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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也是我国专制统治发展的最高峰。在清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发展。本文以清代档案文献编纂为视角，对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主要内容展开研究，总结其中的思想精华以及存在的缺陷，为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last feudal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 is also the high？ est peak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ese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developed unprecedented？ l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Qing Dynasty， and studies main content of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Qing Dynasty， sum up the essences and defects of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though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Qing Dynasty；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Thought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我国留下了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至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高峰期。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发展和深化，也催生出一批在档案编纂中颇有造诣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们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产生出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和思考。
一、清代档案文献编纂代表性思想总结
本文根据清朝的历史及社会发展状况将其分为清前期（顺治及顺治以前）、清中期（康熙至嘉庆）、清晚期（道光至宣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列举2～4位在档案编纂以及史料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些名家在史料整理以及档案编纂活动中产生的思想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介绍了他们的一些突出成就，具体内容见表1（见第16页）。
二、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繁荣的原因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发展，生产力水平稳步提高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才能得到满足，也只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才有时间、有精力从事文化活动，史料的保管及编纂工作才能得以进行。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稳定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对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人们有条件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这一时期，史料典籍作为知识传播和资治襄政的工具，其编纂和整理受到了清朝统治阶级和文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统治阶级将文献典籍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一些知识分子则将史料编纂作为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档案编纂在当时的文化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这对当时的文化及学术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档案文献的编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字狱的大范围实施。清朝作为我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延续并加强了君主专制这一统治方式，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以及汉人的反抗，屡屡罗织罪名，制造文字冤狱，导致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文字狱的迫害转而埋头于考据学的研究。这一时期，针对经史子集的考据学日渐兴盛，金石学也重新兴起，这客观上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也促使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丰富和深化。[1]
三、清代檔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精髓
（一）忠于原文的思想
“忠于原文”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指导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基础性思想。“忠于原文”是指档案文献编纂应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不能随意地删改或添加。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相比于其他材料具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因此，为保证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必须要忠于原文。[2]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编纂工作中提出了“比次之书欲其愚”的思想，认为档案编纂工作必须忠实于原始史料，保持档案材料的本来面目，不能随意更改原始文献材料中的字词，更不能臆想和杜撰，要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材料。[3]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工作中提出了“慎重”与“求实”的编纂思想，“奈何不兢兢乎，慎之也”，即在编纂过程中应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还主张求实精神，“庶乎苦难其慎，传信不传疑之意哉”，对于编纂过程中的疑点，主张实地调查，考察源流，尊重史实，而不能随意采用附会之说。[4]
（二）辨伪考证的思想
辨伪考证的思想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又一思想精华。清代以来，考据学日渐兴盛，尤其在雍正大兴文字狱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为避免文字狱的迫害，转而钻入故纸堆中，推动了考据学的空前繁荣。在这一氛围的浸染之下，对材料的辨伪和考证成为了史料编纂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中，对文献材料的辨伪和考证是减少编纂成果出现疏漏或错误的有效方式。谈迁在编纂《国榷》的过程中，提出史料编纂应做到“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5]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详细阐述了在编纂过程中对史料进行辨伪、校勘、考证的意义和重要性，即最大限度地保证材料以及编纂成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升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价值。章学诚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为文献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书目名称等信息都应进行详细的辨伪和考证。为从根本上解决文献考证中存在的缺陷，章学诚提出了目录学的思想，制定了“互著”“别裁”等图书分类体系，并编制专科目录和索引，以便学者能够“因类求书，因书究学”，便利了学者的查找考据，“使求史者无遗憾”，可以“悉览无遗”，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文献考订的疏漏。[6] （三）广收博采的思想
“广收博采”即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应在广泛收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收集与编纂题材相关的文献资料，能够为档案编纂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据，同时便于考证材料内容的真伪以及材料间的相互补充和印证，保证档案文献编纂的质量。魏源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曾提出“他书别见”和“搜罗宜广”的思想，主张编纂材料的搜罗应“宜广”，既要收集相关的“专集”，也应广泛参考“他书别见”，即一些私家著述、文编、文集等。此外，魏源还主张收集一些域外史料，以丰富史料编纂的成果。[7]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曾提出“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思想，主张广泛收集类书、旧注等史学材料，强调全面地传承历史，使编纂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客观，提升其学术价值。[8]
（四）注重编纂过程中的校订与注释
在我国古代，档案材料在抄写和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疏漏或错误，并且由于我国历朝历代的语音表达和文字书写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一些历史较为久远的档案材料在后人看来十分晦涩难懂，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会影响编纂成果的质量，也不利于读者接受。清代的许多文史学家在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上保持着严谨求实的作风，对于档案材料中明显不合逻辑的表达或因历史久远而晦涩难懂的内容都会及时进行有根据地删改、校订或注释，以便于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及编纂成果的传播与传承。[9]如黄宗羲曾提出史料编纂应“考求古迹，订正伪传”，即应对史料进行详细考证，并对材料中的一些重要词句进行详细注释，以便为读者提供线索，并保证编纂成果的真实可信。[10]
（五）注重编纂的体例与方法
在实际的史料编纂过程中，编纂的体例与方法决定着编纂成果的质量，是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又一项重要环节。大量的文献材料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筛选和编排，能够保证编纂材料收录与加工的完整性，使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全面有序，不至于出现材料错漏或篇章混乱等问题。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的编纂过程中，提出了文献编纂工作应重视编纂的体例与方法，按照既定的标准和框架进行编纂，使编纂成果的学术价值更好地发挥出来。[11]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中，采用“纲举目张”的双层分类系统，并在其著作中附有叙、五例、总目等辅文，体例结构完整，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2]
四、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存在的局限性
（一）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缺乏整体性
缺乏整体性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存在的缺陷之一。在清代，许多文学家、史学家并没有专门的档案意识和档案学思想，在进行史料编纂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而是将这一类活动看做是史料整理或编史修志等一般的史学研究，并没有从中产生专门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更没有将这些思想加以总结和概括，这使得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往往附着于文学或历史学等著作上加以体现出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深度发展进而形成专门的研究学科。例如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其对于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论述也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一些著作中零散地体现出来，没有形成他本人关于档案编纂的思想体系，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分散性。
（二）档案文献编纂者的思想存在局限性
在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规模浩大，成为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以及工作思维的经验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以及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无法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使得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产生局限于文书档案以及史料编纂，而未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涉及。在清代，负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多为政府官员或史学家、文学家等，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史学思想较为丰富，并且能很好地应用于史料编纂工作中，但他们对于自然、地理等科学知识了解不足，因此不能驾驭此类档案文献的编纂活动，加之当时主流的社会氛围被封建正统思想所控制，“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纲常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字狱极其严苛，致使许多知识分子不问世事，埋头于考据学之中，加深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局限性。此外，囿于我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对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经验性的总结而非理论性的探讨，缺乏对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提炼，这也使得档案编纂思想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五、结语
清朝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最为繁荣和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史料编纂成果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清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对于后世特别是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以及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对清代档案文献编纂的许多思想做出肯定的同时，我们仍需意识到，这些思想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欠缺之处，这就需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对其进行合理地辨别与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文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档案馆社会记忆构建工作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7-034HLJU）的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邓素媛，林江碧.论清代文字狱给我国档案文献发展带来的影响[J].湖北档案，2015（5）：20-22.
[2]夏宏图.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原则与方法述略[J].档案学研究，2001（6）：18-21.
[3]袁红军.章学诚创新档案学理论之功[J].中国档案，2006（9）：36.
[4]常江.陳梦雷编辑思想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01-103.
[5]赵连稳.谈迁编纂思想刍议[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72-75.
[6]李永红.章学诚及其档案文献编纂成就[J].兰台世界，2007（5）：65-66.
[7]王云庆，张帆.魏源档案学意识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6（5）：121-125.
[8]王纯.纪昀对文献学的贡献[J].图书情报工作，2000（8）：89-91.
[9]梁继红.古文献学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借鉴意义[J].档案学通讯，2007（2）：36-39.
[10]汪涛.黄宗羲与图书编纂[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3（1）：67-68.
[11]房德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0-37.
[12]刘耿生，梁继红.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9-296.
关键词：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last feudal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 is also the high？ est peak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ese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developed unprecedented？ l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Qing Dynasty， and studies main content of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Qing Dynasty， sum up the essences and defects of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though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Qing Dynasty； Archival compilation work； Thought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我国留下了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至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高峰期。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发展和深化，也催生出一批在档案编纂中颇有造诣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们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产生出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和思考。
一、清代档案文献编纂代表性思想总结
本文根据清朝的历史及社会发展状况将其分为清前期（顺治及顺治以前）、清中期（康熙至嘉庆）、清晚期（道光至宣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列举2～4位在档案编纂以及史料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些名家在史料整理以及档案编纂活动中产生的思想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介绍了他们的一些突出成就，具体内容见表1（见第16页）。
二、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繁荣的原因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发展，生产力水平稳步提高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才能得到满足，也只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才有时间、有精力从事文化活动，史料的保管及编纂工作才能得以进行。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稳定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对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人们有条件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这一时期，史料典籍作为知识传播和资治襄政的工具，其编纂和整理受到了清朝统治阶级和文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统治阶级将文献典籍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一些知识分子则将史料编纂作为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档案编纂在当时的文化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这对当时的文化及学术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档案文献的编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字狱的大范围实施。清朝作为我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延续并加强了君主专制这一统治方式，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以及汉人的反抗，屡屡罗织罪名，制造文字冤狱，导致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文字狱的迫害转而埋头于考据学的研究。这一时期，针对经史子集的考据学日渐兴盛，金石学也重新兴起，这客观上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也促使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丰富和深化。[1]
三、清代檔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精髓
（一）忠于原文的思想
“忠于原文”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指导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基础性思想。“忠于原文”是指档案文献编纂应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不能随意地删改或添加。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相比于其他材料具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因此，为保证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必须要忠于原文。[2]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编纂工作中提出了“比次之书欲其愚”的思想，认为档案编纂工作必须忠实于原始史料，保持档案材料的本来面目，不能随意更改原始文献材料中的字词，更不能臆想和杜撰，要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材料。[3]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工作中提出了“慎重”与“求实”的编纂思想，“奈何不兢兢乎，慎之也”，即在编纂过程中应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还主张求实精神，“庶乎苦难其慎，传信不传疑之意哉”，对于编纂过程中的疑点，主张实地调查，考察源流，尊重史实，而不能随意采用附会之说。[4]
（二）辨伪考证的思想
辨伪考证的思想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又一思想精华。清代以来，考据学日渐兴盛，尤其在雍正大兴文字狱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为避免文字狱的迫害，转而钻入故纸堆中，推动了考据学的空前繁荣。在这一氛围的浸染之下，对材料的辨伪和考证成为了史料编纂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中，对文献材料的辨伪和考证是减少编纂成果出现疏漏或错误的有效方式。谈迁在编纂《国榷》的过程中，提出史料编纂应做到“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5]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详细阐述了在编纂过程中对史料进行辨伪、校勘、考证的意义和重要性，即最大限度地保证材料以及编纂成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升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价值。章学诚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为文献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书目名称等信息都应进行详细的辨伪和考证。为从根本上解决文献考证中存在的缺陷，章学诚提出了目录学的思想，制定了“互著”“别裁”等图书分类体系，并编制专科目录和索引，以便学者能够“因类求书，因书究学”，便利了学者的查找考据，“使求史者无遗憾”，可以“悉览无遗”，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文献考订的疏漏。[6] （三）广收博采的思想
“广收博采”即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应在广泛收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收集与编纂题材相关的文献资料，能够为档案编纂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据，同时便于考证材料内容的真伪以及材料间的相互补充和印证，保证档案文献编纂的质量。魏源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曾提出“他书别见”和“搜罗宜广”的思想，主张编纂材料的搜罗应“宜广”，既要收集相关的“专集”，也应广泛参考“他书别见”，即一些私家著述、文编、文集等。此外，魏源还主张收集一些域外史料，以丰富史料编纂的成果。[7]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曾提出“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思想，主张广泛收集类书、旧注等史学材料，强调全面地传承历史，使编纂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客观，提升其学术价值。[8]
（四）注重编纂过程中的校订与注释
在我国古代，档案材料在抄写和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疏漏或错误，并且由于我国历朝历代的语音表达和文字书写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一些历史较为久远的档案材料在后人看来十分晦涩难懂，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会影响编纂成果的质量，也不利于读者接受。清代的许多文史学家在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上保持着严谨求实的作风，对于档案材料中明显不合逻辑的表达或因历史久远而晦涩难懂的内容都会及时进行有根据地删改、校订或注释，以便于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及编纂成果的传播与传承。[9]如黄宗羲曾提出史料编纂应“考求古迹，订正伪传”，即应对史料进行详细考证，并对材料中的一些重要词句进行详细注释，以便为读者提供线索，并保证编纂成果的真实可信。[10]
（五）注重编纂的体例与方法
在实际的史料编纂过程中，编纂的体例与方法决定着编纂成果的质量，是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又一项重要环节。大量的文献材料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筛选和编排，能够保证编纂材料收录与加工的完整性，使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全面有序，不至于出现材料错漏或篇章混乱等问题。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的编纂过程中，提出了文献编纂工作应重视编纂的体例与方法，按照既定的标准和框架进行编纂，使编纂成果的学术价值更好地发挥出来。[11]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中，采用“纲举目张”的双层分类系统，并在其著作中附有叙、五例、总目等辅文，体例结构完整，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2]
四、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存在的局限性
（一）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缺乏整体性
缺乏整体性是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存在的缺陷之一。在清代，许多文学家、史学家并没有专门的档案意识和档案学思想，在进行史料编纂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而是将这一类活动看做是史料整理或编史修志等一般的史学研究，并没有从中产生专门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更没有将这些思想加以总结和概括，这使得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往往附着于文学或历史学等著作上加以体现出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深度发展进而形成专门的研究学科。例如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其对于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论述也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一些著作中零散地体现出来，没有形成他本人关于档案编纂的思想体系，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分散性。
（二）档案文献编纂者的思想存在局限性
在清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规模浩大，成为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以及工作思维的经验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以及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无法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使得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产生局限于文书档案以及史料编纂，而未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涉及。在清代，负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多为政府官员或史学家、文学家等，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史学思想较为丰富，并且能很好地应用于史料编纂工作中，但他们对于自然、地理等科学知识了解不足，因此不能驾驭此类档案文献的编纂活动，加之当时主流的社会氛围被封建正统思想所控制，“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纲常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字狱极其严苛，致使许多知识分子不问世事，埋头于考据学之中，加深了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局限性。此外，囿于我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对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经验性的总结而非理论性的探讨，缺乏对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提炼，这也使得档案编纂思想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五、结语
清朝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最为繁荣和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史料编纂成果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清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对于后世特别是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以及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对清代档案文献编纂的许多思想做出肯定的同时，我们仍需意识到，这些思想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欠缺之处，这就需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对其进行合理地辨别与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文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档案馆社会记忆构建工作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7-034HLJU）的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邓素媛，林江碧.论清代文字狱给我国档案文献发展带来的影响[J].湖北档案，2015（5）：20-22.
[2]夏宏图.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原则与方法述略[J].档案学研究，2001（6）：18-21.
[3]袁红军.章学诚创新档案学理论之功[J].中国档案，2006（9）：36.
[4]常江.陳梦雷编辑思想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01-103.
[5]赵连稳.谈迁编纂思想刍议[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72-75.
[6]李永红.章学诚及其档案文献编纂成就[J].兰台世界，2007（5）：65-66.
[7]王云庆，张帆.魏源档案学意识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6（5）：121-125.
[8]王纯.纪昀对文献学的贡献[J].图书情报工作，2000（8）：89-91.
[9]梁继红.古文献学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借鉴意义[J].档案学通讯，2007（2）：36-39.
[10]汪涛.黄宗羲与图书编纂[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3（1）：67-68.
[11]房德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0-37.
[12]刘耿生，梁继红.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