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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召。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了西部开发的谋划和实施。毛泽东以他那战略家的远见与气魄,把目光投向西部,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西部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战略。
西部开发,交通先行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
中国西部地区通常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为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总人口为2.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所处的地理环境,西部大多数地区长期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军侵华,国民政府及沿海一带工业内迁,才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并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但由于战乱及国民党政府重视不够,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工作进展极为缓慢,1945年蒋介石曾向四川人民承诺“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但这条铁路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时仍是没有动工。
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还未解放,剿匪反霸和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工作还未结束,国家的经济又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毛泽东已开始关注西部的开发问题。为了解放西藏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发展西部经济,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加快西部的开发建设,首先从修筑公路铁路,改善交通状况开始。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后,1950年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开始在世界屋脊修筑康藏公路。1952年12月,经过21个月的艰苦奋战,康藏公路(即现在的川藏公路)康定至西昌段公路胜利修通,这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壮举。毛泽东和朱德欣喜地分别给康藏公路筑路大军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1952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题词还被制作成锦旗,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手中。毛泽东的题词公布后,筑路工地上一片欢腾,大家奔走相告,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终于拉萨、北达敦煌,纵贯“世界屋脊”,全长2100公里,于1954年5月11日动工修筑,历时7个月14天,全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同时全线通车。西藏拉萨、四川雅安、青海西宁各界各族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热烈庆祝通车。毛泽东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两条公路的通车将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陆地运输,内地的大量产品输入到西藏,打破了英、印等国商品在西藏的垄断地位,使西藏的市场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内地商品的大量输入,使西藏市场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大幅度增加,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状况。
铁路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毛泽东对西部地区铁路修筑工作高度重视,反复研究部署,多次为筑路工程的开工和通车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筑路大军的斗志,保证了这些线路的顺利建成。
根据毛泽东“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大大地发展铁路”的指示,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务院拨出巨款,修建西南、西北铁路。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先后建成了成(都)渝(重庆)、天(水)兰(州)、来(宾)睦(睦南关即今友谊关)铁路。
天兰铁路是西北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起天水北道埠,西至兰州,全长348公里,为陇海铁路的最西一段,是内地通往大西北的咽喉。1950年4月15日,天(水)兰(州)铁路开工,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正式通车,首趟列车从天水站开出,并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为庆祝天兰铁路通车欣然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1952年10月1日,横贯甘肃、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新华社在1960年1月1日的报道中说,兰新铁路已在1960年元旦前夕通车到新疆哈密。至此,兰新铁路通车里程已达1315公里。同日,新华社还报道说,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看了新华社的这两则报道,毛泽东兴奋地说:一个交通,一个水利建设,这两样搞好了,国家的发展就快了。1966年,兰新铁路全线通车,形成横贯我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架起了一座新的“亚欧大陆桥”,成为当时由甘肃兰州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一条最快捷的陆路通道,结束了西北地区一直以车马、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历史,使这条丝绸古道重放光彩。
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有一个令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名字——成渝铁路,因为它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开工建设,线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成为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
1953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毛泽东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1953年7月30日,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它横穿四川盆地,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物资流通,对发展生产和繁荣地方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1952年7月,我国又开工修筑宝成铁路,同时对原宝(鸡)天(水)铁路进行了全面整修。宝成铁路全长668.36公里,北起陇海铁路的宝鸡,南至四川成都,贯通我国西北、西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勘测过此线,均因工程艰巨地形复杂而未能修建。1952年,遵照毛泽东“修筑天(水)成(都)铁路(后改为宝成铁路——笔者注),打开西北、西南通道,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指示精神,铁道部开始建设宝成铁路。1952年7月开始动工,1956年全线接轨。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开挖300多座隧道,架设900多座桥梁,完成土石方工程60000立方米,终于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通途。经过试运行,1958年元旦,宝成铁路正式投入运营。
1964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加速西南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决策。毛泽东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还说:“把川黔、滇黔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南,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还多次听取西南铁路建设汇报,审阅建设规划,并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挂帅,铁道部吕正操、刘建章等部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铁道兵和铁路职工30余万人展开了西南铁路大会战。工程集中了来自全国的1200名科技工作者,对65个新技术项目进行攻关,采取了多项快速施工方案,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推广应用。1965年和1966年国庆节,川黔、贵昆(即滇黔)铁路相继通车。成昆铁路于1970年7月1日接轨通车,同年12月交付运营。
对于西藏地区机场的修建,毛泽东指出:“机场,除十八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落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1956 年5月26日,在纳木错畔的当雄建成了西藏高原第一个机场。接着,军航、民航也试飞成功,并于10月21日开辟了西藏至印度的航线。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改善交通为抓手的西部开发,改变了西部一些偏远地区没有铁路公路的历史,加强了西部地区之间及其与外部的联系,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把生产布局向西部推进
新中国成立之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占国土面积40%多的西北和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国土面积20%的云、贵、川、藏,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6%。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必要加快内地工业发展的步伐。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原打算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但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毛泽东认为,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他明确提出,在合理利用东北、上海等现有工业基地的同时,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在投入施工的150项重点工程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仅陕、甘、川三省就安排了50个左右的项目,陕西落户24项。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粗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国家经济建设布局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2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充分重视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出现了西安、咸阳、兰州等新兴工业城市,在新疆则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随着宝成、兰新铁路的建成和通车,西北与西南之间及其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大大加强,我国东部与西部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对于开发西部资源,促进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五”期间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就没有后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决策三线建设
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印双方边界军事对峙。中国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令毛泽东十分忧虑。他终于下决心,改变“三五”计划原定主要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
随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思想逐渐明朗化。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较系统地提出了要加快三线建设的思想。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出: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强调:“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5月10日,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7月15日,毛泽东又提出: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在谈到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时,毛泽东强调: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8月17、20日两次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1964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计划总投资的134亿元中,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占三分之一,在初步计划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住战备的契机,同时提出了建设西部的长远战略要求。他提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说,以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的发展水平。三线建设开始进入初期部署和实施阶段。
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贵州六盘水煤炭工业、航空工业基地等。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更加重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个建设高潮。他还提出了“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又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先后建成了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西北地区建成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天工业基地。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总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加速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即为 2052亿元。
不仅如此,在进行三线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并强调必须把战备与西部地区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他要求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即战备和长期建设。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并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在交通方面,修通了贯通西南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等10条铁路干线,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贵州六盘水等几十个煤矿,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60多个大中型水火电站,开发了四川等地的油气田,建成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甘肃酒泉钢铁厂等大型钢铁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工业基地,纺织等轻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基本形成种类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初步改变了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三线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改变工业建设在内地和沿海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功绩是主要的。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它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题图为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毛泽东)
西部开发,交通先行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
中国西部地区通常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为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总人口为2.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所处的地理环境,西部大多数地区长期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军侵华,国民政府及沿海一带工业内迁,才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并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但由于战乱及国民党政府重视不够,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工作进展极为缓慢,1945年蒋介石曾向四川人民承诺“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但这条铁路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时仍是没有动工。
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还未解放,剿匪反霸和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工作还未结束,国家的经济又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毛泽东已开始关注西部的开发问题。为了解放西藏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发展西部经济,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加快西部的开发建设,首先从修筑公路铁路,改善交通状况开始。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后,1950年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开始在世界屋脊修筑康藏公路。1952年12月,经过21个月的艰苦奋战,康藏公路(即现在的川藏公路)康定至西昌段公路胜利修通,这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壮举。毛泽东和朱德欣喜地分别给康藏公路筑路大军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1952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题词还被制作成锦旗,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手中。毛泽东的题词公布后,筑路工地上一片欢腾,大家奔走相告,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终于拉萨、北达敦煌,纵贯“世界屋脊”,全长2100公里,于1954年5月11日动工修筑,历时7个月14天,全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同时全线通车。西藏拉萨、四川雅安、青海西宁各界各族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热烈庆祝通车。毛泽东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两条公路的通车将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陆地运输,内地的大量产品输入到西藏,打破了英、印等国商品在西藏的垄断地位,使西藏的市场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内地商品的大量输入,使西藏市场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大幅度增加,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状况。
铁路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毛泽东对西部地区铁路修筑工作高度重视,反复研究部署,多次为筑路工程的开工和通车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筑路大军的斗志,保证了这些线路的顺利建成。
根据毛泽东“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大大地发展铁路”的指示,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务院拨出巨款,修建西南、西北铁路。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先后建成了成(都)渝(重庆)、天(水)兰(州)、来(宾)睦(睦南关即今友谊关)铁路。
天兰铁路是西北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起天水北道埠,西至兰州,全长348公里,为陇海铁路的最西一段,是内地通往大西北的咽喉。1950年4月15日,天(水)兰(州)铁路开工,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正式通车,首趟列车从天水站开出,并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为庆祝天兰铁路通车欣然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1952年10月1日,横贯甘肃、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新华社在1960年1月1日的报道中说,兰新铁路已在1960年元旦前夕通车到新疆哈密。至此,兰新铁路通车里程已达1315公里。同日,新华社还报道说,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看了新华社的这两则报道,毛泽东兴奋地说:一个交通,一个水利建设,这两样搞好了,国家的发展就快了。1966年,兰新铁路全线通车,形成横贯我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架起了一座新的“亚欧大陆桥”,成为当时由甘肃兰州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一条最快捷的陆路通道,结束了西北地区一直以车马、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历史,使这条丝绸古道重放光彩。
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有一个令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名字——成渝铁路,因为它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开工建设,线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成为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
1953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毛泽东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1953年7月30日,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它横穿四川盆地,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物资流通,对发展生产和繁荣地方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1952年7月,我国又开工修筑宝成铁路,同时对原宝(鸡)天(水)铁路进行了全面整修。宝成铁路全长668.36公里,北起陇海铁路的宝鸡,南至四川成都,贯通我国西北、西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勘测过此线,均因工程艰巨地形复杂而未能修建。1952年,遵照毛泽东“修筑天(水)成(都)铁路(后改为宝成铁路——笔者注),打开西北、西南通道,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指示精神,铁道部开始建设宝成铁路。1952年7月开始动工,1956年全线接轨。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开挖300多座隧道,架设900多座桥梁,完成土石方工程60000立方米,终于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通途。经过试运行,1958年元旦,宝成铁路正式投入运营。
1964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加速西南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决策。毛泽东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还说:“把川黔、滇黔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南,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还多次听取西南铁路建设汇报,审阅建设规划,并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挂帅,铁道部吕正操、刘建章等部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铁道兵和铁路职工30余万人展开了西南铁路大会战。工程集中了来自全国的1200名科技工作者,对65个新技术项目进行攻关,采取了多项快速施工方案,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推广应用。1965年和1966年国庆节,川黔、贵昆(即滇黔)铁路相继通车。成昆铁路于1970年7月1日接轨通车,同年12月交付运营。
对于西藏地区机场的修建,毛泽东指出:“机场,除十八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落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1956 年5月26日,在纳木错畔的当雄建成了西藏高原第一个机场。接着,军航、民航也试飞成功,并于10月21日开辟了西藏至印度的航线。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改善交通为抓手的西部开发,改变了西部一些偏远地区没有铁路公路的历史,加强了西部地区之间及其与外部的联系,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把生产布局向西部推进
新中国成立之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占国土面积40%多的西北和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国土面积20%的云、贵、川、藏,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6%。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必要加快内地工业发展的步伐。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原打算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但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毛泽东认为,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他明确提出,在合理利用东北、上海等现有工业基地的同时,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在投入施工的150项重点工程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仅陕、甘、川三省就安排了50个左右的项目,陕西落户24项。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粗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国家经济建设布局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2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充分重视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出现了西安、咸阳、兰州等新兴工业城市,在新疆则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随着宝成、兰新铁路的建成和通车,西北与西南之间及其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大大加强,我国东部与西部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对于开发西部资源,促进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五”期间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就没有后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决策三线建设
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印双方边界军事对峙。中国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令毛泽东十分忧虑。他终于下决心,改变“三五”计划原定主要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
随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思想逐渐明朗化。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较系统地提出了要加快三线建设的思想。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出: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强调:“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5月10日,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7月15日,毛泽东又提出: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在谈到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时,毛泽东强调: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8月17、20日两次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1964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计划总投资的134亿元中,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占三分之一,在初步计划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住战备的契机,同时提出了建设西部的长远战略要求。他提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说,以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的发展水平。三线建设开始进入初期部署和实施阶段。
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贵州六盘水煤炭工业、航空工业基地等。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更加重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个建设高潮。他还提出了“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又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先后建成了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西北地区建成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天工业基地。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总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加速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即为 2052亿元。
不仅如此,在进行三线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并强调必须把战备与西部地区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他要求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即战备和长期建设。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并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在交通方面,修通了贯通西南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等10条铁路干线,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贵州六盘水等几十个煤矿,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60多个大中型水火电站,开发了四川等地的油气田,建成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甘肃酒泉钢铁厂等大型钢铁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工业基地,纺织等轻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基本形成种类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初步改变了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三线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改变工业建设在内地和沿海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功绩是主要的。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它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题图为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