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走向辉煌》一书，作者为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杰出教授金一南少将，他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了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引发较大社会反响。本期“领导书屋”摘录该书中“狂飙为我从天落”一段，供豪情览阅。
一位学者曾说，整个中国近代史给了国民党很多机会，给共产党的机会很少，但是国民党把机会几乎都丢掉了，共产党则抓住了非常有限的机会。共产党从最边远的、最荒僻的、最穷困的、交通最不发达的区域，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大局的压迫下，西安事变之前，国共的秘密谈判己经开始。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等人：“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当时国共谈判有三四条渠道进行接触，最主要的是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
与共产党人的态度相反，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对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转达蒋介石的意见：
一、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
二、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三、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说，这是蒋先生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
陈立夫回答：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到底。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对付侵略者。历史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蒋介石个人的愿望已不属于他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蕴集了足够能量的中国历史，突然之间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第二次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西安事变爆发之前的诸多变化都是量变，红军长征也是对量变的一种堆积。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质变点。这个质变点最终是由历史所证明的，国共新的局面由此形成，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最终通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
历史有时像一个连环套，一个个环节被串了起来。长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巨人已逝去多年，回音壁上轰隆之声，仍然如雷贯耳。
毛泽东后来回忆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去世，年89岁。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治丧事宜，决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介石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今生不能，他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作为国民党方面“比较高明的战术家”（周恩来的评价），他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最有力的口号，把民众号召起来。斯诺曾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谁抓住了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陈诚认为，蒋介石把城市全抓住了，但失去了农民，结果丢了中国。他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陈诚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充分表现了陈诚对大陆失败的反思。 陈诚的土改使台湾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租佃关系基本被摧毁，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稳定了国民党的统治。
陈诚说，在台湾实行的土改是一种温和的土改，不像共产党在大陆实行的暴力性的土改。“围剿”工农红军的悍将陈诚，最后竟以土改专家闻名于世。其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风行全球，成为很多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时之重要参考资料。
陈诚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两天已不能进食，他屏退医生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遗言耐人寻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国民党人想在其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18年离开浙江青田投考保定军校的陈诚，1965年8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一块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鲍罗廷最后离开中国的时候，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鲍罗廷什么也没有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通缉他。他最大的精力花在国民党身上，花在蒋介石身上，结果以最大精力培植的这个力量反而觉得他最厉害，要通缉他。他患上疟疾，臂上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或你多么忠实于斯大林。“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受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指责，最后他的职务也被解除，在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当副经理。对这项新业务他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他相信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后来有人形容，鲍罗廷就像“被废弃的火车头锈在了叉道上”。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叉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汽，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幻。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他总是守口如瓶。
他后来诸事不顺。在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但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使她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她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的理论发展有何贡献，却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在苏联禁止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遭逮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1951年5月29日，67岁的鲍罗廷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集中营里。他在集中营仅活了两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专门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很感慨。早年在广东区委工作时，周恩来很崇拜鲍罗廷。鲍罗廷纵横捭阖的协调能力，把诸方面的各种矛盾全能摆平，这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八十诞辰。当年广州的同伴切列潘诺夫将军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者》，旁边附有一张鲍罗廷在中国拍的照片，代表苏共为他恢复名誉。
当时，中、苏已经交恶，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苏联之所以给鲍罗廷平反，是为了展示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的巨大帮助。于是，苏联大力宣扬鲍罗廷的事迹。
因为中国，他失掉了名誉。又因为中国，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曾经有过许多头衔，许多化名，参加过许多组织，经历过许多风浪。活着的时候有人请他讲讲传奇经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阳光下长大，不是么？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鲍罗廷回国去搞木材和造纸的时候，陈独秀在国内成了托派领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不致入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为反共等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所说的“本人文件”，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后来对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
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救济。”弄得二人十分尴尬。国民党交通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四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面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另外一个人是王明，他跟陈独秀完全不同。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义，直到最后；而王明则始终以别人的利益为核心。
延安整风后期，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觉得延安的同志们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他百思不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
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师哲豁然醒悟。王明以苏联革命为核心，要求中国革命配合苏联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根本。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启程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行前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不需组织另行分配。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这个人至死不服。
1974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去世，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王明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形象绝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他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鼎文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座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支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顽强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执行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中国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多余的阴影。
其妻杨子烈晚年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被从儿子家中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晚年的张国焘经常以中共元老、工农红军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和口气写回忆录，而没有以戴笠手下“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特务头子的身份来写。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他内心的感受。
最后的神志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5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蒋经国去世。对张学良的软禁变得很宽松，基本上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
张学良1901～2001
赵一荻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简练，仅四个阿拉伯数字：“0”、“1”、“2”、“9”，多一个都毫无所用。
文字难以穷尽张学良的作为。
还需要什么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经在诉说那个天翻地覆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2006年，我随海军舰艇编队参加了第一次中美联合军事演习。海军编队从青岛港出发，横跨太平洋，抵达夏威夷，完成第一阶段的演习，然后又在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进行第二阶段演习。第一阶段联合军演结束后，我曾到了张学良的墓地，感慨良多。
墓园旁边低矮的一段石墙上，录有《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亦必复活
张学良与张国焘一样，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二人都被认为是本阵营的叛将。二人最终都葬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孙中山那句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卷走，无声无息。张学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会长久活在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的记忆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其中？
在张学良的公祭仪式上，宋美龄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这位19世纪末出生、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蒋介石夫人，得知张学良过世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数日沉默不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像宋美龄这样，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风雨烟云：眼看国民党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她丈夫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飞烟灭。
国民党丢失台湾政权后，她不再让身边任何人提台湾岛内情况。
定居纽约的宋美龄晚年头脑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闭，变得愈来愈沉默。她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静坐在轮椅上沉思、祷告，或一个人静静欣赏自己以前画的国画，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经常独自发问：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得这么久？周围无人能够问答。也无人敢于回答。于是她自问自答：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宋美龄临终前嘱咐，死后葬在纽约，不回台湾。
浙江奉化蒋家丰镐房的院落里，有当年宋美龄亲手栽种的金桂银桂各一棵，多年来一直长势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丰镐房内的银桂树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人，宋美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在纽约辞世，终年106岁。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俄国爆发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
中国爆发了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也爆发了一场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在世界东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矛盾，互相冲撞，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那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颠倒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介石说：“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唐生智可以一天九十九次谈阶级革命。大革命时期，连武汉的富商们也在街头高喊： “世界革命万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殊途远去了四伙年轻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成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幼稚的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要直立聆听这位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感受和呼唤。与此同时，不也感受到了这一民族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精神？！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最需要热血的，就是长征。
长征浓缩了时代精神。
就像一幅油画，不论这幅画多么精美，它必然有个高光点，即视距的聚焦点，其他则是模糊的。
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革命比作油画，其高光点就是长征。
最先报道鲍罗廷死讯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到了中国，他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76岁高龄跋涉一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并于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所言极是。
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可以忘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很多人讲“告别革命”，如果戊戌维新成功，中国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否定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没有这些革命，中国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历史没有假设。不过，如果戊戌维新成功，中国即使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也挺不直自己的民族脊梁，永远是别人的附庸。戊戌维新的旗手康有为曾说：“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三色、六色、十二色或哪怕二十四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动。
我们的世纪狂飙突进。
狂飙中充满了英雄。但伽利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飙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俄及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板块激烈碰撞的场所，谁都可以站出来高声宣称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热血与献身，他的拼搏与奋斗，但谁能够站出来高声宣称他的幸福？ 幸福是安宁。这块什么也不缺的土地，恰恰缺安宁。
安宁又是苍白，思想的苍白，语言的苍白，笔下内容的苍白。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说：“20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这样史诗性的作品？“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怎样才能获得认识过去和探索未来的思想力度，从而表现中国的百年历史，这值得每个人思索。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毛泽东早年跟父亲关系不是太好，父亲让他记账，而他对经营家里这点东西不感兴趣。临行前，他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的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他走向了天安门中央那方坚固雄伟的纪念堂。
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写过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
“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定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
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阅是：“选词甚当，惟用笔稍平。”
1976年1月，事无巨细操心之致的周恩来把自己化为粉碎的细末，向祖国的江河和土地飞扬飘落。
彭德怀晚年在囚室中回忆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时，感慨万千：“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1926年，彭德怀率湘军一部进占玉泉山截击吴佩孚残部，与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苍松古柏环抱的关帝庙里铺草就宿。段德昌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
段又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答：“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怀走向乱云飞渡的庐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会议5小时前（一说3小时前）奋笔写信给毛泽东：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他在对极端困难中的毛泽东给予坚决支持的同时，又使用了超出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常态的耸人听闻的语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苍寂荒凉的温都尔汗。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于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遗体先入水晶棺进列宁墓供人瞻仰，后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宫墙；画像、雕像都被拿光。将其骨灰从克里姆林宫墙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风传。唯有其家乡格鲁吉亚，仍然张开双臂，等待这个1902年流放西伯利亚便离开家乡的游子。
一位苏联作家写道：“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样迅速地把热度耗尽。对于伟大和不伟大的人来说，或迟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着他。这一真理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残酷。具体人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每一个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对这种了解的希望却没有止境。”
还有那个孤岛台湾。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说了一段话：“我们担心蒋经国不在了，台湾走向混乱。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
说完上述话两年零四个月，蒋经国在台湾黯然去世。“台独”势力像一台接通电源的引擎，开始加速运转。形势发展被邓小平言中。海峡两岸风起云涌。
1920年夏，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刚满16岁，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1925年底，蒋经国赴莫斯科留学，刚满15岁，也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遇，成为同学。两人个子都不高，排队时经常站在一起。
60年后，两人各自一方，主持海峡两岸的大局。邓小平对对岸的老同学，充满希望。
但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中国统一的使命，留给了后人。
已经垮掉的苏联。
今天在追求“东亚共同体”的日本。
日益繁荣富强、却仍然有待统一的中国。
无终结的历史。
一位文学家说，无终结便是一切的终结。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缺地留给了我们。
雷锋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学良，等等，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历史前进的洪流里。生命是有限的，但事业无止境。
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毛泽东说：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在20世纪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实现转变。
一个民族，就这样开始了其伟大的复兴。
一位学者曾说，整个中国近代史给了国民党很多机会，给共产党的机会很少，但是国民党把机会几乎都丢掉了，共产党则抓住了非常有限的机会。共产党从最边远的、最荒僻的、最穷困的、交通最不发达的区域，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大局的压迫下，西安事变之前，国共的秘密谈判己经开始。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等人：“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当时国共谈判有三四条渠道进行接触，最主要的是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
与共产党人的态度相反，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对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转达蒋介石的意见：
一、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
二、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三、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说，这是蒋先生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
陈立夫回答：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到底。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对付侵略者。历史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蒋介石个人的愿望已不属于他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蕴集了足够能量的中国历史，突然之间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第二次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西安事变爆发之前的诸多变化都是量变，红军长征也是对量变的一种堆积。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质变点。这个质变点最终是由历史所证明的，国共新的局面由此形成，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最终通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
历史有时像一个连环套，一个个环节被串了起来。长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巨人已逝去多年，回音壁上轰隆之声，仍然如雷贯耳。
毛泽东后来回忆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去世，年89岁。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治丧事宜，决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介石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今生不能，他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作为国民党方面“比较高明的战术家”（周恩来的评价），他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最有力的口号，把民众号召起来。斯诺曾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谁抓住了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陈诚认为，蒋介石把城市全抓住了，但失去了农民，结果丢了中国。他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陈诚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充分表现了陈诚对大陆失败的反思。 陈诚的土改使台湾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租佃关系基本被摧毁，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稳定了国民党的统治。
陈诚说，在台湾实行的土改是一种温和的土改，不像共产党在大陆实行的暴力性的土改。“围剿”工农红军的悍将陈诚，最后竟以土改专家闻名于世。其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风行全球，成为很多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时之重要参考资料。
陈诚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两天已不能进食，他屏退医生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遗言耐人寻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国民党人想在其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18年离开浙江青田投考保定军校的陈诚，1965年8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一块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鲍罗廷最后离开中国的时候，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鲍罗廷什么也没有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通缉他。他最大的精力花在国民党身上，花在蒋介石身上，结果以最大精力培植的这个力量反而觉得他最厉害，要通缉他。他患上疟疾，臂上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或你多么忠实于斯大林。“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受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指责，最后他的职务也被解除，在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当副经理。对这项新业务他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他相信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后来有人形容，鲍罗廷就像“被废弃的火车头锈在了叉道上”。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叉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汽，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幻。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他总是守口如瓶。
他后来诸事不顺。在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但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使她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她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的理论发展有何贡献，却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在苏联禁止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遭逮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1951年5月29日，67岁的鲍罗廷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集中营里。他在集中营仅活了两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专门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很感慨。早年在广东区委工作时，周恩来很崇拜鲍罗廷。鲍罗廷纵横捭阖的协调能力，把诸方面的各种矛盾全能摆平，这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八十诞辰。当年广州的同伴切列潘诺夫将军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者》，旁边附有一张鲍罗廷在中国拍的照片，代表苏共为他恢复名誉。
当时，中、苏已经交恶，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苏联之所以给鲍罗廷平反，是为了展示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的巨大帮助。于是，苏联大力宣扬鲍罗廷的事迹。
因为中国，他失掉了名誉。又因为中国，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曾经有过许多头衔，许多化名，参加过许多组织，经历过许多风浪。活着的时候有人请他讲讲传奇经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阳光下长大，不是么？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鲍罗廷回国去搞木材和造纸的时候，陈独秀在国内成了托派领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不致入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为反共等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所说的“本人文件”，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后来对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
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救济。”弄得二人十分尴尬。国民党交通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四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面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另外一个人是王明，他跟陈独秀完全不同。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义，直到最后；而王明则始终以别人的利益为核心。
延安整风后期，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觉得延安的同志们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他百思不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
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师哲豁然醒悟。王明以苏联革命为核心，要求中国革命配合苏联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根本。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启程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行前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不需组织另行分配。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这个人至死不服。
1974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去世，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王明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形象绝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他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鼎文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座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支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顽强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执行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中国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多余的阴影。
其妻杨子烈晚年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被从儿子家中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晚年的张国焘经常以中共元老、工农红军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和口气写回忆录，而没有以戴笠手下“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特务头子的身份来写。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他内心的感受。
最后的神志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5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蒋经国去世。对张学良的软禁变得很宽松，基本上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
张学良1901～2001
赵一荻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简练，仅四个阿拉伯数字：“0”、“1”、“2”、“9”，多一个都毫无所用。
文字难以穷尽张学良的作为。
还需要什么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经在诉说那个天翻地覆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2006年，我随海军舰艇编队参加了第一次中美联合军事演习。海军编队从青岛港出发，横跨太平洋，抵达夏威夷，完成第一阶段的演习，然后又在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进行第二阶段演习。第一阶段联合军演结束后，我曾到了张学良的墓地，感慨良多。
墓园旁边低矮的一段石墙上，录有《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亦必复活
张学良与张国焘一样，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二人都被认为是本阵营的叛将。二人最终都葬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孙中山那句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卷走，无声无息。张学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会长久活在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的记忆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其中？
在张学良的公祭仪式上，宋美龄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这位19世纪末出生、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蒋介石夫人，得知张学良过世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数日沉默不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像宋美龄这样，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风雨烟云：眼看国民党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她丈夫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飞烟灭。
国民党丢失台湾政权后，她不再让身边任何人提台湾岛内情况。
定居纽约的宋美龄晚年头脑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闭，变得愈来愈沉默。她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静坐在轮椅上沉思、祷告，或一个人静静欣赏自己以前画的国画，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经常独自发问：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得这么久？周围无人能够问答。也无人敢于回答。于是她自问自答：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宋美龄临终前嘱咐，死后葬在纽约，不回台湾。
浙江奉化蒋家丰镐房的院落里，有当年宋美龄亲手栽种的金桂银桂各一棵，多年来一直长势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丰镐房内的银桂树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人，宋美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在纽约辞世，终年106岁。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俄国爆发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
中国爆发了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也爆发了一场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在世界东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矛盾，互相冲撞，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那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颠倒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介石说：“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唐生智可以一天九十九次谈阶级革命。大革命时期，连武汉的富商们也在街头高喊： “世界革命万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殊途远去了四伙年轻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成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幼稚的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要直立聆听这位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感受和呼唤。与此同时，不也感受到了这一民族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精神？！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最需要热血的，就是长征。
长征浓缩了时代精神。
就像一幅油画，不论这幅画多么精美，它必然有个高光点，即视距的聚焦点，其他则是模糊的。
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革命比作油画，其高光点就是长征。
最先报道鲍罗廷死讯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到了中国，他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76岁高龄跋涉一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并于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所言极是。
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可以忘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很多人讲“告别革命”，如果戊戌维新成功，中国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否定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没有这些革命，中国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历史没有假设。不过，如果戊戌维新成功，中国即使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也挺不直自己的民族脊梁，永远是别人的附庸。戊戌维新的旗手康有为曾说：“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三色、六色、十二色或哪怕二十四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动。
我们的世纪狂飙突进。
狂飙中充满了英雄。但伽利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飙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俄及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板块激烈碰撞的场所，谁都可以站出来高声宣称他的光荣与梦想，他的热血与献身，他的拼搏与奋斗，但谁能够站出来高声宣称他的幸福？ 幸福是安宁。这块什么也不缺的土地，恰恰缺安宁。
安宁又是苍白，思想的苍白，语言的苍白，笔下内容的苍白。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说：“20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这样史诗性的作品？“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怎样才能获得认识过去和探索未来的思想力度，从而表现中国的百年历史，这值得每个人思索。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毛泽东早年跟父亲关系不是太好，父亲让他记账，而他对经营家里这点东西不感兴趣。临行前，他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的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他走向了天安门中央那方坚固雄伟的纪念堂。
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写过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
“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定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
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阅是：“选词甚当，惟用笔稍平。”
1976年1月，事无巨细操心之致的周恩来把自己化为粉碎的细末，向祖国的江河和土地飞扬飘落。
彭德怀晚年在囚室中回忆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时，感慨万千：“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1926年，彭德怀率湘军一部进占玉泉山截击吴佩孚残部，与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苍松古柏环抱的关帝庙里铺草就宿。段德昌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
段又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答：“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怀走向乱云飞渡的庐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会议5小时前（一说3小时前）奋笔写信给毛泽东：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他在对极端困难中的毛泽东给予坚决支持的同时，又使用了超出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常态的耸人听闻的语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苍寂荒凉的温都尔汗。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于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遗体先入水晶棺进列宁墓供人瞻仰，后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宫墙；画像、雕像都被拿光。将其骨灰从克里姆林宫墙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风传。唯有其家乡格鲁吉亚，仍然张开双臂，等待这个1902年流放西伯利亚便离开家乡的游子。
一位苏联作家写道：“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样迅速地把热度耗尽。对于伟大和不伟大的人来说，或迟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着他。这一真理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残酷。具体人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每一个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对这种了解的希望却没有止境。”
还有那个孤岛台湾。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说了一段话：“我们担心蒋经国不在了，台湾走向混乱。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
说完上述话两年零四个月，蒋经国在台湾黯然去世。“台独”势力像一台接通电源的引擎，开始加速运转。形势发展被邓小平言中。海峡两岸风起云涌。
1920年夏，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刚满16岁，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1925年底，蒋经国赴莫斯科留学，刚满15岁，也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遇，成为同学。两人个子都不高，排队时经常站在一起。
60年后，两人各自一方，主持海峡两岸的大局。邓小平对对岸的老同学，充满希望。
但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中国统一的使命，留给了后人。
已经垮掉的苏联。
今天在追求“东亚共同体”的日本。
日益繁荣富强、却仍然有待统一的中国。
无终结的历史。
一位文学家说，无终结便是一切的终结。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缺地留给了我们。
雷锋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学良，等等，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历史前进的洪流里。生命是有限的，但事业无止境。
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毛泽东说：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在20世纪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实现转变。
一个民族，就这样开始了其伟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