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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莫斯科比作一件大长衫的说法产生于很久以前（不记得什么年代了，最好还是说难以忘记的年代）。不仅是在彼得大帝之前，而且在伊万雷帝之前。
这一形象从造型和灵活性的角度来看颇有意思，有那么一点儿松垮，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空心，恰恰符合莫斯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身体特点。不仅是身体，还有思想，抑或说是自由的莫斯科语言的特点，如此轻松地就表达出我们的意识——这语言喧闹，自如，温暖我们，让我们泰然自若。难道我们的文本不正像一件硕大无边的长衫吗？
不过，存在着一些正儿八经的根据，能使我们更认真地考察一番这一比喻。
“大长衫”隐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比喻是舶来品，尽管这些证据来自传说。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一种历史逻辑：在那个时期莫斯科出现在欧洲的视野中，同时它也发现了欧洲。研究者们认为，当时封闭的莫斯科国的觉醒与世界版图的总体变化有关。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引发整个基督教世界采取应对措施。欧洲准备发起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以夺回君士坦丁堡。而莫斯科作为第二罗马的东正教继承者被召唤参加征讨。莫斯科虽然没有立即回应，但最终同意参战，于是这个从前自成一体的封闭王国终于打开了门户。
从那一刻起开启了莫斯科历史的新篇章。从前它自己书写关于自己的童话，现在有了外在的书写者。这些书写者所塑造的形象并非都是美好正面的。有的作者对莫斯科赞美有加，把它当作第三罗马的象征；有的作者则对莫斯科加以嘲讽。
在时间上这差不多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时。那个人发现了美洲，而莫斯科发现了自我，在地图上，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两个俄罗斯童话撞到一起，“正面的”和“反面的”——敞开的莫斯科大长衫。
通常当我们谈论长衫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著名形象。
第四卷，第五部，第一章。皮埃尔·别祖霍夫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它就像一件旧长衫一样舒适合体。
托尔斯泰非常详细地刻画了这一形象，赋予它哲学深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忧郁心情。但这是后来的隐喻，我们下面还会谈到。有意思的是，这一隐喻有其历史根基，关于长衫的神话早就存在。
莫斯科古老的“布料”究竟是什么？
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水崇拜者。他们与多神教比较接近，后者根据河水流动的形象解释时间的流逝。
水——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莫斯科布料。
水流淌着，奔跑着，停留在莫斯科的低洼地带，形成一个漂亮的图案——仿佛绣在丝绸上？绿袍上？银丝织锦缎上？
如今那个古老的图案在首都的水文地图上得以复原。最典型的图景就是：莫斯科河蜿蜒回旋，周围交错着几十条小河，小河流入大河，或者螺旋式流入水洼大小的湖泊和泥泞的沼泽。这里所有线条、点的形状在最早的莫斯科水文图上都有显示。
如今这张水文图的大部分被收入管道里，压到柏油马路下。虽然看不见，但不应该低估它对莫斯科外形的隐性影响。首都一如既往地在流动，在原地打转儿，像干旱的空地一般下陷，或者像一股强劲的浑浊气流带着又一条新开辟的大街飞向地狱。在形而上的层面，莫斯科仍然保持着变化多端的水的身形，而绝非石头的形状。
我们的先辈们将这一状态视为唯一可能的标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地方都是变动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城市可能被严格地条块化、片区化，一成不变。
如果细看，便能立刻分辨出莫斯科之水的暗流涌动，这可不是日益延展的灰色柏油路面，而是奔涌的黑色潮气，比如说在首都环形城墙南段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下面就有这样的暗流。这里是莫斯科最早受洗的地方之一，而它受洗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平台，一个漂浮在芬兰潮流之上的基督教木筏。
现如今这座木筏修道院一面冲着莫斯科河（以便随时逃走？从旧信仰逃向新信仰），另一面冲着多少有些混乱的城市柏油路，潮湿的集市和谢尔普霍夫土墙，这土墙早已不是土墙，而是暗流，最黑的水流。
由此可以对“莫斯科布料”做出第一种解释，在这一布料中有两层——即这个长衫城市的面子和里子。在莫斯科接受基督教之后，先前的信仰仿佛沉入地下，但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起来，以暗流的形式在地下涌动。
潜藏于地下的物质一般比较冷，我们将其比作丝绸——滑动的，闪变的，紧贴肌肤。
还有一个来自古芬兰人的说法，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莫斯科长衫的里子是什么质地，必须要听听这一说法。
宗教礼仪上将水与时间等同，两种东西都平稳流淌，让人联想到永恒，这里是指“源头”和“诞生”两个概念的相近。由此，河口以及流入大江大海的地方让水崇拜者想到时间的终结，想到无限和死亡。
这种说法始终让莫斯科感到不安。
因为在莫斯科的庞大水系中，类似這样的河口有很多。最初的莫斯科人在这些汇聚时间和水的地方埋葬（救赎）死去的人。考古学家指出，莫斯科市界以内这些地方地质特别密实，仅小环内就有七十余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理想国”，附近的许多朝圣者纷纷慕名而来，他们不仅埋葬、救赎逝者，而且祈祷，希望在灵魂上与来世亲密接触。
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这些圣地并没有连成一片完整的区域，而是散落在各处，利用莫斯科分散的地形形成了诸多相互看不见的隐居之地。
正是在形成关于世界构造观念的最初时期，莫斯科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在各类翻译中这个称谓始终和水相关：莫斯科的意思是“牛之河”或“熊之河”，甚至是“潮湿的水”。这就是对这个“理想国”名称的阐释。
那么，莫斯科“衬里面料”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群星闪耀的组成。
流光溢彩：丝绸就是丝绸。
这一理想国的基础是星星点点的水一般丝滑的流动面料，是救赎和升天的宝地，这就是莫斯科原初的状态。 基督徒们接受了它，逐步将其提升到“人间天堂”的理想称谓。在这一点上基督徒们有着自己可以被感知的逻辑，因为这个地方原初的名字其实已经无声地向他们诉说着这一点。
因为这一名称，莫斯科以一种傲视天下的姿态于1326年获得了都主教教区首府的地位，并于158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教会。
有趣的是，到晚近时期，在20世纪无神论的红色罗马帝国中，莫斯科仍然保留了特殊的典范的领地地位。这样一来，它无形中成为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或者无信仰群体的救赎之地。
莫斯科至今也还保有信仰：它仍然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之邦”。在它的意识中，神奇的水一般丝滑的长衫里衬仍然在它灵魂的领地上流淌延展，汇聚为一个个节点和褶皱。
莫斯科打算穿着这件无形的长衫（以此自救），直到永远。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到的不是灵魂的形状，而是钢筋水泥树木的集合，所以莫斯科原初的拼图结构很有意义。首都时至今日仍然是分散的，它不屈从于任何统一的企图，总是能从各种联结的方案中找到保持自己多中心本色的方法。
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莫斯科刚开始接触外部世界，在中世纪和新时代交替的时期，除了莫斯科的自我叙说，又加入了外部的叙事视角。莫斯科整个就是一块布料，驱动着轻盈的（几乎全是木制的）身体，与到处漫溢的、奔腾的、流淌的、静止的水系融为一体。
那么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讲述莫斯科的呢？
最早对莫斯科进行描述的欧洲人是意大利人。约瑟法特·巴尔巴罗和阿姆布罗卓·孔达里尼。他们在15世纪70年代来到莫斯科，两人都是从波斯返回欧洲的路途中经过莫斯科。也许正是因为中转路过，莫斯科在他们的眼中呈现为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将城市比喻为大长衫的说法，一半鞑靼式，一半波斯式。
新的隐喻产生了：这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些漂移不定的衣服的集合，这些衣服图案各异，有的地方破旧，有的地方镶金。在外国人的眼中莫斯科展开的不是街道，而仿佛是长袖，在十个地方拧成褶皱。到处都是破洞，透着冷风，仿佛宽大的裤腿脱落，双腿被风直吹。
孔达里尼从克里姆林宫观察到了莫斯科布料的颤动，他在那里见到了伊凡三世大公及其希腊妻子卓雅（索菲娅），第二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他们的皇宫像一个硬纸盒一样摇曳不定：那里一切都在风中晃动。在层层堆积的院墙上方飘荡着金龙和金狮的图案，动物都是活的，树木摇晃着枝条，群山峰峦叠嶂，与皇宫一起晃动。
窄小的窗户外面神奇的大地正分崩离析，像毛毡一样四散逃开。
阿姆布罗卓·孔达里尼在这梦幻之地逗留了四个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描述了莫斯科。他也提到了长袖空空的袍子，当然有明显粉饰的痕迹，这是必要的：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莫斯科的君主相信，他的国家已经快成罗马了，就差攻陷君士坦丁堡了……
嗯，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可以认为这些粗略的记述是最早的妄言，外国人将会一直用这些不实之词消遣莫斯科。在这些外部记述中有很多在我们看来都是扯淡，有些东西我们也会不经意间去重复，有些东西我们会愤怒地否认。但不得不承认，在最初的莫斯科画像中，它不是石头，而是布，是披肩，是肥大的长衣。这倒是抓住了莫斯科本质的关键点。外形上的特点！那又何妨？这可是出自精通建筑外形的意大利人之口。
莫斯科还将不止一次地享用他们的功劳。
顺便提一句，孔达里尼在莫斯科期间还与自己的老乡，著名建筑师费奥拉万蒂进行过交流。后者彼时正在改建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
这里又有一个关于莫斯科的外衣和衬里的小故事。本地的石匠们建教堂特别随意，轻易更改教堂的边界，导致教堂三次坍塌，他们仿佛是在建一个硬纸板小屋。费奥拉万蒂曾向大使抱怨过莫斯科工匠们无畏的争吵和忙碌，认为这比严重失误和地震（确实地震过，地震让快要竣工的教堂第三次坍塌）更糟糕。可以推断出，较之于考虑不周和地震而言，对莫斯科妨碍更大的是它的随意性，它衣服上松开的腰带，这件大长衫总是在风中玩耍，大笑。
孔达里尼走了，带走了关于克里姆林宫变动不居的记忆。傲慢的莫斯科只是挥了挥衣袖为他送行。
值得一提的是，费奥拉万蒂完成了任务，他用铁夹子把空间固定起来，用别针把长袍夹住。大教堂稳稳地立了起来。
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的衬里，而是它的脸面，是节日的盛装。
还要对亚里士多德·费奥拉万蒂多说两句。这是一个倔强的意大利人，他更像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他第一个真正地运用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体系来固定易变的莫斯科坐标。他多次在这个国家旅行，到过最北边和最东边，在那里寻找有助于凝聚分散空间的特殊建筑形式，努力将离散的土地变成枢纽，变成城市，变成聚合体。
在一个貌似没有规则的空间里寻求规则并非易事。
基督教在莫斯科宣布了这样一条法则：从一开始它就是悬在这片潮湿深渊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其之上，用威尼斯的办法，仿佛是在木桩之上建起了新的都城。
这让我想起了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木筏”：起初它只是在史前的大海之上漂流。它旁边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已经高高耸立，立在坚实的基督教的“平台”之上。
由此出现了新的“上层”象征：平台，栈桥。
历史学家伊万·扎别林在19世纪末写道，“莫斯科”的名称来源于“栈桥”一词。这种说法在语言学上是有问题的，但在建筑学上却站得住脚。莫斯科的空间自接受基督教以后被分成两部分，精神上两个层级。新信仰的栈桥高居于其他旧信仰的波浪（沼泽？大海？）之上。
它们拔地而起，在拯救人们，与先前一样的救赎，受洗的新莫斯科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个约言的国度。
所有这一切乍看起来都是老故事。
但是即使新故事，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彼得时期到后彼得时期的故事，如果细看起来，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莫斯科的最初（秘密的、理想的）符碼。 这里恰好出现了我们提到过的托尔斯泰的形象：莫斯科=长衫。他用了一整章来讲述这一形象，非常详尽。这里不可能全文引用，只引一些片段。
例如，皮埃尔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这一段。在彼得堡他又一次与妻子海伦闹崩，并且看见，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在舞会上的热情会面，看到他们两人的美好前景，而这一切让他既高兴又忧伤，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未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他无力继续观察这一切，于是启程回莫斯科。
从石头之城去往棉布之城，绸缎之城，毛毯之城。
在莫斯科，皮埃尔“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安静的港湾。他在莫斯科变得平静、热情、习惯甚至肮脏，就像穿了一件旧长衫”。
就是这个，无底的莫斯科长衫！
“整个莫斯科社交界，从小孩到老人，迎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早就虚位以待地欢迎他的到来。”①
接下来用三段详细地描述了莫斯科对皮埃尔的热情接待。
可是突然笔锋一转：“七年前，他刚从国外归来时，假如有人对他说，他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去筹划什么，他的航道早已打通，永远定规好了，不管他怎么折腾，总是依然如此……他现在就是七年前他非常鄙视的莫斯科退休侍从。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另外一种想法使他大吃一惊：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等到从那儿出来时，齿发全无了。”①
就这样，托尔斯泰一次性地展现了莫斯科这件长衫，而且把里子都掏了出来。长衫其实好坏兼具，既热又冷。就是这样一个“双层”隐喻：优缺点融于一体，莫斯科的长衫对皮埃尔来说既美妙又可怕。这就是正确的、多层次的、关于莫斯科的真实隐喻。
完全可以推断出，托尔斯泰知道一些这方面不常用的民间俗语。有许多俗语他是从达里词典借来，放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语言中。
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内心温暖，脚底嗖凉”，这绝对是说莫斯科的，因为它裹紧了自己硕大的长衫。“死神要比衬衫更接近身体”，这里应该改为“比长衫更接近”。死神是近的，它就在脚下，像看不见的水在流淌。
“没有什么是不值一提的，也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的，都一样：只要能竭力躲开生活就好！”皮埃尔想，“只要能不看见它，这个可怕的它。”
托尔斯泰准确地意识并感知到了莫斯科的双重性，这是由于他本人也具有深刻的双重性：“面子”和“里子”，精神与肉体，基督徒与多神教徒。
托尔斯泰家族的故事，即14世纪沃尔康斯基公爵娶了一个当地的芬兰姑娘，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开启了这种双重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种悲催的“双层性”，他对“杂种”这个词如此敏感并非偶然，正是因此他很清楚莫斯科的阶层冲突。他对莫斯科有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带着激情去写莫斯科，把它写得如此真实。他神化了莫斯科，同时又害怕莫斯科下面敞开的深渊。由此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很多这样奇怪的组合：娱乐与恐惧，安宁与死神吹来的穿堂风，这都是莫斯科大长衫的面子与里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们不易觉察的崇高激情。托尔斯泰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寻找理由为半多神教的莫斯科和半多神教的自己重新受洗。不仅是受洗，而且是救赎（“只要能不看见它，这个可怕的它”）。
他在1812年事件中找到了最佳的、决定命运的理由。他确信，那时候的莫斯科经受了火的洗礼。它的牺牲是福音书式的。他认为，这一事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领悟，他们只是沉迷于残酷的战争旋涡。那么他，托尔斯泰就应该肩负崇高的使命，道出大火洗礼的真相，写下变容后莫斯科的新篇章。
同时，在这分宗教的努力中，托尔斯泰希望不是作家，而是新历史的缔造者能够重新进行洗礼，用同样的火救赎自己，将“低下的”湿气从自己有血有肉的肌体中驱赶出去。这是非常残酷的努力！因为托尔斯泰本性上是一个“水做的”人，是一个魔法师，一个能够看见湿气的人。他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令人向往的聚水之地。庄园位于一个平缓的坡地上，从创建到鼎盛都不缺水，是一块多神教的宝地。各路鬼神在附近的阔叶林和桦树林里出没，藏身于雾中，而雾一般在半夜从沃伦卡河的黑水中升起。
沃伦卡河，恰恰也是一个双层的名称：其中既指黑色的河水，也指有一个通向地下的洞，通往难以辨明的古代空间。②
当然，托尔斯泰意识并感知到这一点是凭借自己上面思维清晰的脑袋和下面蒙昧的、有着芬兰基因的身躯。否则他是写不出如此坦诚而又异常令人信服的打猎和多神教节日狂欢的章节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因此，用火为自己和1812年的莫斯科进行洗礼，这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还是一种尝试：他努力想砍掉身上的另一半，那代表原欲的下半身。不是砍去，而是烧掉，烧去全身的水分。
就这样，莫斯科在托尔斯泰这里成为新的罗马。
他决定让它穿上新的衣服（从长衫换为托加①？）。
关于罗马的典故在描写1812年的莫斯科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还在喀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刚学数目学的托尔斯泰就算出，君士坦丁大帝击败多神教徒马克森提并宣布开启基督元年的伟大罗马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9月1日，这与1812年8月26日的波罗金诺战役正好相差一千五百年。五天可以忽略不计，有可能是因为新旧历在一千五百年间的差距造成的。那就是说，托尔斯泰认为，在历史的螺旋式循环中这其实是同一场战争。
对他来说，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罗马受洗在托尔斯泰的理解中时间上正好与莫斯科受洗“同步”。他就是这样描写莫斯科大会战的：用君士坦丁大帝的神话来为这一战役做铺垫，给皮埃尔托一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梦，让莫斯科河上空的太阳一如当年台伯河上空的太阳，等等。当然，他得把地图翻转九十度，可是直角对莫斯科有什么意义呢？对托尔斯泰来说，形而上的相似已经足够明显了，根本不用去看什么角度。
接下来，罗马得救，重新受洗，那么让莫斯科也得救，并按照托尔斯泰的新神話进行受洗。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并没有立刻、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托尔斯泰的罗马式改造。莫斯科在读完他神圣的作品后，开始是否定新教徒的（只不过没有认真参透他思想的深度，所以小说第一次出版后他很痛苦），但后来深入细读他那鸿篇巨制，认出了自己，于是就相信了。
莫斯科换装了！它将双手伸进纸质的小说长衫的袖子里，在幸福的文学之梦中迷失了自我。
托尔斯泰长衫的比喻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以此验证了狡猾的意大利人最初的总结：对，莫斯科是一件大长衫。
托尔斯泰是非常认真的。所以用自己的罗马纸样获得了胜利。对于新莫斯科的建立，没有人像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裁缝”托尔斯泰这样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一点恰恰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莫斯科恢复首都地位并成为红色罗马。斯大林的风格只有一半是罗马式的，即上面，面子的部分。他的里子则完全是文学式的，文字式的，托尔斯泰式的。
关于莫斯科是游移的布料以及莫斯科的“面子”和“里子”的猜想都是正确的。“面子”鼓鼓囊囊，让人开心，叫人害怕，但包含意识的“里子”同样强大，它由词语构成，流淌在笔尖，化身为字母！莫斯科的大长衫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在20世纪这一长衫真正地变大了，“外表”变成一个特大都市，“内里”流淌着梦幻般的莫斯科文本。
于是，莫斯科“长衫”的形而上质地是一块多层次、多中心的拼图，圣地散落于各处，每一个都在地图上有自己神秘的点。就像莫斯科的花坛一样，有着诸多年代不明的深厚历史渊源。在每一个这样的根基点——它们并不难分辨，一般看有没有教堂，或者教堂留下的标志，即便这标志是拆迁后的一片空地——在这张莫斯科拼图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藏宝的角落可以听到外面与里面的、光与水的争吵。这是一场深远的、永恒的争吵，是宗教创作的竞争。
大的创作是必需的，它可以刺激这个冰冷空间变幻不定的表层肌理。如果停止创作，莫斯科将永远沉睡。
另一方面，需要聪明地做这件事，哪怕是对莫斯科拼图的复杂性有些许认识。否则，不知道什么怪物会从首都长衫的破洞中钻出来。
而且已经开始往外钻了，正在从一切破洞往外冲，空洞（脑袋里的）相当多。
第三种布料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首都“长衫”的负面布料。除了五彩斑斓的正面，这是从外面看到的莫斯科，除了如水一般丝滑流淌的衬里，还有一大堆洞眼、窟窿和裂口，这些都是第三罗马典范蓝图中的不和谐因素：荒地，裂缝，断路。
首都对真空的状态并不陌生，形而上的真空，不明显的真空，以及明显的真空，表现为莫斯科时不时地进行疯狂的自我毁灭。在这个城市的空地和废墟中常常表现出一些完全荒谬的市容规划。比如说，大部分新建的各类名人纪念碑。这些就是真空的产物！当然，每一个雕塑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背景、市场的需求，以及雕塑家的个人利益，对此不做细究。但是必须指出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所有这些野蛮的规划出现在一个风格断裂的时代，现代城市不再与时俱进，失去了“流水”的形象，放弃传统，变成了历史的荒漠。
所以这些无法融入莫斯科多样风貌中的奇怪雕塑就显得多余和荒诞。城市睡着了，或者说陷入梦境，无力抵御这些野蛮规划的冲击。穿在城市身上的旧长衫受损，古老的布料上到处都是破洞，有东西正从里面往外钻。
这些不幸的断裂来自何方？有一个悖论：莫斯科存在于自己潜藏的“内在”层面，莫斯科作为一个文本非常发达，它关于自己的话语是多维的，客观公正的，深刻的和令人信服的。但同时其“外在”，即现实空间却正好相反：莫斯科的外观通常是丑陋的，懒散的，非传统的，风格不深刻，完全不令人信服。
实际上这一悖论本身就是一种解释。莫斯科继承了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将世界看成上帝的文本。來自南方的话语是现成的，复杂的，多维的。脑中有这样一种空间话语便不难忘记或者逃避残酷的、无秩序的、不舒适的现实空间。莫斯科很容易沉迷于能够温暖其意识的词语幻境之中。
有一个语文学家对我说过一句话，他狂热和坚定地说：我们的文本里（指的是契诃夫）一切都是美好的，你们这儿却是一团糟。
我倒要问，“你们这儿”指的是哪儿？
这就是对莫斯科悖论的解释：我们这里外表凄惨，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内里，在自我迷醉的文本里一切都已足够美好？
受过高等教育的、纯洁而高尚的人们，我指的是一肚子墨水的语文学家，整天昂着饱读诗书的头颅，不屑于走入现实的莫斯科，宁愿投身于文本的长衫，并完全满足于用文本的世界替代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正是病症所在——读书过多，却不能明辨现实。
如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美好而又可怕的莫斯科病症的恶果。
莫斯科就像一块布料，被撕成一条条的旅游线路，一个个句子和一片片超长的文本。它变成了单维的，与原本多维的城市相比是有缺陷的。
“当然是单维的！”另一个热爱莫斯科、非常熟悉其历史的博物馆员笃定地告诉我，“它是由朝圣的路线编织起来的，从教堂到教堂，从圣像到圣像。它最早就是这样看自己的，现在也是。”
它最早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在它独特的看待自己的方式中始终有一种原则，那便是两种视角的对话、争论和冲突，莫斯科“长衫”的“面子”和“里子”的对话、争论和冲突，光与水的对话、争论和冲突。而这种两面性和激发莫斯科不断书写自我的争论远比将其放入一个统一的大文本有趣而富于意义。
将莫斯科阐释为单维文本的尝试不过是逃避更多的维度，害怕承担第三罗马构建现实空间的责任。
莫斯科这件长衫的布料也经历过另外一些时代，那时候裁缝们是睁着双眼剪裁它，同时考虑到城市的历史和未来，放在首都规划的宏大背景中。
我们很难充分评价中世纪空间意识的经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4世纪莫斯科建造者的观点自然迥异于现代建造者，所以很容易想见，我们考虑的不是同一个城市。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世纪进入莫斯科的经典建筑，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时期对莫斯科的改造我们更容易理解也更亲近。这种改造充斥着大量的冲突，不仅是风格上的，而且是观念上、哲学上、神学上的冲突。那个时候莫斯科的“长衫”全是褶皱。迁都彼得堡之后莫斯科的面貌多样起来，五彩纷呈，绝不单一。可是即便在那个争议时期莫斯科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创作，用各类时至今日都无可争议的杰作来装饰自己。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够：帕什科夫楼，以及其建造者，给我们留下零星俄罗斯古典主义典范之作的卡扎科夫。
唉，18世纪末莫斯科的总体形象是一幅有生命的风景画，可惜我们今天只能想象了。1812年的那场大火，拿破仑的破坏将第三罗马化为灰烬。
大火后的莫斯科很快重建了自己的形象。我们今天仍然认为它的这幅自画像是具有很高辨识度的范本。外部世界以最残酷的方式进入：用战争，直接军事入侵的方式。但是莫斯科能够将这种祸变成福。
这是一种公开的行动，而且效果显著。莫斯科质料的复杂性增加了，而且保留了原初的首都三要素：面子 里子 废弃房屋和穿堂院组成的夹层。
20世纪初的经验也非常有意思。结构主义者锋利的剪刀开始加入莫斯科的改建。他们裁剪出的莫斯科很大一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在设计规划的想象阶段。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象，不管怎么说，它保留了莫斯科的特点：充满梦想的、面向不可知未来的自我书写。
所以说，它只会阅读自我而不愿审视自我的说法是不对的。文学的病症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它。莫斯科永远有一双善于内省和外观的眼睛。
问题在于是否愿意进行新的城市设计，文本上的和现实中的。我们是否能等到莫斯科设计师的新一轮幻想（毫无头脑的？或者相反，非常明智的）——巨大的莫斯科“长衫”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当然，我们非常希望这样，至少幻想一下总可以吧。以便莫斯科今后在改变形象的时候考虑到它质料的意识构形特点。这里指的不仅是石头、树木、玻璃、金属或不牢固的塑料。这些脆弱的物质对莫斯科来说不过是外表，是决定城市风景的内在时间流动的外在形式。当然也不仅指语言，这是莫斯科第二种看不见的质料。这里说的是精神联系的总和，是城市记忆系统，因为它保留了莫斯科历史拼图的多样统一性。可以运用“域”这个隐喻——引力域，权力域，能够将首都拼图的各个相互冲突的部分拢在一起的域。
在莫斯科这一域是变动的，流动的，像水一样无固定形态的，但它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个有意识的域中保留了各历史时期的构形信息。分布各处的古老宝地保留了莫斯科质料的多中心特质。如今这些宝地通过各种方式联结起来——实用的，非实用的，朝圣的，文本的，声响的，鲜活的，永不停歇的。这一线性龙卷风在莫斯科最早被发现，但它只是莫斯科的一部分，是时间流的一部分。最后还有空间系统，与静止的欧洲空间不同，甚至相反——可塑的，不稳定的，神经质的，我们的首都是这些变换不定的空间进行持久争论的舞台。
只要在特维尔大街走一遭，就可以感受到这种隐形争论的激烈程度。从位置低矮的马涅什广场（广场上有一座搞不清名目的翻新建筑）向上走，穿过十字路口，左边是邮政大楼，右边又是几个演艺界名人的雕像。然后继续上行，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地方，只是类似，不是真正的广场，从左往右是逐渐走低的。从左边市政府大楼（楼层都比旁边的楼高一层。这就是权力！赶紧躲远点儿）往右，穿过骑在黑色铁马之上的多尔戈鲁基大公雕像，也就是往下，通向斯托列什尼基胡同，通向共产主义①，通向总检察院。从这个所谓的广场边上走过，继续沿着特维尔大街上行，没走两步你两只耳朵就能感受到街心花园贯穿风的轻拂。这时候应该停下脚步，因为普希金广场的历史积淀足够厚重，这样一篇小文难以尽述。但是通过这不长的散步已经可以感受到，莫斯科多么狂热地揉搓、拉伸、撕扯着自己巨大的布料。它的布料样式、它的无尽文本被裁成鲜活的线条。它们是那件半空的首都“长衫”布料的实质，那件有破洞、用锦缎补好、里面寒冷、脚下灌风的长衫的本质。
真心希望，未来的莫斯科剪裁师記住这一点，小心地挥动剪刀，在裁剪之前反复仔细地量好尺寸。
莫斯科的布料是多维的。它不可能被纳入一个单一的城市模型之中。“长衫”的移动会很快破坏掉这种模型。首都会把揉皱的袖子移到别的地方，拍打破旧的衣襟，一切都改变了。
莫斯科大于一个城市。应该拓展通常的测量范围：如果说它大于一个城市，那么它就是一个国家。
莫斯科=国家，这个公式有着超强的适用范围。它允许首都的布料微粒自由移动，并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吸引和排斥，直到固定的城市景观被打破。
莫斯科内部有很多城市。刚才提到的特维尔大街一线就至少有三个：马涅什城，市府城，普希金城。总共有三十三乘以三个城市，或者更多。它们用轻柔的（沉重的）莫斯科布料连接起来，有的地方是血肉，有的地方是空白。
应该明白最简单的（最复杂的）东西：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裁缝。它是一个寻求救赎的自我书写者，就像一个被从君士坦丁堡“父亲”那儿夺走的孤儿该做的那样。正因此它也吸引着如此众多的城市书写者，就像托尔斯泰这个孤儿，不仅是寻求书写，更是寻求救赎。
如今对莫斯科的书写有些操之过急，有些粗糙，屈从于个人动机，但这一切都不是梦，不是存在在时间上的断裂。
只需要认真观察，更广泛地关注散布各处的莫斯科服装的所有波动与堆积。这样的观察有可能会看到比城市更大，甚至比国家更大的场面。一个国家有可能难以被纳入习惯的建筑文学框架，但可以被放进一件“长衫”之中。
① 本篇原题《Про халат》，作者安·巴尔金（Андрей Балдин）生于1958年，作家、画家、建筑学家。——译注。
①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六卷《战争与和平》（二），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译注
①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六卷《战争与和平》（二），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译注
② 俄语词Воронка既有黑色的义项，也有漏斗的意思。——译注
① 古罗马时的男外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译注
① 斯托列什尼基胡同下方是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所在地。——译注
这一形象从造型和灵活性的角度来看颇有意思，有那么一点儿松垮，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空心，恰恰符合莫斯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身体特点。不仅是身体，还有思想，抑或说是自由的莫斯科语言的特点，如此轻松地就表达出我们的意识——这语言喧闹，自如，温暖我们，让我们泰然自若。难道我们的文本不正像一件硕大无边的长衫吗？
不过，存在着一些正儿八经的根据，能使我们更认真地考察一番这一比喻。
“大长衫”隐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比喻是舶来品，尽管这些证据来自传说。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一种历史逻辑：在那个时期莫斯科出现在欧洲的视野中，同时它也发现了欧洲。研究者们认为，当时封闭的莫斯科国的觉醒与世界版图的总体变化有关。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引发整个基督教世界采取应对措施。欧洲准备发起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以夺回君士坦丁堡。而莫斯科作为第二罗马的东正教继承者被召唤参加征讨。莫斯科虽然没有立即回应，但最终同意参战，于是这个从前自成一体的封闭王国终于打开了门户。
从那一刻起开启了莫斯科历史的新篇章。从前它自己书写关于自己的童话，现在有了外在的书写者。这些书写者所塑造的形象并非都是美好正面的。有的作者对莫斯科赞美有加，把它当作第三罗马的象征；有的作者则对莫斯科加以嘲讽。
在时间上这差不多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时。那个人发现了美洲，而莫斯科发现了自我，在地图上，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两个俄罗斯童话撞到一起，“正面的”和“反面的”——敞开的莫斯科大长衫。
通常当我们谈论长衫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著名形象。
第四卷，第五部，第一章。皮埃尔·别祖霍夫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它就像一件旧长衫一样舒适合体。
托尔斯泰非常详细地刻画了这一形象，赋予它哲学深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忧郁心情。但这是后来的隐喻，我们下面还会谈到。有意思的是，这一隐喻有其历史根基，关于长衫的神话早就存在。
莫斯科古老的“布料”究竟是什么？
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水崇拜者。他们与多神教比较接近，后者根据河水流动的形象解释时间的流逝。
水——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莫斯科布料。
水流淌着，奔跑着，停留在莫斯科的低洼地带，形成一个漂亮的图案——仿佛绣在丝绸上？绿袍上？银丝织锦缎上？
如今那个古老的图案在首都的水文地图上得以复原。最典型的图景就是：莫斯科河蜿蜒回旋，周围交错着几十条小河，小河流入大河，或者螺旋式流入水洼大小的湖泊和泥泞的沼泽。这里所有线条、点的形状在最早的莫斯科水文图上都有显示。
如今这张水文图的大部分被收入管道里，压到柏油马路下。虽然看不见，但不应该低估它对莫斯科外形的隐性影响。首都一如既往地在流动，在原地打转儿，像干旱的空地一般下陷，或者像一股强劲的浑浊气流带着又一条新开辟的大街飞向地狱。在形而上的层面，莫斯科仍然保持着变化多端的水的身形，而绝非石头的形状。
我们的先辈们将这一状态视为唯一可能的标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地方都是变动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城市可能被严格地条块化、片区化，一成不变。
如果细看，便能立刻分辨出莫斯科之水的暗流涌动，这可不是日益延展的灰色柏油路面，而是奔涌的黑色潮气，比如说在首都环形城墙南段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下面就有这样的暗流。这里是莫斯科最早受洗的地方之一，而它受洗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平台，一个漂浮在芬兰潮流之上的基督教木筏。
现如今这座木筏修道院一面冲着莫斯科河（以便随时逃走？从旧信仰逃向新信仰），另一面冲着多少有些混乱的城市柏油路，潮湿的集市和谢尔普霍夫土墙，这土墙早已不是土墙，而是暗流，最黑的水流。
由此可以对“莫斯科布料”做出第一种解释，在这一布料中有两层——即这个长衫城市的面子和里子。在莫斯科接受基督教之后，先前的信仰仿佛沉入地下，但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起来，以暗流的形式在地下涌动。
潜藏于地下的物质一般比较冷，我们将其比作丝绸——滑动的，闪变的，紧贴肌肤。
还有一个来自古芬兰人的说法，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莫斯科长衫的里子是什么质地，必须要听听这一说法。
宗教礼仪上将水与时间等同，两种东西都平稳流淌，让人联想到永恒，这里是指“源头”和“诞生”两个概念的相近。由此，河口以及流入大江大海的地方让水崇拜者想到时间的终结，想到无限和死亡。
这种说法始终让莫斯科感到不安。
因为在莫斯科的庞大水系中，类似這样的河口有很多。最初的莫斯科人在这些汇聚时间和水的地方埋葬（救赎）死去的人。考古学家指出，莫斯科市界以内这些地方地质特别密实，仅小环内就有七十余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理想国”，附近的许多朝圣者纷纷慕名而来，他们不仅埋葬、救赎逝者，而且祈祷，希望在灵魂上与来世亲密接触。
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这些圣地并没有连成一片完整的区域，而是散落在各处，利用莫斯科分散的地形形成了诸多相互看不见的隐居之地。
正是在形成关于世界构造观念的最初时期，莫斯科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在各类翻译中这个称谓始终和水相关：莫斯科的意思是“牛之河”或“熊之河”，甚至是“潮湿的水”。这就是对这个“理想国”名称的阐释。
那么，莫斯科“衬里面料”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群星闪耀的组成。
流光溢彩：丝绸就是丝绸。
这一理想国的基础是星星点点的水一般丝滑的流动面料，是救赎和升天的宝地，这就是莫斯科原初的状态。 基督徒们接受了它，逐步将其提升到“人间天堂”的理想称谓。在这一点上基督徒们有着自己可以被感知的逻辑，因为这个地方原初的名字其实已经无声地向他们诉说着这一点。
因为这一名称，莫斯科以一种傲视天下的姿态于1326年获得了都主教教区首府的地位，并于158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教会。
有趣的是，到晚近时期，在20世纪无神论的红色罗马帝国中，莫斯科仍然保留了特殊的典范的领地地位。这样一来，它无形中成为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或者无信仰群体的救赎之地。
莫斯科至今也还保有信仰：它仍然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之邦”。在它的意识中，神奇的水一般丝滑的长衫里衬仍然在它灵魂的领地上流淌延展，汇聚为一个个节点和褶皱。
莫斯科打算穿着这件无形的长衫（以此自救），直到永远。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到的不是灵魂的形状，而是钢筋水泥树木的集合，所以莫斯科原初的拼图结构很有意义。首都时至今日仍然是分散的，它不屈从于任何统一的企图，总是能从各种联结的方案中找到保持自己多中心本色的方法。
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莫斯科刚开始接触外部世界，在中世纪和新时代交替的时期，除了莫斯科的自我叙说，又加入了外部的叙事视角。莫斯科整个就是一块布料，驱动着轻盈的（几乎全是木制的）身体，与到处漫溢的、奔腾的、流淌的、静止的水系融为一体。
那么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讲述莫斯科的呢？
最早对莫斯科进行描述的欧洲人是意大利人。约瑟法特·巴尔巴罗和阿姆布罗卓·孔达里尼。他们在15世纪70年代来到莫斯科，两人都是从波斯返回欧洲的路途中经过莫斯科。也许正是因为中转路过，莫斯科在他们的眼中呈现为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将城市比喻为大长衫的说法，一半鞑靼式，一半波斯式。
新的隐喻产生了：这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些漂移不定的衣服的集合，这些衣服图案各异，有的地方破旧，有的地方镶金。在外国人的眼中莫斯科展开的不是街道，而仿佛是长袖，在十个地方拧成褶皱。到处都是破洞，透着冷风，仿佛宽大的裤腿脱落，双腿被风直吹。
孔达里尼从克里姆林宫观察到了莫斯科布料的颤动，他在那里见到了伊凡三世大公及其希腊妻子卓雅（索菲娅），第二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他们的皇宫像一个硬纸盒一样摇曳不定：那里一切都在风中晃动。在层层堆积的院墙上方飘荡着金龙和金狮的图案，动物都是活的，树木摇晃着枝条，群山峰峦叠嶂，与皇宫一起晃动。
窄小的窗户外面神奇的大地正分崩离析，像毛毡一样四散逃开。
阿姆布罗卓·孔达里尼在这梦幻之地逗留了四个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描述了莫斯科。他也提到了长袖空空的袍子，当然有明显粉饰的痕迹，这是必要的：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莫斯科的君主相信，他的国家已经快成罗马了，就差攻陷君士坦丁堡了……
嗯，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可以认为这些粗略的记述是最早的妄言，外国人将会一直用这些不实之词消遣莫斯科。在这些外部记述中有很多在我们看来都是扯淡，有些东西我们也会不经意间去重复，有些东西我们会愤怒地否认。但不得不承认，在最初的莫斯科画像中，它不是石头，而是布，是披肩，是肥大的长衣。这倒是抓住了莫斯科本质的关键点。外形上的特点！那又何妨？这可是出自精通建筑外形的意大利人之口。
莫斯科还将不止一次地享用他们的功劳。
顺便提一句，孔达里尼在莫斯科期间还与自己的老乡，著名建筑师费奥拉万蒂进行过交流。后者彼时正在改建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
这里又有一个关于莫斯科的外衣和衬里的小故事。本地的石匠们建教堂特别随意，轻易更改教堂的边界，导致教堂三次坍塌，他们仿佛是在建一个硬纸板小屋。费奥拉万蒂曾向大使抱怨过莫斯科工匠们无畏的争吵和忙碌，认为这比严重失误和地震（确实地震过，地震让快要竣工的教堂第三次坍塌）更糟糕。可以推断出，较之于考虑不周和地震而言，对莫斯科妨碍更大的是它的随意性，它衣服上松开的腰带，这件大长衫总是在风中玩耍，大笑。
孔达里尼走了，带走了关于克里姆林宫变动不居的记忆。傲慢的莫斯科只是挥了挥衣袖为他送行。
值得一提的是，费奥拉万蒂完成了任务，他用铁夹子把空间固定起来，用别针把长袍夹住。大教堂稳稳地立了起来。
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的衬里，而是它的脸面，是节日的盛装。
还要对亚里士多德·费奥拉万蒂多说两句。这是一个倔强的意大利人，他更像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他第一个真正地运用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体系来固定易变的莫斯科坐标。他多次在这个国家旅行，到过最北边和最东边，在那里寻找有助于凝聚分散空间的特殊建筑形式，努力将离散的土地变成枢纽，变成城市，变成聚合体。
在一个貌似没有规则的空间里寻求规则并非易事。
基督教在莫斯科宣布了这样一条法则：从一开始它就是悬在这片潮湿深渊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其之上，用威尼斯的办法，仿佛是在木桩之上建起了新的都城。
这让我想起了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木筏”：起初它只是在史前的大海之上漂流。它旁边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已经高高耸立，立在坚实的基督教的“平台”之上。
由此出现了新的“上层”象征：平台，栈桥。
历史学家伊万·扎别林在19世纪末写道，“莫斯科”的名称来源于“栈桥”一词。这种说法在语言学上是有问题的，但在建筑学上却站得住脚。莫斯科的空间自接受基督教以后被分成两部分，精神上两个层级。新信仰的栈桥高居于其他旧信仰的波浪（沼泽？大海？）之上。
它们拔地而起，在拯救人们，与先前一样的救赎，受洗的新莫斯科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个约言的国度。
所有这一切乍看起来都是老故事。
但是即使新故事，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彼得时期到后彼得时期的故事，如果细看起来，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莫斯科的最初（秘密的、理想的）符碼。 这里恰好出现了我们提到过的托尔斯泰的形象：莫斯科=长衫。他用了一整章来讲述这一形象，非常详尽。这里不可能全文引用，只引一些片段。
例如，皮埃尔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这一段。在彼得堡他又一次与妻子海伦闹崩，并且看见，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在舞会上的热情会面，看到他们两人的美好前景，而这一切让他既高兴又忧伤，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未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他无力继续观察这一切，于是启程回莫斯科。
从石头之城去往棉布之城，绸缎之城，毛毯之城。
在莫斯科，皮埃尔“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安静的港湾。他在莫斯科变得平静、热情、习惯甚至肮脏，就像穿了一件旧长衫”。
就是这个，无底的莫斯科长衫！
“整个莫斯科社交界，从小孩到老人，迎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早就虚位以待地欢迎他的到来。”①
接下来用三段详细地描述了莫斯科对皮埃尔的热情接待。
可是突然笔锋一转：“七年前，他刚从国外归来时，假如有人对他说，他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去筹划什么，他的航道早已打通，永远定规好了，不管他怎么折腾，总是依然如此……他现在就是七年前他非常鄙视的莫斯科退休侍从。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另外一种想法使他大吃一惊：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等到从那儿出来时，齿发全无了。”①
就这样，托尔斯泰一次性地展现了莫斯科这件长衫，而且把里子都掏了出来。长衫其实好坏兼具，既热又冷。就是这样一个“双层”隐喻：优缺点融于一体，莫斯科的长衫对皮埃尔来说既美妙又可怕。这就是正确的、多层次的、关于莫斯科的真实隐喻。
完全可以推断出，托尔斯泰知道一些这方面不常用的民间俗语。有许多俗语他是从达里词典借来，放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语言中。
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内心温暖，脚底嗖凉”，这绝对是说莫斯科的，因为它裹紧了自己硕大的长衫。“死神要比衬衫更接近身体”，这里应该改为“比长衫更接近”。死神是近的，它就在脚下，像看不见的水在流淌。
“没有什么是不值一提的，也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的，都一样：只要能竭力躲开生活就好！”皮埃尔想，“只要能不看见它，这个可怕的它。”
托尔斯泰准确地意识并感知到了莫斯科的双重性，这是由于他本人也具有深刻的双重性：“面子”和“里子”，精神与肉体，基督徒与多神教徒。
托尔斯泰家族的故事，即14世纪沃尔康斯基公爵娶了一个当地的芬兰姑娘，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开启了这种双重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种悲催的“双层性”，他对“杂种”这个词如此敏感并非偶然，正是因此他很清楚莫斯科的阶层冲突。他对莫斯科有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带着激情去写莫斯科，把它写得如此真实。他神化了莫斯科，同时又害怕莫斯科下面敞开的深渊。由此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很多这样奇怪的组合：娱乐与恐惧，安宁与死神吹来的穿堂风，这都是莫斯科大长衫的面子与里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们不易觉察的崇高激情。托尔斯泰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寻找理由为半多神教的莫斯科和半多神教的自己重新受洗。不仅是受洗，而且是救赎（“只要能不看见它，这个可怕的它”）。
他在1812年事件中找到了最佳的、决定命运的理由。他确信，那时候的莫斯科经受了火的洗礼。它的牺牲是福音书式的。他认为，这一事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领悟，他们只是沉迷于残酷的战争旋涡。那么他，托尔斯泰就应该肩负崇高的使命，道出大火洗礼的真相，写下变容后莫斯科的新篇章。
同时，在这分宗教的努力中，托尔斯泰希望不是作家，而是新历史的缔造者能够重新进行洗礼，用同样的火救赎自己，将“低下的”湿气从自己有血有肉的肌体中驱赶出去。这是非常残酷的努力！因为托尔斯泰本性上是一个“水做的”人，是一个魔法师，一个能够看见湿气的人。他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令人向往的聚水之地。庄园位于一个平缓的坡地上，从创建到鼎盛都不缺水，是一块多神教的宝地。各路鬼神在附近的阔叶林和桦树林里出没，藏身于雾中，而雾一般在半夜从沃伦卡河的黑水中升起。
沃伦卡河，恰恰也是一个双层的名称：其中既指黑色的河水，也指有一个通向地下的洞，通往难以辨明的古代空间。②
当然，托尔斯泰意识并感知到这一点是凭借自己上面思维清晰的脑袋和下面蒙昧的、有着芬兰基因的身躯。否则他是写不出如此坦诚而又异常令人信服的打猎和多神教节日狂欢的章节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因此，用火为自己和1812年的莫斯科进行洗礼，这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还是一种尝试：他努力想砍掉身上的另一半，那代表原欲的下半身。不是砍去，而是烧掉，烧去全身的水分。
就这样，莫斯科在托尔斯泰这里成为新的罗马。
他决定让它穿上新的衣服（从长衫换为托加①？）。
关于罗马的典故在描写1812年的莫斯科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还在喀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刚学数目学的托尔斯泰就算出，君士坦丁大帝击败多神教徒马克森提并宣布开启基督元年的伟大罗马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9月1日，这与1812年8月26日的波罗金诺战役正好相差一千五百年。五天可以忽略不计，有可能是因为新旧历在一千五百年间的差距造成的。那就是说，托尔斯泰认为，在历史的螺旋式循环中这其实是同一场战争。
对他来说，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罗马受洗在托尔斯泰的理解中时间上正好与莫斯科受洗“同步”。他就是这样描写莫斯科大会战的：用君士坦丁大帝的神话来为这一战役做铺垫，给皮埃尔托一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梦，让莫斯科河上空的太阳一如当年台伯河上空的太阳，等等。当然，他得把地图翻转九十度，可是直角对莫斯科有什么意义呢？对托尔斯泰来说，形而上的相似已经足够明显了，根本不用去看什么角度。
接下来，罗马得救，重新受洗，那么让莫斯科也得救，并按照托尔斯泰的新神話进行受洗。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并没有立刻、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托尔斯泰的罗马式改造。莫斯科在读完他神圣的作品后，开始是否定新教徒的（只不过没有认真参透他思想的深度，所以小说第一次出版后他很痛苦），但后来深入细读他那鸿篇巨制，认出了自己，于是就相信了。
莫斯科换装了！它将双手伸进纸质的小说长衫的袖子里，在幸福的文学之梦中迷失了自我。
托尔斯泰长衫的比喻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以此验证了狡猾的意大利人最初的总结：对，莫斯科是一件大长衫。
托尔斯泰是非常认真的。所以用自己的罗马纸样获得了胜利。对于新莫斯科的建立，没有人像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裁缝”托尔斯泰这样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一点恰恰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莫斯科恢复首都地位并成为红色罗马。斯大林的风格只有一半是罗马式的，即上面，面子的部分。他的里子则完全是文学式的，文字式的，托尔斯泰式的。
关于莫斯科是游移的布料以及莫斯科的“面子”和“里子”的猜想都是正确的。“面子”鼓鼓囊囊，让人开心，叫人害怕，但包含意识的“里子”同样强大，它由词语构成，流淌在笔尖，化身为字母！莫斯科的大长衫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在20世纪这一长衫真正地变大了，“外表”变成一个特大都市，“内里”流淌着梦幻般的莫斯科文本。
于是，莫斯科“长衫”的形而上质地是一块多层次、多中心的拼图，圣地散落于各处，每一个都在地图上有自己神秘的点。就像莫斯科的花坛一样，有着诸多年代不明的深厚历史渊源。在每一个这样的根基点——它们并不难分辨，一般看有没有教堂，或者教堂留下的标志，即便这标志是拆迁后的一片空地——在这张莫斯科拼图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藏宝的角落可以听到外面与里面的、光与水的争吵。这是一场深远的、永恒的争吵，是宗教创作的竞争。
大的创作是必需的，它可以刺激这个冰冷空间变幻不定的表层肌理。如果停止创作，莫斯科将永远沉睡。
另一方面，需要聪明地做这件事，哪怕是对莫斯科拼图的复杂性有些许认识。否则，不知道什么怪物会从首都长衫的破洞中钻出来。
而且已经开始往外钻了，正在从一切破洞往外冲，空洞（脑袋里的）相当多。
第三种布料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首都“长衫”的负面布料。除了五彩斑斓的正面，这是从外面看到的莫斯科，除了如水一般丝滑流淌的衬里，还有一大堆洞眼、窟窿和裂口，这些都是第三罗马典范蓝图中的不和谐因素：荒地，裂缝，断路。
首都对真空的状态并不陌生，形而上的真空，不明显的真空，以及明显的真空，表现为莫斯科时不时地进行疯狂的自我毁灭。在这个城市的空地和废墟中常常表现出一些完全荒谬的市容规划。比如说，大部分新建的各类名人纪念碑。这些就是真空的产物！当然，每一个雕塑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背景、市场的需求，以及雕塑家的个人利益，对此不做细究。但是必须指出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所有这些野蛮的规划出现在一个风格断裂的时代，现代城市不再与时俱进，失去了“流水”的形象，放弃传统，变成了历史的荒漠。
所以这些无法融入莫斯科多样风貌中的奇怪雕塑就显得多余和荒诞。城市睡着了，或者说陷入梦境，无力抵御这些野蛮规划的冲击。穿在城市身上的旧长衫受损，古老的布料上到处都是破洞，有东西正从里面往外钻。
这些不幸的断裂来自何方？有一个悖论：莫斯科存在于自己潜藏的“内在”层面，莫斯科作为一个文本非常发达，它关于自己的话语是多维的，客观公正的，深刻的和令人信服的。但同时其“外在”，即现实空间却正好相反：莫斯科的外观通常是丑陋的，懒散的，非传统的，风格不深刻，完全不令人信服。
实际上这一悖论本身就是一种解释。莫斯科继承了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将世界看成上帝的文本。來自南方的话语是现成的，复杂的，多维的。脑中有这样一种空间话语便不难忘记或者逃避残酷的、无秩序的、不舒适的现实空间。莫斯科很容易沉迷于能够温暖其意识的词语幻境之中。
有一个语文学家对我说过一句话，他狂热和坚定地说：我们的文本里（指的是契诃夫）一切都是美好的，你们这儿却是一团糟。
我倒要问，“你们这儿”指的是哪儿？
这就是对莫斯科悖论的解释：我们这里外表凄惨，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内里，在自我迷醉的文本里一切都已足够美好？
受过高等教育的、纯洁而高尚的人们，我指的是一肚子墨水的语文学家，整天昂着饱读诗书的头颅，不屑于走入现实的莫斯科，宁愿投身于文本的长衫，并完全满足于用文本的世界替代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正是病症所在——读书过多，却不能明辨现实。
如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美好而又可怕的莫斯科病症的恶果。
莫斯科就像一块布料，被撕成一条条的旅游线路，一个个句子和一片片超长的文本。它变成了单维的，与原本多维的城市相比是有缺陷的。
“当然是单维的！”另一个热爱莫斯科、非常熟悉其历史的博物馆员笃定地告诉我，“它是由朝圣的路线编织起来的，从教堂到教堂，从圣像到圣像。它最早就是这样看自己的，现在也是。”
它最早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在它独特的看待自己的方式中始终有一种原则，那便是两种视角的对话、争论和冲突，莫斯科“长衫”的“面子”和“里子”的对话、争论和冲突，光与水的对话、争论和冲突。而这种两面性和激发莫斯科不断书写自我的争论远比将其放入一个统一的大文本有趣而富于意义。
将莫斯科阐释为单维文本的尝试不过是逃避更多的维度，害怕承担第三罗马构建现实空间的责任。
莫斯科这件长衫的布料也经历过另外一些时代，那时候裁缝们是睁着双眼剪裁它，同时考虑到城市的历史和未来，放在首都规划的宏大背景中。
我们很难充分评价中世纪空间意识的经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4世纪莫斯科建造者的观点自然迥异于现代建造者，所以很容易想见，我们考虑的不是同一个城市。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世纪进入莫斯科的经典建筑，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时期对莫斯科的改造我们更容易理解也更亲近。这种改造充斥着大量的冲突，不仅是风格上的，而且是观念上、哲学上、神学上的冲突。那个时候莫斯科的“长衫”全是褶皱。迁都彼得堡之后莫斯科的面貌多样起来，五彩纷呈，绝不单一。可是即便在那个争议时期莫斯科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创作，用各类时至今日都无可争议的杰作来装饰自己。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够：帕什科夫楼，以及其建造者，给我们留下零星俄罗斯古典主义典范之作的卡扎科夫。
唉，18世纪末莫斯科的总体形象是一幅有生命的风景画，可惜我们今天只能想象了。1812年的那场大火，拿破仑的破坏将第三罗马化为灰烬。
大火后的莫斯科很快重建了自己的形象。我们今天仍然认为它的这幅自画像是具有很高辨识度的范本。外部世界以最残酷的方式进入：用战争，直接军事入侵的方式。但是莫斯科能够将这种祸变成福。
这是一种公开的行动，而且效果显著。莫斯科质料的复杂性增加了，而且保留了原初的首都三要素：面子 里子 废弃房屋和穿堂院组成的夹层。
20世纪初的经验也非常有意思。结构主义者锋利的剪刀开始加入莫斯科的改建。他们裁剪出的莫斯科很大一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在设计规划的想象阶段。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象，不管怎么说，它保留了莫斯科的特点：充满梦想的、面向不可知未来的自我书写。
所以说，它只会阅读自我而不愿审视自我的说法是不对的。文学的病症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它。莫斯科永远有一双善于内省和外观的眼睛。
问题在于是否愿意进行新的城市设计，文本上的和现实中的。我们是否能等到莫斯科设计师的新一轮幻想（毫无头脑的？或者相反，非常明智的）——巨大的莫斯科“长衫”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当然，我们非常希望这样，至少幻想一下总可以吧。以便莫斯科今后在改变形象的时候考虑到它质料的意识构形特点。这里指的不仅是石头、树木、玻璃、金属或不牢固的塑料。这些脆弱的物质对莫斯科来说不过是外表，是决定城市风景的内在时间流动的外在形式。当然也不仅指语言，这是莫斯科第二种看不见的质料。这里说的是精神联系的总和，是城市记忆系统，因为它保留了莫斯科历史拼图的多样统一性。可以运用“域”这个隐喻——引力域，权力域，能够将首都拼图的各个相互冲突的部分拢在一起的域。
在莫斯科这一域是变动的，流动的，像水一样无固定形态的，但它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个有意识的域中保留了各历史时期的构形信息。分布各处的古老宝地保留了莫斯科质料的多中心特质。如今这些宝地通过各种方式联结起来——实用的，非实用的，朝圣的，文本的，声响的，鲜活的，永不停歇的。这一线性龙卷风在莫斯科最早被发现，但它只是莫斯科的一部分，是时间流的一部分。最后还有空间系统，与静止的欧洲空间不同，甚至相反——可塑的，不稳定的，神经质的，我们的首都是这些变换不定的空间进行持久争论的舞台。
只要在特维尔大街走一遭，就可以感受到这种隐形争论的激烈程度。从位置低矮的马涅什广场（广场上有一座搞不清名目的翻新建筑）向上走，穿过十字路口，左边是邮政大楼，右边又是几个演艺界名人的雕像。然后继续上行，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地方，只是类似，不是真正的广场，从左往右是逐渐走低的。从左边市政府大楼（楼层都比旁边的楼高一层。这就是权力！赶紧躲远点儿）往右，穿过骑在黑色铁马之上的多尔戈鲁基大公雕像，也就是往下，通向斯托列什尼基胡同，通向共产主义①，通向总检察院。从这个所谓的广场边上走过，继续沿着特维尔大街上行，没走两步你两只耳朵就能感受到街心花园贯穿风的轻拂。这时候应该停下脚步，因为普希金广场的历史积淀足够厚重，这样一篇小文难以尽述。但是通过这不长的散步已经可以感受到，莫斯科多么狂热地揉搓、拉伸、撕扯着自己巨大的布料。它的布料样式、它的无尽文本被裁成鲜活的线条。它们是那件半空的首都“长衫”布料的实质，那件有破洞、用锦缎补好、里面寒冷、脚下灌风的长衫的本质。
真心希望，未来的莫斯科剪裁师記住这一点，小心地挥动剪刀，在裁剪之前反复仔细地量好尺寸。
莫斯科的布料是多维的。它不可能被纳入一个单一的城市模型之中。“长衫”的移动会很快破坏掉这种模型。首都会把揉皱的袖子移到别的地方，拍打破旧的衣襟，一切都改变了。
莫斯科大于一个城市。应该拓展通常的测量范围：如果说它大于一个城市，那么它就是一个国家。
莫斯科=国家，这个公式有着超强的适用范围。它允许首都的布料微粒自由移动，并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吸引和排斥，直到固定的城市景观被打破。
莫斯科内部有很多城市。刚才提到的特维尔大街一线就至少有三个：马涅什城，市府城，普希金城。总共有三十三乘以三个城市，或者更多。它们用轻柔的（沉重的）莫斯科布料连接起来，有的地方是血肉，有的地方是空白。
应该明白最简单的（最复杂的）东西：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裁缝。它是一个寻求救赎的自我书写者，就像一个被从君士坦丁堡“父亲”那儿夺走的孤儿该做的那样。正因此它也吸引着如此众多的城市书写者，就像托尔斯泰这个孤儿，不仅是寻求书写，更是寻求救赎。
如今对莫斯科的书写有些操之过急，有些粗糙，屈从于个人动机，但这一切都不是梦，不是存在在时间上的断裂。
只需要认真观察，更广泛地关注散布各处的莫斯科服装的所有波动与堆积。这样的观察有可能会看到比城市更大，甚至比国家更大的场面。一个国家有可能难以被纳入习惯的建筑文学框架，但可以被放进一件“长衫”之中。
① 本篇原题《Про халат》，作者安·巴尔金（Андрей Балдин）生于1958年，作家、画家、建筑学家。——译注。
①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六卷《战争与和平》（二），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译注
①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六卷《战争与和平》（二），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译注
② 俄语词Воронка既有黑色的义项，也有漏斗的意思。——译注
① 古罗马时的男外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译注
① 斯托列什尼基胡同下方是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所在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