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了解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嫌疑人塔梅兰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的恐怖动机，肯定不能从两兄弟移民美国前居住的达吉斯坦、以及过去20年车臣爆发的那两场战争中寻找原因。相反，500年前英国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察尔纳耶夫所作所为的关键解释。
　　16世纪英格兰的新气象彻底改变了人类体验。英国社会被重新定义为“国家”——也就是由平等成员构成的主权社会。这标志着国家主义时代的开始，社会地位的变动也变得合理、合法。
　　在此时期首次发现了不同于已知精神病患的特殊精神病，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最终被命名为“精神病学”的首个医疗专业和“精神失常”等新名词应运而生，此外还有关于“精神失常”的特殊立法。
　　精神失常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常见症状包括对环境长期不适应（社会适应不良）、对自身不确定、在自我厌弃和妄自尊大间摇摆不定及某些情况下自我认知的彻底丧失。自杀现象屡见不鲜，暴力犯罪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型非理性和无关自身利益的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些现象是有联系的。国家主义允许社会地位变动；两者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精神失常；而自杀和非理性暴力则是新精神疾病的表现形式。
　　国家主义所指涉的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具体形象及其普遍现实——它是一种即将成为现代文化架构的意识。其原有的英式风格本质上符合民主特征。它的传播把民主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
　　崇尚社群主权的国家主义含蓄而又彻底地削弱了上帝的地位；即便与宗教融合并以宗教用语的形式出现，也无法改变其根本的世俗性质。国家意识从根本上有别于它所取代的宗教等级意识，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国家主义原则强调个人的自我管治，包括个人自主选择社会地位及身份的权利。但这种授权，及其鼓励个人选择“我是谁”的自由，使得身份的形成变得愈加复杂化。
　　与出身和天意决定地位和举止的僵化宗教社会秩序不同，公民成员无法借助所处的环境明确界定自我身份。现代文化对民众提供的指引，在其前后一致性上与其他文化根本无法相比。因为不能提供前后一致的身份指引（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按照不同文化環境的指引行事），国家主义实际让我们迷失方向——“失范”这个名词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文化缺陷的。
　　明确的认同感是心理正常活动的必要条件，因此身份定位畸形会导致社会适应不良和内心不安，并有可能在脆弱人群中诱发精神疾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失常会和已有的精神疾患一起，随民族主义的诞生而出现。一个社会赋予的身份选择机会越多，对平等的坚持越迫切，身份的形成过程就会愈加困难。
　　这也说明为什么今天最开放自由的美国社会取代了昨天最开放自由的英国社会，登上了严重精神病患者比例世界第一的宝座。事实上，外国人曾一度把精神失常视为“英国病”。
　　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的多数实例相继发生在英国和美国，即便有宗教因素裹挟其中，往往也看似出于政治动机。始作俑者或许是年轻新教徒彼得·博切特，他感到自己必须杀死同为新教徒、但却同情天主教的皇家委员克里斯托弗·哈顿。为了响应自己内心的呼唤，博切特杀害了另一位被误以为是哈顿的新教徒。
　　因为表面看去像极了清教徒的狂热行为，当局怀疑博切特参与了一场有组织的清教徒阴谋。他在审讯中被要求提供同谋者的名字，随后被执行死刑。但后来很快发现他是一名严重精神病患者。
　　将个人的生存不适归咎于外部原因是一种自我疗法。患者编造一个故事，将自身的不适应归结为某种普遍的邪恶现象。随之而来地，患者就可以加入某个与邪恶斗争的组织，也可能听从内心的召唤单独采取行动——甚至不惜进行谋杀。
　　此类行为背后的思想具有最鲜明的妄想标志：无法理解人类现实的象征性质、混淆符号及其指代对象，把人看作某种势力的代表。察尔纳耶夫兄弟发动恐怖袭击恰恰反映了这样的现代非理性，这也是现代化本身的产物。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波士顿大学社会、政治及人类学教授，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民族主义：五条现代化之路》、《资本主义精神：国家和经济增长》和《思想、现代化、精神失常：人类体验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