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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屏障和西南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日渐凸显。随着大批高校西迁落地过程中，贵州不仅保存了民族教育的种子，而且孕育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内迁与本土高校的并存，催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动力，促进了贵州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影响
一、绪论
抗战时期，为保留濒于战火的教育火种，多所或国立、或省立、或私立的高等院校先后迁入贵州等边疆地区，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自东向西的“文军长征”新篇章，对贵州高等教育的进步，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抗战是民国时期贵州得以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战火蔓延，沿海地区众多高校内迁贵州、本土高等院校的建立，贵州高等教育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1.省内高校发展状况
国立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抗日军兴…有鉴于医药人才缺乏，为谋战时急切之需，并树立西南医学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乃有设立贵阳医学院之议”。从设立伊始，至贵阳解放，贵阳医学院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医学系16期，毕业239人;护士班15期，毕业113人;助产班11期，毕业44人，卫生工程专修科4期，毕业17人;药学专修科1期毕业4人，共有毕业生417人”。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1941年，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教育学院行政系停办，学生安插一时难以解决，加速了贵阳师范学院的诞生”。1941年6月，“大批学者云集贵阳，创办大学的条件成熟，经国民政府批准建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一经成立便发展迅速，“1942年有教授22人，副教授8人，学生270人”。在院系设置方面：“该校设教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六系及体育专修科，附设专修班”。
国立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1942年，“贵州省参议会提出设立贵州大学的提案。经获批首先成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该校正式成立于1942年8月1日，张廷休担任校长，开学后，学校有教授46人，副教授15人，讲师31人，助教16人，职员125人，学生401人”。至 1945年已设有四个学院，即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并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先修班和文科研究所。
2.内迁高校发展状况
私立大夏大学。1937年大夏大学迁入贵州，以王伯群担任校长，该校初设文学、理学、商学、法商和教育五个学院，后调整为文学、理学、法商三个学院。“1942年有教职员工108人，其中教授37人，副教授13人，讲师16人，助教6人，职员36人;有学生共632人”。“1944年秋，大夏在贵阳学生有1450人;1945年春，大夏迁到赤水，入学学生为863人，同年秋季，大夏入学学生为1232人，至1946年第一学期已有学生1797人，教职员312人”。
国立浙江大学。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后，该校最终在1939年底，迁抵贵州遵义。校总部设在遵义，下设有下设文、农、工、师范、、理五个学院，学院之下设系。后把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全校一年级全部迁到湄潭县永兴镇。到1942年，共有教职员工430人，学生1548人，其中研究生院28人。浙江大学在贵州发展的七年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但没有使浙大学术能力萎缩，反而得以持续发展。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9年2月，由湖南迁来贵州平越（今福泉县），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铁道管理3個系，12个班级，学生550多人， 教职员100余人”，来黔首任院长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42年、国民政府将其改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交大在贵州办学期间，促进了平越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国立湘雅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于1938年从湖南长沙迁入贵阳，院址在贵阳次南门外长郡义园（今花溪大道上，此地因此得名湘雅村）”，在校学生达259名，较之战前增加了 1倍多。学院后在1944年 12月迁往重庆，1946年5月迁回长沙。湘雅医学院共在贵州办学六年，培养了大批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极大地提高了贵阳地区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教学水平。
三、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和抗战大后方基地，战略地位突出;国民政府制定开发西南，建设贵州的战略方针，在主观和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1. 贵州地处抗战大后方
贵州地处西南远离主要抗日战场，受战场影响和战争波及相对较小;除此之外，省内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防护，例如“组织公私各级学校向郊区疏散，在贵阳城区增辟城门，扩展道路，以防日机再度来袭”。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贵阳亦遭到日军侵略，日军的轰炸虽然给贵州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抗战期间，贵州高等教育仍在持续发展。
2.众多高校内迁
“自抗战开始，敌人摧毁我教育文化机关，极尽其残暴之能事，教育部以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不可一日间断，乃积极从事各公私笈院校内迁”。面对日军全面入侵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资源，将一批重要的高等院校、军工学校、知识分子迁往西部地区。高校内迁的结果是贵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到1945年“贵州省境内有高等院校9所，在校学生4223人，教员524人”。
3. 国民政府的支持
为了建设抗日大后方，国民党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政府机关、工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大规模内迁到西南、西北。与教育相关措施办法达到35项，占比达8%，如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确定办法迅速筹款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案”，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高等教育困难益甚请速筹拨巨款以资维持案”;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救济战时高等教育以宏人才之造就案”。 四、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评价
抗战时期，是贵州高等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黄金十时期，在有利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实现了多层面的突破和创新，使这一期间贵州社会发展呈现全国少有的生机景象。
1.为贵州教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随着高校内迁，贵州几所高等院校的成立，这一局面得到改善，“西迁高校帮助贵州各地创办新的学校，当地学校也纷纷聘请西迁高校的学者教授执教和讲学，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借鉴西迁高校的办学经验，与他们联合办学等，大大提高了贵州的办学层次、规模、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
2.助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抗战期间，贵州许多地方出现了“学生从军运动积极展开，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投笔从戎的动人场面”。学生从军人对整个社会参与到全民族抗战起到了极大的调动作用，为抗战的兵力补充，统一战线作了良好表率。
3.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内迁企业和人才以及大学经济带来的效应，促使贵州经济文化得以大发展。贵州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水利资源，这成为开发贵州的客观条件;再加上各高校结合现实需要，通过学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以适应当地经济开发需要。
五、结语
贵州高等教育之所以在抗战时期迎来发展高潮，一方面是客观形势的逼迫，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士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主观上是支持的，从《抗战建国纲领》及历次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教育议案、地方政府兴办教育的具体措施，对于保存民族教育的命脉和高等教育的前途，继续培养新式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为抗战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各种人才，这对大后方经济发展乃至抗战胜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贵州高等院校校史汇编》，贵阳：贵州人民岀版社，1989年，第7页。
[2]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院校》，贵阳：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第35页。
[4]《贵州省志·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5]何仁仲：《贵州通史》第4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第359页。
[6]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7]《贵州通史·民国时期的贵州：第四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8]范同寿：《贵州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12页。
[9]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档案损失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李孟林：男，汉族，1991年出生，贵州六枝人，贵州大学2019級中国史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
关键词：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影响
一、绪论
抗战时期，为保留濒于战火的教育火种，多所或国立、或省立、或私立的高等院校先后迁入贵州等边疆地区，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自东向西的“文军长征”新篇章，对贵州高等教育的进步，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抗战是民国时期贵州得以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战火蔓延，沿海地区众多高校内迁贵州、本土高等院校的建立，贵州高等教育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1.省内高校发展状况
国立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抗日军兴…有鉴于医药人才缺乏，为谋战时急切之需，并树立西南医学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乃有设立贵阳医学院之议”。从设立伊始，至贵阳解放，贵阳医学院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医学系16期，毕业239人;护士班15期，毕业113人;助产班11期，毕业44人，卫生工程专修科4期，毕业17人;药学专修科1期毕业4人，共有毕业生417人”。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1941年，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教育学院行政系停办，学生安插一时难以解决，加速了贵阳师范学院的诞生”。1941年6月，“大批学者云集贵阳，创办大学的条件成熟，经国民政府批准建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一经成立便发展迅速，“1942年有教授22人，副教授8人，学生270人”。在院系设置方面：“该校设教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六系及体育专修科，附设专修班”。
国立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1942年，“贵州省参议会提出设立贵州大学的提案。经获批首先成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该校正式成立于1942年8月1日，张廷休担任校长，开学后，学校有教授46人，副教授15人，讲师31人，助教16人，职员125人，学生401人”。至 1945年已设有四个学院，即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并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先修班和文科研究所。
2.内迁高校发展状况
私立大夏大学。1937年大夏大学迁入贵州，以王伯群担任校长，该校初设文学、理学、商学、法商和教育五个学院，后调整为文学、理学、法商三个学院。“1942年有教职员工108人，其中教授37人，副教授13人，讲师16人，助教6人，职员36人;有学生共632人”。“1944年秋，大夏在贵阳学生有1450人;1945年春，大夏迁到赤水，入学学生为863人，同年秋季，大夏入学学生为1232人，至1946年第一学期已有学生1797人，教职员312人”。
国立浙江大学。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后，该校最终在1939年底，迁抵贵州遵义。校总部设在遵义，下设有下设文、农、工、师范、、理五个学院，学院之下设系。后把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全校一年级全部迁到湄潭县永兴镇。到1942年，共有教职员工430人，学生1548人，其中研究生院28人。浙江大学在贵州发展的七年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但没有使浙大学术能力萎缩，反而得以持续发展。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9年2月，由湖南迁来贵州平越（今福泉县），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铁道管理3個系，12个班级，学生550多人， 教职员100余人”，来黔首任院长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42年、国民政府将其改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交大在贵州办学期间，促进了平越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国立湘雅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于1938年从湖南长沙迁入贵阳，院址在贵阳次南门外长郡义园（今花溪大道上，此地因此得名湘雅村）”，在校学生达259名，较之战前增加了 1倍多。学院后在1944年 12月迁往重庆，1946年5月迁回长沙。湘雅医学院共在贵州办学六年，培养了大批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极大地提高了贵阳地区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教学水平。
三、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和抗战大后方基地，战略地位突出;国民政府制定开发西南，建设贵州的战略方针，在主观和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1. 贵州地处抗战大后方
贵州地处西南远离主要抗日战场，受战场影响和战争波及相对较小;除此之外，省内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防护，例如“组织公私各级学校向郊区疏散，在贵阳城区增辟城门，扩展道路，以防日机再度来袭”。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贵阳亦遭到日军侵略，日军的轰炸虽然给贵州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抗战期间，贵州高等教育仍在持续发展。
2.众多高校内迁
“自抗战开始，敌人摧毁我教育文化机关，极尽其残暴之能事，教育部以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不可一日间断，乃积极从事各公私笈院校内迁”。面对日军全面入侵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资源，将一批重要的高等院校、军工学校、知识分子迁往西部地区。高校内迁的结果是贵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到1945年“贵州省境内有高等院校9所，在校学生4223人，教员524人”。
3. 国民政府的支持
为了建设抗日大后方，国民党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政府机关、工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大规模内迁到西南、西北。与教育相关措施办法达到35项，占比达8%，如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确定办法迅速筹款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案”，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高等教育困难益甚请速筹拨巨款以资维持案”;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救济战时高等教育以宏人才之造就案”。 四、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评价
抗战时期，是贵州高等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黄金十时期，在有利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实现了多层面的突破和创新，使这一期间贵州社会发展呈现全国少有的生机景象。
1.为贵州教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随着高校内迁，贵州几所高等院校的成立，这一局面得到改善，“西迁高校帮助贵州各地创办新的学校，当地学校也纷纷聘请西迁高校的学者教授执教和讲学，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借鉴西迁高校的办学经验，与他们联合办学等，大大提高了贵州的办学层次、规模、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
2.助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抗战期间，贵州许多地方出现了“学生从军运动积极展开，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投笔从戎的动人场面”。学生从军人对整个社会参与到全民族抗战起到了极大的调动作用，为抗战的兵力补充，统一战线作了良好表率。
3.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内迁企业和人才以及大学经济带来的效应，促使贵州经济文化得以大发展。贵州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水利资源，这成为开发贵州的客观条件;再加上各高校结合现实需要，通过学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以适应当地经济开发需要。
五、结语
贵州高等教育之所以在抗战时期迎来发展高潮，一方面是客观形势的逼迫，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士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主观上是支持的，从《抗战建国纲领》及历次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教育议案、地方政府兴办教育的具体措施，对于保存民族教育的命脉和高等教育的前途，继续培养新式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为抗战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各种人才，这对大后方经济发展乃至抗战胜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贵州高等院校校史汇编》，贵阳：贵州人民岀版社，1989年，第7页。
[2]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院校》，贵阳：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第35页。
[4]《贵州省志·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5]何仁仲：《贵州通史》第4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第359页。
[6]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7]《贵州通史·民国时期的贵州：第四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8]范同寿：《贵州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12页。
[9]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档案损失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李孟林：男，汉族，1991年出生，贵州六枝人，贵州大学2019級中国史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