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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瞿秋白在《纪念彭湃同志》一文中这样回忆。
生于优渥之家，而后又与这个大家庭决裂。33岁的人生，短暂却瑰丽，彭湃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信仰”二字。
“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
最早引燃农民运动火种的彭湃被毛泽东称作“农民运动大王”，而当时海丰农民则称他为“彭菩萨”。
彭湃，祖籍广东陆丰吉康。清道光年间，彭湃的曾祖父彭魁从陆丰移居海丰县。海丰，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南面是碧波万顷的南海，北面的银瓶山、莲花山，重峦叠嶂。一条龙津溪顺着银瓶山蜿蜒而下，将海丰县城分割为东西两面。彭湃就出生在龙津溪东面的县城内。
彭湃的曾祖父彭魁在龙津桥侧开了一家经营杂货兼做经纪的商店，命名为“彭名合”。彭湃的祖父彭藩继承家业后，除扩大杂货经营外，还开设了一家木材兼“长生板”（棺材）的货栈，生意益发兴隆；接着，彭藩又大量购置田地，从而集工商业、地主于一身。
到1896年，彭湃出生时，彭家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除每年收租1600多担外，还放“租仔”（即高利贷）400多担，并有厕围4座、鱼塭3口、房产60多间，同时彭家还经营杂货店、鱼行与杉行等。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曾回忆说。
彭湃显然不耽于家族的荫庇，他曾经这样描绘他的故乡海丰县，“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彭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在家中他习惯性地被称为“四哥”。自幼聪明伶俐的彭湃在同辈中最得祖父彭藩疼爱。而彭藩两子过世早，加之彭家的事业在彭湃出生后兴旺发达，因此，彭湃被奉为家中福星，备受宠爱。
1901年，不满5岁的彭湃被送往海丰县城的七圣宫读私塾。私塾老师马紫卿为彭家亲戚，对他有意培养。不到两年，彭湃便能识得几百字，背诵不少古诗。7岁时，彭湃进入林祖祠小学。老师林晋亭是前清秀才，又是同盟会会员。他常向学生讲述文天祥、林则徐、洪秀全等人的事迹，使彭湃幼小的心灵早早烙下革命的印记。
放学后，彭湃接触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周凤，周凤本是海丰县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从小被卖到地主黄可同家做婢女，16岁嫁到彭家为庶母，为人谦和，富于同情心。受母亲影响，彭湃很小就对周围的贫苦人家怀有强烈的亲近感与同情心。
到彭湃10岁时，父亲与嫡母相继去世，周凤便承担起教育彭湃的全部责任。随着年岁日长，彭湃开始公开表达对于种种不公平现状的不满。
“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时常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县里的贵族门口，连经过也不喜欢。”彭湃的母亲周凤曾如此回忆。
1912年，彭湃16岁，家庭让他完婚，女方为海丰县鹿境乡的蔡素屏。虽然彭湃对于这一旧式婚姻非常不满，但担心耽误了女方的一生，最终他同意成亲。新婚的第二天，彭湃便耐心说服妻子蔡素屏放开小脚，丢掉缠脚布，并买了一双新皮鞋让她穿上。一时间，同族邻里皆为“轰动”。在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心中，这种行为确为让人心动的“时兴”之举。彭湃对于妻子的“改造”，由外而内。蔡素屏没读过书，彭湃就抽出课余时间，亲自为妻子补习，内容涵盖文化知识到理想教育。这种补习持续了很久，到1917年彭湃赴日留学后，他还专门请人代为妻子补习。
彭、蔡二人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两人的感情一直笃厚。彭湃留学日本时，曾有一段关于他们“中秋望月寄相思”的佳话流传。当年中秋时节，彭湃与几位粤籍同学一道去“中原舍”的中国菜馆会餐。饭间，彭湃匆匆离席，大家很诧异，事后方知，原来彭湃与妻子有约，中秋月夜八时整，同时举头望月，以寄托彼此的相思之意。
“处在暗房打开了天窗，
见到了阳光”
1917年6月，彭湃东渡日本求学，他先是住在神田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随朋友补习日语，同年9月，他考入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东京成城学校，并很快掌握了日语。1918年5月，他从该校毕业，并在1918年9月30日，又考入了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继续学业，同时迁到神田区的“松叶馆”公寓居住。
之所以选择攻读政治经济学，“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而后彭湃告诉友人。
而彭湃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早期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阵地。1917年底，日本东京帝国主义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学生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学生协会，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
1919年9月，暑期结束，彭湃返回日本。9月18日，早稻田大学成立“建设者同盟”，彭湃申请加入。该“同盟”是由早稻田大学一批激进青年自行组织的研究社团，旨在通过研究社会主义等诸家学说，寻找一条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合理社会”。
“建设者同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经常组织成员到农村进行调研和生产实践活动。1920年，彭湃与“建设者同盟”会员一起参加了支持农民减租、保障耕种权利的法庭斗争。翌年，他又参加了一次对某县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
这些经历，加深了彭湃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启发了他对中国未来革命运动的深思，“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彭湃指出。
同时，彭湃还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1920年，他与李春涛等于东京神田区“松叶馆”寓所，发起组织“赤心社”，他们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并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彭湃在阅读了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的管见》、《唯物论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等著作之后，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自称如同“处在暗房打开了天窗，见到了阳光”。
这段时间内，彭湃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21年春，接到家信、获知祖母病重的彭湃，在加紧写完毕业论文后，提前回国。他所携带的物品中，除几件简单衣物外，便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书籍。
“漫天撒下自由种，
伫看将来爆发时”
1921年7月，彭湃约集郑志云等志同道合者在海丰县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旨在通过自学与集体讨论等方式，探讨社会主义问题，该社一共举办了12次座谈会，在当时引发海丰青年学子的关注。
之后不久，彭湃又发起组织了“劳动者同情会”。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由》中，他称此会创办的宗旨，即为“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相分离的现象。
随着彭湃发起的教育运动影响的扩大，海丰县“豪绅名流”对彭湃的态度逐渐由“警惕”变为“惊恐”。时任海丰县教育局长的陈伯华就告诫全县师生“少谈主义，多读基本科学”，不要被彭湃的说辞所迷惑。
1921年8月9日，陈伯华被迫辞去海丰劝学所长（即教育局长）一职。3天后，海丰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到县署情愿，要求任命彭湃为劝学所长，时任县长的翁桂清不敢受理，将此意见转给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独揽当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之后，陈在广州面见彭湃，顺水推舟，指示翁桂清委任彭湃为海丰劝学所长。
这样，在1921年10月1日，彭湃就任海丰劝学所长。在任职的第一天，他就发表布告，宣布将普及教育，推广乡村教育，以服务贫苦劳动者。他亲手画了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两幅画像，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并写了如下对联贴在卧室，“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
紧接着，彭湃开始大刀阔斧地对海丰县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发展农村教育，增办女子学校；革新教育内容，删除旧课本中封建落后、不切实际的内容，挑选《新青年》、《新精华》等进步杂志中的优秀文章作为教材；革除积弊，改善教师待遇……
次年1月3日，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彭湃遂改任海丰县教育局长。
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彭湃与杨嗣震、李春涛商议，决定组织全县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以扩大社会主义宣传。为此，他专门作了一首《劳动节歌》。这场游行因为大雨而推迟至当年5月4日。当天，学生余汉存高举大旗作前导，上书醒目大字“赤化”，各校师生手执彩旗、敲铜鼓吹喇叭，唱着《劳动节歌》，呼喊“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行。
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为庆祝“五一”主题而举办的游行。不仅惊动了全城，亦引发海丰统治势力的剧烈反弹。陈炯明获悉后，也大为不安，致电彭湃，“君非百里才”，希望他离开海丰，到广州任职。当年5月9日，彭湃被撤去海丰教育局长职务。
“入农会，就像过河”
1922年6月，彭湃抱着“我即贫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只身走入农村宣传革命。农民看见身穿白制服、头戴白帽、脚穿皮鞋的他，都以为是“官贵子弟”，不是敬而远之，便是避而不答。
与此同时，他还得面对周遭几乎一致的怀疑与阻挠。家人供彭湃出洋留学，原是期盼他出学入仕、光宗耀祖，没想到他非但不做官赚钱，反而倒贴家产搞什么“社会革命”，内中压力，可想而知。彭湃曾回忆，“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但彭湃主意已定，他暗下与家庭决裂之决定，搬离家庭即为明证。
他还尝试了许多方法去接近农民，比如，穿起粗布衣裳、戴上斗笠，光着脚板，尽量在形象上接近下层民众。再如，他选择一处民众来往频繁之地作为固定宣传点，彭湃将地方选在了龙山脚下天后庙前的十字路口，这里有棵大榕树，是盛夏百姓纳凉的好去处，彭湃携带留声机，大声播放音乐，他还自编歌谣，教附近的牧童传唱。
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逐渐被农民所接受。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六人秘密农会，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这也是海丰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团体。对奉劝缺乏合作性的分散农民参加农会，彭湃耐心解释，“入农会，就像过河，这岸痛苦，对岸幸福，如果人人怕淹死，互相推诿，就永远过不去；加入农会，就是联起手过河，一人跌倒，就能被其他人搀扶起来。”
依靠会员内部这种类似于“生死相帮”的规则与行动，农会在当地民众中逐渐站稳了脚跟。随着农运的发展，各种掣肘与阻力越来越大。在彭湃的祖父彭藩去世后，长兄应培干脆提出分家，扬言要与彭湃断绝关系。
对于分家一事，彭湃根本不予理睬，只是淡淡回应：家中东西全是抢自农民的，本应还给他们，何来家可分？
最后，堂兄彭承训代彭湃领回了分得的70石租，彭湃拿到这些地契后，当即决定将之送还给佃户，但未想到，那些祖辈以租佃为生的农民却大为不解，无论如何，都不敢接受。最后，彭湃不得不以“看戏”名义，将这些佃农约集到龙石埔广场，当面将地契付之一炬。据彭湃的母亲周凤回忆，当时，围观者有一万多人，彭湃将先世所记下的田契铺约一张一张焚烧殆尽，并在台上大声演讲：“我祖父遗下产业是由剥削而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还大家农民兄弟享受，农民们不要担还我。”全场掌声雷动。
“世上无难事，只怕少同志”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表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彭湃亲自为海丰总农会设计了会旗和印章。
当年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广东省农会范围辖及粤东几县，以海丰为中心。所属会员共26800余户，13.4万人，其中海丰12000户，6万人。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国民党中央还设立农民部和工人部，共产党员林伯渠、国民党员廖仲恺分别被委任为农民部长和工人部长。
当年4月上旬，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这时，他也从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彭湃常感叹，“世上无难事，只怕少同志。”他最早建立农民武装，保卫和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减租运动。
1926年8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300多人，在萧楚女的带领下，到海丰实习、考察。毛泽东在听取萧楚女的汇报后，对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的成就深表钦佩，同年9月1日，他在《农民运动》第八期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这样评价，“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
1925年，彭湃被推举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此外，他还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农运深入发展。
次年，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的《中国农民》第一、二、四、五期上连载。其中详尽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真实记载了彭湃本人自1922年到1924年的革命活动及思想状况。
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发表的专门总结农民运动、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1926年，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1927年，瞿秋白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序言中，将该书与《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并列，奉劝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读一读这两本书。
“你们看，
我要像这条龙一样升天了”
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武汉成立，彭湃和邓演达、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4月上旬，彭湃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粤、湘、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及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彭湃对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表示积极支持。
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第三次起义，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
11月13日和11月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它的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尽管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只坚持了4个月，但它为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经验。
1928年3月26日，仅存在4个月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重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6月，因叛徒告密，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在饱经酷刑后，惨遭杀害。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白鑫告密，彭湃等被捕。
在彭湃等被捕的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军委特科紧急会议，为确保营救成功，周恩来建议特科同志，凡会使枪的都尽量参加。营救人员决定在敌人押送彭湃的中途枫林桥附近截车，因为这里是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时间太过仓促，等人员、伪装设备及武器一切安排就绪，比预定到达的时间已晚了一两个小时。营救人员等了很久，也未见囚车经过，后来方知，由于拖延时间太久，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早已经过。
在彭湃给周恩来写了最后一封信后，国民党对彭湃反复施以酷刑，直至他手足俱折，体无完肤，连续晕厥达9次之多。彭湃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到他的样子很难过。彭湃忍着伤痛，在墙壁上画了一天龙，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要像这条龙一样升天了。”
8月30日，临上刑场之前，彭湃与杨殷等人将身上衣服脱下，送给难友，又对他们及看守士兵作了临别赠言，接着，他们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坦然走上刑场。枪声响起，这位掀动了半个中国的革命领袖，英勇就义。
彭湃等牺牲后，周恩来含泪连夜起草《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11月11日晚间，中央军委特科铲除了叛徒白鑫。
“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赤心周刊》曾刊登彭湃的一首题为《我》的诗，充分表达了他的精神特质。而这样的慷慨赴死，只为信仰。只因为心中有信仰，而将死亡看作是生命最美丽的句点。
生于优渥之家，而后又与这个大家庭决裂。33岁的人生，短暂却瑰丽，彭湃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信仰”二字。
“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
最早引燃农民运动火种的彭湃被毛泽东称作“农民运动大王”，而当时海丰农民则称他为“彭菩萨”。
彭湃，祖籍广东陆丰吉康。清道光年间，彭湃的曾祖父彭魁从陆丰移居海丰县。海丰，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南面是碧波万顷的南海，北面的银瓶山、莲花山，重峦叠嶂。一条龙津溪顺着银瓶山蜿蜒而下，将海丰县城分割为东西两面。彭湃就出生在龙津溪东面的县城内。
彭湃的曾祖父彭魁在龙津桥侧开了一家经营杂货兼做经纪的商店，命名为“彭名合”。彭湃的祖父彭藩继承家业后，除扩大杂货经营外，还开设了一家木材兼“长生板”（棺材）的货栈，生意益发兴隆；接着，彭藩又大量购置田地，从而集工商业、地主于一身。
到1896年，彭湃出生时，彭家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除每年收租1600多担外，还放“租仔”（即高利贷）400多担，并有厕围4座、鱼塭3口、房产60多间，同时彭家还经营杂货店、鱼行与杉行等。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曾回忆说。
彭湃显然不耽于家族的荫庇，他曾经这样描绘他的故乡海丰县，“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彭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在家中他习惯性地被称为“四哥”。自幼聪明伶俐的彭湃在同辈中最得祖父彭藩疼爱。而彭藩两子过世早，加之彭家的事业在彭湃出生后兴旺发达，因此，彭湃被奉为家中福星，备受宠爱。
1901年，不满5岁的彭湃被送往海丰县城的七圣宫读私塾。私塾老师马紫卿为彭家亲戚，对他有意培养。不到两年，彭湃便能识得几百字，背诵不少古诗。7岁时，彭湃进入林祖祠小学。老师林晋亭是前清秀才，又是同盟会会员。他常向学生讲述文天祥、林则徐、洪秀全等人的事迹，使彭湃幼小的心灵早早烙下革命的印记。
放学后，彭湃接触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周凤，周凤本是海丰县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从小被卖到地主黄可同家做婢女，16岁嫁到彭家为庶母，为人谦和，富于同情心。受母亲影响，彭湃很小就对周围的贫苦人家怀有强烈的亲近感与同情心。
到彭湃10岁时，父亲与嫡母相继去世，周凤便承担起教育彭湃的全部责任。随着年岁日长，彭湃开始公开表达对于种种不公平现状的不满。
“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时常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县里的贵族门口，连经过也不喜欢。”彭湃的母亲周凤曾如此回忆。
1912年，彭湃16岁，家庭让他完婚，女方为海丰县鹿境乡的蔡素屏。虽然彭湃对于这一旧式婚姻非常不满，但担心耽误了女方的一生，最终他同意成亲。新婚的第二天，彭湃便耐心说服妻子蔡素屏放开小脚，丢掉缠脚布，并买了一双新皮鞋让她穿上。一时间，同族邻里皆为“轰动”。在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心中，这种行为确为让人心动的“时兴”之举。彭湃对于妻子的“改造”，由外而内。蔡素屏没读过书，彭湃就抽出课余时间，亲自为妻子补习，内容涵盖文化知识到理想教育。这种补习持续了很久，到1917年彭湃赴日留学后，他还专门请人代为妻子补习。
彭、蔡二人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两人的感情一直笃厚。彭湃留学日本时，曾有一段关于他们“中秋望月寄相思”的佳话流传。当年中秋时节，彭湃与几位粤籍同学一道去“中原舍”的中国菜馆会餐。饭间，彭湃匆匆离席，大家很诧异，事后方知，原来彭湃与妻子有约，中秋月夜八时整，同时举头望月，以寄托彼此的相思之意。
“处在暗房打开了天窗，
见到了阳光”
1917年6月，彭湃东渡日本求学，他先是住在神田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随朋友补习日语，同年9月，他考入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东京成城学校，并很快掌握了日语。1918年5月，他从该校毕业，并在1918年9月30日，又考入了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继续学业，同时迁到神田区的“松叶馆”公寓居住。
之所以选择攻读政治经济学，“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而后彭湃告诉友人。
而彭湃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早期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阵地。1917年底，日本东京帝国主义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学生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学生协会，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
1919年9月，暑期结束，彭湃返回日本。9月18日，早稻田大学成立“建设者同盟”，彭湃申请加入。该“同盟”是由早稻田大学一批激进青年自行组织的研究社团，旨在通过研究社会主义等诸家学说，寻找一条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合理社会”。
“建设者同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经常组织成员到农村进行调研和生产实践活动。1920年，彭湃与“建设者同盟”会员一起参加了支持农民减租、保障耕种权利的法庭斗争。翌年，他又参加了一次对某县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
这些经历，加深了彭湃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启发了他对中国未来革命运动的深思，“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彭湃指出。
同时，彭湃还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1920年，他与李春涛等于东京神田区“松叶馆”寓所，发起组织“赤心社”，他们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并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彭湃在阅读了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的管见》、《唯物论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等著作之后，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自称如同“处在暗房打开了天窗，见到了阳光”。
这段时间内，彭湃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21年春，接到家信、获知祖母病重的彭湃，在加紧写完毕业论文后，提前回国。他所携带的物品中，除几件简单衣物外，便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书籍。
“漫天撒下自由种，
伫看将来爆发时”
1921年7月，彭湃约集郑志云等志同道合者在海丰县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旨在通过自学与集体讨论等方式，探讨社会主义问题，该社一共举办了12次座谈会，在当时引发海丰青年学子的关注。
之后不久，彭湃又发起组织了“劳动者同情会”。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由》中，他称此会创办的宗旨，即为“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相分离的现象。
随着彭湃发起的教育运动影响的扩大，海丰县“豪绅名流”对彭湃的态度逐渐由“警惕”变为“惊恐”。时任海丰县教育局长的陈伯华就告诫全县师生“少谈主义，多读基本科学”，不要被彭湃的说辞所迷惑。
1921年8月9日，陈伯华被迫辞去海丰劝学所长（即教育局长）一职。3天后，海丰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到县署情愿，要求任命彭湃为劝学所长，时任县长的翁桂清不敢受理，将此意见转给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独揽当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之后，陈在广州面见彭湃，顺水推舟，指示翁桂清委任彭湃为海丰劝学所长。
这样，在1921年10月1日，彭湃就任海丰劝学所长。在任职的第一天，他就发表布告，宣布将普及教育，推广乡村教育，以服务贫苦劳动者。他亲手画了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两幅画像，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并写了如下对联贴在卧室，“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
紧接着，彭湃开始大刀阔斧地对海丰县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发展农村教育，增办女子学校；革新教育内容，删除旧课本中封建落后、不切实际的内容，挑选《新青年》、《新精华》等进步杂志中的优秀文章作为教材；革除积弊，改善教师待遇……
次年1月3日，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彭湃遂改任海丰县教育局长。
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彭湃与杨嗣震、李春涛商议，决定组织全县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以扩大社会主义宣传。为此，他专门作了一首《劳动节歌》。这场游行因为大雨而推迟至当年5月4日。当天，学生余汉存高举大旗作前导，上书醒目大字“赤化”，各校师生手执彩旗、敲铜鼓吹喇叭，唱着《劳动节歌》，呼喊“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行。
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为庆祝“五一”主题而举办的游行。不仅惊动了全城，亦引发海丰统治势力的剧烈反弹。陈炯明获悉后，也大为不安，致电彭湃，“君非百里才”，希望他离开海丰，到广州任职。当年5月9日，彭湃被撤去海丰教育局长职务。
“入农会，就像过河”
1922年6月，彭湃抱着“我即贫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只身走入农村宣传革命。农民看见身穿白制服、头戴白帽、脚穿皮鞋的他，都以为是“官贵子弟”，不是敬而远之，便是避而不答。
与此同时，他还得面对周遭几乎一致的怀疑与阻挠。家人供彭湃出洋留学，原是期盼他出学入仕、光宗耀祖，没想到他非但不做官赚钱，反而倒贴家产搞什么“社会革命”，内中压力，可想而知。彭湃曾回忆，“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但彭湃主意已定，他暗下与家庭决裂之决定，搬离家庭即为明证。
他还尝试了许多方法去接近农民，比如，穿起粗布衣裳、戴上斗笠，光着脚板，尽量在形象上接近下层民众。再如，他选择一处民众来往频繁之地作为固定宣传点，彭湃将地方选在了龙山脚下天后庙前的十字路口，这里有棵大榕树，是盛夏百姓纳凉的好去处，彭湃携带留声机，大声播放音乐，他还自编歌谣，教附近的牧童传唱。
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逐渐被农民所接受。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六人秘密农会，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这也是海丰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团体。对奉劝缺乏合作性的分散农民参加农会，彭湃耐心解释，“入农会，就像过河，这岸痛苦，对岸幸福，如果人人怕淹死，互相推诿，就永远过不去；加入农会，就是联起手过河，一人跌倒，就能被其他人搀扶起来。”
依靠会员内部这种类似于“生死相帮”的规则与行动，农会在当地民众中逐渐站稳了脚跟。随着农运的发展，各种掣肘与阻力越来越大。在彭湃的祖父彭藩去世后，长兄应培干脆提出分家，扬言要与彭湃断绝关系。
对于分家一事，彭湃根本不予理睬，只是淡淡回应：家中东西全是抢自农民的，本应还给他们，何来家可分？
最后，堂兄彭承训代彭湃领回了分得的70石租，彭湃拿到这些地契后，当即决定将之送还给佃户，但未想到，那些祖辈以租佃为生的农民却大为不解，无论如何，都不敢接受。最后，彭湃不得不以“看戏”名义，将这些佃农约集到龙石埔广场，当面将地契付之一炬。据彭湃的母亲周凤回忆，当时，围观者有一万多人，彭湃将先世所记下的田契铺约一张一张焚烧殆尽，并在台上大声演讲：“我祖父遗下产业是由剥削而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还大家农民兄弟享受，农民们不要担还我。”全场掌声雷动。
“世上无难事，只怕少同志”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表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彭湃亲自为海丰总农会设计了会旗和印章。
当年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广东省农会范围辖及粤东几县，以海丰为中心。所属会员共26800余户，13.4万人，其中海丰12000户，6万人。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国民党中央还设立农民部和工人部，共产党员林伯渠、国民党员廖仲恺分别被委任为农民部长和工人部长。
当年4月上旬，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这时，他也从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彭湃常感叹，“世上无难事，只怕少同志。”他最早建立农民武装，保卫和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减租运动。
1926年8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300多人，在萧楚女的带领下，到海丰实习、考察。毛泽东在听取萧楚女的汇报后，对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的成就深表钦佩，同年9月1日，他在《农民运动》第八期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这样评价，“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
1925年，彭湃被推举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此外，他还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农运深入发展。
次年，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的《中国农民》第一、二、四、五期上连载。其中详尽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真实记载了彭湃本人自1922年到1924年的革命活动及思想状况。
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发表的专门总结农民运动、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1926年，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1927年，瞿秋白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序言中，将该书与《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并列，奉劝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读一读这两本书。
“你们看，
我要像这条龙一样升天了”
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武汉成立，彭湃和邓演达、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4月上旬，彭湃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粤、湘、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及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彭湃对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表示积极支持。
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第三次起义，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
11月13日和11月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它的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尽管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只坚持了4个月，但它为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经验。
1928年3月26日，仅存在4个月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重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6月，因叛徒告密，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在饱经酷刑后，惨遭杀害。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白鑫告密，彭湃等被捕。
在彭湃等被捕的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军委特科紧急会议，为确保营救成功，周恩来建议特科同志，凡会使枪的都尽量参加。营救人员决定在敌人押送彭湃的中途枫林桥附近截车，因为这里是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时间太过仓促，等人员、伪装设备及武器一切安排就绪，比预定到达的时间已晚了一两个小时。营救人员等了很久，也未见囚车经过，后来方知，由于拖延时间太久，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早已经过。
在彭湃给周恩来写了最后一封信后，国民党对彭湃反复施以酷刑，直至他手足俱折，体无完肤，连续晕厥达9次之多。彭湃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到他的样子很难过。彭湃忍着伤痛，在墙壁上画了一天龙，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要像这条龙一样升天了。”
8月30日，临上刑场之前，彭湃与杨殷等人将身上衣服脱下，送给难友，又对他们及看守士兵作了临别赠言，接着，他们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坦然走上刑场。枪声响起，这位掀动了半个中国的革命领袖，英勇就义。
彭湃等牺牲后，周恩来含泪连夜起草《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11月11日晚间，中央军委特科铲除了叛徒白鑫。
“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赤心周刊》曾刊登彭湃的一首题为《我》的诗，充分表达了他的精神特质。而这样的慷慨赴死，只为信仰。只因为心中有信仰，而将死亡看作是生命最美丽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