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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嗣兴
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6月份,笔者在《负利率时期又来临》一文中指出:中国“在这20年中,负利率从来没有零碎地出现过,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月出现了负利率,那么实际利率必然进入一段为时不短的负利率时期。”现在“负利率时期又来临了”。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7月份CPI再次超过3%的警戒线,达3.3%的水平,相对于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我国实际存款利率为-1.05%。负利率的行情已经维持多月。
笔者在彼文中明确提出:“有必要考虑全局性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应该说,目前调整存款利率的条件基本成熟。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考量外部因素的同时,应多从本国经济周期出发,增强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利率的调整在考虑物价上升和负利率以及汇率几方的关系与平衡后,即可择机进行。”
近日,央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应把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打破金融行政垄断作为发挥金融‘促转变’作用的突破口”。他建议,“可争取国家允许东北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试点。具体操作上,采取分阶段逐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的方法,以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直言,应给出正利率信号。他同时指出,“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不如乘势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负利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已逐步成为中国各层面的共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事实上,负利率的负作用早已显象化。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份,人民币存款出现大幅下滑,仅增加1609亿元,比6月减少11691亿元,同比则少增2494亿元,为2007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来看,7月居民和企业存款较为罕见的同时减少,当月存款增量几乎全部来自3282亿元的财政存款。尽管业内也有人将这归结为股份制银行为完成6月末存贷比指标,所导致的后期存款增长乏力,以及资金流入股市等原因,但这依然无法解释如此之大的下降趋势和幅度。不可否认的是,负利率下储蓄流出银行,“金融脱媒”加剧这一事实。尽管从逻辑上看,负利率可以使得储蓄从银行流出,增加市场流动性并活跃消费,但长期存在负利率,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储户的利益损失,会从根本上抑制消费。目前居民储蓄存款29万亿元,利率低于中性水平至少3个百分点,相当于居民每年收入少增加9000亿元,低利率不利于消费增长是显而易见的。负利率不利于当前经济运行,还表现在它会加剧通胀预期。由于借贷成本过低,会刺激企业进行低成本融资,增加投资,形成过多产能,促使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而泡沫最终会崩溃,形成通缩,严重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91年后的萧条都是如此。
利率的中性水平是对应中性的货币政策而言的。中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是,既不刺激经济扩张,也不造成经济紧缩,是维护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中性利率水平相当于名义GDP增长率,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都是如此,比如过去10年,美国为5%,欧元区3%,英国5%,日本1.5%。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追赶,存在压低利率,形成居民补贴企业、增加投资、提高增长率的现象,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利弊共存,需要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而逐步实现融资方式和利率市场化。2003年以来,是中国历史上利率水平最低阶段,这期间只有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这4年的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其余4年为负,最低年份里达到2.4%。8年期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15%,其中2003-2007年GDP增速连续超过10%的5年里,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7%。中国利率国际比较属于低水平,2003-2010年,中国1年期名义贷款基准利率年均为5.9%,下浮10%的优惠利率为5.3%,实际贷款利率为2.6%,而年均CPI涨幅为2.7%。在此期间,1年期实际最优贷款年均利率,美国为2.9%,印度为5.7%,新加坡为3.5%,印尼为8.3%,只有日本为1.6%,比中国低。国际比较,中国利率属于最低类水平,而中国的GDP的增速却是最高的。中国2003年以来年均GDP增长11%,中性真实利率水平1年期存款利率至少为3%-5%,1年期贷款利率至少5%-8%。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货币立场偏松,利率水平过低,促使经济增速加快的同时,造成了经济基础不稳固,经济波动过大的问题。此间,通胀压力加大,房市、股市一度产生的泡沫,透支式的快速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掠夺性的消耗,贫富两极化等,都会使未来经济发展承担巨大的压力。
有人会担心,因为提高利率会导致银行的净息差缩小,降低银行抵御不良贷款风险上升的能力,此项改革的最大阻力会来自银行。从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来看,16家上市银行今年的净息差总体有所改善。数据显示,上市银行今年第二季度期初期末余额净息差环比平均上升4个基点,达到2.45%,这一水平远高于境外同业。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目前台湾银行业的大中型客户利差均为1%,按揭贷款利差可能仅为0.8%。所以不必过分夸大非对称加息给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负利率使得银行的资金来源变得更不稳定,银行需要通过拆借、发债、大额协议存款等其他融资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反而会增加其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放开存贷款利率。目前中国经济,一方面是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是经济放缓的信号却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进入了“两难”境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下半年加息的必要性不大,但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央行可能采取适当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实际利率上行等市场操作方法,替代基准利率的调整。笔者以为,目前的经济放缓主要是由于内需(消费和投资)下滑所致,中国式“加息”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大(主要是心理影响)。目前投资减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收紧和新开工项目受控,因此,应从这两个方面来寻找阻止投资持续下滑的应对之策。而消费减速的根本原因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房地产和汽车相关消费冲高回落,消费刺激性政策作用减弱等,从长远看,适时提高存款利率有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和西方国家的加息机制不同,中国特有的“加息”机制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式”加息和货币供应量(即名义总需求)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联动关系”,加息不会导致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如果非要追究“中国式”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那么,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抑制作用上,而这种抑制作用恰恰是目前我们愿意看到的。
除此之外,实现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意义还在于,能够更快速地反映货币供求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和反应力,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利率对资金流动的导向作用,带动资金以最优方式流动,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能推动国内外资本市场对接,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考虑到CPI月同比和累积同比很有可能在第三季度末分别超过4%(年度峰值)和3%,因此,第三季度末是推出加息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
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6月份,笔者在《负利率时期又来临》一文中指出:中国“在这20年中,负利率从来没有零碎地出现过,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月出现了负利率,那么实际利率必然进入一段为时不短的负利率时期。”现在“负利率时期又来临了”。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7月份CPI再次超过3%的警戒线,达3.3%的水平,相对于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我国实际存款利率为-1.05%。负利率的行情已经维持多月。
笔者在彼文中明确提出:“有必要考虑全局性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应该说,目前调整存款利率的条件基本成熟。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考量外部因素的同时,应多从本国经济周期出发,增强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利率的调整在考虑物价上升和负利率以及汇率几方的关系与平衡后,即可择机进行。”
近日,央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应把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打破金融行政垄断作为发挥金融‘促转变’作用的突破口”。他建议,“可争取国家允许东北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试点。具体操作上,采取分阶段逐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的方法,以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直言,应给出正利率信号。他同时指出,“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不如乘势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负利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已逐步成为中国各层面的共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事实上,负利率的负作用早已显象化。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份,人民币存款出现大幅下滑,仅增加1609亿元,比6月减少11691亿元,同比则少增2494亿元,为2007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来看,7月居民和企业存款较为罕见的同时减少,当月存款增量几乎全部来自3282亿元的财政存款。尽管业内也有人将这归结为股份制银行为完成6月末存贷比指标,所导致的后期存款增长乏力,以及资金流入股市等原因,但这依然无法解释如此之大的下降趋势和幅度。不可否认的是,负利率下储蓄流出银行,“金融脱媒”加剧这一事实。尽管从逻辑上看,负利率可以使得储蓄从银行流出,增加市场流动性并活跃消费,但长期存在负利率,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储户的利益损失,会从根本上抑制消费。目前居民储蓄存款29万亿元,利率低于中性水平至少3个百分点,相当于居民每年收入少增加9000亿元,低利率不利于消费增长是显而易见的。负利率不利于当前经济运行,还表现在它会加剧通胀预期。由于借贷成本过低,会刺激企业进行低成本融资,增加投资,形成过多产能,促使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而泡沫最终会崩溃,形成通缩,严重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91年后的萧条都是如此。
利率的中性水平是对应中性的货币政策而言的。中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是,既不刺激经济扩张,也不造成经济紧缩,是维护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中性利率水平相当于名义GDP增长率,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都是如此,比如过去10年,美国为5%,欧元区3%,英国5%,日本1.5%。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追赶,存在压低利率,形成居民补贴企业、增加投资、提高增长率的现象,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利弊共存,需要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而逐步实现融资方式和利率市场化。2003年以来,是中国历史上利率水平最低阶段,这期间只有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这4年的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其余4年为负,最低年份里达到2.4%。8年期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15%,其中2003-2007年GDP增速连续超过10%的5年里,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7%。中国利率国际比较属于低水平,2003-2010年,中国1年期名义贷款基准利率年均为5.9%,下浮10%的优惠利率为5.3%,实际贷款利率为2.6%,而年均CPI涨幅为2.7%。在此期间,1年期实际最优贷款年均利率,美国为2.9%,印度为5.7%,新加坡为3.5%,印尼为8.3%,只有日本为1.6%,比中国低。国际比较,中国利率属于最低类水平,而中国的GDP的增速却是最高的。中国2003年以来年均GDP增长11%,中性真实利率水平1年期存款利率至少为3%-5%,1年期贷款利率至少5%-8%。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货币立场偏松,利率水平过低,促使经济增速加快的同时,造成了经济基础不稳固,经济波动过大的问题。此间,通胀压力加大,房市、股市一度产生的泡沫,透支式的快速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掠夺性的消耗,贫富两极化等,都会使未来经济发展承担巨大的压力。
有人会担心,因为提高利率会导致银行的净息差缩小,降低银行抵御不良贷款风险上升的能力,此项改革的最大阻力会来自银行。从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来看,16家上市银行今年的净息差总体有所改善。数据显示,上市银行今年第二季度期初期末余额净息差环比平均上升4个基点,达到2.45%,这一水平远高于境外同业。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目前台湾银行业的大中型客户利差均为1%,按揭贷款利差可能仅为0.8%。所以不必过分夸大非对称加息给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负利率使得银行的资金来源变得更不稳定,银行需要通过拆借、发债、大额协议存款等其他融资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反而会增加其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放开存贷款利率。目前中国经济,一方面是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是经济放缓的信号却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进入了“两难”境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下半年加息的必要性不大,但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央行可能采取适当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实际利率上行等市场操作方法,替代基准利率的调整。笔者以为,目前的经济放缓主要是由于内需(消费和投资)下滑所致,中国式“加息”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大(主要是心理影响)。目前投资减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收紧和新开工项目受控,因此,应从这两个方面来寻找阻止投资持续下滑的应对之策。而消费减速的根本原因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房地产和汽车相关消费冲高回落,消费刺激性政策作用减弱等,从长远看,适时提高存款利率有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和西方国家的加息机制不同,中国特有的“加息”机制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式”加息和货币供应量(即名义总需求)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联动关系”,加息不会导致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如果非要追究“中国式”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那么,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抑制作用上,而这种抑制作用恰恰是目前我们愿意看到的。
除此之外,实现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意义还在于,能够更快速地反映货币供求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和反应力,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利率对资金流动的导向作用,带动资金以最优方式流动,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能推动国内外资本市场对接,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考虑到CPI月同比和累积同比很有可能在第三季度末分别超过4%(年度峰值)和3%,因此,第三季度末是推出加息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