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一场“337调查”引发的甜味剂之战，同时也是一场应对“专利讹诈”和赶走“血汗工厂”的知识产权之战。值得高兴的是，我们赢了。
“零度”可乐，无疑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6月10日，委内瑞拉宣布全国停售“零度”可乐，理由是“含有对人体有害成分”。
“无糖，依然可口可乐。”“零度”与普通可乐的最大区别，在于使用无热量的高倍甜味剂取代蔗糖，以降低热量摄入，防止肥胖。事实上，它的甜味剂配方，与百事早些时候推出的“极度可乐”几乎相同，均为阿斯巴甜、安赛蜜和三氯蔗糖这三种高度甜味剂的混合。这种做法在业界也被称为“复配”，因为不同甜味剂之间混合会产生甜味增加的放大效果。
尽管委内瑞拉政府声明中并未指明具体是哪种成分有害，可口可乐公司、政府机构及专家也再三出面否认“致癌”的猜测，但网络口口相传的庞大力量，仍然让阿斯巴甜，这种已在全球广泛使用20余年的甜味剂，成为“有害成分”最主要的怀疑对象。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可口可乐可能会弃用阿斯巴甜。这种曾经的甜味剂之王可能会从可乐及全球其它数千种食品及饮料的配料表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近乎完美”的甜味剂：三氯蔗糖。
这将带来一个不可限量的巨大市场。不同的是，阿斯巴甜时代集体失语的中国企业，也将可以在这个庞大市场中分一杯羹，甚至问鼎中原。这归功于一场赢得干净漂亮的跨国官司：在刚刚结案的美国三氯蔗糖“337调查”案中，4家中国制造企业取得完胜。
泰莱的霸权
“打赢这场官司，直接为中国三氯蔗糖企业赢得了20年的时间成本，200亿元的市场机会。”盐城捷康CEO安立军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企业在337调查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胜，既赢了官司，也赢了市场。
作为胜诉的中国企业之一，2006年才成立的捷康无疑是这场官司中最大的赢家。与其他337调查中的被告不同，捷康是第一家主动应诉的中国企业，在讼案之后，捷康将此前仅不到1%的全球市场份额提升到了接近15%。2008年，捷康向美国出口三氯蔗糖80吨，占国内出口量的60%，产能列世界第二。
“积极应对337调查，是拯救中国出口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今天的安立军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家的样板，每天忙于接待访问和参加各种知识产权的高层研讨会。“捷康的案例已经上了内参。”安立军对南都周刊说：“这种胜利太珍贵了，尤其捷康是这么小的一家企业。337调查并不可怕，我希望能将捷康的经验告诉更多的人。”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安立军做出这个决定却并不那么容易。
一切要从34年前那个夏末最普通的一天说起。这一天，伦敦国王大学的莱斯利·霍夫教授将糖和硫酰氯混合，试图从中提炼出一种杀虫剂。他委托他的外国研究生沙什肯特·法德尼斯，检验一下实验析出的粉末。正如几乎所有甜味剂都来自“意外发现”一样，可怜的沙什肯特把检验（test）听成了尝尝（taste），他向教授报告自己的结论说，“非常非常甜”。莱斯利·霍夫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种新的高倍甜味剂。1976年，他和他的学生在英国糖业巨头泰莱的协助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三氯蔗糖。
在此之前，甜味剂工业已经历经了从糖精到阿斯巴甜四代主要的产品更替。相比之下，三氯蔗糖几乎可以称为迄今人类开发出来的最完美、最具竞争力的新一代甜味剂。作为目前唯一以蔗糖为原料生产的甜味剂，它的甜度是蔗糖的600倍，安全性、耐加工性和口感都非常好，绝妙的是，它无法被人体吸收，既不提供热量，也不会导致肥胖。
泰莱如获至宝，立即与强生联手开发民用产品“善品糖（Splenda）”，将终极的竞争对手定位为食糖，这一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传统调味品。
毫无疑问，三氯蔗糖成功了。2004年8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宣布，用三氯蔗糖取代其部分饮料中50％的蔗糖用量。三氯蔗糖也成为所有食品和饮料新产品甜味剂配方中的主导产品，其中50％的产品甜味剂配方中只含三氯蔗糖。受此影响，全球食糖销量甚至在1999年至2004年间下降了11%，到2006年，这一数字则增长为16％。
而泰莱也在三氯蔗糖的称霸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到2006年，泰莱的“善品糖”在全球三氯蔗糖市场的占有率超过90%，并占据了美国低热能甜味剂市场的50%以上，不仅成为糖尿病患者的首选，也走上麦当劳、星巴克和普通百姓的餐桌，成为一种时髦的调味料。
但泰莱的难题在于，三氯蔗糖在美国获批的时间实在太晚了。这项1981年申请的产品专利，由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迟疑和阿斯巴甜厂商的阻挠，直到2005年才获得美国通用领域的生产许可，而此时产品专利已经过期两年，来自中国的三氯蔗糖厂商，已经纷纷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生产三氯蔗糖。
尽管仍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但泰莱不能容忍自己苦心经营30年的成果，被对手一朝享用。在2005年针对河北苏科瑞的常规诉讼被迫撤诉后，2007年3月5日，泰莱在联邦法院针对全球包括河北苏科瑞、江苏牛塘、广东食品工业研究所等共27家主要制造商及贸易商发起第二轮诉讼。当年4月6日，泰莱使出最后的杀手锏：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三家三氯蔗糖制造商及多家贸易商，针对5项专利展开337调查。
挑战“337调查”
2005年5月，泰莱第一次起诉河北苏科瑞时，后者只是一家初创不久的企业，也是国内较早生产三氯蔗糖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及泰莱的一个零头。苏科瑞与泰莱的这场常规战役，以九个月后泰莱撤诉暂时告一段落。
应该说，这是中国迅速提高的化工技术水平带来的胜利。泰莱申请专利的工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苏科瑞的工艺已经远超过它。实际上，泰莱的产品专利当时已经过期，具体的工艺专利，仅仅是为拖延时间制造的专利壁垒，稳赢的把握并不高。事实上，当时河北方面有必胜的信心，除了技术等方面较先进，最主要的还是企业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借助第一次官司赢得了时间，为第二次官司做好了准备。
但危险也正在悄悄靠近。“低端产品面临关税的威胁，而高端产品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争斗，如果一个产品利润很高，就要想到肯定用知识产权打。”作为苏科瑞曾经的贸易商之一，安立军亲历了那场诉讼，在他看来，这只是泰莱的常规试探，对方的下一波进攻，肯定会带来更强的武器。
两年后，泰莱的再次攻击证实了安的预感。“337调查”起诉门槛低、应诉费用高，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工具，也是知识产权诉讼最有力的武器。它最大的特点是律师费用高，且无论输赢，并不追索赔偿诉讼费用，而被告将面临官司中受到的声誉和经济损失。
中国在继日韩之后成为“337调查”的最大被调查国后，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有些产业链整体崩溃，更多的则丧失了市场机会。很多人至今仍对2005年“337调查”导致的国内复合木地板全行业萧条记忆犹新。
现在回头看来，河北苏科瑞总经理吴广利也认为当时自己准备不足。泰莱在后来的第二次诉讼中同时使用联邦法院和“337调查”两种手段，目的明确，就是要争夺市场：他们在起诉中国企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企业的客户发律师函，指出他们使用的产品涉嫌侵权。“很多客户迫于压力，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吴广利说，虽然苏科瑞当时自筹资金应诉，解决了钱的问题，但打官司带来的声誉损失，还是使海外销售受到了相当影响，泰莱带走了大批客户。
而此时，一直在寻找“337调查”罩门的安立军却已经完成布局。安受中国电池行业主动集体应诉“337调查”启发，发现以法律战还击，主动应诉，其实也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既可以赢得官司，也可以赢得市场。带着这样的判断，安立军入股捷康，在两面针注资4390万元后，主动申请加入ITC 337调查。
对于安立军自立门户的做法，吴广利觉得无可厚非。“我们之间是商业合作，我无权控制他想做的事。”但对捷康主动应诉的做法，从始至终都认为“必胜”的吴广利一直觉得没必要。“337打的是技术官司，技术是核心。”吴说，“他们判断上有误区。怕不参加官司，所有被告都输了，法院将来会发出普遍排除令，大家都不能做生意了。但结果是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大家都赢了。”
不过，官司打下来，捷康的做法还是给了吴广利一些启发，“捷康是商业起家，更注重宣传。苏科瑞的人主要是技术出身，市场意识上比较落后。”吴广利说，“总的来看，因为宣传不到位，市场在官司中还是受到了影响。”尽管二者的产能方面可能不相上下，但捷康确实在官司中获益良多。
而就战术而言，捷康的突然出现，也确实出乎泰莱的意料。泰莱在得知捷康递交申请的第一时间，向ITC的法官和委员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最终未能阻止捷康的加入。泰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本的诉讼战略被打乱，不得不多耗费了约500万美元的律师费，紧急增补律师队伍确保程序运行。而捷康的加入，也鼓舞了中国另外三家被告，使中国企业的律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互相团结和策应，最终取得完胜：今年4月6日，ITC最终裁决，4家中国制造企业对泰莱起诉的全部5项专利不侵权。
一场完胜的价值
这场官司的胜诉，无疑会令越来越多面对“337调查”的中国制造业老板更重视法律的力量。“每种法律应用都有其特点，337基于事实调查，在调查取证的那一刻事实是不侵权的，那你就是不侵权的。联邦法院对赔偿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对过去造成的损害也要调查，跟337不一样，所以辩护手法也不一样。”安立军说，“你要读懂。”
在这场吸引全球目光的知识产权官司中，中国三氯蔗糖企业的收获，也不仅是准入权。吴广利认为，对苏科瑞来说，随着经济的企稳，未来哪怕1000吨的年产能也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兴的朝阳市场，已经向中国企业打开。
安立军的想法则更为激进。“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全球前20位的食品集团，每一个国家前5位的食品集团，每一个行业前5位的食品企业，有60%已经跟捷康建立了业务联系。”安立军说。捷康现在的产能是100吨，而泰莱的产能则为2000吨，安立军希望在20年后与泰莱平起平坐，甚至反过来收购后者。他近期的打算，是在未来三四年中将产能扩大到800吨。按照每吨三氯蔗糖节约4000亩耕地计算，这将有望退耕320万亩。
而在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调查专员夏翔看来，中国制造业在这场“糖的战争”中也收获良多。“有自己的金刚钻，不侵权就不怕被诉。突破国外的专利壁垒，市场将一片光明。”夏翔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应诉今后的“337调查”。
“以前我们一提到国际贸易的规则，一提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往往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为非关税壁垒，关上门去谩骂，或者是找到政府抱怨。与其这样，不如主动研究、利用这些规则，使自己真正处于不败之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刘宝成认为，中国企业在这场官司中采用的“以市场养法律，同时以法律维护市场权力，扩大市场的规模，提高投资者以及下游分销商和最终消费者的信心”的商业战略，很有价值，值得推广。
这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糖”的战争。“捷康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通过法律手段和市场策略密切结合来赢得国际商战。”刘宝成说，“我宁愿看到更多中国企业受到337调查，也不愿意看到那么多的消费者谩骂中国的血汗工厂，指责我们靠挤压劳动成本来增加出口竞争力。”
“零度”可乐，无疑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6月10日，委内瑞拉宣布全国停售“零度”可乐，理由是“含有对人体有害成分”。
“无糖，依然可口可乐。”“零度”与普通可乐的最大区别，在于使用无热量的高倍甜味剂取代蔗糖，以降低热量摄入，防止肥胖。事实上，它的甜味剂配方，与百事早些时候推出的“极度可乐”几乎相同，均为阿斯巴甜、安赛蜜和三氯蔗糖这三种高度甜味剂的混合。这种做法在业界也被称为“复配”，因为不同甜味剂之间混合会产生甜味增加的放大效果。
尽管委内瑞拉政府声明中并未指明具体是哪种成分有害，可口可乐公司、政府机构及专家也再三出面否认“致癌”的猜测，但网络口口相传的庞大力量，仍然让阿斯巴甜，这种已在全球广泛使用20余年的甜味剂，成为“有害成分”最主要的怀疑对象。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可口可乐可能会弃用阿斯巴甜。这种曾经的甜味剂之王可能会从可乐及全球其它数千种食品及饮料的配料表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近乎完美”的甜味剂：三氯蔗糖。
这将带来一个不可限量的巨大市场。不同的是，阿斯巴甜时代集体失语的中国企业，也将可以在这个庞大市场中分一杯羹，甚至问鼎中原。这归功于一场赢得干净漂亮的跨国官司：在刚刚结案的美国三氯蔗糖“337调查”案中，4家中国制造企业取得完胜。
泰莱的霸权
“打赢这场官司，直接为中国三氯蔗糖企业赢得了20年的时间成本，200亿元的市场机会。”盐城捷康CEO安立军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企业在337调查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胜，既赢了官司，也赢了市场。
作为胜诉的中国企业之一，2006年才成立的捷康无疑是这场官司中最大的赢家。与其他337调查中的被告不同，捷康是第一家主动应诉的中国企业，在讼案之后，捷康将此前仅不到1%的全球市场份额提升到了接近15%。2008年，捷康向美国出口三氯蔗糖80吨，占国内出口量的60%，产能列世界第二。
“积极应对337调查，是拯救中国出口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今天的安立军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家的样板，每天忙于接待访问和参加各种知识产权的高层研讨会。“捷康的案例已经上了内参。”安立军对南都周刊说：“这种胜利太珍贵了，尤其捷康是这么小的一家企业。337调查并不可怕，我希望能将捷康的经验告诉更多的人。”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安立军做出这个决定却并不那么容易。
一切要从34年前那个夏末最普通的一天说起。这一天，伦敦国王大学的莱斯利·霍夫教授将糖和硫酰氯混合，试图从中提炼出一种杀虫剂。他委托他的外国研究生沙什肯特·法德尼斯，检验一下实验析出的粉末。正如几乎所有甜味剂都来自“意外发现”一样，可怜的沙什肯特把检验（test）听成了尝尝（taste），他向教授报告自己的结论说，“非常非常甜”。莱斯利·霍夫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种新的高倍甜味剂。1976年，他和他的学生在英国糖业巨头泰莱的协助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三氯蔗糖。
在此之前，甜味剂工业已经历经了从糖精到阿斯巴甜四代主要的产品更替。相比之下，三氯蔗糖几乎可以称为迄今人类开发出来的最完美、最具竞争力的新一代甜味剂。作为目前唯一以蔗糖为原料生产的甜味剂，它的甜度是蔗糖的600倍，安全性、耐加工性和口感都非常好，绝妙的是，它无法被人体吸收，既不提供热量，也不会导致肥胖。
泰莱如获至宝，立即与强生联手开发民用产品“善品糖（Splenda）”，将终极的竞争对手定位为食糖，这一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传统调味品。
毫无疑问，三氯蔗糖成功了。2004年8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宣布，用三氯蔗糖取代其部分饮料中50％的蔗糖用量。三氯蔗糖也成为所有食品和饮料新产品甜味剂配方中的主导产品，其中50％的产品甜味剂配方中只含三氯蔗糖。受此影响，全球食糖销量甚至在1999年至2004年间下降了11%，到2006年，这一数字则增长为16％。
而泰莱也在三氯蔗糖的称霸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到2006年，泰莱的“善品糖”在全球三氯蔗糖市场的占有率超过90%，并占据了美国低热能甜味剂市场的50%以上，不仅成为糖尿病患者的首选，也走上麦当劳、星巴克和普通百姓的餐桌，成为一种时髦的调味料。
但泰莱的难题在于，三氯蔗糖在美国获批的时间实在太晚了。这项1981年申请的产品专利，由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迟疑和阿斯巴甜厂商的阻挠，直到2005年才获得美国通用领域的生产许可，而此时产品专利已经过期两年，来自中国的三氯蔗糖厂商，已经纷纷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生产三氯蔗糖。
尽管仍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但泰莱不能容忍自己苦心经营30年的成果，被对手一朝享用。在2005年针对河北苏科瑞的常规诉讼被迫撤诉后，2007年3月5日，泰莱在联邦法院针对全球包括河北苏科瑞、江苏牛塘、广东食品工业研究所等共27家主要制造商及贸易商发起第二轮诉讼。当年4月6日，泰莱使出最后的杀手锏：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三家三氯蔗糖制造商及多家贸易商，针对5项专利展开337调查。
挑战“337调查”
2005年5月，泰莱第一次起诉河北苏科瑞时，后者只是一家初创不久的企业，也是国内较早生产三氯蔗糖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及泰莱的一个零头。苏科瑞与泰莱的这场常规战役，以九个月后泰莱撤诉暂时告一段落。
应该说，这是中国迅速提高的化工技术水平带来的胜利。泰莱申请专利的工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苏科瑞的工艺已经远超过它。实际上，泰莱的产品专利当时已经过期，具体的工艺专利，仅仅是为拖延时间制造的专利壁垒，稳赢的把握并不高。事实上，当时河北方面有必胜的信心，除了技术等方面较先进，最主要的还是企业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借助第一次官司赢得了时间，为第二次官司做好了准备。
但危险也正在悄悄靠近。“低端产品面临关税的威胁，而高端产品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争斗，如果一个产品利润很高，就要想到肯定用知识产权打。”作为苏科瑞曾经的贸易商之一，安立军亲历了那场诉讼，在他看来，这只是泰莱的常规试探，对方的下一波进攻，肯定会带来更强的武器。
两年后，泰莱的再次攻击证实了安的预感。“337调查”起诉门槛低、应诉费用高，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工具，也是知识产权诉讼最有力的武器。它最大的特点是律师费用高，且无论输赢，并不追索赔偿诉讼费用，而被告将面临官司中受到的声誉和经济损失。
中国在继日韩之后成为“337调查”的最大被调查国后，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有些产业链整体崩溃，更多的则丧失了市场机会。很多人至今仍对2005年“337调查”导致的国内复合木地板全行业萧条记忆犹新。
现在回头看来，河北苏科瑞总经理吴广利也认为当时自己准备不足。泰莱在后来的第二次诉讼中同时使用联邦法院和“337调查”两种手段，目的明确，就是要争夺市场：他们在起诉中国企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企业的客户发律师函，指出他们使用的产品涉嫌侵权。“很多客户迫于压力，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吴广利说，虽然苏科瑞当时自筹资金应诉，解决了钱的问题，但打官司带来的声誉损失，还是使海外销售受到了相当影响，泰莱带走了大批客户。
而此时，一直在寻找“337调查”罩门的安立军却已经完成布局。安受中国电池行业主动集体应诉“337调查”启发，发现以法律战还击，主动应诉，其实也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既可以赢得官司，也可以赢得市场。带着这样的判断，安立军入股捷康，在两面针注资4390万元后，主动申请加入ITC 337调查。
对于安立军自立门户的做法，吴广利觉得无可厚非。“我们之间是商业合作，我无权控制他想做的事。”但对捷康主动应诉的做法，从始至终都认为“必胜”的吴广利一直觉得没必要。“337打的是技术官司，技术是核心。”吴说，“他们判断上有误区。怕不参加官司，所有被告都输了，法院将来会发出普遍排除令，大家都不能做生意了。但结果是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大家都赢了。”
不过，官司打下来，捷康的做法还是给了吴广利一些启发，“捷康是商业起家，更注重宣传。苏科瑞的人主要是技术出身，市场意识上比较落后。”吴广利说，“总的来看，因为宣传不到位，市场在官司中还是受到了影响。”尽管二者的产能方面可能不相上下，但捷康确实在官司中获益良多。
而就战术而言，捷康的突然出现，也确实出乎泰莱的意料。泰莱在得知捷康递交申请的第一时间，向ITC的法官和委员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最终未能阻止捷康的加入。泰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本的诉讼战略被打乱，不得不多耗费了约500万美元的律师费，紧急增补律师队伍确保程序运行。而捷康的加入，也鼓舞了中国另外三家被告，使中国企业的律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互相团结和策应，最终取得完胜：今年4月6日，ITC最终裁决，4家中国制造企业对泰莱起诉的全部5项专利不侵权。
一场完胜的价值
这场官司的胜诉，无疑会令越来越多面对“337调查”的中国制造业老板更重视法律的力量。“每种法律应用都有其特点，337基于事实调查，在调查取证的那一刻事实是不侵权的，那你就是不侵权的。联邦法院对赔偿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对过去造成的损害也要调查，跟337不一样，所以辩护手法也不一样。”安立军说，“你要读懂。”
在这场吸引全球目光的知识产权官司中，中国三氯蔗糖企业的收获，也不仅是准入权。吴广利认为，对苏科瑞来说，随着经济的企稳，未来哪怕1000吨的年产能也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兴的朝阳市场，已经向中国企业打开。
安立军的想法则更为激进。“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全球前20位的食品集团，每一个国家前5位的食品集团，每一个行业前5位的食品企业，有60%已经跟捷康建立了业务联系。”安立军说。捷康现在的产能是100吨，而泰莱的产能则为2000吨，安立军希望在20年后与泰莱平起平坐，甚至反过来收购后者。他近期的打算，是在未来三四年中将产能扩大到800吨。按照每吨三氯蔗糖节约4000亩耕地计算，这将有望退耕320万亩。
而在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调查专员夏翔看来，中国制造业在这场“糖的战争”中也收获良多。“有自己的金刚钻，不侵权就不怕被诉。突破国外的专利壁垒，市场将一片光明。”夏翔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应诉今后的“337调查”。
“以前我们一提到国际贸易的规则，一提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往往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为非关税壁垒，关上门去谩骂，或者是找到政府抱怨。与其这样，不如主动研究、利用这些规则，使自己真正处于不败之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刘宝成认为，中国企业在这场官司中采用的“以市场养法律，同时以法律维护市场权力，扩大市场的规模，提高投资者以及下游分销商和最终消费者的信心”的商业战略，很有价值，值得推广。
这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糖”的战争。“捷康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通过法律手段和市场策略密切结合来赢得国际商战。”刘宝成说，“我宁愿看到更多中国企业受到337调查，也不愿意看到那么多的消费者谩骂中国的血汗工厂，指责我们靠挤压劳动成本来增加出口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