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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在中国，一样有技术和教育的赛跑，而城市化则是那条跑道。
“人力资本世纪”
哈佛大学教授高登和卡茨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了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最近这些年，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均教育程度赶上了美国。
教育的发展支持了美国的技术创新，提升了其人均收入水平。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里，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美国的教育恰恰提供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于是美国民众普遍分享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而到了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故事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进步依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依旧，而美国教育体系“生产”技能的速度放慢了。
“二战”后出生的人群，其教育水平的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对他们的要求，于是，人群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受到全球最好的教育，当上了律师、工程师、大学教授或医生，收入迅速提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的制造业迁至其他低收入国家，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工业国成了制造业的接班人，甚至连一些服务业也被外包到其他国家。
在美国，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替代了大量简单的劳动力。于是，在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那些不能被计算机替代也不能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秘书和收银员。
美国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出现两个趋势：一是工会组织的弱化；二是最低工资变化不大，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实际的最低工资是下降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经过了前四分之三世纪的“共同富裕”后，美国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中国城市化“赛道”
对于美国的故事，苹果（Apple）公司是个绝好的例子。产品的设计和公司的管理在美国，产品的售后服务也在美国。而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故事，成了苹果的生产中心。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也躲不过这场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一方面要和自己赛跑，同时，还要与其他国家赛跑。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个赢家。虽然在“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受到了致命的摧残，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相对低价优质，而且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为全球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于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那么，在这场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中国还能赢下去吗？近年来，劳动成本的上升是明显的，虽然笔者不认为这等同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些企业留恋于中国稳定的制度环境、成熟的生产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在观望。但如果按目前的状况，企业的外迁是迟早的事。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同样要面临技术与教育的赛跑，而城市化是这场赛跑的跑道，问题是这条跑道并不平坦。如果城市化进程顺利，中国还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需要进城务工。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从而使城市化率跨越了50％这个门槛之外，其余仍居住在农村。
笔者要提醒的是，对于当前出现产业外迁的趋势，国人应思考接下来还要进城的农民怎样就业。中国的城市化率迟早会达到75％，甚至80％，但问题在于，如果按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农民进城受阻，就会让这个仍有一半农村居民的国家发一场劳动力短缺的高烧。而另一个同时出现的怪事是资本深化过度，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最低。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赢者可以拿参与全球竞争的收入水平，输者只能在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要教育，更要技能
中国要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不太容易。但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
一个事实是，进城的农民工已经成了制造业的主体，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接受教育。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已达到大约8.2年。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农村拖了后腿，因为即使在2005年的小普查中，非农业户口的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已经达到10.3年，而农业户口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6.9年。
农村人口如果上不了大学，又想获得教育回报，就要进城打工。研究发现，教育可以提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而农村人口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如果不转化为进城打工的机会，那么，在农村中获得的回报并不高。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的研究，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农村劳动力增加一年教育所带来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所获得的教育回报，再加上农村劳动力本来教育水平就比较低，于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那么，进城的农村居民命运如何？研究显示，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之间，更高的教育水平仅带来微弱的收入上升。
对于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在农村所受到的教育非常差，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跟不上。如果要适应未来的需要，只有对那些还年轻的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
那为什么不做呢？就按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门槛，农民工留在城市几乎无望，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够结婚和盖房的钱，然后回家。要他们为一辈子的“钱途”再投资于技能培训，根本没动力。而城市的政府也不会为他们投资，因为投资了他们还是要离开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进城农民工留下来，不改变农民工和政府两方面的预期，没希望。
给定现状，还有一个办法是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从数据上看，城市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农村学生的2倍多。这不是钱的事，进城农民缺的是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很难想象在农村可以提供这样的技能培训。
故事还没结束。我的朋友小陈老师告诉我，他有几个小学同学原来在老家的小学里教书，教得不错，但由于收入太低，最近有的转行考了县政府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去做了出租车司机。目前仅从收入上看，做农村教师的确不如开出租车。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人力资本世纪”
哈佛大学教授高登和卡茨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了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最近这些年，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均教育程度赶上了美国。
教育的发展支持了美国的技术创新，提升了其人均收入水平。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里，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美国的教育恰恰提供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于是美国民众普遍分享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而到了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故事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进步依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依旧，而美国教育体系“生产”技能的速度放慢了。
“二战”后出生的人群，其教育水平的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对他们的要求，于是，人群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受到全球最好的教育，当上了律师、工程师、大学教授或医生，收入迅速提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的制造业迁至其他低收入国家，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工业国成了制造业的接班人，甚至连一些服务业也被外包到其他国家。
在美国，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替代了大量简单的劳动力。于是，在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那些不能被计算机替代也不能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秘书和收银员。
美国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出现两个趋势：一是工会组织的弱化；二是最低工资变化不大，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实际的最低工资是下降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经过了前四分之三世纪的“共同富裕”后，美国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中国城市化“赛道”
对于美国的故事，苹果（Apple）公司是个绝好的例子。产品的设计和公司的管理在美国，产品的售后服务也在美国。而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故事，成了苹果的生产中心。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也躲不过这场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一方面要和自己赛跑，同时，还要与其他国家赛跑。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个赢家。虽然在“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受到了致命的摧残，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相对低价优质，而且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为全球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于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那么，在这场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中国还能赢下去吗？近年来，劳动成本的上升是明显的，虽然笔者不认为这等同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些企业留恋于中国稳定的制度环境、成熟的生产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在观望。但如果按目前的状况，企业的外迁是迟早的事。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同样要面临技术与教育的赛跑，而城市化是这场赛跑的跑道，问题是这条跑道并不平坦。如果城市化进程顺利，中国还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需要进城务工。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从而使城市化率跨越了50％这个门槛之外，其余仍居住在农村。
笔者要提醒的是，对于当前出现产业外迁的趋势，国人应思考接下来还要进城的农民怎样就业。中国的城市化率迟早会达到75％，甚至80％，但问题在于，如果按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农民进城受阻，就会让这个仍有一半农村居民的国家发一场劳动力短缺的高烧。而另一个同时出现的怪事是资本深化过度，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最低。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赢者可以拿参与全球竞争的收入水平，输者只能在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要教育，更要技能
中国要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不太容易。但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
一个事实是，进城的农民工已经成了制造业的主体，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接受教育。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已达到大约8.2年。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农村拖了后腿，因为即使在2005年的小普查中，非农业户口的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已经达到10.3年，而农业户口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6.9年。
农村人口如果上不了大学，又想获得教育回报，就要进城打工。研究发现，教育可以提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而农村人口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如果不转化为进城打工的机会，那么，在农村中获得的回报并不高。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的研究，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农村劳动力增加一年教育所带来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所获得的教育回报，再加上农村劳动力本来教育水平就比较低，于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那么，进城的农村居民命运如何？研究显示，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之间，更高的教育水平仅带来微弱的收入上升。
对于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在农村所受到的教育非常差，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跟不上。如果要适应未来的需要，只有对那些还年轻的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
那为什么不做呢？就按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门槛，农民工留在城市几乎无望，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够结婚和盖房的钱，然后回家。要他们为一辈子的“钱途”再投资于技能培训，根本没动力。而城市的政府也不会为他们投资，因为投资了他们还是要离开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进城农民工留下来，不改变农民工和政府两方面的预期，没希望。
给定现状，还有一个办法是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从数据上看，城市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农村学生的2倍多。这不是钱的事，进城农民缺的是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很难想象在农村可以提供这样的技能培训。
故事还没结束。我的朋友小陈老师告诉我，他有几个小学同学原来在老家的小学里教书，教得不错，但由于收入太低，最近有的转行考了县政府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去做了出租车司机。目前仅从收入上看，做农村教师的确不如开出租车。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