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热议中印崛起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吉肖尔·马布巴尼(KishoreMahbubani)教授出版了《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一书。此书共分六个章节，从亚洲国家“去西方化”问题切入，论述了世界重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几种情形，并对中印等亚洲国家能否顺利成为新的“全球领袖”作了理性分析。
　　吉肖尔·马布巴尼教授当过外交官，著有《亚洲人会不会思考》、《超越纯真的年代》等书籍。2005年进入《外交》季刊评选的“全球百名著名学者”行列。
　　应该说，这是一本让东方人看了提气，让西方人陷入深思的书。当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惊呼，“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非主体”的时候，西方人最担心的事仿佛就要发生了。吉肖尔教授认为，尽管西方人并不乐意看到这种结局，但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因此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21世纪，当亚洲取代欧洲成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时，欧洲人怎么办?是拥抱新的角色，还是实行保护主义，“龟缩起来，躲进政治与经济的城堡”?抑或干脆拒绝亚洲时代的到来。听听吉肖尔教授怎么说吧!
　　曾几何时，“亚洲时代”从一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变得生动有型，栩栩如生，进而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甚至今天大家都感到已经无法抗拒它的到来了。吉肖尔教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才为本书定下了“无法阻挡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的基调。因此，此书讨论的问题侧重于“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西方人需要一个预案，东方人同样也不能守株待兔，或者认为理所当然而坐享其成。亚洲世纪的到来，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吉肖尔教授能够这样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正表明他秉持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此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中印两国作为主角加以剖析。诚然，进入21世纪，亚洲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中国龙”的舞动而提升，它还因为有“印度象”的登台而引人注目。早在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就说过，“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让二十年后的24亿中印两国人民再次感到这一命题的意味深长。由于中印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所以西方人并不看好两国人民能够在那块毗邻着的12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携手并进。如今，中国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追求的是互利共赢，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你死我活式”的发展模式。同样，印度领导人也多次表示，“亚洲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同时发展”。双方都认为，中印两国虽有竞争，但是是良性的竞争，更何况多的还是合作。这是Chindia(中印大同)这个新词得以迅速传播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亚洲的两大巨人用这样的智慧化解了习惯于“分而治之”的欧洲人的思维定式。
　　从经济上看，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世界经济已成亚太、欧洲、北美“三分天下”的格局：从政治上看，世界事务的重心也在向亚太转移，然而，在安全领域，亚洲及其边缘地区，又是世界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伊拉克局势、阿富汗重建、黎以冲突、印巴矛盾、朝核危机、伊核问题、恐怖活动以及中亚稳定等等，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远多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显然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潜在安全风险最大的地区。面对这些问题，亚洲人做好了迎接“新亚洲世纪”到来的准备了吗?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就一定意味着有利于解决本地区的安全热点问题，进而自然会带来普适性的价值观吗?
　　吉肖尔教授认为，新世纪的领导人只要奉行“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三原则，有“合作伙伴”意识，并能“重新发掘古代实用主义的效能”，亚洲的世纪就为期不远了。我为吉肖尔教授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所感染，但同时认为，这种结论带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倒象是在做沙盘推演。事实上，我们不能无视亚洲几千年文化的沉淀，我们有独特的政治人格和解决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方式，因此用西方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是否恰当，值得商榷。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