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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下午1时许，中山大学学人馆一楼大厅。一位瘦高的白发长者，急匆匆从门外闪进。
“这是我第二次体验广州BRT（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统），感觉很不错。”还没坐定，长者就急着和《南风窗》记者分享他的感受。兴奋和好奇，填满岁月刻在他脸上的重重皱纹。
惊叹和欣赏，不是因为长者没见过世面。长者来自英国，名叫Robin Hambleton，是西英格兰大学的教授。
Robin Hambleton，也是城市研究领域资深专家。早年，他倡导成立了欧洲最大的城市研究组织—欧洲城市研究学会，并担任协会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Robin Hambleton说，前几年，他第一次在广州体验BRT时，为它的顺畅、迅速“感到震惊”。随后，他在BRT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广州的实践，给他很大的启发。
受启发的，不只是Robin Hambleton教授—11月2日至6日，一场关于城市治理和城市创新的国际盛会，正在广州进行。
与会人员中，有来自12个国家、14个城市的22名代表。他们分享彼此国家城市治理的经验时，都震惊于对方在城市创新方面的新探索。
与会人员，除一些“骨灰级”的国际城市问题研究专家外，还包括欧美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长或省长等城市管理者。
在为期一周的研讨班上，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和专家，分享了城市治理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创新手法。这个建立在诸多精彩实例上的研讨会，思想不断碰撞所激发出的精彩“城见”，让越来越多的人深信：城市不断向好的改变，只因创新不断成为可能。
用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来形容这次国际盛会，一点不为过。
《南风窗》记者了解到，参与研讨班的，有来自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来自非洲、柬埔寨、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城市如何更好？研讨会上，城市管理者展示和分享了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实践。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一样，彼此城市面临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发展过程中，涉及核心问题—诸如交通、环境、生态等问题，也颇为相似。
研讨班学员在位于广州的微信总部参观时，对微信在连接人与人、人与生活以及城币服务的万面，饶有兴趣。
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给欠发达国家予以深刻启迪。而欠发达国家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发达国家予以启发。
研讨会上，印度、菲利宾、柬埔寨等国家的城市管理者，重点关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等发达国家，因基础设施已完善，他们更关注：如何在城市治理中，进一步体现公平性，并提供多样化服务。
此外，城市的数字化管理方面，英国布里斯托还展示了“如何在深化服务的同时，注重技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作为这次研讨会承办的东道主，广州正处于由基础设施建设，向现代治理迈进的阶段。中山大学副教授叶林博士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广州的发展，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阶段特征。从长远规划来看，英国、德国等城市的经验，给了广州不错的启发。
叶林是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他全程参与这次研讨会，并主持多场研讨会的论坛。他告诉记者，广州的问题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已基本建好，硬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持续发展？
当下处境是：国家政策收紧，加上城市空间有限，广州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拆大建、大手大脚地搞建设了。那么，现有空间内，如何提升城市，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需要对原有空间改善、提升，同时注重生态与效益配合。”叶林告诉《南风窗》记者，广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T.I.T创意园。
T.I.T创意园，位于广州海珠区。创意园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一些破旧厂房。
曾经，这些厂房象征着工业文明时代在广州的开启。如今，这些厂房的墙壁上，“工农阶层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标语，早已在岁月不断侵蚀下，变得斑驳、模糊—那个时代的印记，正褪色、远去。
但在“三旧”改造政策的推动和扶持下，这些历经沧桑的破厂房，重新焕发出活力，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的时尚发布中心、创意精工的社区，这里还是微信总部所在地。
11月5日下午，《南风窗》记者随团走访了这个创意园。在微信总部参观时，研讨班学员对微信在连接人与人、人与生活以及城市服务的方面，饶有兴趣。
在了解到微信在医院挂号、公积金查询、快撤理赔等领域的使用后，来自波兰的罗兹市政府城市战略局局长Tomasz Jakubiec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国家也在发展电子政务，数字化在交通、医疗和其他民生领域，也有较广泛的应用。但他坦承，在广州参观后，仍感觉微信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有意思，其整合了各个领域的资源和信息，也使得市民之间以及市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这给他带来了启发。
作为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州承载着来自各个阶层的庞大人口体系，但通过地铁、公交等很好地运作起来，Tomasz Jakubiec觉得“很不容易”。
事实上，任何城市，哪怕一个小小的创新举措，都是饱受了“城市病”带来的“病痛”后，才被激发出来的。
Tomasz Jakubiec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些问题，但大家通过研讨班共同探索和分享各国、各地城市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举措。Tomasz Jakubiec说， “广州在这次研讨会中，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值得尊敬。”
研讨会期间，不少专家和学员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提及城市交通问题。
这是任何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直面的。柬埔寨马德望省副省长Rattanak Nguon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去，他是通过电影了解中国的，这次亲身到广州体验，完全不一样。他对广州的绿色交通非常感兴趣：因为过去，广州在城中村改造前，同样面临交通出行的困境，经过改造后，不仅解决出行难的问题，同时解决生态绿化的问题。
Rattanak Nguon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但方法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因为“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单兵作战，合作才能共赢”。
他希望通过研讨会，把一些经验带回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分享。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Rattanak Nguon希望中国企业到马德望投资发展，并期待通过发展来破解城市面临的问题。因为对于柬埔寨而言，“很多问题即便想到了，但因资金缺乏，仍无法得到解决”。
同为“一带一路”上的主要成员国，斯里兰卡的城市管理者，也有类似想法。斯里兰卡德希韦拉市副市长Kesarralal Gunasekera告诉《南风窗》记者，很多亚洲国家的城市普遍面临：在资金较少的情况下，要解决大量问题。
关于交通，Kesarralal Gunasekera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帮助市民解决出行的交通工具。在广州，Kesarralal Gunasekera见到电动车后，认为“这是个好东西”，但他的疑惑是“为何电动车没有被引入到斯里兰卡”。
不过，当听说一辆电动自行车大约2000元人民币时，Kesarralal Gunasekera认为，相对当地民众生活来说，“还是贵了”。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他说，在他们国内，新闻媒体早已对此广泛传播，他认为这是“双赢”策略，并充满期待。
聚焦交通问题的，还有来自墨西哥梅里达的Alfonso Thomae，他是联合国人居署数字公民和城市变革者实验室顾问。
Alfonso Thomae告诉《南风窗》记者，在他们国家，交通拥堵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这次来广州参加研讨会，他从家里到机场需要1个半小时，飞机也晚点两个小时。
在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上，Alfonso Thomae认为，应该把人从私人汽车里“解放”出来，多发展公共交通。同时，城市的布局要更合理、完善，诸如工作区域和居民居住地缩短、把社区和街区的商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做好，避免居民为购物、娱乐而来回跑很长的路。
因为在半径比较短的场域内，就可以完成工作和生活需要，人们就不需来回奔跑，减少出行，甚至是步行也可满足了。
“事实上，包括广州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尝试这么做。” Alfonso Thomae说。
破解广州交通拥堵，西英格兰大学教授Robin Hambleton给出4点建议：一是投入更多来改善公共交通，同时延长BRT线路。二是鼓励更多人使用自行车。三是规范和完善自行车租赁市场。四是建设可步行的社区或街区，比如可以便捷地走路去学校、购物等。
各国的城币管理者和专家参观考察广州T.I.T创意园
Robin Hambleton告诉《南风窗》记者，在哥本哈根，上班族中有50%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不过，他承认，市民的习惯需要引导。哥本哈根50%的人骑行上班，是花了30多年时间培养和引导的。他相信，广州花一些金钱和时间，也是可以做好。
实地走访中，Robin Hambleton发现，广州的自行车道很少，而且不够独立，存在安全隐患。“哥本哈根有独立运行的自行车专用道。”Robin Hambleton说，“连3岁的小朋友在哥本哈根市区都可以自由骑行，而且很安全。”
研讨会上关注的城市议题，远不只这些，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斯里兰卡德希韦拉市副市长Kesarralal Gunasekera就告诉《南风窗》记者，斯里兰卡目前还无法做到垃圾分类，但广州先行示范怎么做，从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聚焦城市话题，因为，城市化注定是未来各国的发展重点，中国也不例外。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如果不主动做好城市治理，我们将被城市问题倒逼着拿出解决方案，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所以研讨会上，很多专家、城市管理者在提出的城市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后，都强调了解决城市问题，最核心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回归。
何艳玲说，“城市善治的达成，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何艳玲是中山大学教授，也是中大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在这期研讨班中，她的角色相当于班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
何艳玲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还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阶段。城市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堵、防、禁”，简单粗暴，但这不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多元治理、多方行动。
城市问题的解决，不能一禁了之。城市问题的治理，更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包容，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场”问题，不能够不征求市民的意见，部门偷偷开一个会议，然后大半夜突然发布诸如“停止上牌”等之类的禁令—这不是公共管理者应有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还比较多。
此外，城市管理中，还存在缺乏“个人体验、家庭友好”等政策设计。何艳玲举例说，她家的老人去银行取钱，密码输入好几次，都错了，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了，眼花了，而银行数字密码的摁键又太小，造成“老人没办法出门办事”。
城市拥堵，除和车多有关，还和道路设计不科学有关。何艳玲说，城市是风险的聚集地、产业聚集地，也是人口和社会问题的聚集地，所以非常复杂，需要用比较复杂的创新机制去解决，而不能一刀切。
城市治理在方案设计前，决策者听取民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治理能否走向善治。阿根廷每年都搞很多场政府和市民的大型互动会议。悉尼2030年的战略规划，也让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共同“打捞”不同阶层的诉求。
美籍华人游建华，退休前在联合国人居署工作，他是国际著名城市问题及人居专家。游建华目前还是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顾问、全球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董事，在和《南风窗》记者分享他过去30多年的城市研究的心得时，他说“世界上最成功的智慧型城市案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
“这是我第二次体验广州BRT（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统），感觉很不错。”还没坐定，长者就急着和《南风窗》记者分享他的感受。兴奋和好奇，填满岁月刻在他脸上的重重皱纹。
惊叹和欣赏，不是因为长者没见过世面。长者来自英国，名叫Robin Hambleton，是西英格兰大学的教授。
Robin Hambleton，也是城市研究领域资深专家。早年，他倡导成立了欧洲最大的城市研究组织—欧洲城市研究学会，并担任协会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Robin Hambleton说，前几年，他第一次在广州体验BRT时，为它的顺畅、迅速“感到震惊”。随后，他在BRT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广州的实践，给他很大的启发。
受启发的，不只是Robin Hambleton教授—11月2日至6日，一场关于城市治理和城市创新的国际盛会，正在广州进行。
与会人员中，有来自12个国家、14个城市的22名代表。他们分享彼此国家城市治理的经验时，都震惊于对方在城市创新方面的新探索。
与会人员，除一些“骨灰级”的国际城市问题研究专家外，还包括欧美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长或省长等城市管理者。
在为期一周的研讨班上，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和专家，分享了城市治理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创新手法。这个建立在诸多精彩实例上的研讨会，思想不断碰撞所激发出的精彩“城见”，让越来越多的人深信：城市不断向好的改变，只因创新不断成为可能。
困境
用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来形容这次国际盛会，一点不为过。
《南风窗》记者了解到，参与研讨班的，有来自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来自非洲、柬埔寨、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城市如何更好？研讨会上，城市管理者展示和分享了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实践。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一样，彼此城市面临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发展过程中，涉及核心问题—诸如交通、环境、生态等问题，也颇为相似。
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给欠发达国家予以深刻启迪。而欠发达国家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发达国家予以启发。
研讨会上，印度、菲利宾、柬埔寨等国家的城市管理者，重点关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等发达国家，因基础设施已完善，他们更关注：如何在城市治理中，进一步体现公平性，并提供多样化服务。
此外，城市的数字化管理方面，英国布里斯托还展示了“如何在深化服务的同时，注重技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作为这次研讨会承办的东道主，广州正处于由基础设施建设，向现代治理迈进的阶段。中山大学副教授叶林博士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广州的发展，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阶段特征。从长远规划来看，英国、德国等城市的经验，给了广州不错的启发。
叶林是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他全程参与这次研讨会，并主持多场研讨会的论坛。他告诉记者，广州的问题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已基本建好，硬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持续发展？
当下处境是：国家政策收紧，加上城市空间有限，广州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拆大建、大手大脚地搞建设了。那么，现有空间内，如何提升城市，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需要对原有空间改善、提升，同时注重生态与效益配合。”叶林告诉《南风窗》记者，广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T.I.T创意园。
T.I.T创意园，位于广州海珠区。创意园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一些破旧厂房。
曾经，这些厂房象征着工业文明时代在广州的开启。如今，这些厂房的墙壁上，“工农阶层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标语，早已在岁月不断侵蚀下，变得斑驳、模糊—那个时代的印记，正褪色、远去。
但在“三旧”改造政策的推动和扶持下，这些历经沧桑的破厂房，重新焕发出活力，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的时尚发布中心、创意精工的社区，这里还是微信总部所在地。
11月5日下午，《南风窗》记者随团走访了这个创意园。在微信总部参观时，研讨班学员对微信在连接人与人、人与生活以及城市服务的方面，饶有兴趣。
在了解到微信在医院挂号、公积金查询、快撤理赔等领域的使用后，来自波兰的罗兹市政府城市战略局局长Tomasz Jakubiec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国家也在发展电子政务，数字化在交通、医疗和其他民生领域，也有较广泛的应用。但他坦承，在广州参观后，仍感觉微信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有意思，其整合了各个领域的资源和信息，也使得市民之间以及市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这给他带来了启发。
作为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州承载着来自各个阶层的庞大人口体系，但通过地铁、公交等很好地运作起来，Tomasz Jakubiec觉得“很不容易”。
事实上，任何城市，哪怕一个小小的创新举措，都是饱受了“城市病”带来的“病痛”后，才被激发出来的。
Tomasz Jakubiec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些问题，但大家通过研讨班共同探索和分享各国、各地城市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举措。Tomasz Jakubiec说， “广州在这次研讨会中，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值得尊敬。”
破题
研讨会期间，不少专家和学员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提及城市交通问题。
这是任何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直面的。柬埔寨马德望省副省长Rattanak Nguon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去，他是通过电影了解中国的，这次亲身到广州体验，完全不一样。他对广州的绿色交通非常感兴趣：因为过去，广州在城中村改造前，同样面临交通出行的困境，经过改造后，不仅解决出行难的问题，同时解决生态绿化的问题。
Rattanak Nguon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但方法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因为“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单兵作战，合作才能共赢”。
他希望通过研讨会，把一些经验带回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分享。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Rattanak Nguon希望中国企业到马德望投资发展，并期待通过发展来破解城市面临的问题。因为对于柬埔寨而言，“很多问题即便想到了，但因资金缺乏，仍无法得到解决”。
同为“一带一路”上的主要成员国，斯里兰卡的城市管理者，也有类似想法。斯里兰卡德希韦拉市副市长Kesarralal Gunasekera告诉《南风窗》记者，很多亚洲国家的城市普遍面临：在资金较少的情况下，要解决大量问题。
关于交通，Kesarralal Gunasekera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帮助市民解决出行的交通工具。在广州，Kesarralal Gunasekera见到电动车后，认为“这是个好东西”，但他的疑惑是“为何电动车没有被引入到斯里兰卡”。
不过，当听说一辆电动自行车大约2000元人民币时，Kesarralal Gunasekera认为，相对当地民众生活来说，“还是贵了”。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他说，在他们国内，新闻媒体早已对此广泛传播，他认为这是“双赢”策略，并充满期待。
聚焦交通问题的，还有来自墨西哥梅里达的Alfonso Thomae，他是联合国人居署数字公民和城市变革者实验室顾问。
Alfonso Thomae告诉《南风窗》记者，在他们国家，交通拥堵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这次来广州参加研讨会，他从家里到机场需要1个半小时，飞机也晚点两个小时。
在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上，Alfonso Thomae认为，应该把人从私人汽车里“解放”出来，多发展公共交通。同时，城市的布局要更合理、完善，诸如工作区域和居民居住地缩短、把社区和街区的商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做好，避免居民为购物、娱乐而来回跑很长的路。
因为在半径比较短的场域内，就可以完成工作和生活需要，人们就不需来回奔跑，减少出行，甚至是步行也可满足了。
“事实上，包括广州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尝试这么做。” Alfonso Thomae说。
破解广州交通拥堵，西英格兰大学教授Robin Hambleton给出4点建议：一是投入更多来改善公共交通，同时延长BRT线路。二是鼓励更多人使用自行车。三是规范和完善自行车租赁市场。四是建设可步行的社区或街区，比如可以便捷地走路去学校、购物等。
Robin Hambleton告诉《南风窗》记者，在哥本哈根，上班族中有50%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不过，他承认，市民的习惯需要引导。哥本哈根50%的人骑行上班，是花了30多年时间培养和引导的。他相信，广州花一些金钱和时间，也是可以做好。
实地走访中，Robin Hambleton发现，广州的自行车道很少，而且不够独立，存在安全隐患。“哥本哈根有独立运行的自行车专用道。”Robin Hambleton说，“连3岁的小朋友在哥本哈根市区都可以自由骑行，而且很安全。”
研讨会上关注的城市议题，远不只这些，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斯里兰卡德希韦拉市副市长Kesarralal Gunasekera就告诉《南风窗》记者，斯里兰卡目前还无法做到垃圾分类，但广州先行示范怎么做，从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根源
聚焦城市话题，因为，城市化注定是未来各国的发展重点，中国也不例外。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如果不主动做好城市治理，我们将被城市问题倒逼着拿出解决方案，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所以研讨会上，很多专家、城市管理者在提出的城市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后，都强调了解决城市问题，最核心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回归。
何艳玲说，“城市善治的达成，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何艳玲是中山大学教授，也是中大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在这期研讨班中，她的角色相当于班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
何艳玲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还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阶段。城市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堵、防、禁”，简单粗暴，但这不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多元治理、多方行动。
城市问题的解决，不能一禁了之。城市问题的治理，更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包容，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场”问题，不能够不征求市民的意见，部门偷偷开一个会议，然后大半夜突然发布诸如“停止上牌”等之类的禁令—这不是公共管理者应有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还比较多。
此外，城市管理中，还存在缺乏“个人体验、家庭友好”等政策设计。何艳玲举例说，她家的老人去银行取钱，密码输入好几次，都错了，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了，眼花了，而银行数字密码的摁键又太小，造成“老人没办法出门办事”。
城市拥堵，除和车多有关，还和道路设计不科学有关。何艳玲说，城市是风险的聚集地、产业聚集地，也是人口和社会问题的聚集地，所以非常复杂，需要用比较复杂的创新机制去解决，而不能一刀切。
城市治理在方案设计前，决策者听取民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治理能否走向善治。阿根廷每年都搞很多场政府和市民的大型互动会议。悉尼2030年的战略规划，也让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共同“打捞”不同阶层的诉求。
美籍华人游建华，退休前在联合国人居署工作，他是国际著名城市问题及人居专家。游建华目前还是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顾问、全球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董事，在和《南风窗》记者分享他过去30多年的城市研究的心得时，他说“世界上最成功的智慧型城市案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