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每次写作前，必须读一页《罗马法》，以便找到简洁的语感。所以《红与黑》字句明晰。
　　 或者也许是家传的缘故：他爸爸是律师，他自己当过政府书记员，跟随拿破仑向意大利进军，目击过马伦哥战役。所以他写拿破仑战争的段落，被海明威誉为天下前二——另一段来自托尔斯泰不朽的《战争与和平》。
　　 职业对写作风格，是有影响的。海明威自己在巴黎混日子时，还兼职记者，给北美的报社写稿;一边写短篇小说，一边偶尔出差去采访，来篇特写。多年后，他认为，记者生涯有利于他塑造自己的冰山风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同感：他老人家也当过记者，而且坚信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记者，虽然他以魔幻著称。
　　 所以辛格先生也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当记者比教书更健康。他说过，曾经有位评论家告诉他，“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我刚刚写下头一行，就已经在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
　　 当然这样也可以别出心裁。比如，纳博科夫就在康奈尔教文学课。所以他用分析文学的方式写了那本奇妙的《微暗的火》——实际上，小说叙述者简直有过度解读之嫌。
　　 职业上最习惯的写作手法，总是会不经意地联系到作者自己。
　　 比如，卡夫卡的冷硬简洁天下无双，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特意借主角之口说卡夫卡是“仿佛描述一架机械一样描述世界”。卡夫卡自己是做什么的呢？答：完成律师培训后，在保险公司工作。
　　 除了笔调，当然还有笔下的人物与历程。福楼拜的父亲是医生，所以《包法利夫人》里，包法利先生也是医生。
　　 巴尔扎克进过法学院，给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当过实习生，非常熟悉民事诉讼流程。所以在伟大的《人间喜剧》里，对种种金融投机和法律程序了如指掌。
　　 村上春树年近而立在自己开的爵士乐酒吧餐桌上，写自己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小说的大多数故事就发生在爵士乐酒吧;几年后，在他的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主角开了个爵士乐酒吧。
　　 麦尔维尔18岁就上船当水手，22岁成了捕鲸水手。32岁，他写了伟大的《白鲸》。米兰·昆德拉的父亲是雅那切克音乐学院的院长，所以他一辈子的小说都在来回折腾七章复调。
　　 李碧华的第一本小说《胭脂扣》，叙述人及其女友都在报社工作，女友更是采访港姐的勤快记者，所以才能顺藤摸瓜，一路寻找如花与十三少当年的冤孽感情——而当时，李碧华自己就是人物专访记者。
　　 世上自然有从历史选材，天马行空的作者，比如博尔赫斯，比如大仲马。但大多数作者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写到一点自己。比如曹雪芹写大观园，我们都知道他在写自己。比如，金庸先生为什么酷爱写趁乱劫掠的无耻兵卒？用他自己在《月云》里所写的原话：“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水浒传》文笔如此简洁精确，杀人场景如同罪案报告，所以我经常怀疑难道施耐庵做过师爷，在衙门里干过活么？不然，否则何至于把朝堂之事写得粗粗疏疏，却对县官孔目、公文刺配、差拨解差、牢城节级如此娴熟呢？
　　 一个人写东西时，最流畅细密的部分，總是会自然而然地泄露自己最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