执念：“妹命由我不由天”，一定要让妹妹接受最好的治疗——这可是命运多舛的妹妹，天上掉下来的亲妹妹，让我们一家人宠上天的妹妹，她才24岁！
我知道妹妹妹夫心里害怕最后会人财两空：在省城武汉治疗不到一个月，已经花掉十几万元，加上之前在镇、县两级医院的花费，已经有数十万元之巨。这对于没什么固定收入的农村小夫妻来说，的确是压力巨大。虽然我们都尽力接济，但治病是无底洞，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万一把几家人的钱财花光，病情也没有好转该怎么办？
巨大的压力使得妹妹妹夫不肯动身，我在电话里催促了好几次，仍不见妹妹妹夫动身，急得在电话里骂人。可骂也没用，他们还是不来。最后，我几乎变成了哀求：“妹妹，你来嘛，有什么难处我来想办法。”
我和妻都商量好了，如果将来还要花很多钱，大不了就把刚在北京买的房子卖掉给妹妹治病。房子没了，可以挣钱再买，可要是妹妹没了，可就真的没了！ 或许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哥哥的心愿，好说歹说，妹妹妹夫终于答应来北京看病。
亲生父母来寻亲：认还是不认
我永远忘不了2014年4月20日。
那一天，妹妹来北京看病。尽管母亲在电话里给我已经打过预防针，说妹妹因为吃激素药，身体变形得厉害，但我在北京西站见到妹妹时还是震惊不已——这哪还是自己的妹妹啊！妹妹成了加大版的了，身体比原来扩张了一倍，原本清秀的脸明显地被虚肿的肉撑开了。更令人伤感的是，妹妹的秀发原本乌黑浓密，此时却稀疏得可以看见头皮。
原本想着要淡定点，不要给妹妹增加心理负担，但我终究没能忍住，当即一把抱住妹妹：“妹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妹妹病了很久，心里憋着很多痛楚呢，这会儿见到哥哥这般模样，自然是控制不住了，叫了一声“二哥”，泪水便倾泻而下。
在拥抱妹妹的时候，我感觉到妹妹肿胀的身体透着虚弱。那一刻，我特别担心失去妹妹。
在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3个月后，妹妹的病情终于开始明显好转。一年后，妹妹的身体已基本恢复如常人，虽然她的病暂时还不能彻底根治，但是只要依医嘱吃药，按时到医院复查，便无大碍。
妹妹病愈回家后，家里终于又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持续多久就被一个电话打破了。
父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2018年的一天，父亲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妹妹的亲生父母——曾经放弃她的人，想要来认亲。那一家人，离我家其实不过5里地，而且还有亲戚就在我们村。通过亲戚，那位父亲没费多少精力就找到了我父亲的电话。
当那位父亲打通我父亲电话时，我父亲并没有他们自己预想的那样“粗暴”。
曾经，那个抛弃了妹妹的家庭来认亲，是我们一家最担忧、最反感、最抵触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一直在准备如何应对上门来讨要妹妹的“仇人”。我甚至能想到，真有那一天，吵架厉害的母亲会把妹妹的亲生父母骂个狗血淋头，而暴躁的父亲可能会把他们踢出门去。
但就连我的父母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当接到女儿的亲生父亲想来认亲的电话时，他们竟然异常平静。
我的父母不但没有像事先准备的那样把他骂回去，还应他的请求，把妹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们大方地把选择权留给了妹妹。
或许，经历了妹妹这场大病，我的父母都想开了——想认就认吧，只要女儿开心幸福就好。
那位父亲兴冲冲地给妹妹打了电话，结局有些意外——妹妹没有说一句话，把电话挂了。或许，沉默是最有力的拒绝。那位父亲知难而退，再也没有打过电话——他知道，那个多年前他们放弃的女儿，是不会跟自己回家了——她已经有了家。在那个家里，她比亲生的还要亲。
其实，我们不知道，妹妹早已知道自己的身世。尽管母亲很早以前就跟邻里四周打好招呼，让他们保守秘密，但在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村子里，没有什么大事可言，秘密也就更难守得住。
不管怎么样，妹妹这样选择，家里人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是很高兴。
有妹妹真好！全家人都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覺。
有妹妹真好！这样的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
陈明升摘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