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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摘 要] 苏区革命文艺，是在血与火的斗争岁月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它鲜明地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广大工农大众崭新的精神面貌。赣东北苏区的新戏运动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群众性的文艺运动。新戏运动对于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争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苏区革命文艺的精神是很有价值的精神财富，继承与发扬这种精神，学习革命先辈为革命事业执着追求、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品德，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赣东北苏区 新戏运动 苏区文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培植下，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蓬勃的革命文艺运动。它沐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阳光雨露，经受着革命战争的洗礼，为创建“方志敏式”的“苏维埃模范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新戏运动就是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苏区的新戏运动，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最先在红军部队中兴起。当时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宣传的形式多为即兴表演，没有剧本。如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由战士分别扮演红军战士和土豪劣绅，战士提刀捉住土豪劣绅，数落他压迫剥削农民的罪状，然后领呼口号，押着土豪劣绅绕场示众，众人也跟着高呼口号。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戏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在部队表演到在地方演出。这些新戏紧紧围绕政治斗争，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例如，1929年方志敏创作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即取材于当年贵溪县周坊农民暴动，具体描绘了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与斗争场面，其中剧中人物多半是真名真姓，如贵溪县领导暴动的领导人邵忠、邵棠、赵梓明和弋横革命根据地党派去的领导人，化名为老彭的黄道。在这个时期，虽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明确的新戏运动发展目标和要求，但由于革命领导人的重视与倡导以及红军部队演出新戏的影响，苏区内新戏的演出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抓紧新剧、歌曲、化装演讲等工作，并注意这些工作的技术改善”。同年10月，成立了省办专业剧团，称“红色新戏团”，后改为“工农剧团”。“工农剧团”的成立标志着苏区的新戏运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组织结构由3个层次构成：1.专门化的文艺团体——工农剧团；2.遍及全苏区的俱乐部和军人列宁室；3.短小精悍的红军文工团、宣传队、戏剧队和慰劳队等。工农剧团的机构建制为：设正副团长，分别负责行政和业务工作。团内设有党支部和团支部，党支部书记由团长兼。团部下设宣传、乐器、总务、勤杂四个组。总务组主要负责打前站，联系演出和安排吃住；勤杂组分管搬运服装道具；演员、编导人员归属宣传组。工农剧团纪律严明，作风正派，各项工作都制订了规章制度。干群平等，待遇相同，吃的同是派饭，睡的都是地铺。每人每月工资两块银元，后因经费困难，每月只发理发费，草鞋钱，女同志可多领一份卫生纸。团员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心情舒畅。
在新戏运动中，工农剧团受到广大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1932年5月29日公布的《赣东北苏区文化教育概况》中介绍：“设立一个新戏团，设立期间到现在将近一年，现有团员40余人，其中女团员8人，所演戏剧都是这里编的。团内科目：音乐、排演、布景等科。在开始时只训练一个月后，就到各地公演，虽然艺术还差得很，但在久未见过戏面的东北（当年称赣东北为东北——编者），还能到一处即博得一处群众的热烈欢迎。”
工农剧团除了参加苏区的庆祝会、纪念会、祝捷会等演出活动外，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和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他们身背包袱，脚穿草鞋，跋山涉水，始终把面向工农当作首要任务，把戏送到每一个村庄、机关和部队。外出时剧团分为10人一组，四处写标语，画壁画，出墙报，每到一地还参加义务劳动，慰问红军和红军家属，开展革命形势宣传。同时，替烈军属挑水碾米，打扫卫生，有时还帮割禾、砍柴。有红军医院的地方，就举着红旗去唱歌、跳舞，为伤病员洗衣服，清理伤口，深受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从1931年到1934年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先后到了横峰、弋阳、贵溪、鹰潭、万年、乐平、上饶、玉山、婺源等地演出，工农剧团把他们精心编排的节目送到了赣东北苏区的每一个地方。
工农剧团上演了许多优秀的戏剧节目，如《红光在前》《勇敢杀敌》《最后的胜利》《早婚之害》《一起抗日去》《到白区的妇女中去活动》《欢送哥哥上前方》，还有小演唱《送郎当红军》《砍柴女郎》，以及曲艺节目《加紧卫生运动》（鼓词）、《时事小调》（苏州景）、《工农骂蒋》（双簧）等。许多节目久演不衰，深受群众欢迎，《送郎当红军》这一节目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经常在舞台上演出。
除了工农剧团所开展的新戏活动外，苏区群众的新戏活动也开展得相当普遍。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文化工作决议案》提出：“在戏剧运动当中，特别要注意开展群众的演戏运动，广泛建立工厂的农村的学校的戏团组织，注意培养工农群众的演戏人才。”各地各部门俱乐部遵照上级指示加强了所属剧团的工作，经常组织演出活动，演出歌舞、新戏、双簧、活报剧等小型多样的文艺节目。例如，横峰县覆坊乡俱乐部戏剧团，曾上演活报剧《驱逐》，情节内容是由扮演英、美、法、德、日5个帝国主义者的演员，依次出场自白：“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士兵哗变，怎么办？”这时台下事先安排好的观众站起来指责道：“帝国主义这伙凶恶的强盗并不可怕，一旦人民起来革命了，就是他们的未日到了。”接着，领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5个扮演帝国主义者的演员，在一片口号声中连滚带爬，惊惶地逃入台内。这出戏虽然简单短小，效果却很好。当年曾任覆坊乡俱乐部主任的方立春同志说：“俱乐部演出新戏，比我作上两小时的形势报告更带劲哩！”苏区内其它各地俱乐部的戏剧团也经常到外地演出。 赣东北苏区俱乐部也是文化工作重要的部门之一，是一种团结群众、鼓动群众、教育群众的文化机关。部队的列宁室也很活跃，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里驻扎时间较长，就先找两间房间把列宁室布置起来，并开始排练，在这里唱歌、排戏、跳舞，每星期六举办一次文娱晚会，演出自编的文明戏、双簧、快板、歌舞等节目。
为了更好地、更方便地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苏维埃政府另外还组织了宣传队、戏剧队、慰劳队，同时还要求农村、工厂、学校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成立业余剧团（即中央苏区蓝衫团），培养业余演员，开展新戏运动，让红色舞台取代旧舞台。这些文艺小分队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既演戏，又宣传慰问，增添了新戏运动的宣传教育内容，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起到了许多舞台以外的特殊效果。到1934年初，各种剧团或剧社已在苏区遍地开花，新戏运动真正成了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对于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争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方志敏等领导人与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
方志敏同志十分重视苏区戏剧，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带领下，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开展得声势浩大、蓬勃兴旺。
1928年，方志敏首次在赣东北苏区创编了反映传播革命思想，组织武装暴动，夺取苏维埃胜利的多幕歌剧《政权》，并亲自登台演出；1929年，他在《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和苏维埃历史》一文中，充分赞扬了晚会演新剧的苏区文艺活动；1930年，他在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创建了第一个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红色新戏团，次年10月又成立了领导全省戏剧运动的工农剧社；1933年，他在《文化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总结“新剧运动”的经验，并明确地把编演新戏剧列为整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他派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地雷战和红色剧团为赣东北苏区的两大突出事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作了介绍，把新戏运动与军事斗争放在赣东北工作的同等位置之上。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赣东北的新戏运动非常活跃，当时，在赣东北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人烟稀少的山沟里，也能看到新戏听到革命歌曲。在每一个村庄的俱乐部里，在音乐队，戏剧队，慰劳队，工农剧团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能歌善舞的演员，他们是苏区革命文艺的表演者，又是苏区革命文艺的创造者。赣东北的新戏运动，就是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成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戏剧”三大活动区域之一。
1.“串堂”班演革命新戏
弋横暴动以前，赣东北地区除了弋阳有个弋阳腔剧团、上饶有个南广调剧团、德兴有个采茶剧团、万年有个饶河调剧团以外，乡村中最盛行的旧戏班子就是“串堂”班。所谓“串堂”，一般都是由七八人以上组成的业余戏班子，它是一种艺术水平比较低的民间群众艺术团体。戏班里没有导演，也没有演员和乐队队员的绝对分工，每个人一般都要又唱又演，或又演又伴奏，一般都是清唱，有时也要化妆。排练时，也没有什么剧本，而是听师傅唱一句，自己学一句，死记硬背把唱腔、台词学会，然后照着唱。演唱的剧目，大都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赣剧、饶河剧一类传统剧目，有时也会表演一些黄色剧目，有全本，有折子，也有连本。乡村中，每逢过年过节，或做房子祝寿，或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总要请“串堂”班来演唱一番，以渲染气氛。演唱的剧目，一般有《天官》《观音送子》《包公斩包冕》《花亭相会》《龙凤呈祥》等等，都是旧戏。
“串堂”戏在地主豪绅等有钱人的眼里，是属于“下里巴人”式的下等艺术，但是却扎根群众，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赣东北苏区党的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邹秀峰等，也都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当时，赣东北地区稍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串堂”班，有邵家“串堂”，黄家“串堂”，等等。方志敏的家乡湖圹村就有一个叫“同乐堂”的“串堂”班，方志敏的父亲就曾是这个班里打鼓的，叔叔方高汉是打铜锣的。不管什么人来请，他们就去唱。有一次一个姓邵的地主家办喜事，他们也被请去唱了一番，方志敏知道后，责备父亲、叔叔不该去，气愤地说：“捧他的场干啥！”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出，方志敏认为“串堂”不应该为地主阶级服务，而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弋横暴动前后，在赣东北党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倡导下，“串堂”班开始摒弃它落后的一面，演起了新戏。目的是利用这种很普遍的群众艺术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唤醒千百万群众奋起革命，与压迫和剥削穷人的地主老财作斗争。从此，“串堂”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被赋予了革命的新内容，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开始时，由于没有新戏剧本，一些“串堂”班便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将一些老戏加以改造，将老戏的曲谱填上新词，换一个戏名，变成具有革命现实意义的新戏，广泛传播，到处组织演唱。例如：将《击鼓骂曹》《骂毛延寿》等旧戏的唱词稍稍改动，便成为《击鼓骂蒋》《骂蒋介石》，用弋阳腔一类调子演唱。在《骂蒋介石》中有这样一段词：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生是汉家的人，死是汉家的鬼。为什么投日寇，死绝了良心？
《苏武牧羊》这首歌原来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串堂”将这一段唱词改为：革命大家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同一心。除军阀，杀贪污，土劣要灭尽。打倒国民党，消灭白色军。地主资本家，丝毫不留情。经过这样一改，“串堂”演唱的旧戏就变成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戏。“串堂”这一古老的群众艺术，就是这样被改造过来的。
赣东北地区的新戏活动逐步兴起，不但为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在巩固和扩大赣东北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红军文工团的精彩演出
1930年，在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方兴未艾的形势下，赣东北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红色戏团在省苏所在地葛源诞生了。红军文工团演出了不少好剧目，其中有一个鞭挞嫌贫爱富的戏，反响特别大。故事梗概是：有个封建思想十分严重、嫌贫爱富的人，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许配给了有钱的人，二女儿爱上并嫁给了一个穷人。有一天，他过生日，宴请宾客，大女婿大摆阔气，带着厚礼，坐着轿子而去，二女婿因为穷，送不起礼，起初不太敢去，后来还是硬着头皮两手空空徒步而去。老丈人见二女婿穷，又寒酸又没有文化，便想借机戏弄一下。祝寿开始了，厅堂里有钱的人站在大女婿这一边，穷人站在二女婿这一边。叩拜完毕，老丈人说：“今天，我们来作一副回文联，大女婿出上联，二女婿对下联，但开头几个字都得由我讲……”接着，他说了四个字“福如东海”，这时，大女婿接着讲了一通吉祥奉承的话，出了上联：“福如东海，海龙王……”大女婿讲完，厅里响起一片喝采声，说上联出得好，有文采。老丈人听了更是洋洋得意，他又讲了下联开头的“寿比南山”四个字，要二女婿接着对下联。哪知二女婿不慌不忙，说道：“寿比南山，山东老，老奴才，才得成人，人面兽心，心不好，好死不死，死骆驼，驼重不驼轻，轻骨头，头上做土气，气死人。”一说完，二女婿便拱起双手，对老丈人和众人说了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这时，老丈人已气得脸色煞白，而穷人听了非常高兴。这个戏表现了贫苦百姓的智慧和骨气，长穷人的志气，灭地主豪绅的威风，苏区群众非常欢迎。 红军文工团成立以后，在赣东北声名大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交口赞誉。因为它演出的戏，都是为人民群众说话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同时，它的艺术水平也超过了一般的“串堂”班。那时，只要文工团到某某村演出的消息一传开，这个地方的男女老少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把他们远近的亲戚也接来看戏。附近的村庄闻讯，有的打着灯笼，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拿着火把，有的点着松枝、踏着夜色，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演出。老年人上了年纪走不动，也要让年轻的后生仔用独轮车子一边坐一个，推着来一睹为快。不等天黑，看戏的群众就从家里搬来凳子、椅子，在戏台前占个好位子。待到开演时，看戏的群众常常把屋场上或祠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
晚会的程序一般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全体起立；第二项，唱国际歌；第三项，请首长作报告；第四项，演戏。有时，黄镇中的小女儿出来报幕，她虽然只有八九岁，却非常胆大，活泼伶俐，报幕时那神气滑稽、老练，十分惹人喜爱。演完戏后，群众还准备晚餐，或打麻酥果，或煮米粉，或熬稀饭，犒劳演员们。
红军文工团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他们随军行动，有时也参加打仗。到了一个地方，放下行装，就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方针，宣传红军的宗旨。同时，还帮助老百姓扫场院，做农活，打柴挑水。有的地方白军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文工团不但去慰问，还帮助他们搭茅棚、盖新房。因此，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3.方志敏等领导人亲身参与形式多样的戏剧活动
赣东北新戏运动，一开始就以它成熟的演剧形式出现在苏区舞台上，它没有像中央苏区那样，先经过化装宣传、街头剧、活报剧、真人真事剧再到文明戏等演变过程，而是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1928年便创作演出了大型歌剧《政权》，1930年又由方志敏同志亲自编演了四幕三场现代话剧《年关斗争》，这在“红色戏剧”运动史上呈现了另外一种戏剧现象，独辟蹊径，别具一格。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亲自登台演出的大型歌剧《政权》共分五幕，剧情是：在敌统区，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收租逼债，抓丁派税，贫苦的农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我党地下工作者以表哥的身份，潜入白区，同表妹取得联系，在当地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最终将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反霸斗争，夺取了红色政权。方志敏同志亲自编演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写的是贫农张三在地主杨克明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家破人亡，饱受欺凌。后来在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翻身的道理。他满怀阶级仇恨，内心燃烧着炽热的革命火焰，率领四乡农民群众勇敢地冲进了地主家门，摧毁了千年封建巢穴，严惩了土豪劣绅反动势力。
在开展新戏运动中，方志敏等领导人特别注意开展群众演戏活动，注意培养工农群众戏剧人才。同时，在演剧编剧方面，应尽量采取群众化的形式，去除不为群众所理解的对话和场白，利用群众所熟悉的和最简便的演出形式——如街头剧、儿童剧、活报剧等。这里所说的“街头剧”“活报剧”同“儿童剧”一样，是众多戏剧样式中的一些艺术品种。由于赣东北苏区编演的新戏剧目，是以“目前党的中心问题为素材”，所以他们跟随形势的变更而创作出各种题材的新剧本，特别是编成了列宁学校的课本剧，既可用来学文化，又作宣传教育，如果用来演剧，就是文娱作品。如今保存下来的尚有两出，一出是《到白区妇女中去活动》，一出是《检查卫生》（剧本在《工农课本》第103课和第112课）。这样的课本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它“就是宣传革命道理的戏，譬如，我们红军行军打仗，打土豪分田地，都可以编进戏文，我们的战士，根据地的群众看了就会受到教育，一出戏就是一堂课呀！这就是寓教于乐嘛！”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演出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其演出方式主要有节日演出、巡回演出、对台演出、慰问演出、战地演出等数种。
节日演出，又称庆祝演出。每逢重大节日如“三八”“五一”“六一”“七一”、元旦、春节，工农剧团都要从外地赶回省会葛源庆贺公演；或遇重大会议，如纪念会、代表会，祝捷会、表彰会，都要举行庆祝晚会演出。
巡回演出。工农剧团出外巡回演出时，每到一处，都有群众迎送三五里路，沿途接进各家吃饭喝茶，亲如一家。剧团一进村便把早已用竹布画好的数百幅革命图画，分别挂在村头巷尾，演员们站在画布两旁，娓娓宣讲，戏剧内容幅幅画在其间。再到演出时，小孩妇女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地达到了宣传目的。晚会演出程序甚为别致，自有一套固定格式：演出前，先奏一番“闹台锣鼓”，吸引观众，制造气氛。再由剧团作鼓动演讲。开场时，先表演3个歌舞小节目，然后正式演出活报剧、话剧或歌舞剧，最后演出小歌舞如《送郎当红军》等。大幕一落，台上台下合唱小歌舞中的歌曲，激励观众情绪。再呼口号，并由当地苏维埃主席登台作宣传鼓动。例如，主席问：“乡亲们！你们大家说，刚才演得好不好啊？”观众齐应：“演得好！演得好！”主席又问：“乡亲们！该死的国民党白军又要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大家说，怎么办？”众人再应：“参加红军，支援前线，粉碎‘围剿！’”有时，当场即有群众送子参军和青年报名入伍。最后，大家合唱一首曲子《当红军去》：“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伟大的使命，解放受苦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真可恨，压迫与屠杀，工农痛苦到万分。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整个晚会在歌声中结束。
对台演出。这是赣东北苏区的特有做法，犹似老戏班“打串台”的传统习俗。晚会开始，广场四周挂满巨幅宣传彩画，中间为主席台，两边各有一座临时搭成的戏台。开场时，中间在讲解画报内容，两边的一个台上表演活报剧，一个台上由工农剧团演出新戏。这种场面，如旧时乡村的赛会一样，热闹非凡。集会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笑声一片；散戏时，火把点点，游动成龙，遍野飞转，在苏区演出史上展现了一种新的民俗景观。
慰劳演出。这其实就是一种拥军活动。这种演出，有时是为了扩充红军，有时是为了庆功，有时在红军医院慰问伤员，并由此创作了一批“慰劳”节目。 战地演出。为了瓦解和动摇敌人，鼓舞红军的革命斗志，战地演出是工农剧团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们在专门警卫队的掩护下，深入到敌人的炮台底下宣传演唱。演出人员躲在枪弹打不着的隐蔽地方，先是喊话，喊过话就唱歌，唱过歌又喊话，反复交替进行。白军士兵听了，大部分都不吱声，只有个别当官的骂几句，但不敢走出炮楼，只是朝天放几枪壮壮胆子。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上演剧目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话剧、歌剧、活报剧、街头剧、歌舞剧、课本剧、小戏曲、舞蹈、唱歌、快板、双簧、“锣鼓串堂”，等等。
三、继承与发扬苏区革命文艺精神
在那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岁月，萌发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芽，绽放了中国革命文艺第一簇灿烂之花。通过开创性的大胆实践，探索了革命文艺的前进道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骨干。这些，都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做了铺垫、积累、传承和深刻的启示，其丰功伟绩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苏区革命文艺的精神是很有价值的精神财富，继承与发扬这种精神，学习革命先辈为革命事业执着追求、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品德，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区革命文艺的精神中，第一要素是十分明确的工作方针，这在《工农剧社》社歌中就有十分鲜明的反映。《工农剧社》社歌是这样写的：“我们是工农革命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这就告诉我们，以艺术作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服务，就是当时苏区文艺工作的总方针。当年的红军学校俱乐部、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蓝衫团学校和随后组建的苏维埃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直至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原中央苏区的火星剧团、红旗剧团和战号剧团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队，都十分坚定而又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方针，落实了《古田会议决议》，吻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关于文化教育的宗旨。
第二是苏区革命文艺战士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他们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办团办校，在十分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进行艺术创作，怀着饱满的革命激情上前线、到田头、进村庄、为红军战士宣传演出，为工农群众宣传演出，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广大的工农兵紧紧地融为一体。这种精神，在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身上找得到，在苏区广大文艺战士身上全都找得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十分感人。赵品三同志（当时曾担任过工农剧社总社社长）在《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一文中有一段话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说：“战争中，有时得吃炒米，没蔬菜就找泥鳅、野菜吃，没火油就在铁丝编成的笼子内点燃松柴来照亮（人们叫‘松光’），还要在‘松光’下写文章、办公事。油印的腊纸油墨，都得自己发明创造。没有盐吃，就搜扫墙根土熬晒过滤做盐。医院用过的脓棉花，洗了用，用了再洗。以猪油代凡士林。剧团化装是以木炭代墨，以红纸泡水代胭脂，‘松光’代汽灯。幕布不够以被代。但是，不管怎样艰苦，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的，不讲条件的。”就是这样一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浇灌出了苏区革命文艺的灿烂之花。
第三是苏区革命文艺严肃的批判精神。他们以文艺为革命的武器，批判旧世界，批判红军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批判当时农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作品锋芒毕露，所向披靡。
苏区革命文艺，是在血与火的斗争岁月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它鲜明地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广大工农大众崭新的精神面貌，它在继承五四运动革命传统的基础上，胜利地开辟了我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它的光辉实践是如此生动感人。它在革命文艺方面的探索、开拓，给予了以后几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丰厚的传承和深刻的启发，即便对今天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跨入了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同样有着典范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与发扬苏区革命文艺精神，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不断前进。当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遵循“二为”方针，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和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精神，吸取世界文艺和中国古典文艺的精华，继承苏区革命文艺的优秀传统，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各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崭新的精神风貌。这些优秀的精神食粮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强国富民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期待着文艺工作者们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再立新功。○
参考文献：
[1]石雅娟，钱贵成，肖毅.苏区文化新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2]江西文艺史料编辑部.江西文艺史料.第8、第10、第12、第13、第16辑，1990年—1995年.
[3]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文学研究室.江西苏区文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赣东北苏区 新戏运动 苏区文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培植下，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蓬勃的革命文艺运动。它沐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阳光雨露，经受着革命战争的洗礼，为创建“方志敏式”的“苏维埃模范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新戏运动就是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苏区的新戏运动，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最先在红军部队中兴起。当时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宣传的形式多为即兴表演，没有剧本。如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由战士分别扮演红军战士和土豪劣绅，战士提刀捉住土豪劣绅，数落他压迫剥削农民的罪状，然后领呼口号，押着土豪劣绅绕场示众，众人也跟着高呼口号。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戏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在部队表演到在地方演出。这些新戏紧紧围绕政治斗争，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例如，1929年方志敏创作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即取材于当年贵溪县周坊农民暴动，具体描绘了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与斗争场面，其中剧中人物多半是真名真姓，如贵溪县领导暴动的领导人邵忠、邵棠、赵梓明和弋横革命根据地党派去的领导人，化名为老彭的黄道。在这个时期，虽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明确的新戏运动发展目标和要求，但由于革命领导人的重视与倡导以及红军部队演出新戏的影响，苏区内新戏的演出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抓紧新剧、歌曲、化装演讲等工作，并注意这些工作的技术改善”。同年10月，成立了省办专业剧团，称“红色新戏团”，后改为“工农剧团”。“工农剧团”的成立标志着苏区的新戏运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组织结构由3个层次构成：1.专门化的文艺团体——工农剧团；2.遍及全苏区的俱乐部和军人列宁室；3.短小精悍的红军文工团、宣传队、戏剧队和慰劳队等。工农剧团的机构建制为：设正副团长，分别负责行政和业务工作。团内设有党支部和团支部，党支部书记由团长兼。团部下设宣传、乐器、总务、勤杂四个组。总务组主要负责打前站，联系演出和安排吃住；勤杂组分管搬运服装道具；演员、编导人员归属宣传组。工农剧团纪律严明，作风正派，各项工作都制订了规章制度。干群平等，待遇相同，吃的同是派饭，睡的都是地铺。每人每月工资两块银元，后因经费困难，每月只发理发费，草鞋钱，女同志可多领一份卫生纸。团员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心情舒畅。
在新戏运动中，工农剧团受到广大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1932年5月29日公布的《赣东北苏区文化教育概况》中介绍：“设立一个新戏团，设立期间到现在将近一年，现有团员40余人，其中女团员8人，所演戏剧都是这里编的。团内科目：音乐、排演、布景等科。在开始时只训练一个月后，就到各地公演，虽然艺术还差得很，但在久未见过戏面的东北（当年称赣东北为东北——编者），还能到一处即博得一处群众的热烈欢迎。”
工农剧团除了参加苏区的庆祝会、纪念会、祝捷会等演出活动外，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和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他们身背包袱，脚穿草鞋，跋山涉水，始终把面向工农当作首要任务，把戏送到每一个村庄、机关和部队。外出时剧团分为10人一组，四处写标语，画壁画，出墙报，每到一地还参加义务劳动，慰问红军和红军家属，开展革命形势宣传。同时，替烈军属挑水碾米，打扫卫生，有时还帮割禾、砍柴。有红军医院的地方，就举着红旗去唱歌、跳舞，为伤病员洗衣服，清理伤口，深受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从1931年到1934年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先后到了横峰、弋阳、贵溪、鹰潭、万年、乐平、上饶、玉山、婺源等地演出，工农剧团把他们精心编排的节目送到了赣东北苏区的每一个地方。
工农剧团上演了许多优秀的戏剧节目，如《红光在前》《勇敢杀敌》《最后的胜利》《早婚之害》《一起抗日去》《到白区的妇女中去活动》《欢送哥哥上前方》，还有小演唱《送郎当红军》《砍柴女郎》，以及曲艺节目《加紧卫生运动》（鼓词）、《时事小调》（苏州景）、《工农骂蒋》（双簧）等。许多节目久演不衰，深受群众欢迎，《送郎当红军》这一节目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经常在舞台上演出。
除了工农剧团所开展的新戏活动外，苏区群众的新戏活动也开展得相当普遍。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文化工作决议案》提出：“在戏剧运动当中，特别要注意开展群众的演戏运动，广泛建立工厂的农村的学校的戏团组织，注意培养工农群众的演戏人才。”各地各部门俱乐部遵照上级指示加强了所属剧团的工作，经常组织演出活动，演出歌舞、新戏、双簧、活报剧等小型多样的文艺节目。例如，横峰县覆坊乡俱乐部戏剧团，曾上演活报剧《驱逐》，情节内容是由扮演英、美、法、德、日5个帝国主义者的演员，依次出场自白：“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士兵哗变，怎么办？”这时台下事先安排好的观众站起来指责道：“帝国主义这伙凶恶的强盗并不可怕，一旦人民起来革命了，就是他们的未日到了。”接着，领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5个扮演帝国主义者的演员，在一片口号声中连滚带爬，惊惶地逃入台内。这出戏虽然简单短小，效果却很好。当年曾任覆坊乡俱乐部主任的方立春同志说：“俱乐部演出新戏，比我作上两小时的形势报告更带劲哩！”苏区内其它各地俱乐部的戏剧团也经常到外地演出。 赣东北苏区俱乐部也是文化工作重要的部门之一，是一种团结群众、鼓动群众、教育群众的文化机关。部队的列宁室也很活跃，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里驻扎时间较长，就先找两间房间把列宁室布置起来，并开始排练，在这里唱歌、排戏、跳舞，每星期六举办一次文娱晚会，演出自编的文明戏、双簧、快板、歌舞等节目。
为了更好地、更方便地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苏维埃政府另外还组织了宣传队、戏剧队、慰劳队，同时还要求农村、工厂、学校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成立业余剧团（即中央苏区蓝衫团），培养业余演员，开展新戏运动，让红色舞台取代旧舞台。这些文艺小分队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既演戏，又宣传慰问，增添了新戏运动的宣传教育内容，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起到了许多舞台以外的特殊效果。到1934年初，各种剧团或剧社已在苏区遍地开花，新戏运动真正成了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对于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争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方志敏等领导人与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
方志敏同志十分重视苏区戏剧，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带领下，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开展得声势浩大、蓬勃兴旺。
1928年，方志敏首次在赣东北苏区创编了反映传播革命思想，组织武装暴动，夺取苏维埃胜利的多幕歌剧《政权》，并亲自登台演出；1929年，他在《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和苏维埃历史》一文中，充分赞扬了晚会演新剧的苏区文艺活动；1930年，他在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创建了第一个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红色新戏团，次年10月又成立了领导全省戏剧运动的工农剧社；1933年，他在《文化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总结“新剧运动”的经验，并明确地把编演新戏剧列为整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他派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地雷战和红色剧团为赣东北苏区的两大突出事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作了介绍，把新戏运动与军事斗争放在赣东北工作的同等位置之上。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赣东北的新戏运动非常活跃，当时，在赣东北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人烟稀少的山沟里，也能看到新戏听到革命歌曲。在每一个村庄的俱乐部里，在音乐队，戏剧队，慰劳队，工农剧团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能歌善舞的演员，他们是苏区革命文艺的表演者，又是苏区革命文艺的创造者。赣东北的新戏运动，就是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成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戏剧”三大活动区域之一。
1.“串堂”班演革命新戏
弋横暴动以前，赣东北地区除了弋阳有个弋阳腔剧团、上饶有个南广调剧团、德兴有个采茶剧团、万年有个饶河调剧团以外，乡村中最盛行的旧戏班子就是“串堂”班。所谓“串堂”，一般都是由七八人以上组成的业余戏班子，它是一种艺术水平比较低的民间群众艺术团体。戏班里没有导演，也没有演员和乐队队员的绝对分工，每个人一般都要又唱又演，或又演又伴奏，一般都是清唱，有时也要化妆。排练时，也没有什么剧本，而是听师傅唱一句，自己学一句，死记硬背把唱腔、台词学会，然后照着唱。演唱的剧目，大都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赣剧、饶河剧一类传统剧目，有时也会表演一些黄色剧目，有全本，有折子，也有连本。乡村中，每逢过年过节，或做房子祝寿，或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总要请“串堂”班来演唱一番，以渲染气氛。演唱的剧目，一般有《天官》《观音送子》《包公斩包冕》《花亭相会》《龙凤呈祥》等等，都是旧戏。
“串堂”戏在地主豪绅等有钱人的眼里，是属于“下里巴人”式的下等艺术，但是却扎根群众，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赣东北苏区党的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邹秀峰等，也都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当时，赣东北地区稍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串堂”班，有邵家“串堂”，黄家“串堂”，等等。方志敏的家乡湖圹村就有一个叫“同乐堂”的“串堂”班，方志敏的父亲就曾是这个班里打鼓的，叔叔方高汉是打铜锣的。不管什么人来请，他们就去唱。有一次一个姓邵的地主家办喜事，他们也被请去唱了一番，方志敏知道后，责备父亲、叔叔不该去，气愤地说：“捧他的场干啥！”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出，方志敏认为“串堂”不应该为地主阶级服务，而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弋横暴动前后，在赣东北党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倡导下，“串堂”班开始摒弃它落后的一面，演起了新戏。目的是利用这种很普遍的群众艺术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唤醒千百万群众奋起革命，与压迫和剥削穷人的地主老财作斗争。从此，“串堂”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被赋予了革命的新内容，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开始时，由于没有新戏剧本，一些“串堂”班便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将一些老戏加以改造，将老戏的曲谱填上新词，换一个戏名，变成具有革命现实意义的新戏，广泛传播，到处组织演唱。例如：将《击鼓骂曹》《骂毛延寿》等旧戏的唱词稍稍改动，便成为《击鼓骂蒋》《骂蒋介石》，用弋阳腔一类调子演唱。在《骂蒋介石》中有这样一段词：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生是汉家的人，死是汉家的鬼。为什么投日寇，死绝了良心？
《苏武牧羊》这首歌原来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串堂”将这一段唱词改为：革命大家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同一心。除军阀，杀贪污，土劣要灭尽。打倒国民党，消灭白色军。地主资本家，丝毫不留情。经过这样一改，“串堂”演唱的旧戏就变成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戏。“串堂”这一古老的群众艺术，就是这样被改造过来的。
赣东北地区的新戏活动逐步兴起，不但为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在巩固和扩大赣东北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红军文工团的精彩演出
1930年，在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方兴未艾的形势下，赣东北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红色戏团在省苏所在地葛源诞生了。红军文工团演出了不少好剧目，其中有一个鞭挞嫌贫爱富的戏，反响特别大。故事梗概是：有个封建思想十分严重、嫌贫爱富的人，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许配给了有钱的人，二女儿爱上并嫁给了一个穷人。有一天，他过生日，宴请宾客，大女婿大摆阔气，带着厚礼，坐着轿子而去，二女婿因为穷，送不起礼，起初不太敢去，后来还是硬着头皮两手空空徒步而去。老丈人见二女婿穷，又寒酸又没有文化，便想借机戏弄一下。祝寿开始了，厅堂里有钱的人站在大女婿这一边，穷人站在二女婿这一边。叩拜完毕，老丈人说：“今天，我们来作一副回文联，大女婿出上联，二女婿对下联，但开头几个字都得由我讲……”接着，他说了四个字“福如东海”，这时，大女婿接着讲了一通吉祥奉承的话，出了上联：“福如东海，海龙王……”大女婿讲完，厅里响起一片喝采声，说上联出得好，有文采。老丈人听了更是洋洋得意，他又讲了下联开头的“寿比南山”四个字，要二女婿接着对下联。哪知二女婿不慌不忙，说道：“寿比南山，山东老，老奴才，才得成人，人面兽心，心不好，好死不死，死骆驼，驼重不驼轻，轻骨头，头上做土气，气死人。”一说完，二女婿便拱起双手，对老丈人和众人说了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这时，老丈人已气得脸色煞白，而穷人听了非常高兴。这个戏表现了贫苦百姓的智慧和骨气，长穷人的志气，灭地主豪绅的威风，苏区群众非常欢迎。 红军文工团成立以后，在赣东北声名大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交口赞誉。因为它演出的戏，都是为人民群众说话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同时，它的艺术水平也超过了一般的“串堂”班。那时，只要文工团到某某村演出的消息一传开，这个地方的男女老少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把他们远近的亲戚也接来看戏。附近的村庄闻讯，有的打着灯笼，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拿着火把，有的点着松枝、踏着夜色，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演出。老年人上了年纪走不动，也要让年轻的后生仔用独轮车子一边坐一个，推着来一睹为快。不等天黑，看戏的群众就从家里搬来凳子、椅子，在戏台前占个好位子。待到开演时，看戏的群众常常把屋场上或祠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
晚会的程序一般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全体起立；第二项，唱国际歌；第三项，请首长作报告；第四项，演戏。有时，黄镇中的小女儿出来报幕，她虽然只有八九岁，却非常胆大，活泼伶俐，报幕时那神气滑稽、老练，十分惹人喜爱。演完戏后，群众还准备晚餐，或打麻酥果，或煮米粉，或熬稀饭，犒劳演员们。
红军文工团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他们随军行动，有时也参加打仗。到了一个地方，放下行装，就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方针，宣传红军的宗旨。同时，还帮助老百姓扫场院，做农活，打柴挑水。有的地方白军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文工团不但去慰问，还帮助他们搭茅棚、盖新房。因此，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3.方志敏等领导人亲身参与形式多样的戏剧活动
赣东北新戏运动，一开始就以它成熟的演剧形式出现在苏区舞台上，它没有像中央苏区那样，先经过化装宣传、街头剧、活报剧、真人真事剧再到文明戏等演变过程，而是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1928年便创作演出了大型歌剧《政权》，1930年又由方志敏同志亲自编演了四幕三场现代话剧《年关斗争》，这在“红色戏剧”运动史上呈现了另外一种戏剧现象，独辟蹊径，别具一格。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亲自登台演出的大型歌剧《政权》共分五幕，剧情是：在敌统区，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收租逼债，抓丁派税，贫苦的农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我党地下工作者以表哥的身份，潜入白区，同表妹取得联系，在当地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最终将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反霸斗争，夺取了红色政权。方志敏同志亲自编演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写的是贫农张三在地主杨克明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家破人亡，饱受欺凌。后来在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翻身的道理。他满怀阶级仇恨，内心燃烧着炽热的革命火焰，率领四乡农民群众勇敢地冲进了地主家门，摧毁了千年封建巢穴，严惩了土豪劣绅反动势力。
在开展新戏运动中，方志敏等领导人特别注意开展群众演戏活动，注意培养工农群众戏剧人才。同时，在演剧编剧方面，应尽量采取群众化的形式，去除不为群众所理解的对话和场白，利用群众所熟悉的和最简便的演出形式——如街头剧、儿童剧、活报剧等。这里所说的“街头剧”“活报剧”同“儿童剧”一样，是众多戏剧样式中的一些艺术品种。由于赣东北苏区编演的新戏剧目，是以“目前党的中心问题为素材”，所以他们跟随形势的变更而创作出各种题材的新剧本，特别是编成了列宁学校的课本剧，既可用来学文化，又作宣传教育，如果用来演剧，就是文娱作品。如今保存下来的尚有两出，一出是《到白区妇女中去活动》，一出是《检查卫生》（剧本在《工农课本》第103课和第112课）。这样的课本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它“就是宣传革命道理的戏，譬如，我们红军行军打仗，打土豪分田地，都可以编进戏文，我们的战士，根据地的群众看了就会受到教育，一出戏就是一堂课呀！这就是寓教于乐嘛！”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演出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其演出方式主要有节日演出、巡回演出、对台演出、慰问演出、战地演出等数种。
节日演出，又称庆祝演出。每逢重大节日如“三八”“五一”“六一”“七一”、元旦、春节，工农剧团都要从外地赶回省会葛源庆贺公演；或遇重大会议，如纪念会、代表会，祝捷会、表彰会，都要举行庆祝晚会演出。
巡回演出。工农剧团出外巡回演出时，每到一处，都有群众迎送三五里路，沿途接进各家吃饭喝茶，亲如一家。剧团一进村便把早已用竹布画好的数百幅革命图画，分别挂在村头巷尾，演员们站在画布两旁，娓娓宣讲，戏剧内容幅幅画在其间。再到演出时，小孩妇女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地达到了宣传目的。晚会演出程序甚为别致，自有一套固定格式：演出前，先奏一番“闹台锣鼓”，吸引观众，制造气氛。再由剧团作鼓动演讲。开场时，先表演3个歌舞小节目，然后正式演出活报剧、话剧或歌舞剧，最后演出小歌舞如《送郎当红军》等。大幕一落，台上台下合唱小歌舞中的歌曲，激励观众情绪。再呼口号，并由当地苏维埃主席登台作宣传鼓动。例如，主席问：“乡亲们！你们大家说，刚才演得好不好啊？”观众齐应：“演得好！演得好！”主席又问：“乡亲们！该死的国民党白军又要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大家说，怎么办？”众人再应：“参加红军，支援前线，粉碎‘围剿！’”有时，当场即有群众送子参军和青年报名入伍。最后，大家合唱一首曲子《当红军去》：“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伟大的使命，解放受苦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真可恨，压迫与屠杀，工农痛苦到万分。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整个晚会在歌声中结束。
对台演出。这是赣东北苏区的特有做法，犹似老戏班“打串台”的传统习俗。晚会开始，广场四周挂满巨幅宣传彩画，中间为主席台，两边各有一座临时搭成的戏台。开场时，中间在讲解画报内容，两边的一个台上表演活报剧，一个台上由工农剧团演出新戏。这种场面，如旧时乡村的赛会一样，热闹非凡。集会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笑声一片；散戏时，火把点点，游动成龙，遍野飞转，在苏区演出史上展现了一种新的民俗景观。
慰劳演出。这其实就是一种拥军活动。这种演出，有时是为了扩充红军，有时是为了庆功，有时在红军医院慰问伤员，并由此创作了一批“慰劳”节目。 战地演出。为了瓦解和动摇敌人，鼓舞红军的革命斗志，战地演出是工农剧团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们在专门警卫队的掩护下，深入到敌人的炮台底下宣传演唱。演出人员躲在枪弹打不着的隐蔽地方，先是喊话，喊过话就唱歌，唱过歌又喊话，反复交替进行。白军士兵听了，大部分都不吱声，只有个别当官的骂几句，但不敢走出炮楼，只是朝天放几枪壮壮胆子。
赣东北苏区新戏运动的上演剧目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话剧、歌剧、活报剧、街头剧、歌舞剧、课本剧、小戏曲、舞蹈、唱歌、快板、双簧、“锣鼓串堂”，等等。
三、继承与发扬苏区革命文艺精神
在那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岁月，萌发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芽，绽放了中国革命文艺第一簇灿烂之花。通过开创性的大胆实践，探索了革命文艺的前进道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骨干。这些，都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做了铺垫、积累、传承和深刻的启示，其丰功伟绩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苏区革命文艺的精神是很有价值的精神财富，继承与发扬这种精神，学习革命先辈为革命事业执着追求、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品德，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区革命文艺的精神中，第一要素是十分明确的工作方针，这在《工农剧社》社歌中就有十分鲜明的反映。《工农剧社》社歌是这样写的：“我们是工农革命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这就告诉我们，以艺术作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服务，就是当时苏区文艺工作的总方针。当年的红军学校俱乐部、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蓝衫团学校和随后组建的苏维埃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直至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原中央苏区的火星剧团、红旗剧团和战号剧团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队，都十分坚定而又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方针，落实了《古田会议决议》，吻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关于文化教育的宗旨。
第二是苏区革命文艺战士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他们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办团办校，在十分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进行艺术创作，怀着饱满的革命激情上前线、到田头、进村庄、为红军战士宣传演出，为工农群众宣传演出，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广大的工农兵紧紧地融为一体。这种精神，在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身上找得到，在苏区广大文艺战士身上全都找得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十分感人。赵品三同志（当时曾担任过工农剧社总社社长）在《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一文中有一段话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说：“战争中，有时得吃炒米，没蔬菜就找泥鳅、野菜吃，没火油就在铁丝编成的笼子内点燃松柴来照亮（人们叫‘松光’），还要在‘松光’下写文章、办公事。油印的腊纸油墨，都得自己发明创造。没有盐吃，就搜扫墙根土熬晒过滤做盐。医院用过的脓棉花，洗了用，用了再洗。以猪油代凡士林。剧团化装是以木炭代墨，以红纸泡水代胭脂，‘松光’代汽灯。幕布不够以被代。但是，不管怎样艰苦，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的，不讲条件的。”就是这样一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浇灌出了苏区革命文艺的灿烂之花。
第三是苏区革命文艺严肃的批判精神。他们以文艺为革命的武器，批判旧世界，批判红军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批判当时农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作品锋芒毕露，所向披靡。
苏区革命文艺，是在血与火的斗争岁月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它鲜明地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广大工农大众崭新的精神面貌，它在继承五四运动革命传统的基础上，胜利地开辟了我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它的光辉实践是如此生动感人。它在革命文艺方面的探索、开拓，给予了以后几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丰厚的传承和深刻的启发，即便对今天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跨入了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同样有着典范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与发扬苏区革命文艺精神，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不断前进。当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遵循“二为”方针，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和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精神，吸取世界文艺和中国古典文艺的精华，继承苏区革命文艺的优秀传统，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各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崭新的精神风貌。这些优秀的精神食粮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强国富民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期待着文艺工作者们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再立新功。○
参考文献：
[1]石雅娟，钱贵成，肖毅.苏区文化新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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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文学研究室.江西苏区文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