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次在网络平台购买翻译作品，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留言：“翻译得好吗？”不慎购入翻译水准不佳作品的部分读者甚至还会气鼓鼓地在评论区“大骂”，虽然多少有辱斯文，但也足见读者们对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
翻译作品的品质高低，除了与原作者有关，译者也要担起很大的责任。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最早提出了翻译中“信达雅”的原则。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信”指意思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畅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该原则一经提出，即得到推崇，并在不断运用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如1932年林语堂著述《翻译论》，对译文评价提出了三重标准：重实、通顺、美，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
改革开放后，在外译作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许多中文读者都在一次又一次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生出了比较同一部作品不同译文版本的爱好，而他们心目中也属于自己的最佳译本。比如李健吾所译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杨绛所译的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王道乾所译的杜拉斯小说《情人》等，都是国外文学爱好者中不灭的经典。有意思的是，翻译过《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作品的著名法语翻译名家周克希之所以会选择走上翻译之路，也与他心目中的“最佳译本”有关。周克希中学时代爱看杂书和电影。初版《傲慢与偏见》译本他珍藏至今，见证了少年时代对这本书的痴迷。他评价王科一的译本“宛如田野上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俏皮、机智的语言妙不可言”，因而对王科一这位不相识的译者心向往之。可惜，王科一在“文革”期间惨然离世，他并没有机会结识，但王的翻译风格却深深影响到了他。他曾说：“我现在做的正是他当年做的事情。我翻译小说，往往诉诸直觉，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感觉派’。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往高里说，我的翻译是和傅雷、王科一这些前辈同调的。这影响就像是汪曾祺老先生曾引用过的那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那么寻找最佳译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获得最符合原著的阅读体验。
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艾晓明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香港作家西西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阅读。她到医院做手术时，带了四本《包法利夫人》摊在病床上读，一本法文原著，一本英译，两本中文译本。她注意到，法文原著中有一百多个斜体字。为什么呢？福楼拜的用意在悄悄转换叙述者的角色，不靠标点符号来明写。通过比较，她发现英译者对斜体字完全罔顾，辜负了福楼拜的苦心。而中译甲本比英译本稍好一点，注意到了斜体字的存在，用引号来处理，但却不是对所有的斜体字都加引号。中译乙本最好，凡斜体字都在字底加标点，拉丁文用原文，另外附注解。由于这样细致的阅读，她能够品味出不同译本在传达福楼拜叙述艺术时达到的水准。
还有一个例子。契科夫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想必大家耳熟能详，它讲述了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不小心把吐沫星子喷到了前排一位将军级文官身上，小文官惟恐就此不小心得罪乐大官，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反而弄得那位大官由毫不在意到真的大发雷霆。小公务员从此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但后来有一个版本，将小说的标题译为《一个官员之死》，一眼看去，对读者来说，若是仅从这个译名判断，如何能在第一眼就领会到主角畏畏缩缩的形象呢？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生前专注于诗歌、散文的创作，从事评论和翻译工作，出版了40多本文学作品，包括翻译集1 3本、诗集21本、散文集1 1本和评论集5本。可以说，除了写诗之外，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今文艺青年们常说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就是出自他的译笔。这句的原文为“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rose”，是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经典诗句。对于翻译，余光中先生有这样的感悟——“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威武，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就来了解几位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家，还有他们的代表作——
罗念生（1904-1990）
著名的希腊文学翻译家，特别是对古希腊文学研究甚深，翻译了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剧作。
李健吾（1906-1982）
主要翻译法国文学，包括福楼拜、司汤达、莫里哀等人的作品。他对福楼拜颇有研究，著有《福楼拜评传》。
傅雷（1908-1966）
提到傅雷很多人就会想起他的家书，而他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法国文学上，而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以巴尔扎克的小说居多，另外还翻译过梅里美、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萧乾（1910-1999）
其主要文学翻译成就无疑就是和第四任妻子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这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神作。而此书首位中译者则是金堤（1921年-2008年）.其所译的上卷出版于1993年。后来两人也因为这部译著而产生矛盾。
杨绛（1911-2016）
主要译作为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个已成为现在通行的版本。
杨必（1922-1968）
杨绛先生胞妹，也是著名翻译家，最出名的译作为萨克雷的《名利场》。
朱生豪（1912-1944）
这位英年早逝的翻译家，虽然在解放前便已去世.但其翻译莎土比亚作品是不少人接触莎翁的起点。他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土比亚戏剧全集》，后来却不幸病逝，年仅32岁，只译出莎剧31种。除了朱生豪，还有梁实秋、卞之琳、方平等也是莎土比亚作品的著名中译者。
赵萝蕤（1912-1998）
赵萝蕤是一位才女，丈夫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现代主义的代表诗作.T-S.艾略特的《荒原》，就是她所翻译的。
杨宪益（1915-2009）
杨宪益的主要翻译成就是和英国夫人戴乃迭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包括《史记》、《红楼梦》等。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不算多，主要有《奥德修纪》，萧伯纳的《卖花女》等。
查良铮（1918-1977）
查良铮是著名诗人穆旦的原名，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以诗歌为主，其中包括普希金、布莱克、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作。他的同族叔伯兄弟查良镛，也就是金庸，只是两人并无往来。
王道乾（1921-1993）
以翻译法国作家杜拉斯的作品而知名，他所译的《情人》已成为目前最权威的中文译本。此外，他还翻译过兰波的诗作及其他法国作家学者的作品。
草婴（1923-2015）
原名盛峻峰，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一个人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此外还翻译了莱蒙托夫、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
张玉书（1934-2019）
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曾翻译多部德语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茨威格自传《昨日世界》等，被国内读者誉为“最懂茨威格的人”。
翻译作品的品质高低，除了与原作者有关，译者也要担起很大的责任。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最早提出了翻译中“信达雅”的原则。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信”指意思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畅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该原则一经提出，即得到推崇，并在不断运用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如1932年林语堂著述《翻译论》，对译文评价提出了三重标准：重实、通顺、美，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
改革开放后，在外译作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许多中文读者都在一次又一次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生出了比较同一部作品不同译文版本的爱好，而他们心目中也属于自己的最佳译本。比如李健吾所译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杨绛所译的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王道乾所译的杜拉斯小说《情人》等，都是国外文学爱好者中不灭的经典。有意思的是，翻译过《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作品的著名法语翻译名家周克希之所以会选择走上翻译之路，也与他心目中的“最佳译本”有关。周克希中学时代爱看杂书和电影。初版《傲慢与偏见》译本他珍藏至今，见证了少年时代对这本书的痴迷。他评价王科一的译本“宛如田野上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俏皮、机智的语言妙不可言”，因而对王科一这位不相识的译者心向往之。可惜，王科一在“文革”期间惨然离世，他并没有机会结识，但王的翻译风格却深深影响到了他。他曾说：“我现在做的正是他当年做的事情。我翻译小说，往往诉诸直觉，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感觉派’。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往高里说，我的翻译是和傅雷、王科一这些前辈同调的。这影响就像是汪曾祺老先生曾引用过的那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那么寻找最佳译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获得最符合原著的阅读体验。
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艾晓明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香港作家西西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阅读。她到医院做手术时，带了四本《包法利夫人》摊在病床上读，一本法文原著，一本英译，两本中文译本。她注意到，法文原著中有一百多个斜体字。为什么呢？福楼拜的用意在悄悄转换叙述者的角色，不靠标点符号来明写。通过比较，她发现英译者对斜体字完全罔顾，辜负了福楼拜的苦心。而中译甲本比英译本稍好一点，注意到了斜体字的存在，用引号来处理，但却不是对所有的斜体字都加引号。中译乙本最好，凡斜体字都在字底加标点，拉丁文用原文，另外附注解。由于这样细致的阅读，她能够品味出不同译本在传达福楼拜叙述艺术时达到的水准。
还有一个例子。契科夫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想必大家耳熟能详，它讲述了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不小心把吐沫星子喷到了前排一位将军级文官身上，小文官惟恐就此不小心得罪乐大官，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反而弄得那位大官由毫不在意到真的大发雷霆。小公务员从此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但后来有一个版本，将小说的标题译为《一个官员之死》，一眼看去，对读者来说，若是仅从这个译名判断，如何能在第一眼就领会到主角畏畏缩缩的形象呢？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生前专注于诗歌、散文的创作，从事评论和翻译工作，出版了40多本文学作品，包括翻译集1 3本、诗集21本、散文集1 1本和评论集5本。可以说，除了写诗之外，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今文艺青年们常说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就是出自他的译笔。这句的原文为“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rose”，是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经典诗句。对于翻译，余光中先生有这样的感悟——“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威武，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就来了解几位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家，还有他们的代表作——
罗念生（1904-1990）
著名的希腊文学翻译家，特别是对古希腊文学研究甚深，翻译了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剧作。
李健吾（1906-1982）
主要翻译法国文学，包括福楼拜、司汤达、莫里哀等人的作品。他对福楼拜颇有研究，著有《福楼拜评传》。
傅雷（1908-1966）
提到傅雷很多人就会想起他的家书，而他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法国文学上，而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以巴尔扎克的小说居多，另外还翻译过梅里美、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萧乾（1910-1999）
其主要文学翻译成就无疑就是和第四任妻子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这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神作。而此书首位中译者则是金堤（1921年-2008年）.其所译的上卷出版于1993年。后来两人也因为这部译著而产生矛盾。
杨绛（1911-2016）
主要译作为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个已成为现在通行的版本。
杨必（1922-1968）
杨绛先生胞妹，也是著名翻译家，最出名的译作为萨克雷的《名利场》。
朱生豪（1912-1944）
这位英年早逝的翻译家，虽然在解放前便已去世.但其翻译莎土比亚作品是不少人接触莎翁的起点。他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土比亚戏剧全集》，后来却不幸病逝，年仅32岁，只译出莎剧31种。除了朱生豪，还有梁实秋、卞之琳、方平等也是莎土比亚作品的著名中译者。
赵萝蕤（1912-1998）
赵萝蕤是一位才女，丈夫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现代主义的代表诗作.T-S.艾略特的《荒原》，就是她所翻译的。
杨宪益（1915-2009）
杨宪益的主要翻译成就是和英国夫人戴乃迭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包括《史记》、《红楼梦》等。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不算多，主要有《奥德修纪》，萧伯纳的《卖花女》等。
查良铮（1918-1977）
查良铮是著名诗人穆旦的原名，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以诗歌为主，其中包括普希金、布莱克、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作。他的同族叔伯兄弟查良镛，也就是金庸，只是两人并无往来。
王道乾（1921-1993）
以翻译法国作家杜拉斯的作品而知名，他所译的《情人》已成为目前最权威的中文译本。此外，他还翻译过兰波的诗作及其他法国作家学者的作品。
草婴（1923-2015）
原名盛峻峰，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一个人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此外还翻译了莱蒙托夫、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
张玉书（1934-2019）
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曾翻译多部德语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茨威格自传《昨日世界》等，被国内读者誉为“最懂茨威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