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年，时不时有官员辞职，包括有一定级别和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出走，在外界看来，多少会有点神秘色彩。但在一些辞职官员眼中，自己“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离开也好，留下也罢，大家不应过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李红辉说。早前，李红辉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政研室主任。如今，他是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
　　而菅志远，原是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2014年2月，他也辞职了，如今是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
　　李红辉、菅志远，十多年前，都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都进入法院工作。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校友，即便到了今天，也不认识彼此。但他们坦言，从体制内出走，不是因为和原单位有什么矛盾。相反，单位几乎把能给他们的机会和荣誉，都给了他们。
　　即便和单位“一把手”“干了一架”，廖曜中也不认为自己是反体制。他说：“如果我是反体制，怎么可能在体制里待了24年？”
　　退出官场前，廖曜中是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他认为，自己和体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官场神秘，更多时候，源于不公开导致别人的不理解。目前，廖曜中也是一名律师。11月25日，《南风窗》记者来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准备他的博士后论文。
　　在来到律所前，“领导们”在官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念想？

突然离开

　　“辉哥离职了！”
　　2014年春节后，李红辉离职的消息，突然成为东莞媒体圈热议话题。作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政研室主任，他平时主要和媒体对接。他的突然离开，引发震动，律师界也传出他要“入伙”。
　　震动在于，李红辉发展相对比较顺畅：2001年7月，他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5年后，他在中院做到了副庭长。2010年，调任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做了3年多正科级干部，前途被看好的他，突然走了。
　　震动还因为，这几年，东莞官场一直没人主动离开，李红辉算是第一个。
　　“更多人是把我当作符号来看。”李红辉说，“无论官场，还是律师界，别人关注我，是想看看我走得到底顺利不？”
　　“他还能适应吗？”李红辉刚离职时，律师界传出这样的话。在他们眼里，李红辉是“官员”出身，而“官老爷”天然是一副板着脸的面孔，无法做好服务。“这是偏见。”李红辉说，即便自己在体制内呆了13年，但和体制外的人没什么区别，“平时和老百姓打交道，我也和常人一样，没有居高临下。”何况东莞法院系统，本就很忙，法官一年要办大量的案件，“没时间去摆谱。”
　　市场是争论的最好平息者。李红辉很快被市场接纳，业务也获得当事人认可。目前，他“手下”有6名律师专注于为企业上新三板提供法律服务。
　　外界感到意外的事，在当事人看来，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和复杂的心理斗争。菅志远30岁时，已做到副庭长，他从事的审判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和建筑工程、房地产领域，有很强专业性。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出来后，会有市场空间。
　　2013年，是菅志远萌生去意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他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结果发现，很多做律师的同学精神面貌很好。自己尽管仕途还算顺，但没想象中的开心。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们班37个同学中，毕业时有8个来到广东，7个进了法院系统。但十年后，只有1个还待在省高院，其余的都离开了。
　　菅志远的离开，有过纠结。因为佛山公务员的收入还是不错，两夫妻老老实实工作到40、50岁，也有机会买几台车、几套房。父母刚开始是反对他辞职的，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公务员，认为这份工作比较稳定，但菅志远还是说服了他。
　　菅志远的离开，导火索是竞聘落选。在佛山中院竞选审判长时，他认为自己各方面不错，而且是唯一进入考察对象的基层法院人员。但最终落选了。然而最终“迫使”菅志远离开的，还是法院工作量大、晋升空间小，过去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审判时，不得不从维稳等政治角度去过多考虑，不能充分发挥专业知识。
　　李红辉则说，自己的职业梦想本来就是律师或记者。刚毕业时选择法院，是出于经济因素考虑，想求稳定一些。如今，经过多年积累，经济没有多大负担后，他想为自己争取更宽松、更自由的职业环境。
　　出来以前，李红辉也有过权衡。“干了十多年，对法院的运行规则很了解，也对自己今后在系统内的发展进行评估。”李红辉说，自己可以企及的，基本是清楚的。
　　这种对未来的可预知性，让人感到无趣，甚至害怕。因为可预知的未来，让人失去激情和动力，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廖曜中从体制中出走时，倒是多少带有些愤懑。“我对体制没有抱怨。”廖曜中说，“但我对体制中的一些机构被少数人把持、异化了权力运行规则的行为，是不满的”，“这会让你丧失信心，这种情形下，只好出走，换种活法。”

另一种活法

　　从官员到律师，角色完全变了，这是另一种活法。廖曜中说，就像自己终于把住方向盘来开车一样，想往哪里开就朝哪里打方向—但也要注意“红绿灯”。但他们没有后悔，唯一后悔的是“出来晚了点”。
　　过去，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活法？
　　菅志远觉得做法官的日子，非常辛苦。每个案件办理的基本流程包括：查阅案件—调查取证—开庭—组织调解—撰写判决。复杂的案件，还要司法鉴定、补充调查，然后重新开庭……
　　这样的“工序”，一年他需要审判的案件，平均近200起。这不是他个人的特例，而是珠三角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常态。
　　菅志远承认，因为很忙很累，平时充满了疲惫感，所以很多法官对待当事人的态度不是很好，他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过，他辞职出来做律师后，昔日的同事看到他后，感觉他“变化很大，整个人充满活力和干劲”。 　　“以前整天都比较郁闷，板着个脸。”菅志远说，现在当然也累，而且有生存压力，但快乐多了，整个人的身心得到了释放。
　　过去在法院，工作累是普遍，但心累才是核心的焦虑。
　　因为很长时间里，法院的地位比较尴尬。菅志远说，表面上看，法院是独立的，现实中，它有时甚至变成了政府的“下属”。
　　“比如过去政府成立个工作组，法院通常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被拉入这个小组，担任小组成员。”菅志远说，“我们是个权力本位的社会，法院工作量大，但权力不大，人员不够，在案件审判和执行中，可调动的资源也很少。”
　　比如案件执行，要执行某个人的资产，很多时候得需要法院领导去和相关单位的领导对接。菅志远说，案件执行是否顺利、有效，往往取决于法院领导与其他部门领导的关系。此外，被告转移财产，法院可运用的拘留、罚款等手段，不够强硬。首先拘留需要层层审批，一旦出问题，法院领导也担心因此给自己添麻烦。
　　而且赖账、欠债的，很多是政府机关或大企业的老板，这些人有钱、有权、有关系，很多时候法院也拿他们没办法。过去，因为法院的组织人事关系、工资待遇在地方，执行中，法院并不能独立行使相应的权限和承担法院该有的角色。
　　尤其是在一些过于强调政治性的思维支配下，政府常抽调法院的人下乡搞帮扶，成立什么领导小组、协调小组，也统统把法院的人加进去。“但我们又不能说我们不是政府的机构，因为这样可能导致法院经费申请受到影响。”菅志远说，在这种思维惯性下，法院成了准政府机关，强调裁决的社会效果优于法律效果。
　　原本，法院应居中裁判，但出于维稳、调解率等因素和考核的需要，法官在裁决时，反而往往就淡化了法律，变成了“和稀泥”。

两种文化冲突

　　过去有段时间，片面强调案件的调解率，一些法院要求案件的调解率是30%～40%，甚至更高，这些任务被层层分解到法官头上。
　　据菅志远的经验，现实中，起诉到法院的当事人中，有调解意愿的不到20%，“很多问题如果早前能调解好的话，中国人是不会上法庭的”。但法院、法官有调解率的考核，为使双方达成调解，通常就是拖。“拖—该判不判—逼当事人调解”，这样的结果是，法官不是为当事人考虑，而是为考核、为指标考虑。因为如果完不成考核任务，个人奖金、评先评优将受影响，法院领导的仕途也受影响。
　　在法院的日子里，菅志远得到很多荣誉。比如个人三等功、先进工作者、审判能手、年度考核优秀等……但有两个荣誉是他不愿意得到的，他说“有点不好意思”。
　　这两个荣誉，一个是“维稳先进个人”、另一个是“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维稳本来是政府干的事，法制宣传教育本是司法局干的事，结果法院什么都干了，得到这些荣誉，他没有多少职业荣誉感。
　　在调解成风的日子里，菅志远注意到一些报纸关于某地的报道说当地的“调解率达80%”。“这肯定是假的，如果真有这么多，还有必要成立法院吗？搞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让大妈、大叔去调解就得了。”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领导不重视没人当回事，领导一重视容易搞极端。
　　维稳压力下，基层法院的法官判案，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如何依托专业知识进行公正裁判，而是首先考虑：当事人会不会去闹事？哪方会去上访？会投诉？
　　“为不出事，调解通常成了和稀泥，或是哪方当事人好说话，就去损害哪方当事人。”菅志远说，因为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如果法官牛完全按照法律去判决，导致一方当事人上访—不管你判得对错，你都得去他上访的单位“求”他回来，“不要去上访了”。为此，法官在精神上变得灰头土脸。此外，严格按照法律判决，领导也批评你过于机械。
　　廖曜中到衡阳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以前，是衡阳县副县长。他深谙官场规则，他说，学法律、搞研究的人，在官场中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所学的知识在现实中派不上用场。菅志远也说，他读研究生、学术上不断深造后发现，“越学习，了解越多，就越痛苦”，因为基层法院受到各方干涉、各层级考核过多，导致实际裁决偏离了法律精神和方向，所学的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发挥，常自嘲为“司法民工”。
　　对此，廖曜中一语点破：有些人当领导干部就是开会、搞行政，如果你用专业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就犯了他们的忌讳。
　　冲突的背后，根源在文化。学习法律的人，讲究明规则，注重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但一些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讲究的是潜规则、暗示表达，注重的是“摆平”、“搞定”。
　　当法治思维文化和官场的“搞定”文化发生冲突时，痛苦是难以避免的。
　　而法院系统和政府部门相比，人员非常多，但竞争领导岗位的人又多，法院人员的晋升机会相对少很多。在珠三角，一个区级的基层法院，通常是200～300人，甚至更多。而政府部门，有的单位就20～30个人，领导岗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上升的竞争压力相差十倍以上。
　　此外，法院由于其专业性，到政府其他部门任职的机会较少。但政府部门之间，相互调动的机会较多，甚至主要领导有可能还可以从其他部门直接调到法院来—无论这个人有没有法律背景和学识。
　　这样看来，现在的困局，从当初的制度设计开始，就已注定。不过，越来越多人员的出走，在李红辉看来，也是进步，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选择的机会更多了，而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可促使人们大胆走出去，激发社会的活力和人的创造力。
　　所以，今天，对出走的人而言，失去的是“官职”，成就的或许就是“自我”。在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里，很难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