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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一个合成词，包括“生态”与“文学”两个部分。从关系上看，前者起着修饰及限定作用，后者则显示了其“本质”，即文学属性。然而，从创作实绩来看，大量生态文学作品却压倒性地突出生态主题，而忽略了对其文学性的探索。生态文学变成了书写生态，变成了传达生态主义及生态思想的载体。中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毫无避讳地讲道：“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但生态文学的使命和功能要求，生态文学必须主题先行。”[1]由于对文学性要求不高，生态文学领域出现了泛文学化倾向，越来越多不同类别的作品被归入了生态文学的领地。然而，在创作领域的表面繁华背后却出现了作品总体上的审美性缺乏、可阐释性不足和对现实的穿透力有限等问题。简言之，只考虑生态主题而忽略文学本身的写作倾向，虽然使得生态文学的地盘得以扩充，但也存在导致其内涵渐次窄化的负面影响。那么，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题化”或“主题先行”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现象？
生态文学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产生于现代社会发展之后。19世纪上半叶以来，西方社会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行实现了生产力的空前提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大幅增强。在现代启蒙理性的影响下，人从上帝的手中解放出来，自此，人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彻底变了，自然被“祛魅”而不再具有神性。人类也将自身从自然—非人的世界中剥离出来成为万物的主宰，而自然变成人类有待改造的对象和随时利用的资源。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工业化、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只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此外，现代文化与艺术则表现为“美学概念上的现代性”，“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2]。一个为人类理性大放异彩而欢欣鼓舞的时代，后一种现代性只存在于少数孤独个体的不合时宜的声音之中，而他们在对前一种现代性的质疑、反省和批判中，最早预言了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甚至是生存危机。相比其他问题，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发现和认识则非常滞后。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早期发达工业国家的生态问题早已变得相当严峻，只不过人们长期耽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而无法发现这一新问题。
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这部书后来被追认为现代生态文学的开始标志与奠基之作。卡森在书中揭露了当时美国大面积滥用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读来，书中的内容已不足以令我们感到新奇，但在当时的美国，该书的出版却在读者之间引起了异常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没有关注过杀虫剂所带来的可怕危害和潜在威胁，甚至在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条款。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道：“《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3]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禁用污染性极强的杀虫剂，许多人重新认识身边糟糕的生态问题，他们正在转变对外部环境的看法，不再认为它只是随意奴役的对象。与此同时，正是在“惊醒者们”反映环境问题、表达生态焦虑、传达生态思想的迫切需求下，生态文学开始登堂入室、走向繁荣。正如学者王诺指出的那样：“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4]可以说，生态文学的工具属性是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担负着难以推卸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作为生态文学开始标志和书写典范的《寂静的春天》，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它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它的文学性。至于忽视文学性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考虑范围和研究视野。这也就无怪乎后来的“继承者们”多是在生态主题下打转和做文章，差别在于它们指向或侧重的是不同生态问题。
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初版之际，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大跃进”时期，“人定胜天”“斗天斗地”的口号响彻了全国。虽然中国人民也由此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但是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激情压倒理智的革命年代，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事物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生态思想才开始真正影响中国，中国人才开始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混沌的、原初的、懵懂的、蓬勃的。木心在《九月初九》中提到：“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5]诗人们离开了“自然”便启不了口。从更深层来看，在传统文化中，自然的地位是髙于人的，人归属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是绝对的，但从未听说哪一位古人胆敢声称，自然离不开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拥有着无比宽广的现实、思想及哲学意涵。近代以来，当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自然”的内涵才不断退却、逐步萎缩、遭受改造。同时，国民性改造、民族救亡与社会改造成为国人最切近的精神诉求。于是，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写下了《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大肆宣扬主体精神的诗篇，《笔立山头展望》则出现了这样的诗行：“一枝枝的烟筒都開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底奇花！/近代文明底刚健的严母呀！”出于迎接现代文明和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郭沫若竟然将冒着浓烟的烟囱比作是美丽的花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解除政治枷锁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时代最强音，而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发展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受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一部分作家创作了极具问题意识的生态文学作品，大胆暴露现代化以来的种种生态问题。例如徐刚的报告文学作品《伐木者，醒来！》讲述的是人们为了争当万元户而大量砍伐森林，结果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严重问题。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作品《淮河的警告》写的是淮河水质恶化问题。杜光辉的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写可可西里地区残酷的猎捕行为。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写实性，以及时回应峻急的生态问题。以反映现实、指导现实为主题也是生态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除此之外，从文学史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总是与当代史的发展保持着紧密关联，文学作品也常常作为拯救民族危亡、发动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宣传利器。现在看来，兴起于新时期的中国生态文学也未曾脱离这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链。有学者总结得很好，中国生态文学的产生“不仅是对世界环保潮流的回应，而且更直接地出于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出于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另一种危机’的忧患情怀”[6]。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作家如今又要以文学为武器来挽救生态危机了，这显示了中国生态文学所独有的政治意识、民族情感与精神图景。 李青松认为：“所谓生态文学的主题先行，体现在无论你作品的内容、结构、细节、语言是怎样的，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表达，只要你的作品是生态文学，那么作品的主题都应该主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都应该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7]按照此观点，生态文学的“形式”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表达正确的生态理念。这一观点初看起來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将其与“十七年文学”等“主题先行论文学”联系起来考虑，就更容易联想和推导出它的问题所在。今天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反映正确的阶级观念。为了表明政治立场正确，“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模式变得固定而僵化，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这样的文学作品总体上审美价值低、内容苍白、思想贫乏、可阐释性不强。同理，由于主题先定和受制于单一的意识形态，生态文学作品也就很难避免出现“十七年文学”那样的书写困局。因而，生态文学作家要想继续有所突破和发展，就必须走出主题先行的藩篱。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文学不仅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现实，还要去发现一种更好的生活。生态文学就不仅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为人发现一个更为合适的位置，以便和自然和谐相处。一方面，在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合适的，因为人终归只是自然的一分子，我们应该从古代文化中汲取那些可贵的生态思想资源。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返回那个时代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现代人不可能天天讲那些跟花草虫鱼通款曲共枕席的《聊斋》故事，因为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尤其要警惕现代性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它们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深层文化根源。但是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早已形成了一些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式，对那些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文化衍生物难以察觉辨认。如果不能彻底做出反思与批判，就很有可能喊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却做出顺应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总而言之，生态文学不能局限于作为揭露生态问题、宣传生态知识、提高人们生态意识的载体，而是应该力求在生态思想溯源寻根中提高其思想内涵，在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中实现审美超越，在构建新型人与自然关系中不断尝试。
注释：
[1]李景平：《李青松：生态文学是怎样的文学？》，《绿叶》2020年第8期。
[2][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8页。
[3][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引言”。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木心：《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
[7]李景平：《李青松：生态文学是怎样的文学？》，《绿叶》2020年第8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生态文学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产生于现代社会发展之后。19世纪上半叶以来，西方社会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行实现了生产力的空前提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大幅增强。在现代启蒙理性的影响下，人从上帝的手中解放出来，自此，人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彻底变了，自然被“祛魅”而不再具有神性。人类也将自身从自然—非人的世界中剥离出来成为万物的主宰，而自然变成人类有待改造的对象和随时利用的资源。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工业化、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只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此外，现代文化与艺术则表现为“美学概念上的现代性”，“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2]。一个为人类理性大放异彩而欢欣鼓舞的时代，后一种现代性只存在于少数孤独个体的不合时宜的声音之中，而他们在对前一种现代性的质疑、反省和批判中，最早预言了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甚至是生存危机。相比其他问题，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发现和认识则非常滞后。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早期发达工业国家的生态问题早已变得相当严峻，只不过人们长期耽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而无法发现这一新问题。
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这部书后来被追认为现代生态文学的开始标志与奠基之作。卡森在书中揭露了当时美国大面积滥用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读来，书中的内容已不足以令我们感到新奇，但在当时的美国，该书的出版却在读者之间引起了异常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没有关注过杀虫剂所带来的可怕危害和潜在威胁，甚至在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条款。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道：“《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3]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禁用污染性极强的杀虫剂，许多人重新认识身边糟糕的生态问题，他们正在转变对外部环境的看法，不再认为它只是随意奴役的对象。与此同时，正是在“惊醒者们”反映环境问题、表达生态焦虑、传达生态思想的迫切需求下，生态文学开始登堂入室、走向繁荣。正如学者王诺指出的那样：“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4]可以说，生态文学的工具属性是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担负着难以推卸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作为生态文学开始标志和书写典范的《寂静的春天》，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它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它的文学性。至于忽视文学性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考虑范围和研究视野。这也就无怪乎后来的“继承者们”多是在生态主题下打转和做文章，差别在于它们指向或侧重的是不同生态问题。
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初版之际，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大跃进”时期，“人定胜天”“斗天斗地”的口号响彻了全国。虽然中国人民也由此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但是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激情压倒理智的革命年代，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事物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生态思想才开始真正影响中国，中国人才开始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混沌的、原初的、懵懂的、蓬勃的。木心在《九月初九》中提到：“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5]诗人们离开了“自然”便启不了口。从更深层来看，在传统文化中，自然的地位是髙于人的，人归属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是绝对的，但从未听说哪一位古人胆敢声称，自然离不开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拥有着无比宽广的现实、思想及哲学意涵。近代以来，当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自然”的内涵才不断退却、逐步萎缩、遭受改造。同时，国民性改造、民族救亡与社会改造成为国人最切近的精神诉求。于是，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写下了《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大肆宣扬主体精神的诗篇，《笔立山头展望》则出现了这样的诗行：“一枝枝的烟筒都開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底奇花！/近代文明底刚健的严母呀！”出于迎接现代文明和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郭沫若竟然将冒着浓烟的烟囱比作是美丽的花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解除政治枷锁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时代最强音，而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发展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受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一部分作家创作了极具问题意识的生态文学作品，大胆暴露现代化以来的种种生态问题。例如徐刚的报告文学作品《伐木者，醒来！》讲述的是人们为了争当万元户而大量砍伐森林，结果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严重问题。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作品《淮河的警告》写的是淮河水质恶化问题。杜光辉的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写可可西里地区残酷的猎捕行为。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写实性，以及时回应峻急的生态问题。以反映现实、指导现实为主题也是生态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除此之外，从文学史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总是与当代史的发展保持着紧密关联，文学作品也常常作为拯救民族危亡、发动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宣传利器。现在看来，兴起于新时期的中国生态文学也未曾脱离这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链。有学者总结得很好，中国生态文学的产生“不仅是对世界环保潮流的回应，而且更直接地出于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出于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另一种危机’的忧患情怀”[6]。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作家如今又要以文学为武器来挽救生态危机了，这显示了中国生态文学所独有的政治意识、民族情感与精神图景。 李青松认为：“所谓生态文学的主题先行，体现在无论你作品的内容、结构、细节、语言是怎样的，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表达，只要你的作品是生态文学，那么作品的主题都应该主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都应该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7]按照此观点，生态文学的“形式”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表达正确的生态理念。这一观点初看起來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将其与“十七年文学”等“主题先行论文学”联系起来考虑，就更容易联想和推导出它的问题所在。今天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反映正确的阶级观念。为了表明政治立场正确，“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模式变得固定而僵化，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这样的文学作品总体上审美价值低、内容苍白、思想贫乏、可阐释性不强。同理，由于主题先定和受制于单一的意识形态，生态文学作品也就很难避免出现“十七年文学”那样的书写困局。因而，生态文学作家要想继续有所突破和发展，就必须走出主题先行的藩篱。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文学不仅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现实，还要去发现一种更好的生活。生态文学就不仅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为人发现一个更为合适的位置，以便和自然和谐相处。一方面，在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合适的，因为人终归只是自然的一分子，我们应该从古代文化中汲取那些可贵的生态思想资源。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返回那个时代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现代人不可能天天讲那些跟花草虫鱼通款曲共枕席的《聊斋》故事，因为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尤其要警惕现代性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它们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深层文化根源。但是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早已形成了一些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式，对那些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文化衍生物难以察觉辨认。如果不能彻底做出反思与批判，就很有可能喊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却做出顺应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总而言之，生态文学不能局限于作为揭露生态问题、宣传生态知识、提高人们生态意识的载体，而是应该力求在生态思想溯源寻根中提高其思想内涵，在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中实现审美超越，在构建新型人与自然关系中不断尝试。
注释：
[1]李景平：《李青松：生态文学是怎样的文学？》，《绿叶》2020年第8期。
[2][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8页。
[3][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引言”。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木心：《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
[7]李景平：《李青松：生态文学是怎样的文学？》，《绿叶》2020年第8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