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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影响有多大？毛人凤的怨言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当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郑介民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与此同时，在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军统局”加速走向改组。6月15日，蒋介石就改组事宜指示郑介民“该局撤销后，可以情报厅‘保密局’名义组织核心机构，该核心机构今后之中心工作为对共产党之情报与斗争”。从蒋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所谓的“军统局”“撤销”并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改头换面成“保密局”，继续为国民党政府从事特务活动，“撤销”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而玩弄的文字游戏。
9月20日，“军统局”连续三天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刊登醒目启事，略谓“本局业已奉令撤销，今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情事发生，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时查扣法办”云云，对于报端出现的“奉令撤销”一词，连一些“军统”大佬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倒是看得很清楚，《新华日报》于9月25日指出，“军统局”所谓“撤销”，只是将所属特务分送各机关，使之合法化的烟幕弹而已。
被迫改组，编制大幅缩减
“军统局”正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仍以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至1947年12月，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次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徐志道为副局長。和“军统局”相比，“保密局”人员大幅缩減，其核定编制仅有6021人。
“保密局”的内勤组织沿用“军统局”的处、科、股三级体制，但变动较小，设局长办公室和七个处。外勤组织也沿用“军统局”时期的区、站、组体制，而以中共“活动地区为布置之重点”。
“保密局”时期控制的公开单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不如“军统局”时期。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几乎全由“军统局”统一安排人事，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如国防部二厅由“保密局长”郑介民兼任厅长，但副厅长侯腾与“军统”素无渊源。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后，由侯腾继任厅长，乃在二厅大力排斥“保密局”人员，将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署二处处长大都更换为其陆大同学。为此，毛人凤曾向部下发牢骚说：“郑先生怎样搞的，在第二厅用一个侯腾，将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了！”毛人凤的怨言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当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竭力反共，难挽失败狂澜
“保密局”成立后，原先由“军统局”负责的军事情报、国际情报、电讯监察等业务全部移交国防部二厅、内政部警察总署等公开单位接办，“保密局”的工作紧缩成专门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败绩频传，“保密局”不得不承认，已经到了“必须把握现实，积极作应变之准备”的时候。所谓应变准备：首先“每一地区均力求于共匪来到之先，加强工作，协助军事当局，维持至最后阶段”；其次，“预建潜伏组织，以便于该地陷匪后，接替工作”；最后，为“加速共匪之崩溃，策应国军之反攻，在敌后组织游击武力，建立游击基地”。然而，还没等“保密局”准备就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剧变。自9月济南解放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保密局”在长春、沈阳、热河、太原、济南、青岛、北平、保定、唐山、徐州各站全因情势突变而撤销，至于察哈尔、天津等地虽然保留了一些潜伏组织，但“因战局变化太急，以致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未及撤出，对潜伏工作殊多影响”。
徐志道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立即与中共展开和谈，希望由此达成其“划江而治”的目的，于是聲称停止特务活动，将“保密局”缩编成一个从局长到司机一共才75人的小单位，编余人员一律遣散。“保密局”乃一分为二，编制内的几十人由副局长徐志道率领留在南京，组成一个空架子应付李宗仁；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则由局长毛人凤率领，在上海建立指挥中心，转入地下活动。
4月20日，和谈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后，随着解放军顺利进军，“保密局”南京、上海、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站纷纷瓦解。此时“保密局”作为特务机关，竟然无法掌握解放军的基本动向，以致各地组织和国民党军队一样，被解放军打得措手不及。自11月至1950年4月，贵阳、桂林、重庆、成都、西昌等地相继解放，“保密局”西南特区及成都、拉萨等站均撤销，贵州站失联，云南站长沈醉在昆明宣布起义。对于“保密局”来说，“最大损失为昆明叛变”，不仅云南站人员或起义或被俘，且由昆明转机准备逃往台湾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四名少将以及随行大小特务也都一网成擒。
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炉灶
大陆溃败期间，台面上的“徐记保密局”先于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10月再迁重庆，至11月被“国防部”裁员，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光杆司令。不久，又随国民党当局迁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灭。至于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除在大陆布置一些潜伏组织和游击武力外，其余两三千人则辗转撤至台湾，设局本部于台北芝山岩，在无薪可领的情况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迁台不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经过数年的秘密发展，已经在全台各县市建立了组织，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办的《光明报》在台北广为散发，后来就连蒋介石的住处都发现了这份报纸，由此震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急召毛人凤，令其抓紧破案。
此时“保密局”在台湾几乎毫无根基，连大印都是临时刻的，其他工作条件可想而知。毛人鳳平日阴沉冷静，这次领受任务却是满头冒汗。这次帮了毛人凤大忙的是二处处长叶翔之。叶翔之分析了三点：“一、这份报纸应该是在台北办的，因为头一天发生的事，这上面第二天就有评论，若在别地编印，做不到这一点；二、编印地点应该隐藏在学校里，一般民宅不易掩护，这个需要相当人力、工具、场地处理的东西；三、最可能隐藏在中学里，台北有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但里面保安司令部的人多得很，有这个东西老早就发现了，而中学数目多，场地也够大。” 按照叶翔之的分析，“保密局”向台北各个中学派出便衣监视组，秘密监控各校活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某中学举行期中考试，“保密局”的监视人员发现试题的字体和《光明报》很像，当即抓捕负责印制试题的人，由此顺藤摸瓜，竟陆续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总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乃至直属省工委的武工、情报、财务等部，陆续抓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高雄市工委委员朱子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等高级干部。自陈泽民被捕后，“保密局”根据既有线索加以整理，针对中共分布情况，重新厘定破案计划，最终在1950年4月27日黎明，将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捕获于阿里山。蔡孝乾被捕后，不堪刑讯之苦，出卖了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此外，省工委二號人物陈泽民也变节吐实，供出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名卧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杀害。
就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前后，蒋介石“复行视事”，在其“反共复国”的政策下，真假“保密局”终于合二为一，重行编组，仍以毛人凤为局长，潘其武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叶翔之为副主任，并兼任第二处（侦防行动）处长。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为垂死的台湾当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与此同时，“保密局”正式恢复编制，历经大陆溃败之后，终于又在台湾重起炉灶。
终究翻不起大风浪
“保密局”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立刻开始“肃清匪谍，巩固反共基地”，并“深入敌后，摧毁匪伪政权”。1950年一年内，“保密局”为刺杀“匪首匪干”“政府投匪人员”和“苏俄顾问技术人员”，并破坏大陆军火仓库、工厂，先后成立两个海上行动队，潜回大陆从事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对新中国造成威胁，但往往很快就被消灭。
除了密派特务人员，“保密局”在退台前后数年间，還在大陆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游击队。1951年4月，美国中情局出于“反共”需要，与“保密局”进行合作，在台北双城街成立“中美联合办公室”，以支援“保密局”留在大陆西南地区的游击队，然而美方特务机关的加入，似乎并未对“保密局”的游击工作带来多大起色。这一年，经过解放军的清剿，各游击队能够“电台通报且有战果者”仅剩下9个单位，约11万人。
1953年解放军加大清剿力度，各游击队逐渐与台湾“局本部”失联，“保密局”鉴于“过分集中，易形成目标，遭匪围歼”，决定“今后大陆游击武力应改化整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求存在巩固，再伺机发展”。至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击队多已“化整为零”，尚能和台湾“局本部”联络者不过数万人，再也无法兴起大的风浪。至此，“保密局”针对大陆持续多年的游击工作日渐不振，终于逐渐消散。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根据台湾当局“国家安全局”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原属“保密局”的“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中统”后身）办理，原属“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大陆工作”等业务则拨归“情报局”办理。至此，“保密局”这个和大陆藕断丝连的特务组织名称终于正式走入历史。
（本文选自东西南北 2017年06期）
郑介民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与此同时，在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军统局”加速走向改组。6月15日，蒋介石就改组事宜指示郑介民“该局撤销后，可以情报厅‘保密局’名义组织核心机构，该核心机构今后之中心工作为对共产党之情报与斗争”。从蒋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所谓的“军统局”“撤销”并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改头换面成“保密局”，继续为国民党政府从事特务活动，“撤销”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而玩弄的文字游戏。
9月20日，“军统局”连续三天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刊登醒目启事，略谓“本局业已奉令撤销，今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情事发生，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时查扣法办”云云，对于报端出现的“奉令撤销”一词，连一些“军统”大佬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倒是看得很清楚，《新华日报》于9月25日指出，“军统局”所谓“撤销”，只是将所属特务分送各机关，使之合法化的烟幕弹而已。
被迫改组，编制大幅缩减
“军统局”正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仍以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至1947年12月，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次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徐志道为副局長。和“军统局”相比，“保密局”人员大幅缩減，其核定编制仅有6021人。
“保密局”的内勤组织沿用“军统局”的处、科、股三级体制，但变动较小，设局长办公室和七个处。外勤组织也沿用“军统局”时期的区、站、组体制，而以中共“活动地区为布置之重点”。
“保密局”时期控制的公开单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不如“军统局”时期。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几乎全由“军统局”统一安排人事，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如国防部二厅由“保密局长”郑介民兼任厅长，但副厅长侯腾与“军统”素无渊源。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后，由侯腾继任厅长，乃在二厅大力排斥“保密局”人员，将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署二处处长大都更换为其陆大同学。为此，毛人凤曾向部下发牢骚说：“郑先生怎样搞的，在第二厅用一个侯腾，将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了！”毛人凤的怨言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当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竭力反共，难挽失败狂澜
“保密局”成立后，原先由“军统局”负责的军事情报、国际情报、电讯监察等业务全部移交国防部二厅、内政部警察总署等公开单位接办，“保密局”的工作紧缩成专门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败绩频传，“保密局”不得不承认，已经到了“必须把握现实，积极作应变之准备”的时候。所谓应变准备：首先“每一地区均力求于共匪来到之先，加强工作，协助军事当局，维持至最后阶段”；其次，“预建潜伏组织，以便于该地陷匪后，接替工作”；最后，为“加速共匪之崩溃，策应国军之反攻，在敌后组织游击武力，建立游击基地”。然而，还没等“保密局”准备就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剧变。自9月济南解放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保密局”在长春、沈阳、热河、太原、济南、青岛、北平、保定、唐山、徐州各站全因情势突变而撤销，至于察哈尔、天津等地虽然保留了一些潜伏组织，但“因战局变化太急，以致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未及撤出，对潜伏工作殊多影响”。
徐志道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立即与中共展开和谈，希望由此达成其“划江而治”的目的，于是聲称停止特务活动，将“保密局”缩编成一个从局长到司机一共才75人的小单位，编余人员一律遣散。“保密局”乃一分为二，编制内的几十人由副局长徐志道率领留在南京，组成一个空架子应付李宗仁；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则由局长毛人凤率领，在上海建立指挥中心，转入地下活动。
4月20日，和谈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后，随着解放军顺利进军，“保密局”南京、上海、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站纷纷瓦解。此时“保密局”作为特务机关，竟然无法掌握解放军的基本动向，以致各地组织和国民党军队一样，被解放军打得措手不及。自11月至1950年4月，贵阳、桂林、重庆、成都、西昌等地相继解放，“保密局”西南特区及成都、拉萨等站均撤销，贵州站失联，云南站长沈醉在昆明宣布起义。对于“保密局”来说，“最大损失为昆明叛变”，不仅云南站人员或起义或被俘，且由昆明转机准备逃往台湾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四名少将以及随行大小特务也都一网成擒。
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炉灶
大陆溃败期间，台面上的“徐记保密局”先于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10月再迁重庆，至11月被“国防部”裁员，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光杆司令。不久，又随国民党当局迁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灭。至于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除在大陆布置一些潜伏组织和游击武力外，其余两三千人则辗转撤至台湾，设局本部于台北芝山岩，在无薪可领的情况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迁台不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经过数年的秘密发展，已经在全台各县市建立了组织，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办的《光明报》在台北广为散发，后来就连蒋介石的住处都发现了这份报纸，由此震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急召毛人凤，令其抓紧破案。
此时“保密局”在台湾几乎毫无根基，连大印都是临时刻的，其他工作条件可想而知。毛人鳳平日阴沉冷静，这次领受任务却是满头冒汗。这次帮了毛人凤大忙的是二处处长叶翔之。叶翔之分析了三点：“一、这份报纸应该是在台北办的，因为头一天发生的事，这上面第二天就有评论，若在别地编印，做不到这一点；二、编印地点应该隐藏在学校里，一般民宅不易掩护，这个需要相当人力、工具、场地处理的东西；三、最可能隐藏在中学里，台北有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但里面保安司令部的人多得很，有这个东西老早就发现了，而中学数目多，场地也够大。” 按照叶翔之的分析，“保密局”向台北各个中学派出便衣监视组，秘密监控各校活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某中学举行期中考试，“保密局”的监视人员发现试题的字体和《光明报》很像，当即抓捕负责印制试题的人，由此顺藤摸瓜，竟陆续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总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乃至直属省工委的武工、情报、财务等部，陆续抓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高雄市工委委员朱子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等高级干部。自陈泽民被捕后，“保密局”根据既有线索加以整理，针对中共分布情况，重新厘定破案计划，最终在1950年4月27日黎明，将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捕获于阿里山。蔡孝乾被捕后，不堪刑讯之苦，出卖了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此外，省工委二號人物陈泽民也变节吐实，供出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名卧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杀害。
就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前后，蒋介石“复行视事”，在其“反共复国”的政策下，真假“保密局”终于合二为一，重行编组，仍以毛人凤为局长，潘其武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叶翔之为副主任，并兼任第二处（侦防行动）处长。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为垂死的台湾当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与此同时，“保密局”正式恢复编制，历经大陆溃败之后，终于又在台湾重起炉灶。
终究翻不起大风浪
“保密局”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立刻开始“肃清匪谍，巩固反共基地”，并“深入敌后，摧毁匪伪政权”。1950年一年内，“保密局”为刺杀“匪首匪干”“政府投匪人员”和“苏俄顾问技术人员”，并破坏大陆军火仓库、工厂，先后成立两个海上行动队，潜回大陆从事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对新中国造成威胁，但往往很快就被消灭。
除了密派特务人员，“保密局”在退台前后数年间，還在大陆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游击队。1951年4月，美国中情局出于“反共”需要，与“保密局”进行合作，在台北双城街成立“中美联合办公室”，以支援“保密局”留在大陆西南地区的游击队，然而美方特务机关的加入，似乎并未对“保密局”的游击工作带来多大起色。这一年，经过解放军的清剿，各游击队能够“电台通报且有战果者”仅剩下9个单位，约11万人。
1953年解放军加大清剿力度，各游击队逐渐与台湾“局本部”失联，“保密局”鉴于“过分集中，易形成目标，遭匪围歼”，决定“今后大陆游击武力应改化整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求存在巩固，再伺机发展”。至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击队多已“化整为零”，尚能和台湾“局本部”联络者不过数万人，再也无法兴起大的风浪。至此，“保密局”针对大陆持续多年的游击工作日渐不振，终于逐渐消散。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根据台湾当局“国家安全局”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原属“保密局”的“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中统”后身）办理，原属“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大陆工作”等业务则拨归“情报局”办理。至此，“保密局”这个和大陆藕断丝连的特务组织名称终于正式走入历史。
（本文选自东西南北 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