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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萧东兮
电影导演想拍摄一部卖座的影片，故事主角谋求反对的力量，俄罗斯律师希望有人买下他创作的小说，美国律师只想一切赶快过去。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影片诞生了。
2015年，莫斯科的五星级酒店里，奥利弗·斯通快步来到大堂时，夏日的阳光照耀在红场上，褪成一片金色。和制作人莫里茨·伯曼选了窗边的一个位置，巧妙地避开酒店的嘈杂。
好莱坞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
安全防范已经成为常态。自从决定开拍爱德华·斯诺登（这名美国告密者一直藏身于莫斯科）的传记片起，斯通就一下子进入角色——为了确定洛杉矶的办公室没有被安装窃听器，他们里里外外翻了不止一遍。
1
斯通最近睡得不太好。影片主要场景的拍摄在一个月前已经完成，这次来到莫斯科，为的是拍摄大结局——斯诺登出演的镜头。他详细讲述了他和伯曼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频繁进出俄罗斯的酒店，总是担心有间谍。斯通说：“2014年1月，莫里茨告诉我，‘斯诺登的代理人打来电话，邀你去莫斯科。’”
打电话的人是阿纳托利·库齐利纳，斯诺登在俄罗斯的律师。库齐利纳代理过俄罗斯寡头、电影导演、几位流行歌星以及一位政府部长的法律事务，2012年，他曾为普京的竞选出力。斯诺登刚抵达莫斯科，库齐利纳就出现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主动要求提供服务。接着，库齐利纳创作了关于这个新客户的小说《章鱼的时间》，讲述了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的约书亚·库德逃亡俄罗斯，得到俄罗斯支持者拯救的故事。2014年1月，这部小说出版前，库齐利纳给伯曼打了电话，询问斯通有没有兴趣把它拍成好莱坞电影。
此前斯通已不想再拍摄政治题材的影片了。但这次的主角是斯诺登，如果成功的话，影片或许会成为奥斯卡获奖之作。
斯通和伯曼首先需要确认库齐利纳是认真的。当周，他们就拿到了俄罗斯签证。
随着斯诺登成为名人、一种理想和一宗历史性事件的主导者，各式与之有关的人都想插上一脚。公民自由律师想要为他辩护，记者想要接近他，出版商紧急发售了各式畅销书，包括《卫报》记者卢克·哈丁撰写的《斯诺登档案：世界最著名通缉犯的内幕故事》和《经济学人》记者爱德华·卢卡斯撰写的《斯诺登行动：西方世界最重大情报灾难内幕》。尽管打着“内幕”的旗号，实际上，这两个作者都没有见过斯诺登。
斯诺登最终在俄罗斯落脚。他原本计划前往厄瓜多尔，但美国在半途撤销了他的护照，令他滞留莫斯科。对俄罗斯而言，斯诺登就像从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或许，像普京讲的那句玩笑话，烫手的圣诞节礼物。
不过从政治角度而言，他是有价值的。在忍受了美国长篇累牍的人权演说后，克里姆林宫突然有机会大面积曝光美国虚伪的一面。
库齐利纳成了斯诺登的救命稻草，至少他在法律条款上游刃有余。作为资深律师，他获得普京任命，在俄罗斯国防部任职，专门监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斯诺登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库齐利纳花一个月时间帮助斯诺登在俄罗斯安顿下来，又用了三个月创作了《章鱼的时间》。
斯通与库齐利纳的第一次见面是场灾难。导演想见斯诺登，但库齐利纳坚持除非他们买下《章鱼的时间》版权，否则不可能安排见面。照斯通和伯曼的说法，漫长的周末过后，他们之间达成君子协定：斯通会买下小说版权——如果库齐利纳能够让他们见到斯诺登的话。
2
当斯诺登在美国的律师本·韦兹纳知道，斯通买下版权只是为了见斯诺登一面时，韦兹纳的音调提高了八度。“事实上，每个见过斯诺登的人——已经有几十人，都是先找到我，由我安排的。”韦兹纳说。他抛出几个名字：电影导演道格·李曼、演员杰瑞德·莱托、约翰·库萨克。库萨克给斯诺登带了些多力多滋的清爽牧场玉米片，还有电影《社交网络》和《奇爱博士》的DVD。
45岁的韦兹纳2001年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斯诺登之前，他试图推动几项诉讼以加强对情报部门的监督。韦兹纳总是说，他花了几十年“撞南墙”，而斯诺登一出来，墙就一下子轰然倒塌了。斯诺登不仅透露了情报机构的庞大规模，而且揭发了政府高层在这个问題上常态性地对公众的误导。作为斯诺登的亲信，韦兹纳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泄密事件成了立法会改革的重要背景，而玷污斯诺登的人格和对他们共同事业的侮辱，令他无比恼怒。
对韦兹纳而言，库齐利纳是个负担。2013年，这位俄罗斯律师宣称斯诺登在一家主流网站谋得职位，但这最终被证实是假的。他还给媒体发送斯诺登在俄罗斯生活的照片——在波修瓦剧院听歌剧，愉快地拥抱小狗里克。但后来，人们发现里克是库齐利纳朋友的狗。如今，库齐利纳把自己的小说卖给斯通，看上去好像美国导演要支付一大笔钱才能见到斯诺登一样。或者更“险恶”一些，似乎斯诺登处于俄罗斯官方的某种“看管”下，只能“借”给斯通拍摄好莱坞大片。
韦兹纳在美国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曾经激烈抨击他的司法部前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如今承认了斯诺登践行的是“公共服务”;奥巴马总统呼吁，对通过电话收集个人信息作出改革;2015年6月，国会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它是直接由斯诺登的泄密促成的。据韦兹纳说，斯诺登在俄罗斯的行动很自由，上电视直播，还写专栏抨击俄罗斯的人权问题。“人们可能以为，如果斯诺登不贡献些什么，俄罗斯不会让他待在那儿。”韦兹纳说，“但这不是真的。他不仅不合作，还一副挑剔的样子。”
在曼哈顿下城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咖啡厅见面时，韦兹纳透露，斯诺登还没有读过《章鱼的时间》这本书。“这么说吧，爱德华知道他想要什么。如果有人满世界追杀你，你一定苦恼极了;如果你的生活总是躲躲藏藏，你一定会小心谨慎;如果有人用俄文写了一本谁也不会读的小说，你是根本不会在意的。” 韦兹纳不愿谈论库齐利纳在斯诺登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过他承认，不是什么正统角色。“主导‘律师-客户’关系的道德准则，在俄罗斯有些不同。”他说，“在美国，这种关注率很高的案子，律师几乎不可能向媒体提供客户的独家照片，也不会写未经授权的小说，还要卖给好莱坞。”
库齐利纳与韦兹纳从没见过面。不论他们如何令对方感到不安，库齐利纳谈起他的美国同行时，仍然充满热忱：“我们是一个团队！本在美国工作，我在俄罗斯工作。如果他想写书，我绝对没什么意见。”而韦兹纳表示，關于斯诺登的故事，他没有任何创作计划，不管是虚构的，还是其他形式。
电影导演想拍摄一部卖座的影片，故事主角谋求反对的力量，俄罗斯律师希望有人买下他创作的小说，美国律师只想一切赶快过去。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影片诞生了。
2015年，莫斯科的五星级酒店里，奥利弗·斯通快步来到大堂时，夏日的阳光照耀在红场上，褪成一片金色。和制作人莫里茨·伯曼选了窗边的一个位置，巧妙地避开酒店的嘈杂。
安全防范已经成为常态。自从决定开拍爱德华·斯诺登（这名美国告密者一直藏身于莫斯科）的传记片起，斯通就一下子进入角色——为了确定洛杉矶的办公室没有被安装窃听器，他们里里外外翻了不止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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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最近睡得不太好。影片主要场景的拍摄在一个月前已经完成，这次来到莫斯科，为的是拍摄大结局——斯诺登出演的镜头。他详细讲述了他和伯曼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频繁进出俄罗斯的酒店，总是担心有间谍。斯通说：“2014年1月，莫里茨告诉我，‘斯诺登的代理人打来电话，邀你去莫斯科。’”
打电话的人是阿纳托利·库齐利纳，斯诺登在俄罗斯的律师。库齐利纳代理过俄罗斯寡头、电影导演、几位流行歌星以及一位政府部长的法律事务，2012年，他曾为普京的竞选出力。斯诺登刚抵达莫斯科，库齐利纳就出现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主动要求提供服务。接着，库齐利纳创作了关于这个新客户的小说《章鱼的时间》，讲述了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的约书亚·库德逃亡俄罗斯，得到俄罗斯支持者拯救的故事。2014年1月，这部小说出版前，库齐利纳给伯曼打了电话，询问斯通有没有兴趣把它拍成好莱坞电影。
此前斯通已不想再拍摄政治题材的影片了。但这次的主角是斯诺登，如果成功的话，影片或许会成为奥斯卡获奖之作。
斯通和伯曼首先需要确认库齐利纳是认真的。当周，他们就拿到了俄罗斯签证。
随着斯诺登成为名人、一种理想和一宗历史性事件的主导者，各式与之有关的人都想插上一脚。公民自由律师想要为他辩护，记者想要接近他，出版商紧急发售了各式畅销书，包括《卫报》记者卢克·哈丁撰写的《斯诺登档案：世界最著名通缉犯的内幕故事》和《经济学人》记者爱德华·卢卡斯撰写的《斯诺登行动：西方世界最重大情报灾难内幕》。尽管打着“内幕”的旗号，实际上，这两个作者都没有见过斯诺登。
斯诺登最终在俄罗斯落脚。他原本计划前往厄瓜多尔，但美国在半途撤销了他的护照，令他滞留莫斯科。对俄罗斯而言，斯诺登就像从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或许，像普京讲的那句玩笑话，烫手的圣诞节礼物。
不过从政治角度而言，他是有价值的。在忍受了美国长篇累牍的人权演说后，克里姆林宫突然有机会大面积曝光美国虚伪的一面。
库齐利纳成了斯诺登的救命稻草，至少他在法律条款上游刃有余。作为资深律师，他获得普京任命，在俄罗斯国防部任职，专门监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斯诺登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库齐利纳花一个月时间帮助斯诺登在俄罗斯安顿下来，又用了三个月创作了《章鱼的时间》。
斯通与库齐利纳的第一次见面是场灾难。导演想见斯诺登，但库齐利纳坚持除非他们买下《章鱼的时间》版权，否则不可能安排见面。照斯通和伯曼的说法，漫长的周末过后，他们之间达成君子协定：斯通会买下小说版权——如果库齐利纳能够让他们见到斯诺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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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诺登在美国的律师本·韦兹纳知道，斯通买下版权只是为了见斯诺登一面时，韦兹纳的音调提高了八度。“事实上，每个见过斯诺登的人——已经有几十人，都是先找到我，由我安排的。”韦兹纳说。他抛出几个名字：电影导演道格·李曼、演员杰瑞德·莱托、约翰·库萨克。库萨克给斯诺登带了些多力多滋的清爽牧场玉米片，还有电影《社交网络》和《奇爱博士》的DVD。
45岁的韦兹纳2001年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斯诺登之前，他试图推动几项诉讼以加强对情报部门的监督。韦兹纳总是说，他花了几十年“撞南墙”，而斯诺登一出来，墙就一下子轰然倒塌了。斯诺登不仅透露了情报机构的庞大规模，而且揭发了政府高层在这个问題上常态性地对公众的误导。作为斯诺登的亲信，韦兹纳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泄密事件成了立法会改革的重要背景，而玷污斯诺登的人格和对他们共同事业的侮辱，令他无比恼怒。
对韦兹纳而言，库齐利纳是个负担。2013年，这位俄罗斯律师宣称斯诺登在一家主流网站谋得职位，但这最终被证实是假的。他还给媒体发送斯诺登在俄罗斯生活的照片——在波修瓦剧院听歌剧，愉快地拥抱小狗里克。但后来，人们发现里克是库齐利纳朋友的狗。如今，库齐利纳把自己的小说卖给斯通，看上去好像美国导演要支付一大笔钱才能见到斯诺登一样。或者更“险恶”一些，似乎斯诺登处于俄罗斯官方的某种“看管”下，只能“借”给斯通拍摄好莱坞大片。
韦兹纳在美国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曾经激烈抨击他的司法部前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如今承认了斯诺登践行的是“公共服务”;奥巴马总统呼吁，对通过电话收集个人信息作出改革;2015年6月，国会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它是直接由斯诺登的泄密促成的。据韦兹纳说，斯诺登在俄罗斯的行动很自由，上电视直播，还写专栏抨击俄罗斯的人权问题。“人们可能以为，如果斯诺登不贡献些什么，俄罗斯不会让他待在那儿。”韦兹纳说，“但这不是真的。他不仅不合作，还一副挑剔的样子。”
在曼哈顿下城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咖啡厅见面时，韦兹纳透露，斯诺登还没有读过《章鱼的时间》这本书。“这么说吧，爱德华知道他想要什么。如果有人满世界追杀你，你一定苦恼极了;如果你的生活总是躲躲藏藏，你一定会小心谨慎;如果有人用俄文写了一本谁也不会读的小说，你是根本不会在意的。” 韦兹纳不愿谈论库齐利纳在斯诺登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过他承认，不是什么正统角色。“主导‘律师-客户’关系的道德准则，在俄罗斯有些不同。”他说，“在美国，这种关注率很高的案子，律师几乎不可能向媒体提供客户的独家照片，也不会写未经授权的小说，还要卖给好莱坞。”
库齐利纳与韦兹纳从没见过面。不论他们如何令对方感到不安，库齐利纳谈起他的美国同行时，仍然充满热忱：“我们是一个团队！本在美国工作，我在俄罗斯工作。如果他想写书，我绝对没什么意见。”而韦兹纳表示，關于斯诺登的故事，他没有任何创作计划，不管是虚构的，还是其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