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章。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成为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或者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给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辩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
　　 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
　　 文章有起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有人性的温热。像古人以诗论诗，品味欣赏，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
　　 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中医对于卫气营气、任督二脈的理解，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搞出一套机械的肤浅的临床论证。
　　 炼丹曾经在魏晋时期成为部分文人的时尚，以至于有人因为热衷于此，而耽搁了诗文。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求仙心切的人，其丰富和趣味，非常人所能比拟，也屡屡被诗章记录下来。“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真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可见，他对东海里的“三仙山”、对于神仙的舒适生活是何等向往。这种追求仙境与寻觅仙药的心情都是一回事儿，所以，才有一个叫徐福的人，率船出海，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李白也挂记着徐福。
　　 总之，中医与文章难分难解。有的人那儿，可以说是医随文生，文助医传。二者之间，互为襄助。可以设想，近代文事的繁荣与传统医术的复兴，或许该走一条相辅相成的轨道，因为，它们的思路十分近似。
　　（选自《河北日报》）
　　 【推荐语】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章。文章主要围绕写文章与开处方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展开论述，包括文章治世和中医治病、作者器识和中医对病理的察见、好文章的气息和好中医的思辨和感知等，有比较、有征引、有独到的阐释，又不乏趣味，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世事洞明皆学问，值得反复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