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腰间别着粉袋，将手伸进山间裂缝，牢牢抠住岩石，仅穿攀岩鞋的脚蹬在岩壁，在没有任何绳索等辅助攀登装备保护下，徒手攀登九百多米高的伊尔酋长岩。
　　镜头外，背着四十余斤器材的摄影师在安全绳的帮助下吊在峭壁上，一手抓绳，一手持摄像机跟拍。五位摄影师以悬在半空的姿态完成拍摄，另外三位利用高倍镜留守谷底跟拍，他们都是专业攀登者。
　　《徒手攀岩》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九天后，作为摄影师之一的安德鲁·贝尔恩德（Andrew Berends）于3月4日突然去世，死因尚未公布，年仅46岁。
　　该片联合导演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Elizabeth Chai Vasarhelyi）发表长文悼念，“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和一个重要的电影制作人。”
　　擅长攀岩的摄影师仅是安德鲁的一个身份，他更引以为傲的标签是“战区纪录片导演”，在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南苏丹拍摄电影，讲述世界各地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而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的故事。
　　这种选择在第一部作品就初露端倪。2003年，30岁的安德鲁将荷兰渔民在危险的北海奋斗拍摄成《乌尔克》，获得国际纪录片协会的帕尔·劳伦斯奖提名。

　　“你感动了这么多人”，在《徒手攀岩》前与安德鲁有过数次合作的伊丽莎白在社交媒体中写道，“我知道你感受到的痛苦是深刻的、真实的、无情的。我知道你受苦了。我只能希望你最终能找到自己应得的和平与正义。”

　　据合作伙伴米歇尔·皮尔格拉姆（Michiel Pilgram）回忆，安德鲁在2004年经过伊拉克东北部的石油工业城市基尔库克时，发现数百名库尔德人在美国入侵后流离失所，只能在足球场居住。他又为这群无家可归者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安德鲁在《我兄弟的血》中讲述了一个伊拉克家庭的故事，他们的儿子被美国巡逻队打死;《三角洲男孩》则反映了尼日利亚石油冲突，见证了参加战斗的武装分子和陷入困境的平民的生活;《玛蒂娜的梦想》则是一部关于苏丹努巴山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的电影。
　　他在被叛军控制的努巴山脉停留了五个月，那是个会有前线作战和无差别空中轰炸的战区。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当地温度最高超过50摄氏度，他还得了疟疾，体重减轻了二十多斤，“但这是个很好的工作场所，文化丰富、热情好客的人们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安德鲁说。

　　《玛蒂娜的梦想》在世界规模最大的音乐电影艺术文化节SXSW西南偏南电影节首映之前，安德鲁向一家电影媒体表达了自己制作纪录片的意图：“我希望观众对在努巴山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愤怒，我希望人们被这个充满魔力的地区以及像玛蒂娜这样的女孩的精神和美丽所鼓舞，我希望人们在离开剧院时能意识到，战争仍在继续，孩子们正处于危险之中。”
　　不同衣著、肤色、性别、年龄的人们，在他的镜头下奔跑、躲避、对抗、哭泣，倾诉自己的遭遇。这些瞬间通常发生在国际纠纷剧烈地区，是最为危险也最缺少关注之地。
　　记录亚历克斯挑战世界上最难完成的攀岩任务需要勇气。徒手攀岩的危险系数极高，稍有不慎便会与死神照面。作为目睹者与拍摄者，安德鲁同他的团队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揭露世界各地的冲突则更需要勇气。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拍摄《三角洲男孩》期间，为了压制安德鲁对当地冲突的记录，尼日利亚政府将他逮捕，拘留十日，然后驱逐出境。
　　经历了这些，他似乎是后怕的，“每做完一部电影，我都跟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部。这太困难了。”他说完之后，自己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