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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做东西方交流的人，有志于做君子教育的人，有志于做文化传承的人或者有志于做文化复兴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人，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君子之心，而有君子之心，不仅仅是要理解，而是要证悟，要自己去体验、证实而获得觉悟
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君子教育和东西方文化对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今天讲君子教育要放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平台上？
南怀瑾老师指导我们在1998年开始做一个公益项目，“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中小学推广读经活动。徐永光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我是全国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杨振宁是五大顾问。开展这个活动时，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结果有上级机构要发文推广，但认为活动很好，口号不行，口号得改为“读千古美文，做四有新人”。我和他们为此发生了争论。“四有”是指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这都是很好的概念嘛，我为什么要他们争呢？我就是争“君子”两个字。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文化的最主要概念之一，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有学者对《论语》做关键词的解索，《论语》中用得最多词是“人”，第二是“知”，第三是“仁”，第四是“君子”，第五是“道”。什么是君子？以前曾有学者考证君子，结果考证出来的君子是奴隶主。他们也有历史和文物资料的支持，但他们考证出来的君子不是孔子说的君子，不是《论语》说的君子，不是两千年来所说的君子之道的君子，而是周朝以前的君子概念。周以前的君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贵族，一种叫做君之子，因为周朝分封各国国君，君子教育主要是对国君之子进行教育。我们要讲的君子，是孔子时代的君子，这时候的君子跟周以前是不一样的。
孔子以后儒家文化所说的君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论语》“君子有九思”来看：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九项内容是君子经常要反省，经常要检点自己的。
这里，“色思温”、“貌思恭”是君子之貌，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你远远看他的时候有一种很庄严的感觉，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很温和，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又显得很严肃。“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事思敬”、“忿思难”是君子之行，从观世、听语、进言、为事、遇忿不同方面规范了君子的行为。“疑思问”、“见得思义”是讲君子之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乃为己之学，求实之心；人生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商场，还是在情场，社会场面上总是有四个字“进退得失”，但是当你进、当你得的时候，你要想想合不合义，这就是你自己的操守。君子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是在不断地反思和自问过程中完成的。
这样看君子，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和他们的出身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和他们的职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而且，和他们的年龄也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讲的君子是孔子提倡的君子，是一种道德和操守的理想人格状态，以及在这种理想中实践的人。中国文化是一定要有实践的。
为什么今天讲君子教育这件事情要放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平台上？这里有一个思想史上的解读。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提出来的，开始注意的人不多，现在越来越热。他指出人类的主要文明形态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六百多年里，同一个时间段里出现了，文明形态主要是四种形态，一个是希伯来拯救宗教，一个是古希腊的认知哲学，一个是中国的道德理想，一个是印度的解脱宗教。金观涛先生认为在轴心文明以前人类所有文明都是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中间的，而当社会解体了，崩溃了，文明也就消失了，因此在这以前留下来的都是文明的碎片。到轴心时代完成了一个超越突破，轴心文明完成了一个最主要的超越，叫做“退而远瞻”。个人从社会中退出来，文明的载体不再是社会结构，文明的载体在人。文明的载体转到人这个个体以后，还要远瞻，所谓哲学超越性就在于人超越生命期限的极限来思索人的意义因缘。轴心文明时代以后文明进入到传统社会的时代，只要有人在，文明就可以传承下去，这是在思想上的解读。
今天东西方文明的对话，遇到了什么？人类社会今天遇到的是当年轴心文明所创造的一些价值走到了边缘。在这之前，两千年以来，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人类都是退到轴心文明时代的核心中间去获得力量，退到每个个人的身上，不管天下大乱也好，不管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好，你问你自己是不是还有良知在。你如果在反省的时候，不管以前做过多少坏事，立地成佛。哪怕就你一个人有这觉悟，你这一颗种子也可以延续历史。而从传统社会演化为现代社会开始，这时候形成了现代观念的三大要素，一个是个人权利，一个是工具理性，一个是民族国家。这些现代要素一方面有它非常好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物质创造力的空前发展，三四百年以来现代化的进程和科学化进程能够不受意识形态、不受传统宗教的遏制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两个巨大的危机，一个危机是环境危机，今天人类的消耗是所依赖的地球资源不能支撑的；第二个危机是心灵危机，个人权利可以无限扩张，你的理性是工具，和你的终极关怀没有关系，今天看每个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少年，内心都是焦虑的，找一颗淡定平稳的心何其难也！
所以上世纪末起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历史是不是正在走出轴心时代？或者积极一点说我们是不是面临走向新的轴心时代？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新轴心时代，可以有的共识是，轴心时代是少数思想家在各自独立的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的，新轴心时代将是在不同文明融合过程中完成。两千多年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出村子的时代，孔子已走过8个国家。所以今天的思想家、创造者、行动者，要在东西方对话的平台上来谈君子教育。
说到东西方对话，要谈谈对话的基本前提和规则，我概括过文化对话的五个最主要的规则，第一是“相关方到场”；第二是“参与者平等”；第三是“充分表达意见”；第四是“可以坚持也可以妥协和修正的观念”，在学习的心态上才有对话；第五是“互相信任”。在这五项原则上还要有一个宗旨，就是孔子主张的君子要“和而不同”。以“和而不同”原则引领对话，有三个境界，第一，真正理解“不同”是物之本源，一切“不同”、“异”都是合理存在；第二，“和”不是把“不同”变成“同”，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共存相融中创新；第三，东方文化讲身心实践，以修身为本，因此“和而不同”既是社会运动、社会互动的一种目标，同时首先是个人修身的目标，追求“和而不同”从一种修身之道开始：对不同的尊重、了解和学习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总的来说，在今天，有志于做东西方交流的人，有志于做君子教育的人，有志于做文化传承的人或者有志于做文化复兴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人，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君子之心，而有君子之心，不仅仅是要理解，而是要证悟，要自己去体验、证实而获得觉悟。
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君子教育和东西方文化对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今天讲君子教育要放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平台上？
南怀瑾老师指导我们在1998年开始做一个公益项目，“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中小学推广读经活动。徐永光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我是全国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杨振宁是五大顾问。开展这个活动时，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结果有上级机构要发文推广，但认为活动很好，口号不行，口号得改为“读千古美文，做四有新人”。我和他们为此发生了争论。“四有”是指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这都是很好的概念嘛，我为什么要他们争呢？我就是争“君子”两个字。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文化的最主要概念之一，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有学者对《论语》做关键词的解索，《论语》中用得最多词是“人”，第二是“知”，第三是“仁”，第四是“君子”，第五是“道”。什么是君子？以前曾有学者考证君子，结果考证出来的君子是奴隶主。他们也有历史和文物资料的支持，但他们考证出来的君子不是孔子说的君子，不是《论语》说的君子，不是两千年来所说的君子之道的君子，而是周朝以前的君子概念。周以前的君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贵族，一种叫做君之子，因为周朝分封各国国君，君子教育主要是对国君之子进行教育。我们要讲的君子，是孔子时代的君子，这时候的君子跟周以前是不一样的。
孔子以后儒家文化所说的君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论语》“君子有九思”来看：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九项内容是君子经常要反省，经常要检点自己的。
这里，“色思温”、“貌思恭”是君子之貌，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你远远看他的时候有一种很庄严的感觉，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很温和，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又显得很严肃。“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事思敬”、“忿思难”是君子之行，从观世、听语、进言、为事、遇忿不同方面规范了君子的行为。“疑思问”、“见得思义”是讲君子之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乃为己之学，求实之心；人生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商场，还是在情场，社会场面上总是有四个字“进退得失”，但是当你进、当你得的时候，你要想想合不合义，这就是你自己的操守。君子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是在不断地反思和自问过程中完成的。
这样看君子，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和他们的出身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和他们的职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而且，和他们的年龄也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讲的君子是孔子提倡的君子，是一种道德和操守的理想人格状态，以及在这种理想中实践的人。中国文化是一定要有实践的。
为什么今天讲君子教育这件事情要放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平台上？这里有一个思想史上的解读。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提出来的，开始注意的人不多，现在越来越热。他指出人类的主要文明形态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六百多年里，同一个时间段里出现了，文明形态主要是四种形态，一个是希伯来拯救宗教，一个是古希腊的认知哲学，一个是中国的道德理想，一个是印度的解脱宗教。金观涛先生认为在轴心文明以前人类所有文明都是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中间的，而当社会解体了，崩溃了，文明也就消失了，因此在这以前留下来的都是文明的碎片。到轴心时代完成了一个超越突破，轴心文明完成了一个最主要的超越，叫做“退而远瞻”。个人从社会中退出来，文明的载体不再是社会结构，文明的载体在人。文明的载体转到人这个个体以后，还要远瞻，所谓哲学超越性就在于人超越生命期限的极限来思索人的意义因缘。轴心文明时代以后文明进入到传统社会的时代，只要有人在，文明就可以传承下去，这是在思想上的解读。
今天东西方文明的对话，遇到了什么？人类社会今天遇到的是当年轴心文明所创造的一些价值走到了边缘。在这之前，两千年以来，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人类都是退到轴心文明时代的核心中间去获得力量，退到每个个人的身上，不管天下大乱也好，不管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好，你问你自己是不是还有良知在。你如果在反省的时候，不管以前做过多少坏事，立地成佛。哪怕就你一个人有这觉悟，你这一颗种子也可以延续历史。而从传统社会演化为现代社会开始，这时候形成了现代观念的三大要素，一个是个人权利，一个是工具理性，一个是民族国家。这些现代要素一方面有它非常好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物质创造力的空前发展，三四百年以来现代化的进程和科学化进程能够不受意识形态、不受传统宗教的遏制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两个巨大的危机，一个危机是环境危机，今天人类的消耗是所依赖的地球资源不能支撑的；第二个危机是心灵危机，个人权利可以无限扩张，你的理性是工具，和你的终极关怀没有关系，今天看每个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少年，内心都是焦虑的，找一颗淡定平稳的心何其难也！
所以上世纪末起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历史是不是正在走出轴心时代？或者积极一点说我们是不是面临走向新的轴心时代？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新轴心时代，可以有的共识是，轴心时代是少数思想家在各自独立的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的，新轴心时代将是在不同文明融合过程中完成。两千多年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出村子的时代，孔子已走过8个国家。所以今天的思想家、创造者、行动者，要在东西方对话的平台上来谈君子教育。
说到东西方对话，要谈谈对话的基本前提和规则，我概括过文化对话的五个最主要的规则，第一是“相关方到场”；第二是“参与者平等”；第三是“充分表达意见”；第四是“可以坚持也可以妥协和修正的观念”，在学习的心态上才有对话；第五是“互相信任”。在这五项原则上还要有一个宗旨，就是孔子主张的君子要“和而不同”。以“和而不同”原则引领对话，有三个境界，第一，真正理解“不同”是物之本源，一切“不同”、“异”都是合理存在；第二，“和”不是把“不同”变成“同”，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共存相融中创新；第三，东方文化讲身心实践，以修身为本，因此“和而不同”既是社会运动、社会互动的一种目标，同时首先是个人修身的目标，追求“和而不同”从一种修身之道开始：对不同的尊重、了解和学习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总的来说，在今天，有志于做东西方交流的人，有志于做君子教育的人，有志于做文化传承的人或者有志于做文化复兴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人，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君子之心，而有君子之心，不仅仅是要理解，而是要证悟，要自己去体验、证实而获得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