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摊记忆

　　2000年，初来合肥，有一天经过东门附近的环城公园，群鸟在林间啁啾，树下一群老人在听收音机里唱庐剧……旁边一个露天理发摊，摆着一个木质洗脸架，架上搁一只瓷脸盆。理发师傅正在拧手巾，另一位老人假寐于竹躺椅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盖在他的面部，这是在刮胡子。我好奇地停下来，就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这一切。理发老人从容不迫，将别人胡子刮好，又将躺椅支起，拿出一个长柄掏耳勺。被掏耳朵的那位老人就更惬意了，他始终迷蒙着双眼，似乎舒服得睡过去了……
　　夏风初涨，吹着那位掏耳朵的老人，吹着整个公园的人……一晃，近二十年了。汪曾祺在小说里还描述过买馄饨的老人，他挑的是楠木做的担子，一层层多宝阁的抽屉，走街串户，养大了三个女儿。
　　还是初来合肥。买菜，从不爱去超市。喜欢早起，去路边摊，在那儿可以碰见童年的味道。城里路边摊，一般分布于菜场周围，老人拎着竹篮，三四斤苋菜，五六只茄子，七八根黄瓜，水淋淋地一路走了来。买卖双方，皆蹲在地上，一边话着农事家常，一边交讫，神情愉悦。
　　那时，我租居于桐城路儿童医院宿舍，去得多的是卫岗菜市路边摊。盛夏可以遇到野茭白、野菱角。鸡头果、癞葡萄，也都能买到的。夜里散步至南七。入夜，南七的路边摊雨后春笋般，针头线脑，什么都可以买到。最喜欢光顾羊肉串摊位。每个人面前，一只陶制小炉，炭火微微，将半熟羊肉串重新架至炉上烘烤，一边撕咬，一边翻动……孜然的香味随着夜风一点点飘散，可以吃到午夜，顶着漫天星斗回家。
　　后来，搬居西南郊，每天上下班，必经312国道涵洞，位于翡翠路、书箱路交口处，有一处空阔地带。每当初春，小贩们运来整车草莓，大喇叭循环播放：“好甜好甜，长丰草莓，不甜不要钱。”春天是草莓，夏天有西瓜、樱桃，秋天卖甘蔗、红薯，冬天有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烧饼摊子，一年四季都有；卖阜阳枕头馍，卖石臼，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假若冬天，北风呼啸，雨雪泥泞，难免情绪低落，一路郁郁然骑行，每至312国道附近，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如若一双大手，迅速将寡欢的你一把提起，望着眼前的一派温热祥和，一颗心何以不能暖和过来？顺便将车停下，买一包糖炒栗子，剥一颗丢进嘴，烫而甜糯……这就是升斗小民的生活啊。慢慢地，你一点点徜徉，一颗泥泞的心渐渐恢复至火热跳动里。
　　有一年春天，在翡翠路附近邂逅一位乡下来的老人，他挑一担小鸡雏小鸭雏来卖，是那种扁圆的竹簸箕。小鸡小鸭刚刚出壳三五天，稚嫩可爱，唧唧唧、唧唧唧地叫唤着，惹人怜爱。
　　那些年，我喜欢散步，夜里在路边摊上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挖耳朵的银勺子，开啤酒的铜起子，老式长柄指甲钳，老式发夹，五颜六色的纽扣……所费不赀，但比起逛高级商场来，所获得的快乐，要多得多。路边摊上的人们，大多神情怡然，流露出天真的表情，是纯粹的快乐，消失了阶层感，脸上布满众生平等的悠游自在。（钱红丽）

摆摊41年的“土豆婆婆”

　　得知我需要采访一名小贩时，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向我推荐了袁婆婆：“她很有故事。”采访之后，我同意朋友们的意见：“袁婆婆真的很有故事。”
　　在成都数万走街串巷的小贩中，袁婆婆称得上“资深”，摆摊已有41年，是见证了成都“地摊经济”几十年发展的活样本。
　　在武侯区长寿路，七十多岁的袁婆婆面前摆着一盆凉面、一盆凉皮和五颜六色的调味料，她熟练地挑起一大筷子凉面放进大碗里，辣椒油、花椒油、花椒粉、酱料、葱、蒜、糖等佐料一一加入，快速搅拌，五分钟，一份油亮鲜美的凉面出炉。
　　对她来说，这样的日子，从1979年开始。
　　那时，成都的二环路以外还是一片农田，她是家里有田的菜农。看到大队里其他农户利用闲暇时间，到城里去摆摊儿，她心思也活络起来，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有一双老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去卖点东西能比在大队里挣工分多挣些钱。
　　“但是拉不下面子来，总觉得摆摊儿有些丢脸。我们大队里有在工厂里上班的朋友鼓励我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有能力的人才这么做。这让我鼓起了勇气。”
　　袁婆婆的第一个地摊生意，是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当时，成都的电影院只有几家，她每天买一份报纸，看清楚当天每家影城在什么时间点放映，就骑车来到开映的影院门口，卖瓜子、花生。
　　那时候管理占道经营的执法部门，还不叫“城管”，袁婆婆已想不起来叫啥，只记得与他们的“你追我躲”。一个人喊一声，“他们来啦！”电影院门口的摊贩们就一窝蜂跑走，等到检查的人走了，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她想起这段经历，苦涩的滋味已被岁月过滤，只剩下“还是好耍”的印象。
　　1983年，袁婆婆“进军”卤菜行业，她的“店铺”从两轮的自行车换成了一辆三轮车。
　　五年后，袁婆婆暂别摊贩身份，开始“上班”了。1988年，春熙路上兴起了很多服装铺面，卖布料的、卖皮衣的。这些商家每天要雇临时工帮忙，包括“当托儿”。袁婆婆成为临时工的一分子，每天五点半下班，当天结算工资。
　　春熙路上除了有铺子卖衣服的，还有“卖吼货”的，纸箱子搭起一个摊子，站在一旁吆喝叫卖。“城管要赶这些卖吼货的，卖吼货看到人一来，箱子一合，成一个纸板，夹在胳膊下就跑。”袁婆婆回憶。
　　之后，她开了一家自己的“饭馆”，其实就是在路边搭了一个房子卖烧菜、酸辣粉，并不用交租金。“1996年我生了重病，自己开店太累了，病好后我又回到春熙路的衣服铺子里。”
　　“当时病得快要死了，是我师父救了我。”袁婆婆是道家弟子，对自己的女师父一直感恩在心，女师父是盲人，生活不便，2000年袁婆婆老伴儿去世后，她索性搬到道观里，为师父养老送终。 　　再回到街头已是2007年左右，“记不清具体哪一年了，总之我出来的时候，孙女还没谈恋爱，现在孙女的小孩都7岁了。”
　　二儿媳妇在上夜班，白天想做点小生意，加盟了一家香豆腐店，依然是街头流动的摊位。“加盟费一次性几千元，给我们做生意用的车子、锅子。”
　　香豆腐的生意很好，袁婆婆帮着一块做，二儿子就在旁边摆摊卖炸土豆。他们的食客多到连旁边的店铺都眼红，打电话向城管投诉。“城管看我是老婆婆，也不会太凶。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凶的城管，他们都不是什么坏人，吃这碗饭的，只能做这些事。”
　　在街头久了，城管们都认识她，称她为“土豆婆婆”，后来顾客给她的摊位送了个名字——“太婆凉面”。
　　袁婆婆觉得除了本事和勤奋以外，她几十年地摊儿生意经的关键是，“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缺了良心的，生意不会好。”（张玥）

摊点让生活有了着落

　　经营成本低，没有转手费和装修费，不用付租金和工资……后疫情时代，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而言，摆地摊是最方便的谋生之道。
　　“老板，给我来两个芝麻锅盔。”“芝麻馅要现做，红糖馅的也很好吃，要不要尝一尝？”梁小哥摆摊卖锅盔已经3个多月了。原本他在老家的工作收入稳定，因为疫情，只得出来打拼，然而，一时之间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正当他发愁时，得知政府出台了措施，规定疫情期间，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我以前做过锅盔，看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摆上摊了，没想到生意还可以。”梁小哥一边“打锅盔”一边说。
　　“地摊经济”不仅给了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机会，也让创业者有了尝试的体验。在路边售卖泡泡机的屈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最近我有了做生意的想法，于是趁周末出来试探一下行情。”屈女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她深深感到摆摊不易，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的。这段时间的体验，也让她看到，规范的摊位不仅能让城市生活气息浓郁，还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生活服务，“希望路边摊能有序地持续下去”。
　　杨敏的肠粉摊就在泡泡机边上，也有许多顾客光顾。每天早上6点多，她和丈夫就会来到摊位，铺上“地毯”开始摆摊，中午收摊后再将其带回家清洗干净，摆摊期间产生的垃圾也由自己清扫带走。“在这里摆摊时间、摊位都是固定的，不会出现抢占摊位的情形，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也会不时过来，提醒我们注意搞好卫生。”
　　他们摊位附近是一家烤肉店，店主刘大哥说：“可以外摆后，客人都喜欢坐外面，比较凉快，每天晚上能摆四五张桌子。为了保持清洁卫生，我们在每张桌子下都配备了垃圾桶。”刘大哥每天闭店前，都会仔细打扫门前卫生，尽量不给环卫工人添麻烦。
　　“之前我对发展‘地摊经济’还有看法，担心城市会变得脏乱差。现在看到摊位规范，环境卫生也保持得不错，就放心了。”家住烤肉店附近的杨先生说，有了各种地摊后，上下班途中能顺手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既方便又节约时间。（任薇）

街边小摊铺

　　一座城和一个人血脉里的相亲相爱，其实是日常生活里腾起的烟火滚滚。
　　前不久，我少年时代的伙伴老武，从北方的一座都市回来。我们驱车赶往城里一家叫胖子妈的蹄花馆，老武一路上都在嘟嚷，要去吃两大碗芸豆炖蹄花。在异乡的夜里，事业有成的老武，对那一碗炖蹄花念念不忘。老武9岁那年，跟着爷爷到县城卖山货，在公路大桥旁的小摊上，吃过一碗胖子妈家的清炖猪蹄花，那是小武心中最好吃的食物。
　　而今，当年的县城成了有上百万人口的都市，开了40多年的胖子妈蹄花馆，已经隐身到一条巷子里。这真是一个宽厚心肠的城市，它让这家蹄花馆在风雨岁月中依然袅袅飘香。不过店铺的主人，那个被人亲切地叫胖子妈的张大娘，在6年前离世了，继承店铺的是张大娘的三儿子老何。
　　那天晚上，老何亲自上灶，做了一大钵酸菜蹄花汤，老武吃得满眼是泪。夜风清凉，我们坐在巷子里追忆当年。那些年，胖子妈总是笑眯眯的。胖子妈家的蹄花汤，要在炉子里咕嘟咕嘟炖上好几个钟头。青花瓷碗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瘦肉。把软烂猪蹄夹入嘴里，卷动的舌头上来拥吻，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那种舒服劲便漫向身体的四面八方。
　　这些街头铺子的食物发出的殷殷召唤，或许也是城市魂魄的一部分。比如街边铺子的王嫂面馆，清晨时分那一碗热腾腾的面唤起我对一座城的亲昵之情。我第一次到王嫂面馆吃面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王嫂也不过30岁出头。王嫂来自离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一家人就靠这个面馆谋生。王嫂知道我喜欢吃青菜，总是多掐一把新鲜蔬菜放进滚沸的面锅，再用一双长筷麻利地捞起。
　　今年初春疫情汹涌时，这座城市的时间几乎停摆。在这个城市渐渐复苏的烟火气里，有王嫂面馆里腾起的一缕热气。再去王嫂面馆的那天，我剛进面馆，王嫂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兄弟，来了啊！”不一会儿，一碗浮着葱花的骨头汤面就端到我的面前。正是像王嫂面馆这样遍布城市的小店，激活起了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
　　在这座城里，有卖袜子、螺丝帽、锅铲、卤肉的街边小店，还有修表匠、锁匠、磨刀匠、擦鞋人，他们辛劳谋生，方便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构成了一幅鲜活的“清明上河图”。（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