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过眼
　　
　　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５月推出的两本书。作者陈存仁，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他生活在铁蹄下的上海。这两本书就是他以亲历者的眼光、用细腻的笔触写就的孤岛岁月的生活史。此外，他还用望、闻、问、切之手法，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深层世态……
　　
　　
　　日本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多多少少有些传统的迷信观念。但我近年游览各国之后，发觉各国都有类似的迷信。日本人在抗战末期，我觉得他们的迷信行为简直比中国民间还多。军阀们发动侵略战事，都是由佛教密宗禅师选择日期，他们认为一个“八”字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他们第一次侵略东三省，就是九月十八日，即所谓“九一八”。第二次在上海一战，就选了一月二十八日，所谓“一·二八”。第三次也从上海开始，正巧是在八月份，即所谓“八一三”。所以每次发动战争，都有一个“八”字，这是日本人的迷信之一。
　　日本军队出国之前，预先要由密宗禅师来做一次佛事，念经参拜之后，由禅师授予每个士兵一块木板，名为“御守”（日本人的读音为“欧麻毛利”）。木板上面写些什么字，我不认识，只知道这是作战的“护身符”。这块护身符，无论衣衫如何更换，是永不离身的。据说佩了这块木板，枪炮不入，刀刺不死，这是日本人迷信的又一件事。
　　
　　跑马厅中 哭声震天
　　
　　我现在要讲他们过去的一件惨事。向来上海驻守的日本军人，都是海军陆战队，在“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们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这个公园相当大，历年以来被包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那次胜利大会举行时，他们把中国人全部赶掉，但料不到让朝鲜的革命党丢了一颗炸弹，日本的白川大将、重光葵大使等七八人，死的死，伤的伤。自此以后，日本人大集会就很少在虹口公园举行。
　　况且日本人在这次大战之中，海军与陆军相互嫉妒，各方面都呈现了不合作的现象。我那时住在威海卫路二号转角，正门恰好对着跑马厅的侧门，跑马厅是陆军的总部，出出入入的都是陆军的将校级军官。
　　抗战末年，我们上海人听到了日本陆军已打到贵州独山，直逼贵阳，重庆国民政府又将迁都，而且当时重庆的广播说抗战至少还要两年。听到这种消息的人，个个都丧气之极。正在大家忧心如焚之际，突然出现一幕日本人的大悲剧。有一天早晨五时，天尚未亮，我在二楼卧室睡得正酣，只听到外边人声鼎沸，我也不问外间发生了什么事，重又蒙被而睡。不一会儿，楼下的学生们闯到二楼来敲门，说：“老师，老师，外边出了事，我们不敢开门出去察看，请你起来在露台上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我只好披衣而起，走出露台一看，本来我的露台外面就是马霍路威海卫路转角，下面有一个三岔路口，这时较宽的那条路上拥挤着三四百个马夫，这些马夫，一望即知是跑马厅里边为陆军骑兵队服务的。但是这天早晨，陆军竟然把所有马夫都驱逐出门外。他们搬了无数木桌木椅放在马路中间，本来这个时候有公共汽车通行，但他们都用铁马拦住，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远远望去，在马霍路有一段路也摆了许多比较考究的桌子和椅子，这是给朝鲜籍和中国台湾籍译员坐的。他们只许坐在这固定的位子上，不许越雷池半步。我一看这个情形，知道今天一定有大事发生。
　　我就和学生们商量，今天不但不能出门去买菜买肉，看来门诊也不会有病人上门，只有紧闭自家的门户，静观其变。
　　早上七点钟过后，有成千上万日本人，排了队由跑马厅侧门鱼贯而入，这些人都不是军人，身上都披着一条白布做的横条，上面写的是“日本居留民团”，有些写着“日本爱国××团”，还有一些妇女，身上挂着“大日本爱国妇女团”的布条，像操兵一般走进跑马厅。我很奇怪，他们为何不走大门而要从侧门进入？
　　我心想，不知这时跑马厅正门又是如何景象，就拿起电话向正门对面的一家广东菜馆“曾满记”的分店一问，这里的主人和伙计我都很熟，他们就告诉我：“正门虽然大开，只有军人进出。全部电车由虹口满载着日本男女，天色未明便陆续开到，先在马霍路中段排队，但是正门前的静安寺路交通并未断绝，只有马霍路才有铁马拦住不准中国人进入。”
　　我一想，他们今天一定有一个居留民团大会，为了掩饰，静安寺路交通如常，使中国人看不出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隔了不久，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对面木行中的保长。那保长回说：“今天的事，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是我的门口聚集许多高丽和台湾译员，有些来向我借沙发，有些要求烧水冲茶，看来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终了。”我刚搁下电话，见到一日本军乐队奏起哀乐，接着有日本僧人二三百人排队进入，一路上敲敲打打，口中好像还念着经。这种日本僧人，大约每走十步就下跪一次，最后，出现许多马拖的车，车上载着许多装骨灰的坛子，还有几架车，上面载着血衣和木匣。我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到这些木匣里面装的一定是“阵亡将士”的遗物。
　　最后一批，跟着三四十个妇女，都是穿着孝服，肩上披着有“未亡人”字样的白布带子。这批未亡人走完了之后，又来了几架日本领事馆的马车，车中所置何物不甚了了，好像是高级将领的灵牌。最后的一架马车，载的是巨型的骨骼，猜上去大概是大将中将的战马遗骸。我从头看到尾，意识到今天他们举行的是“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等到所有日本人进入侧门之后，铁门就关了起来，里面响起一阵哀乐，接着不知什么时候运到的一口大钟敲响了，也不知道里面由什么人主祭，在最后一刹那，只听见一阵凄厉的哭声，因为人数多，哭声响彻云霄。这个哭声，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足见日本军人的阵亡者数字一定很高。
　　这天，我家没有人出去买菜，只好凑合吃了一顿。我知照全家的人，非但不许开窗，还要把窗帘放下，那时的窗帘，因为防空关系，用的都是黑布，不但我家如此，整条马霍路的人家都是如此。因为我家露台最受站岗宪兵的注意，所以我也不许人站在露台上窥看。推测日本人的心意，不但不信任中国人，连他们的译员也不信任，深恐虹口公园的惨剧重演。
　　直到下午二时，他们又排着队，分批坐电车回虹口。次日报纸上一点消息都没有披露，他们这一次的追悼会，比初进租界时的“庆祝大会”，一喜一悲，迥然不同。
　　这一天，我连下午也停了诊，免得多事。我想日本人这次侵略中国，报纸上一片胜利消息，当然俗语所谓“杀人一千，自伤八百”，这次的追悼会，只是追悼陆军方面有家人在上海的一部分军人，全国各地死了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海军方面死的人多少，我们更难估计。
　　
　　紧急电报 雪片飞来
　　
　　就在这段时期，我家三楼住着一位姓谭的房客，是日本黑龙会的驻沪首要，本来一个月内总有十次八次电报由日本打来，每次都由我的挂号处人员签收转交他，现在电报竟然如雪片飞来，一天总有五六件，甚至半夜里还有紧急电报送来。我们对谭某向来不交谈一语，所以也不便问他。
　　我的学生对半夜里开门接电报非常痛恨，由于好奇，也曾拆一封来看看，但一点也不懂，再用译电的书来查，但用的都是密码，究竟电报为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
　　那时节，短波无线电机早已全部被日本人没收，但是我家还剩下一架旧机，拆拆装装多加几个真空管（按：从前无线电机都用真空管），学生们便偷偷地在夜间收听重庆和外地的广播，知道日本本土已被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轰炸，东京，大阪都被炸得不像样了，而且还说要开始地毡式的轰炸。这个消息，我们听到，别人也能听到，大约日本国内已混乱得不像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