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院子里一株老槐树正在蓬勃地伸展它的枝叶。石碾坐在院子边，上面停着几只喜鹊，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盛夏的阳光分外耀眼，它透过老槐，斜斜地射进赵婆婆的小屋里，但是光线并不减弱，直照得赵婆婆眯起了双眼，病态地咳嗽一阵。炕上的花猫蜷卧在被褥一角，不时睁开眼看看屋里的世界。赵婆婆最近病情加重，奄奄一息。她搂住小腹不停地咳嗽，咳嗽完又一阵呻吟，“唉呀，我不行了。”
　　大儿子福民看着重病的母亲，心里酸溜溜的。他拿起鸡毛掸子把炕上的灰尘拂去，不小心碰到花猫。花猫站起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径直走到炕沿，轻手轻脚地跳了下去。
　　“媽，您说什么呢？福贵就快回来了，福贵媳妇也快回来了，您一定要挺住，等福贵回来他有办法。”
　　赵婆婆靠在一卷铺盖上，把眼睛闭上，似乎话都懒得说。
　　午饭时间到了，这几天赵婆婆吃饭很少。福民走到炉台边的墙橱里拿出碗来，又在木箱里拿出一包干馍片，取出几片放在碗里，倒水，加点儿红糖，拿小匙，上了炕，盘坐在母亲身边，喂母亲吃。赵婆婆不张嘴，福民就叫，“妈，妈，吃点儿饭，您不吃饭怎么能捱过去呢？”赵婆婆微微张开嘴，福民舀起泡碎的馍片往母亲嘴里送，只见赵婆婆咬住小匙，嘴角溢出些糖水，福民赶忙拿起手绢轻轻擦去。几口后，再也吃不进去了。福民下了炕，擒着碗走出院子，将剩下的馍片倒掉，又用小匙刮掉碗里残留的碎馍渣。此时他感觉心里微微疼痛起来，母亲这个样子真令人担心又费心。一只蝉在老槐树上“绵绵”地叫着，叫声占据了整个院子，向更远处扩散开来。福民感觉心烦，他走到槐树下吓唬那只蝉，但是蝉只是不叫了，并没有飞走。于是福民向屋里走去，刚走到门槛边，那只该死的蝉又开始叫了。
　　福民走进屋里，看了看靠在铺盖上的母亲。母亲均匀地呼吸着，深陷的眼睛紧紧闭起来，岁月的风霜与严寒都被闭在这双坚实的眼睛里。福民不禁落了一滴泪，他赶忙擦去。把碗涮了一下，、放进墙橱里。他走到炕边，把一件浅蓝色的被罩盖在母亲下半身。仔细听了听，还呼吸着。他坐在炕沿上，看看墙壁上贴着学生练习册的书页和发黄的报纸，一块儿小圆镜挂在盆架上方，白白地印出了屋里的摆设。墙中间挂着的相框见证了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相框的边上已经锈迹斑斑了。
　　福民跳下炕沿，走到相框下，他的视线漫过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描绘的是他和弟弟福贵坐在草丛里抱着自家大黄狗，那时的岁月多么艰难。他和弟弟都穿着新半袖，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他依稀记得照这张黑白照片时的情景。有一天下午，村长挨家挨户通知，说镇上有人来照相，让大家赶紧准备一下。母亲一听面露喜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又赶忙告诉了福民和弟弟福贵。于是母亲开始找衣服，半天只找见一件新半袖。福民和福贵便争着抢，甚至打起架来，母亲在一旁怎么也劝不住。没有办法，母亲赶忙进屋把父亲的一件拿出来，裁成适合他们穿的小半袖。整个下午，一直在等照相的师傅，等着母亲把这件衣服裁好。等啊等，一下午，母亲的衣服终于裁好了，但是照相师傅却没来。福贵哭了，他哭着问母亲，为什么照相的师傅不来，福民也悲伤地坐在木椅上。无奈，母亲打发父亲去村长家里打听，父亲回来告诉兄弟俩说明天就来。于是一个漫长的夜晚绵亘而来，久久不去。等到第二天，照相的师傅终于来了，地点选在屋子边上的一块儿草丛里，他们俩抱着大黄狗，时间就被定格在1970年夏天。
　　福民从回忆里醒来，转过头看看母亲，仍然匀称地呼吸着。他不由地酸楚起来，又觉得母亲还不如早早地去享极乐，受这份罪干嘛啊！想到此，他拿起手机给弟弟福贵打电话。
　　“福贵，你快回来了吗？”
　　“哎呀，哥，咱妈怎么样了？我刚坐上火车，现在火车停在这个站台上不走，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听说前面铁轨坏了，正在抢修。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不行下火车看看能坐其他车吗？你好歹回来见上咱妈一面，她快不行了。你好长时间也不回来，咱妈肯定想你了。”
　　“行，行，行，我知道，哥，你先好好照顾着，给咱妈宽宽心。”
　　“嗯，这些我都知道，你赶快想办法往回走。另外把媳妇也带上，咱妈肯定也想见见她。你在大城市里发达了，也不说经常回来看看。”
　　“哥，我这不是顾不上吗？这次回去说什么也要让咱妈康复过来。没事，你先照顾着。我想办法往回走。”
　　“就这，不说了，你想办法吧。挂了。”
　　福民放下电话，清了清嗓子，走到门外吐一口浓痰。回来看看母亲，仍然匀称地呼吸着。福民霍地想起自己的媳妇，媳妇红珍一直与母亲不合，经常闹得不可开交。自从娶进门来就没有消停，隔三差五就与母亲吵架。自己在家里也受尽了委屈，福民忽然回忆起四年前闹得最凶的一次。
　　四年前的一个傍晚，儿子放学回来在祖母那儿写作业，很晚才回到福民家。红珍问：
　　“儿子，吃饭了吗？”
　　“没，奶奶还没做饭。”
　　“你奶奶干嘛呢？还不做饭。”
　　“奶奶在洗衣服。”
　　“就知道奶奶嫌你要吃她家的饭，就不能对你好点儿，老了还不是要你孝顺？”
　　赵婆婆与福民家仅有一墙之隔。于是红珍端着碗去婆婆家串门，刚进屋看见赵婆婆正在做葱花烙饼，香气溢满整个屋子。
　　“哟，他奶奶，做的饭挺香么。”
　　“红珍吃的啥？”
　　“我吃馒头，炒的茄子。没你做得好吃，你做一辈子了。”
　　“红珍哪，说话可不要这么尖。我念咱们是娘儿俩不跟你计较。”
　　“他奶奶，让孩子在你家吃口饭怎么啦？做作业这么晚了。”
　　“看你说的，我不是正洗衣服嘛，孩子等不着自己走了。”
　　“你就不能搁着，先做饭啊，孩子能挨饿吗？”
　　“衣服泡在盆里三天了，再不洗就发霉了。我刚下地回来想着先把衣服洗了。要是以前，你伯伯在的时候还能帮帮我，现在我只能一个人，福民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就说孩子饿不得，正在长个子呢。以后还不指望着他们照看你。对孙子好点儿能怎样？连口饭都吃不上，怎么当奶奶呢？！”
　　“我说红珍，你今天是来找茬的吧。赶紧走出我这屋子，我不欢迎你。”
　　“我不走，我要把你那些不光彩的事全部说出来。去年我们家的低保钱，福民偷偷地给你，我还没找你要呢；院子旁边我家的南瓜蔓拖到你地里，你就摘走了；福民每次放牛回来你都不知道让他喝口茶。以为这些我不知道啊，我是不想计较，嫌你老了。”红珍的声音明显加大了。
　　赵婆婆这时候不说话，气得直喘粗气，她平时肺不好。
　　“滚出我这个家门！”赵婆婆鼓足气憋出这句话，“你就是想气死我，我明白。”
　　“才没想气死你呢，我来到你家好过一天了么？每天伺候老小，我是来过安生日子的，没想到这么些年受尽了你的气。”红珍的声音更大了。这时被上面的邻居听见了，在屋顶叫喊：“赵婆婆，怎么啦，又吵架。”
　　赵婆婆已经气得脸色发青，她颤颤巍巍地拿起挂在天窗上的镰刀向红珍剜去。红珍大声喊道：“打人啦，打人啦。”一边说一边往出跑。这时赵婆婆跟在后面，一镰刀下去，正好刺中了红珍的小腿。此时邻居都来了，他们见状赶紧搀起赵婆婆。红珍则捂着腿从院墙上过去，跳到自己家里。正好碰见福民出门，从院墙上看见众人搀着母亲，知道事情又不好了。他走回家里，给红珍一个耳光，红珍双手抓向福民的脸，两人打了起来。邻居将两人分开，劝了半天，事情终于平息。隔壁的赵婆婆躺在炕上，喘着粗气。
　　自那以后，好多天，红珍都没有到过赵婆婆家里。
　　福民想着这些，觉得母亲真是委屈到极致了，娶了这样的媳妇，跟自己还能过得去，为何跟母亲一点儿都不亲呢。他又看了看靠在铺盖卷上的母亲，脱鞋上了炕，索性讓母亲平躺下吧。他扶着母亲的背时，母亲忽然睁开眼睛看了看，才放心让福民扶着自己躺下。
　　母亲这次生病比以往都要严重，她的肺病已经很重了。这次也是同样的原因，前两天跟红珍又吵一架之后，母亲就卧床不起了。
　　窗外的蝉声此起彼伏。整个夏天，蝉声从来没有停过。今年雨水格外的多，每次都将村庄洗涤。或许是雨水多的缘故吧，蝉也多了起来。
　　福民出院子，又走到树下吓唬这些蝉。他觉得非常烦躁，尤其是在自己想事情的时候，蝉打搅了他的思绪。“福民，你进来。”这时他听红珍叫自己，进了侧屋，只见媳妇手里拿着两个银质手镯和一条粗的银质项链，红色的箱子上还放着几百元钱。
　　“你干嘛呢，我妈还在那好好的。”
　　“你傻呀，还是怎么，等你妈一咽气，福贵和他媳妇一回来，咱们什么都落不下。”
　　福民有点儿愤怒了。
　　“那也不能现在，我妈脑子很清楚，咱们干什么她能不知道吗？”
　　“她都快去了，你还怕她什么？”
　　“那也不行，快放下。”福民说着准备去夺红珍手里的镯子，红珍闪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死板。咱们现在又不富裕，孩子还要上学，用这点儿钱接济一下有错吗？要是你妈不在了，咱们就拿上，也算给咱留点儿遗产。”
　　“我妈要是病好了呢？”
　　“你看看她现在的样子，能好吗？别担心，这次你就听我的，没错，等你弟弟福贵回来，他们翻箱子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咱们就说不知道，就说妈一辈子能有什么积蓄，都用在孙子上学了。况且你弟弟也不稀罕这点儿钱，人家在大城市里赚大钱了。所以咱们拿也没关系。知道吗？”
　　福民听了觉得似乎有点儿道理，他索性走出侧屋，不管了。
　　他来到母亲的屋子，看了看炕上的母亲，母亲也看他一眼。这一眼让福民心里不是滋味，莫非母亲脑子里真的清楚，心里真的明白？他有些心虚了，自己刚才做的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他转念又想，母亲的眼神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兴许只是睡足了想睁眼看看。福民上炕给母亲盖盖被子，他想，媳妇说的话不无道理，父亲走的时候没给自己留下遗产，母亲应该留点儿。母亲的情况现在很明显，时日不会很长了。人到了这个地步或许就应该认命，自己是心疼母亲的，可是疼归疼，总不能让要去的人羁绊了自己后来的生活。母亲要走谁也拦不住，索性就等着吧。
　　现在是201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已经消去炎热，留下余温，余温的尾巴正温暖着田里的庄稼，温暖着院子里这棵茂盛的老槐。几只斑鸠在远处鸣叫，给这座小村庄的听觉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福民和媳妇正坐在赵婆婆的炕上，他们在等，等着赵婆婆咽气。村子里的人们陆续来看赵婆婆，寒暄一阵儿，再盯着看几眼，问上几句。赵婆婆有时候睁开眼睛看看，有时候连眼睛都懒得睁。她均匀地呼吸着，头上的白发也显得那么自在。有时候赵婆婆会醒来，咳嗽得非常厉害，咳嗽完，一阵呻吟，“我不行了啊，不行了。”每当此时福民的心都会揪起来，一方面不愿意看见母亲这种受折磨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想还不如早早地走吧。
　　天色已晚，红珍走到炉台边把电灯拉着。黄色的钨丝立即引来了不少飞蛾和甲虫在灯泡周围转圈，他们飞起来的声音很大，像是白天驰过的飞机。红珍走到窗台边，把窗帘拉过来。屋子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赵婆婆的呼吸声，表示她还活着。
　　“再给你弟弟福贵打个电话，看到哪里了？”红珍忽然对福民说。
　　福民拿出电话，拨通。
　　“喂，福贵，现在怎么样，走到哪里了？”
　　“哥，不行呀，还在火车上，我都急死了。列车员不让走，我们只能下了火车原地转转。我实在回不去呀。”
　　“你快想想办法，咱妈现在的情况不好。”
　　“嗯，好的，我尽量吧。”
　　说完便挂了。
　　“你弟弟也是的，这个时候才往回走，早干嘛去了。”红珍说。
　　“你别添乱，东西你都拿了，心烦死了。”福民有点儿恼火。
　　屋子里一片沉默。晚上十点的时候，福民和红珍都睡在了赵婆婆的炕上。福民挨着赵婆婆睡，红珍睡在最边上。熄了灯，屋子更静。这时赵婆婆的呼吸声显得格外冷静沉着，而且很均匀。
　　半夜一点的时候，红珍用肘子碰了碰福民，说：“看看还有呼吸么？”福民起身把灯拉着，看母亲仍然匀称地呼吸着。“睡吧，明天再说。”
　　窗外的蟋蟀窸窸窣窣地叫着。
　　难熬的一夜，天终于亮了。晨光叫醒福民和媳妇时，他们发现赵婆婆不见了，忽地坐起来，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找。他们从赵婆婆的院墙上往自己家院子里看，没有发现，接着又匆匆忙忙走到侧屋的窗外，向里面看去，赵婆婆正在翻箱倒柜，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