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某个下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坐在哈德逊河边突然感到一阵急躁。她把内心仔细梳理了一遍，没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眼前的哈德逊河流得如此缓慢、平静，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她感到幸福以及前所未有的自由。
　　26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奥克兰公墓的玉兰花丛里吃炸鸡块，心中涌起和她同样的感受。坐在我对面的一对黑人小青年在无忧无虑地接吻，几个小孩在玩滑板，远处马丁·路德·金矮矮的墓碑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缓慢改变的一切。
　　这个改变用了足足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我毫不怀疑，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生中都会遭遇歧视。年龄、种族、阶层、性别、教育背景、容貌……这些都能成为被歧视的原因。当然，如果把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归咎于他人，会让很多人沉浸在受害者的自怜之中。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警告过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托尼·莫里森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种族歧视所引发的灾难上。她在《最蓝的眼睛》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歧视——自我歧视。
　　她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叫佩科拉的黑人小姑娘。在经历了被生父强奸、母亲病态的“白色审美”（对白人家庭的迷恋）以及周围人的侮辱之后，她唯一的愿望是——拥有一双只会长在白人身上的钴蓝色的眼睛。正如莫里森所说，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自我厌恶的暗示。最终，这个小姑娘疯了。托尼·莫里森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审视“种族自我厌恶”的黑人作家。她不仅需要面对内心块垒，还需要面对同种族人的攻击。她分明可以只对奴隶制、对白人的残暴大加批判，可她却一头扎进了更黑暗的泥潭。在这个泥潭里，有一个希望拥有一对钴蓝色眼睛的黑人小姑娘最终崩溃。
　　这本书给我的触动发生在我遇到一些人之后。如果不是这本书，我可能会对周遭的人以及自己身上某些黑暗的地方一直保持懵懂。
　　我在悉尼大学读书时的某堂选修课是唯一一堂只有三个亚洲人的课。我，日本人北野康裕，还有另外一个一直说英文的男生。我一直以为他是东南亚人，但是他没有东南亚人的口音。直到两年之后的毕业典礼时，他拿着烫金的毕业证书兴奋地给家人打电话，我才知道他是中国人，操着一口我非常熟悉的苏北腔。事实上，时隔三年之后，当我读了托尼·莫里森的书才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这个男生并不是从小生活在国外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出生于美国的华裔），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却拒绝在国外用母语和本国人说话。如果说这件事情还没有让你觉得耻辱的话，我想问自己也问所有人：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没有哪怕一次，你在心中不顾一切地想脱离所处的环境和身份，成为另一个人？
　　我们受到的最深刻、最剧烈的侮辱和歧视并不来自他人，而是来自自己。选择在国外生活后，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融入而不是为了获得平等；我们因为害怕别人对我们的歧视，或者说习惯了别人对我们的歧视，于是干脆选择了自我歧视。谢谢托尼·莫里森，让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丑陋之处。
　　即使是现在，种族歧视的咒语依然不时隐现，对此我也只想说，对于佩科拉们，对于莫里森们，对于所有人，最好的尚未到来。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