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1~1949 速兴
再没有什么能替代旗袍，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时尚的象征符号了；周璇的《夜上海》以“批判”的视角唱出了国人“歌舞升平”的奢靡姿态，西式奢华风尚强力进驻“东方巴黎”上海。这是欲望爆棚的年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放眼世界，西方正处于二十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步履蹒跚期，享乐犹如梦想，美女们只能靠精密剪裁这种“紧缩政策”，才能赢得一点简朴而冷艳的时尚性感与优雅端庄，至“二战”爆发，甚至连Chanel创办人Coco Chanel也关掉了自己的门店
而遥远的东方，周璇的《夜上海》以“批判”的视角唱出了国人“歌舞升平”的奢靡姿态，西式奢华风尚强力进驻“东方巴黎”上海，上层人士的豪宅让洋人也看得瞠目结舌艳羡不已，全身香奈儿的女明星与旗袍女郎们异彩纷呈地引领众人的眼球转动。而放眼国内，一边是“十里洋场”内的物欲纵横，一边是无产阶级与贫民百姓的“艰苦岁月”，战争敲醒了一些人，也让一些人更处于云里雾里，天堂与地狱界限分明地同存于这个国度。
旗袍与民国范儿
今天，倘若我们说一个美女有“民国范儿”，她一定正穿着一袭旗袍行走于城市的“雨巷”，或者出入于霓虹闪烁的夜总会、罗曼蒂克的咖啡馆—时装大片就是这样拍的。
再没有什么能替代旗袍，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时尚的象征符号了。20年代展现出女性曲线美的改良旗袍，在这一时期继续演变着：先时兴高领，继而改为低领，接着干脆取消领子；袖子最初长过手腕，偶尔露肘，后干脆去掉袖子；衩当然越开越高—总体而言，身体越来越露。从人性而言，这是正确的衍变途径，“解放”不是一句空话。
30年代，中国刮起烫发风，于是，一个具备“民国范儿”的女子便跃然而出：身穿紧腰大开衩旗袍，佩项链、胸花、手镯、手表，腿上套有透明高筒丝袜，足登高跟皮鞋，头发上别有发卡。翻看老照片，上海满大街都是此等着装的美人儿。文艺人士的讽刺也随之而来，画家董天野便画了一位这身打扮的幼儿园阿姨，面对孩子哭闹束手无策，旁边附有一行字，曰：她的特点，就是未曾做过妈。
“民国范儿”当然不止于此，它少不了那些星光闪耀的明星、名媛们的帮衬，少不了胡蝶、阮玲玉、周璇，以及林徽因、陆小曼们。
印刷精美的《良友》一类画报，把明星、名媛、名太等上流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推向市场，推到众人眼皮底下，习惯了买画报的女贵人学不了神似，至少可以学得形似：化妆的目标是皮肤美白、头发润黑，冬用雪花膏，夏有雪花粉、爽身粉、香水，护发则为生发油、凡士林，彩妆则追求翻翘的睫毛，以深色眼影画出深邃的眼眶；品牌方面，欧美化妆品比比皆是，美国的蜜丝佛陀、蔻丹以及法国的夜巴黎、德国的4711，国产的有以胡蝶命名的蝶霜，以及雅霜、三花；配饰要高贵优雅，狐毛袖笼、羊毛长围巾、长长的珍珠项链以及耳环是必配的；高跟、赤足穿的细带凉鞋，也出现在女人脚下。
据传翡翠当时尤为流行，翡翠匹配旗袍，可谓交相辉映，名媛淑女以佩戴翡翠为高尚的身份标识，其风头甚至盖过钻石。而曾经引领婚纱潮流的宋美龄，则是翡翠的幕后推手之一。宋美龄收藏过不少翡翠，其中有一款翡翠麻花手镯，此物原为杜月笙夫人所有，后宋美龄见之爱不释手，于是杜月笙夫人便做了个顺水人情。
那个时代的服装自然不只是旗袍而已，上海早就兴起的时装表演—永安公司初开张时，曾每天选十名漂亮的女店员进行时装秀，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最新潮的时装。符合传统审美习惯的影后胡蝶，便多次参加上海举行的“时装发布会”，以西式服装，从连衣裙到晚礼服应有尽有，“中西合璧”的精髓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人于是很惊讶：“传统型”的胡蝶留存下来的照片里，绝大多数是西式打扮；反倒是有“现代”风范的阮玲玉却总是旗袍加身，镶花边的、高开衩的、格子型的、碎花型的以及纯色的阴丹士林布，几乎称得上旗袍的形象代言人。
有漫画家描绘当年的摩登女郎，往往从一种病态的角度出发，仿佛社会之病可假借她们而得以彰显。或许有夸大之嫌，但侧面证明了部分人对摩登的态度。
于是健康的美女形象也顺势生成，譬如1933年6月期的《良友》封面，刊载了游泳冠军杨秀琼的大幅照片：裸露着手臂和大腿，自信地微笑着—游泳在当年已经很盛行了。上流的风尚尽管奢靡，却也有拥有健康生活和体魄的渴望—后来蒋介石还携手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虽基于时局政治的意识形态考虑，却也不能说不是对糜烂潮流的日常生活式纠正。
欲望爆棚的年月
三四十年代是欲望爆棚的年月，能想象到的都市风景都能在大上海见到，“时髦病”何止服饰而已。跑马赛、跑狗赛、回力球赛由西方引进而转变成中国的赌博业，“大世界”游乐场内电影、戏曲、歌舞、游艺、杂耍、酒吧、中西餐馆、商场一应俱全。
漫画家张文元曾画有40年代初的大世界内景，其场面之喧杂丝毫不亚于今日之景。有当时的报刊如此写道：这班有钱而有闲的人们，饭吃饱了，酒喝够了，花丢丢的姑娘陪在那里，谈东说西。
交谊舞已成普罗大众之物，小报一改先前的批评之辞，代之于“道德指导”：跳舞的性质半属游戏，却半属交际，试看外宾的宴集、华阁的聚餐，都为题中应有的事啊，但是跳舞也有规则，就是与对方相抱，只须指尖贴腰，不必一把搂住，两手相握，略托指头，男体挺直，不宜偎就，类乎接吻的备项。
40年代时，跳舞已经风靡上海，大小舞厅多如牛毛，舞厅终于越来越趋近于“猎艳之所”，男与女“搂得紧紧的”，“男的要求女的去开房间，女的却要男的开香槟”。于是乎，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甚至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禁舞活动。
上海仿佛操起了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中国的风尚合唱团，先施百货足以媲美巴黎老佛爷百货，世界顶级名牌的广告牌矗立于上海的百货大楼外，当时的歌谣曰：“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仿佛一入上海，便入主流奢华之门。看上去很老实的银行职员，因为待遇丰厚之故，也开始“上道”了：行员们除了勤劳行务，一部分人还过着糜烂的业余生活，多数打牌，少数玩女人。
然而男人们还是向往着绅士形象，比如当年的梅兰芳，他那些西装革履、手拿相机—当年的奢侈品，那时一般人都是上照相馆拍照—游泳池游泳的旧照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位著名绅士的高雅生活。据传，三四十年代的绅士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一顶呢帽或草帽；一套三件式西装；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袜子和皮鞋或连鞋罩；皮带或吊裤带、袖扣、领带扣针、襟针；打火机、香烟盒、钥匙链、钱包等。品牌当然要大牌，一双皮鞋的价格约为一个普通职员两月的薪酬。据说当年一两黄金只能做两三套英国呢西装，然而俯瞰大上海，西装革履的行走者四处皆是。
战争及灾难时期，人们也擦不去对繁华大都市的深情眷恋。某次大牌云集的赈灾义演结束，观众赖着不走，要求孟小冬谢幕，孟小冬不解：“我又没有唱错，凭什么谢幕？”最后不得已，孟小冬称只要观众再凑够10万大洋，就亲自出面答谢，台下齐声响应，纷纷认捐，于是孟小冬卸了装，穿上她的“孟氏旗袍”上台，满足了人们的愿望。
再没有什么能替代旗袍，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时尚的象征符号了；周璇的《夜上海》以“批判”的视角唱出了国人“歌舞升平”的奢靡姿态，西式奢华风尚强力进驻“东方巴黎”上海。这是欲望爆棚的年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放眼世界，西方正处于二十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步履蹒跚期，享乐犹如梦想，美女们只能靠精密剪裁这种“紧缩政策”，才能赢得一点简朴而冷艳的时尚性感与优雅端庄，至“二战”爆发，甚至连Chanel创办人Coco Chanel也关掉了自己的门店
而遥远的东方，周璇的《夜上海》以“批判”的视角唱出了国人“歌舞升平”的奢靡姿态，西式奢华风尚强力进驻“东方巴黎”上海，上层人士的豪宅让洋人也看得瞠目结舌艳羡不已，全身香奈儿的女明星与旗袍女郎们异彩纷呈地引领众人的眼球转动。而放眼国内，一边是“十里洋场”内的物欲纵横，一边是无产阶级与贫民百姓的“艰苦岁月”，战争敲醒了一些人，也让一些人更处于云里雾里，天堂与地狱界限分明地同存于这个国度。
旗袍与民国范儿
今天，倘若我们说一个美女有“民国范儿”，她一定正穿着一袭旗袍行走于城市的“雨巷”，或者出入于霓虹闪烁的夜总会、罗曼蒂克的咖啡馆—时装大片就是这样拍的。
再没有什么能替代旗袍，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时尚的象征符号了。20年代展现出女性曲线美的改良旗袍，在这一时期继续演变着：先时兴高领，继而改为低领，接着干脆取消领子；袖子最初长过手腕，偶尔露肘，后干脆去掉袖子；衩当然越开越高—总体而言，身体越来越露。从人性而言，这是正确的衍变途径，“解放”不是一句空话。
30年代，中国刮起烫发风，于是，一个具备“民国范儿”的女子便跃然而出：身穿紧腰大开衩旗袍，佩项链、胸花、手镯、手表，腿上套有透明高筒丝袜，足登高跟皮鞋，头发上别有发卡。翻看老照片，上海满大街都是此等着装的美人儿。文艺人士的讽刺也随之而来，画家董天野便画了一位这身打扮的幼儿园阿姨，面对孩子哭闹束手无策，旁边附有一行字，曰：她的特点，就是未曾做过妈。
“民国范儿”当然不止于此，它少不了那些星光闪耀的明星、名媛们的帮衬，少不了胡蝶、阮玲玉、周璇，以及林徽因、陆小曼们。
印刷精美的《良友》一类画报，把明星、名媛、名太等上流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推向市场，推到众人眼皮底下，习惯了买画报的女贵人学不了神似，至少可以学得形似：化妆的目标是皮肤美白、头发润黑，冬用雪花膏，夏有雪花粉、爽身粉、香水，护发则为生发油、凡士林，彩妆则追求翻翘的睫毛，以深色眼影画出深邃的眼眶；品牌方面，欧美化妆品比比皆是，美国的蜜丝佛陀、蔻丹以及法国的夜巴黎、德国的4711，国产的有以胡蝶命名的蝶霜，以及雅霜、三花；配饰要高贵优雅，狐毛袖笼、羊毛长围巾、长长的珍珠项链以及耳环是必配的；高跟、赤足穿的细带凉鞋，也出现在女人脚下。
据传翡翠当时尤为流行，翡翠匹配旗袍，可谓交相辉映，名媛淑女以佩戴翡翠为高尚的身份标识，其风头甚至盖过钻石。而曾经引领婚纱潮流的宋美龄，则是翡翠的幕后推手之一。宋美龄收藏过不少翡翠，其中有一款翡翠麻花手镯，此物原为杜月笙夫人所有，后宋美龄见之爱不释手，于是杜月笙夫人便做了个顺水人情。
那个时代的服装自然不只是旗袍而已，上海早就兴起的时装表演—永安公司初开张时，曾每天选十名漂亮的女店员进行时装秀，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最新潮的时装。符合传统审美习惯的影后胡蝶，便多次参加上海举行的“时装发布会”，以西式服装，从连衣裙到晚礼服应有尽有，“中西合璧”的精髓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人于是很惊讶：“传统型”的胡蝶留存下来的照片里，绝大多数是西式打扮；反倒是有“现代”风范的阮玲玉却总是旗袍加身，镶花边的、高开衩的、格子型的、碎花型的以及纯色的阴丹士林布，几乎称得上旗袍的形象代言人。
有漫画家描绘当年的摩登女郎，往往从一种病态的角度出发，仿佛社会之病可假借她们而得以彰显。或许有夸大之嫌，但侧面证明了部分人对摩登的态度。
于是健康的美女形象也顺势生成，譬如1933年6月期的《良友》封面，刊载了游泳冠军杨秀琼的大幅照片：裸露着手臂和大腿，自信地微笑着—游泳在当年已经很盛行了。上流的风尚尽管奢靡，却也有拥有健康生活和体魄的渴望—后来蒋介石还携手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虽基于时局政治的意识形态考虑，却也不能说不是对糜烂潮流的日常生活式纠正。
欲望爆棚的年月
三四十年代是欲望爆棚的年月，能想象到的都市风景都能在大上海见到，“时髦病”何止服饰而已。跑马赛、跑狗赛、回力球赛由西方引进而转变成中国的赌博业，“大世界”游乐场内电影、戏曲、歌舞、游艺、杂耍、酒吧、中西餐馆、商场一应俱全。
漫画家张文元曾画有40年代初的大世界内景，其场面之喧杂丝毫不亚于今日之景。有当时的报刊如此写道：这班有钱而有闲的人们，饭吃饱了，酒喝够了，花丢丢的姑娘陪在那里，谈东说西。
交谊舞已成普罗大众之物，小报一改先前的批评之辞，代之于“道德指导”：跳舞的性质半属游戏，却半属交际，试看外宾的宴集、华阁的聚餐，都为题中应有的事啊，但是跳舞也有规则，就是与对方相抱，只须指尖贴腰，不必一把搂住，两手相握，略托指头，男体挺直，不宜偎就，类乎接吻的备项。
40年代时，跳舞已经风靡上海，大小舞厅多如牛毛，舞厅终于越来越趋近于“猎艳之所”，男与女“搂得紧紧的”，“男的要求女的去开房间，女的却要男的开香槟”。于是乎，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甚至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禁舞活动。
上海仿佛操起了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中国的风尚合唱团，先施百货足以媲美巴黎老佛爷百货，世界顶级名牌的广告牌矗立于上海的百货大楼外，当时的歌谣曰：“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仿佛一入上海，便入主流奢华之门。看上去很老实的银行职员，因为待遇丰厚之故，也开始“上道”了：行员们除了勤劳行务，一部分人还过着糜烂的业余生活，多数打牌，少数玩女人。
然而男人们还是向往着绅士形象，比如当年的梅兰芳，他那些西装革履、手拿相机—当年的奢侈品，那时一般人都是上照相馆拍照—游泳池游泳的旧照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位著名绅士的高雅生活。据传，三四十年代的绅士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一顶呢帽或草帽；一套三件式西装；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袜子和皮鞋或连鞋罩；皮带或吊裤带、袖扣、领带扣针、襟针；打火机、香烟盒、钥匙链、钱包等。品牌当然要大牌，一双皮鞋的价格约为一个普通职员两月的薪酬。据说当年一两黄金只能做两三套英国呢西装，然而俯瞰大上海，西装革履的行走者四处皆是。
战争及灾难时期，人们也擦不去对繁华大都市的深情眷恋。某次大牌云集的赈灾义演结束，观众赖着不走，要求孟小冬谢幕，孟小冬不解：“我又没有唱错，凭什么谢幕？”最后不得已，孟小冬称只要观众再凑够10万大洋，就亲自出面答谢，台下齐声响应，纷纷认捐，于是孟小冬卸了装，穿上她的“孟氏旗袍”上台，满足了人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