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最狂野的梦中，乌青也从未设想过自己的走红。他是个诗人，而这里是21世纪的中国。但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世道变了，一个叫陈君乐的网友在微博上发了三首乌青早年的作品，包括罗列出自己五个银行账号的《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和反复咏叹白云色泽的《对白云的赞美》。这组诗广为传诵，并引发了网友巨大的戏仿热情。是啊，假如“天上的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都能成之为诗，那么“眼前这碗白米饭真香啊”或者“你这个人真蠢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一些对文学怀有责任感的人士则发出了严厉的忠告：这怎么可以是诗，诗又怎么可以如此简单和戏谑，这样的歪诗根本就是在败坏诗歌艺术本身。
　　“这样的诗的唯一价值就是显示作者语言的贫乏程度已经达到极限。”香港诗人廖伟棠说，“这不是实验也不是前卫，甚至连反诗都不是。”微博上，乌青回应：“在廖那里诗还是技术活。即使技术，玩宏大也是很过时的。”
　　“诗是技术活亦是灵魂活，唯独不是时尚活。”廖伟棠继续回应。
　　在生活中，乌青远没有这么张扬，他瘦如竹竿，是个羞涩的青年。事实上作为诗人，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已经写了十几年。当然，最近这一周他收到的赞扬和非赞扬比他前面那十几年加起来的还多7000倍。不断有媒体来采访他（之前从未有过），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遂又赋诗一首，以作交代：
　　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最近我在网上火了/是吗？我妈不会上网，真的吗？/真的，我亲爱的妈妈/这次我绝对没有骗你/我妈听了很高兴，然后呢？她说/然后我就不火了，我说。
　　
　　逃跑
　　乌青1978年出生在浙江玉环，这是一座丘陵起伏的小岛。他儿时的愿望是做爱迪生，当他把家里能拆的东西都拆了而又很少能组装起来的时候，身为转业军人的父亲果断地终结了他这个梦想。这个孤独的少年转而爬上山头眺望，希望有一个船长能把他带走，让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海盗。当然，这件事也没有发生。
　　1993年的一天，乌青偶然从县图书馆看到两本记录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书，当即震惊。他一直在写诗，一些他不确定是否能称之为诗的诗—和无论是课堂上教授的艾青、郭沫若还是当时市面上广为流传的汪国真、海子、顾城相比，他的词句干巴枯燥，既缺乏高贵的情操，也拙于修辞。而“第三代”，无论是非非主义的杨黎、何小竹，还是“他们”里的韩东和于坚，他们迥异于传统诗歌的干净利索的笔调让乌青觉得无比亲切，而他们反价值、反意义的立场也让这个少年找到了同党。
　　来自民间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轰轰烈烈，至90年代，“非非”和“他们”等作为诗歌运动和诗歌现象已消失良久，几位主要诗人或转向经商，或转向小说创作。在资讯闭塞的玉环，少年乌青认为，这些如流星般闪耀过夜空的诗人们一定是都移民去欧洲了，在那片土地上，继续着他们的伟大，“功成名就，非常有钱”。
　　很多年后，当乌青在成都路边的火锅摊和杨黎等人第一次见面，他开始一首接一首地背诵后者的诗，《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冷风景》、《怪客》……有的诗连杨黎本人都已经忘记。他们不禁惊异于这个当年十四五岁的少年，他是如何弄到这些诗，又如何会具有这般与众不同的眼光，喜欢上这些从未广泛流传的句子，以至达到入迷崇拜的程度？
　　而对于乌青来说，在他整个狼奔豕突的青春期，这些诗句犹如最重要的行李，他始终随身携带。乌青的高中生涯遍布着一连串的离家出走。最远的一次，他从家里偷了点钱，坐了40小时火车来到西安。下了火车他就感冒了，蜷缩在小旅馆，想到钱没了又得灰溜溜的回家不由痛哭流涕。擦干眼泪，他还是步行前往大雁塔。他爬上去，朗诵了一遍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然后他走下来，如同完成一个仪式。
　　半年后，乌青奇迹般地考上了杭州的大学。学校在天竺，灵隐寺山上，山路要走40分钟。乌青十分热爱独行这条山路，如同他热爱一切形式的孤独。集体宿舍的大学生活令他痛苦，有时他会连续喝粥两星期，用省下的钱去旅馆开房—仅仅是一个人。“走进去，反锁房门，然后就是12小时的独处。啊，太爽了。”
　　一年后他还是退学了。学校不能给他任何想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也没有任何想要的东西—对学校，乃至对这个世界。他开始游荡，其实也可以称为流浪，从来都没什么钱，但他不以为意。早在小学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定理，那时候他和朋友相约去看四毛钱的录像，这个生性羞赧的小孩从来没有勇气开口对父母要钱，每一次他总是在父母离去后掏遍家里的所有角落，而四毛钱总能奇迹般地被凑齐。由此他推论，人是永远不会饿死的，总能搞到一口吃的。
　　
　　乌托邦
　　乌青居无定所，身无长物，所有家当是一个65升的背囊，凡是不能放进背囊的他一律不买。离开杭州时他背了沉沉一坨书路上看，到了武汉，他把它们当二手书卖掉，一本卖8块钱可以吃上好几天。有时候，天上还会掉馅饼，甚至是很大的馅饼。比如1999年，一个朋友、上海诗人竖发了笔10000块钱的意外之财，于是，乌青和竖，还有另一个朋友离立马高高兴兴来到了成都。
　　2000年是乌托邦的一年。在成都，诗人们都是朋友，杨黎正巧有了一笔资金，他开了一间叫“橡皮”的酒吧，“橡皮”收留乌青，他在这里安了家。“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1000块钱。”紧接着，“橡皮”文学网也开张上线，乌青担任首席执行官，忙得死去活来，关键是手下一个兵都没有，工资还是1000块。但在乌青看来，这日子就像天堂，文学青年从四面八方前来朝拜。后来韩东也来了。后者记得乌青“瘦得木乃伊一般”，有一次他亮出胸脯，让韩东吃了一惊：这大概是世界上按身高比例来算最小的胸脯了。在一群喧闹的老同志中间，乌青总是低垂着脑袋，长发披挂下来，遮住颜面，这是他习惯的姿势，他能保持这个姿势整晚。但一旦遇上他感兴趣的话题，立即抬起头来，明朗而羞涩的笑容就像儿童一样。
　　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橡皮”不曾有过明确的主张（唯一的信号是“橡皮”这个取自罗伯-格里耶的同名小说的名字），但杨黎对于诗自有一套“艰深而严格的理论”（韩东语）。杨黎自称为废话教主，在他看来，全部的写作无非分为两种，即诗性写作和应用写作。如果你的写作不是为了应用，那么它就是诗性写作，即无用写作。在诗性写作的范畴内，则无所谓区分诗歌小说散文，诗歌可以看成是短的小说，小说不过是长的散文。杨黎把诗性写作命名为“废话写作”：废黜话语权力，以及取消语言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乌青继续着他的写作和阅读。最难以磨灭的是何小竹的《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带给他的快乐和震撼。“把一堆看似无聊的语句放在一起，奇迹般地创造出美妙而回味无穷的诗歌！”这让乌青惊叹不已。他难以理解人们对何小竹等人的诗歌表现出的“不理解”，当诗人把诗写得朴素日常的时候，人们说看不懂，反而当诗被写得华丽不知所云时，他们却说看懂了，这真是荒谬。
　　“人们仍然习惯于在诗歌的阅读背后寻找目的。”乌青说，“传统的诗歌教育就像一个解谜的智力游戏，它要求你找出这里象征了什么，那里揭示了什么。”习惯了这种方法的读者，必须通过找到“目的”才能获得对诗人的认同和快感。而废话写作从根本上反对目的，它追求的是更新和创造语言本身的魅力。
　　
　　诗是摆脱语言
　　那么，到底什么是诗意呢？废话本身就是诗的一种吗？
　　早春的北京，咖啡店里人来人往，即使暖气早已停止供应，人们依然习惯性地在进屋的刹那便脱掉厚重的大衣，彷如瞬间踱入了意念中的春天。乌青认为，这下意识的一脱便是可以进入诗的一刻—诗啊，它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言之无物，无用之举，毫无目的写下的一行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讲究意义，我报出银行卡号，你会认为我是在叫你打钱。但我在诗中交代了五个账户，谁会给我打钱呢？”他笑，“诗就是摆脱语言，语言有目的，而诗没有，在诗里你尽可以说奇怪的话。”
　　对于“废话”，诗人朵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废话”不应执着于对意义的消解，而应向世界敞开。“知识的、文化的、习俗的、偏见的遮蔽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对于显而易见的事物，我们更容易视而不见。世界很神秘，它本然地存在那里，但说对了很难。”
　　乌青的写作遵循着“废话”的逻辑。他写诗，也写小说。热爱他的人说，他的句子基本上就像小学生作文一样，不加修饰，全是大白话，他清洗了汉字，让它们干干净净，散发出真实自然的感情。比如韩东对《对白云的赞美》的赞美：他认为乌青把这朵白云写得宛如他自己，“洁净，耀眼，轻飘，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起来，愉快极了。”而朵渔则觉得乌青的部分写作过于极端，一不小心越了界。乌青写过一首《酒后的人生观》：酒，让我感到虚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让我们想得太多/可是那又有什么用。朵渔初次读到，觉得“很臭”，某次酒后再读，又感到妙绝。如今清醒重读，觉得不好也不坏。他觉得乌青写出了一批标准的“乌青体”小诗，盖着“乌青”戳记的“废话诗”，只此一家。
　　乌托邦的盛景持续了一年后，“橡皮”结业，诗人们四散离去，杨黎去了北京。何小竹帮乌青介绍了份工作，他去了一天，在一群高谈阔论的同事面前，低垂着脑袋的乌青想必觉得不好过。总之他走了。
　　有时乌青什么都做。其实他会的事儿不少，自学电视编导，可以帮人剪片子；他能写各种专栏，随笔，影评，其实他最在行的是IT产业。有时他什么都不做。去年他带着8000块钱，绕着中国走了一圈半。有两个月在西藏，差点弹尽粮绝，遂开起淘宝店卖珠链。
　　乌青用手机写作，“我这是云写作。”他非常得意。今年他没有这么漂泊，一个朋友离开南京，房子空出来了，他就背着包，高高兴兴去入住。
　　韩东在南京碰见他，“还是那么穷那么开心，可谓天生丽质。”他想传授一点忧患之思和积极向上的本领给乌青，“但知道根本就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