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

　　为了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诞生，中共中央拟于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中共中央对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7月1日纪念党的第二十八个生日后，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任副主任。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2）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3）人民群众游行。
　　9月21日至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极其民主而和谐的气氛。从《共同纲领》、政府组成，到国名、国旗、国歌、国徽，无不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按会议程序表决通过的。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的讨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质疑。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文，原义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表述方式。周恩来对此作过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已经叫了38年，一下子取消，怕有人不能接受。对“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周恩来和林伯渠极为慎重，联名设午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征求意见。这些人都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老人。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
　　这样，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所有大会文件中，统统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

开国大典，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在开国大典筹委会确定的三项议程中，无论哪一项，首要的问题都是选定场地。最初选择场地时，曾考虑到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两处。经过周密对比研究，最后选定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是不许老百姓通过的。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华门及其东西两道南北走向的红墙之间，直到金水桥前凹形的空场，其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七八十米，远没有现在这么宽大。
　　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举行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会上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项：一是，整修广场场地供群众集会用;二是，修补东西长安街道路供游行的群众队伍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三是，粉刷天安门城楼;四是，在天安门广场最适合的位置设计并修建与天安门城楼顶一样高的旗杆，供大典时升国旗用。四项任务中的第四项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须在9月完成。
　　整修天安门广场场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众义务劳动实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组织43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消息在报上和各学校一公布，两天时间内，就有18000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9月10日15点，劳动开始。在广大学生的影响下，北平市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广场很快旧貌换新颜。
　　修建旗杆是整修广场工程四项任务中的重点，全部由专业人员承担。市建设局相关技术人员主持这项工程。当时提出要求：国旗自动升降，升旗时间要同国歌演奏时间相协调，国歌奏完，旗升到顶，并自动停止。最初的设想是旗杆要与天安门城楼顶等高，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
　　技术人员到自来水公司选了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用钢管，套起来焊接到一起，也只有22.5米高，报经上级批准后，按这个高度修建。施工人员日夜加班，靠搭脚手架，把22.5米高的旗杆树起来，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时安好了自动升降装置。在装上旗杆前，对这套装置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调试，基本做到了正常运行，时间上也符合要求。
　　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他们又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时，预埋了一根横穿马路的钢管，导线通过钢管横穿马路，沿金水桥越过金水河，从城楼东南角引到城楼中央，在那里接上一个开关按钮。经过多次试验，确认自动装置运行正常，施工人员才撤除了旗杆四周的脚手架。
　　9月30日，在正式启用前，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试验。没想到的是，国旗升到顶了，马达还在转动，结果国旗绞到杆顶的滑轮里被撕破了，卡在里面退不下来。这时，脚手架已被拆除，无法修理。
　　这下，大家可急坏了，赶紧向建设局领导报告。很快，组建不久的消防隊被调了过来。可消防队架起的云梯比旗杆顶还低好几米，根本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提议找两位善攀高的搭彩棚高手过来。两高手到了现场后，稍稍观察了一番，二话没说，冒着危险就从云梯爬过去，再攀到杆顶，把国旗从滑轮里取了下来。
　　技术人员又连夜进行多次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终于有了把握保证升降装置正常运行。但他们还是怕“万一”再有意外，经报请大典指挥部批准，又准备了一套保障措施，即：开会时，安排一个人守在旗杆下，万一再发生旗子升到顶自动装置不停的情况，便立即手动切断电源使升降装置停下来;另安排一个人守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开关电钮的三脚架边上，以便从技术上保障升旗顺利完成。

毛泽东四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也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拟就了给斯大林的电报稿，电报稿中说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北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派兵入朝作战的意思，但是，这封连夜起草的电报却并没有发出，原因是在当天下午，即10月2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此事时，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但是林彪不赞成出兵。于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多数领导人依然对出兵援朝持犹豫或反对的态度。此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没有到京，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
　　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意见分歧仍然很大，许多人不赞成出兵。聂荣臻曾回忆说，当时党内的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由于气候原因，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飞抵北京。赶到会场后，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发言。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泽东有意通过彭德怀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因此，谈话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当彭德怀表示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并愿意带兵出征后，毛泽东颇为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这时，彭德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所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才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十三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作出派兵入朝的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确是有很大困难的，其中军事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而且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必备的空军。毛泽东在10月2日的那封未发出的电报中就曾明确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提供空军援助，可见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武器装备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为了取得出战必胜的把握，也鉴于斯大林电报中说过“联手作战”，中国决定派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洽谈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
　　然而，就是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斯大林瞻前顾后，出尔反尔，以至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軍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作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之时，莫斯科方面的情况又有变化。斯大林得知中国的决定后，于10月14日给什特科夫发出急电说，“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中国人已最后作出向朝鲜派出他们的军队的决定。我很满意这个有利于北朝鲜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您不必考虑以前我们的高级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作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是指在此之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一旦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苏联就将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斯大林既已达到目的，自然要把苏联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然而，中国方面对此还寄予着很大希望。
　　毛泽东虽然再次决定出兵，但是对于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否能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空军是否能够出动心里没底，但这两件事又至关重要。如果要用现钱购买苏联的武器，则因中国一时难以支付而会延误交货日期;如果苏联空军两个半月内不能出动，则会影响志愿军的整个战略部署。因此，毛泽东在13日电文中还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就此与苏联领导人商议。毛泽东表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周恩来当夜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 　　10月14日，苏联政府承诺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以及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又致电在疗养地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这时，斯大林却改变了主意，他给莫斯科的莫洛托夫打电话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得于16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3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
　　18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丹东）和辑安（集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出兵朝鲜。

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舌战群雄

　　1954年6月15日，日内瓦会议举行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艾登担任会议主席。南日首先发言，他说：“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因此，他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周恩来发言对此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则主张与会各国发表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他们三人发言后，主席艾登说：“在我的名单上没有要求发言的名字了。”言毕，有人突然建议暂时休会，得到主席同意。
　　这次休会的时间长达40分钟。重新开会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首先发言否绝了朝、中、苏提出的所有建议。
　　随后，一位泰国代表宣读了一份包括美国等十六国的共同宣言，结论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想把在日内瓦会议上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完全关死。
　　这时，周恩来站了起来，压住怒火，以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说道：“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周恩来接下来建议通过如下内容的决议，即：“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给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与会各国都感受到了周恩来最后这句话的分量。
　　周恩来的发言引发了以后广泛流传于外交界的一场妙不可言的舌战。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马上解释：“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周恩来马上反驳：“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斯巴克又解释道：“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周恩来毫不示弱，起立发言：“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合情合理，富有说服力，斯巴克和许多与会代表一样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发言表示：“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國代表团的建议。”
　　尽管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各国都无人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只好说：“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美国代表史密斯急了，马上起立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周恩来再一次以缓慢而沉重的语调作了发言：“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质的建议。”周恩来还补充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最后一次会议，时间超过五个半小时。主席在裁决所有这些发言都将载入会议记录以后，宣布会议闭幕。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宽阔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给与会者及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初露锋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

　　从1950 年开始，中国同苏联签订了第一批委托苏联设计和成套供应设备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中苏协议书。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第一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的建设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项目，共50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巩固国防，取得战争的胜利，1953 年5 月，我国以国防军事工业及其有关的配套项目为重点，与苏联签订了第二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91个项目，即2个钢铁联合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8个有色冶金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3个洗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厂，10个火力电站，2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和1 个食品工业企业。1954 年10 月，我国又与苏联签订了第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引进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项目共15项，并决定扩大原订141项成套设备项目的供应范围。至此，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这就是以后通称的“156项”。 　　1955 年3 月，我国又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中苏协定，协定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共16项;随后，通过口头协议，又增加2 个项目。由于对项目进行增减和拆并等调整，到“一五”计划末期，苏联援建项目共计为166 项，但习惯上仍称为“156项”，这当中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欧各国也先后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合计也有100 多项。
　　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规模都比较大。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几乎都是为建立中国工业化基础所必需的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形成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的核心。“一五”计划中就明确规定，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56 项”的主要项目有：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联合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此外，规模比较大的外援项目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建设的西安仪表厂，郑州砂轮厂;捷克斯洛伐克帮助建设的辽宁电站，影片洗印厂;波兰帮助建设的新中国糖厂和佳木斯糖厂等。
　　引进的这些成套设备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例如，苏联在帮助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过程中，曾动员了好几个设计部门专家，综合了苏联国内各厂的建设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设计出了最新的汽车制造厂。该厂的许多设备，当时在苏联也是最先进的。陈云曾经这样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能做到这样，确实是尽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中国建设的工业项目，不仅提供了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收集设计资料、进行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和開工运转、供应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新产品制造完成，都给予了全面的、系统的帮助。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派遣了优秀的技术专家，来中国实地收集设计基础资料，并且具体指导建筑安装，同时还接受中国实习生前往学习先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经验。在此期间，苏联和东欧各国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专家达8000 多人，为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达7000人。而在建设过程中，凡是中国能够生产的设备，能够进行的设计，都主动提出由中国自行解决，以促进中国设计能力的提高和生产进一步发展。
　　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施工建设的700多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中，从苏联引进的占147个，加上与之配套建设的国内设计的140多个项目，五年内实际完成投资占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50% 左右。同期，东欧各国帮助中国建设的108个成套设备项目中，有64个开始动工兴建。
　　到1957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并且取得了建设大型现代化项目的初步经验。
　　苏联和东欧各国还通过与中国开展科学技术合作和给予中国优惠建设贷款的形式，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10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随后，中国又同东欧各国分别签订了科学技术使用协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 多项技术资料。这些先进的技术资料，对提高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生产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在提供技术资料时，采取的是互相支援的优惠办法，不按专利对待，仅收取复制资料的成本费用。
　　援助还表现在长期低息贷款方面。1950年2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金额为12亿卢布（折合3亿美元），年利率1%，十年内偿还。随后，在1951年，又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0项贷款协定，年利率为2%，偿还期为二至十年。这样长期低息的贷款，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援助。
　　198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特意对文件的起草人之一邓力群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当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当是互利的。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中，就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联援建项目的部分补偿。

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立刻一片沸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国家代表纷纷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祝福，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联大会议同意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我们当然会对此进行考虑。” 　　而彼时的美国，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将“两个中国”的方案公开抛出。以后，美、日等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及“双重代表权案”，力图保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十分关注第二十六届联大的情况。8月21日，他接见回国大使及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二部等部门负责人，宣读和解释外交部20日批驳美国政府提案的声明。当他问及与会者，美国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二十个国家开会时，被问者大多答不上来。周恩来当场批评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个样子不行啊。”随即，他逐一地举出这二十个国家的名字，并分析道：“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中，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炙热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指挥棒在联合国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了全新的外交格局。

中国放弃对日索赔

　　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國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人民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担当起沟通中日政府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中方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令竹入颇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涨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强调说：“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此外，自从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选自《细节的力量—— 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李颖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201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